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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说，他想写一本类似《百年孤独》的书，写着写着觉得自己的文笔还像小时候那样不够好，“那就一点一点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吧？！”
《我们都是赶路人》《时光洄游》相继面世，它们与音乐共同构成更完整的胡德夫以及他所经历的时代。
胡德夫具有台湾卑南族、排湾族血统，被誉为“台湾民歌之父”。外祖父曾为他取名Ara，代表勇猛，现在除了家人，没人再这样叫他。
对家乡、山川、河流以及族人的情感，是他的人生主题。他用音乐创作表达这种眷顾。1970年代初，他举办了台湾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70年代中期，他与杨弦、李双泽推动了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80年代初期，他离开创作，发起原住民争取权利运动，因此上了当局禁唱的黑名单，这个周期有20年。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90年代末期，他从谷底爬了上来，重返舞台。历经变故，一头银发、一台钢琴，缓缓启开岁月之门。人们在胡德夫身上看到了时间的美好与醇香。2005年，他出版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匆匆》，那年他55岁。接下来，佳作不断。
近70岁的人生里，他或轻或重地掠过台湾现代几乎所有的大事件。有人说，他就是一部台湾音乐的现代史。龙应台说，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
2012年，胡德夫在台东买了一块地，他离开了台北的繁华，回到自己的家乡。整个家族里，他成了那个最年长的人，他说要在家乡陪伴家族的子孙。
他对每个见到的人几乎都要发出邀请，他说，有机会到台东来啊，我们看着太平洋聊天。
太平洋的风，那是这世间给他穿的第一件衣服。
心里有条河
“95后”张小深换了三种交通工具，从深圳赶到广州。他站在广场上有点激动，几年前也是同一个音乐节，他听到了胡德夫的现场演唱，“太棒了，特别喜欢”。后来有胡德夫的现场他都会参加，“就像是去赴一场忘年交的约会”。
当晚与胡德夫同场的还有炙手可热的新生代歌手，听众也都是年轻人，“但是大家对他的呼声还是很高的。他唱了《太平洋的风》，还有鲍勃·迪伦的歌”。
那晚下雨。张小深说他听得流泪，“感觉他在雨中唱得也很动情。最后是被催着退场，要不然就影响后面歌手的演出了”。
在胡德夫这里，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歌手，很多时候，他都想象不到他会如此接近听众。
人生更起初的时候，他喜欢运动。母校淡江中学是台湾橄榄球起源的地方。学校操场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在日据时代，一位名叫陈清忠的英文老师从国外将橄榄球带到了淡江中学。胡德夫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
直到现在，他经常会想起自己穿着10号球衣，与队友们一起高声齐唱We shall overcome（美国乡村歌手琼·贝兹的作品，即《我们要战胜一切》），在球场上拼搏的岁月。他现在偶尔回学校与队员交流，会唱同一首歌，不一样的是，“我在怀念过去，他们一定在盼望未来”。
橄榄球运动让他对人生新增一个理解角度：在一场比赛中，冠军只有一个，但只要英勇地战斗过，每个人都将是无可取代的英雄。
淡江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并不太重视升学率；与课业相比，生活才是这所学校更为讲究的东西。校长陈泗治是台湾著名的音乐家，学校特别重视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学校出过很多知名人士，比如周杰伦、古龙、廖信忠等。
小时候，胡德夫喜欢在妈妈怀里，听老人们聚在一起唱歌。他们经常能唱一整个晚上，冬天时还要点上火把。他们有时对唱，有时合唱，有时也会唱起一些古谣，到了节庆或有喜事的日子，还会跳舞，很多孩子都会跑过来凑热闹。“妈妈她们唱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唱虚词一样。”
“虚词”是胡德夫在说到唱歌时，出现率特别高的一个词；另一个是与之相符的“自由”。
因为选择了橄榄球运动，他就不能选择学习钢琴。他从好朋友那里借来了吉他。那时美国民谣刚刚复兴，一些美国歌曲有时候会被广播出来，虽然不多，也听不懂究竟在唱什么，但是胡德夫已经能够听到鲍勃·迪伦的声音了。
从淡江中学到了台大，读二年级时，因为橄榄球运动受的伤复发，他由此休学。“爸爸生病了，我要为医药费东奔西走”，这时，他遇见了原住民歌手万沙良，于是意外地也成为了一名歌手。
与现在胡德夫一人一台鋼琴的演出现场不同的是，那时胡德夫都是用吉他来伴奏唱歌，甚至《枫》《牛背上的小孩》等几首早期作品，也是用吉他创作出来的。
1973年，胡德夫和李双泽一起举办了《美丽的稻穗》演唱会，第一次发表自己的作品和民族歌谣。后来，李双泽鼓励他学钢琴。“他对我说，如果你心里还是特别喜欢的话。”
他买到了《知音集》的曲谱，练习其中的一首英文歌《Today》。“虽然是别人写的歌，但是经过了我的整体构思，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演唱，我对这首歌的感悟就更深刻，这大概也是后来别人喜欢我唱歌的原因。”
《Today》是胡德夫钢琴岁月的起点，40多年了，旋律还在他的脑海里。“这件事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就像我弹钢琴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但是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东西阻碍我们。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我们依然要选择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朝着梦所在的地方出发。”
这种对于《Today》的感念，就像他于各种场合谈论淡江中学一样。他说，在他的心里有一条河，那条河就是淡江中学，是他沐浴奇异恩典的地方。
答案在风中飘
胡德夫经常会说起鲍勃·迪伦。从高中时期开始，他越来越觉得鲍勃·迪伦的歌词很有意思。回过头看这段跨时空的相遇，胡德夫认为与他本人的成长有很大关系。 “我在成长当中一直思念着家乡。同胞的疾苦也慢慢从报纸上被披露出来。”读高中时，在城市的街道上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原住民脸谱，那是他在初中时很难看到的，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胡德夫跟着他们走到淡水河边的聚落，发现他们在那里用破旧的木板搭建房子，只能喝简单过滤过的河水，住的地方没有灯。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更何况在那里居住的竟是自己的同胞。
与李双泽相遇后，这些当时的台湾年轻人开始谈论社会问题，也会拿着琴来唱一些反战歌曲。那时候的台湾比较封闭，“虽然中山北路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也正在越南发生着战争，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美国青年当时的许多作为。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虽然被认为唱得很好，但是并没有能够聚集更多人去反省”。
隨着台湾那种缥缈的感觉越来越强，社会上尤其是文艺领域开始试探当局的底线，于是更多的作品在那个时代诞生出来。胡德夫开始自己写歌，“那时候歌手很不值钱，不够补贴生活，但还是坚持写歌”。他们讨论要借鉴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我们不只有写赏心悦目的歌，更多要考虑唱给谁听，又有怎样的意义。如果一首歌不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胡德夫看来，民歌是有脉络的，它从以前的民谣流传下来，一直在人间记录着人们的生活。时代总会影响音乐的态度，音乐的理论由西方而来，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民歌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责任，也会有一些重建的部分。台湾的金韵奖大赛之后出现了校园民歌，而在这之前的民歌其实应该被称作New Folk（新民谣）。但这些新民谣中，到底有哪些歌才真正具有民歌精神？差异还是很大的。
《答案在风中飘》给人们带来讽刺和警告。“其实那些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但没有人愿意讲出来。这世界依然有太多的政客，为了一些目的而疯狂地叫嚣着战争。答案在风中飘，又有多少人把这早已藏在心中的答案，当作耳边风呢？”
1976年12月3日，“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主持陶晓清在淡江文理学院举办一场“民谣演唱会”，原定的演唱者胡德夫由于一些原因未能上台演唱，只能请李双泽代为演唱。李双泽上场时，手拿一瓶可口可乐向观众大声问道：“这些年我菲律宾、美国、西班牙满世界走了个遍，看到人们喝的是可口可乐，唱的几乎都是英文歌曲，我们要唱自己的歌，我们的歌又在哪里？”
在胡德夫看来，民歌是有脉络的，它从以前的民谣流传下来，一直在人间记录着人们的生活。
说完，李双泽开始演唱台语民谣《补破网》，接着又唱了《国父纪念歌》，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这就是著名的“淡江事件”。台湾民歌运动拉开帷幕，启蒙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
民歌运动以后，台湾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曾经的朋友，每个人都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自80年代开始，胡德夫不得不离开民歌，投身原住民运动。用他的话说，“独自走完一个男人必须走的路”。
男人要走的路
1958年，金门爆发“8·23”炮战。胡德夫所在的卑南族，仅有的两千名后备青年军人全部被编进山地师。每次听到炮声，后方就都非常忧虑。战争之余，对于驻守家乡的人来说，生活总还是要继续过的。但是到了水稻需要收割的时候，劳力不够。大片美丽的金色稻田只能留在原地。在那样的战争环境下，再怎样美丽的稻田，也不过是一种令人悲伤的存在。音乐人陆森宝由此写了《美丽的稻穗》，后来，胡德夫将它带到了都市的舞台上。
这首歌唤醒了胡德夫的内心，让他在唱过以后，更想去了解自己的民族以及各个部落不同的声音。纪晓君、昊恩同为卑南族的歌手，同样受到陆森宝的影响；而陈建年作为陆森宝的外孙，将他的歌传唱得更为精准。胡德夫说，他因为这些呼唤，才不断地创作、唱歌。
80年初期，在对原住民加深了解的情况下，同时又有李双泽的影响，胡德夫离开音乐创作，投身原住民运动。
后来，原住民运动在内部出现了分歧，胡德夫的经济状况极度衰败。在持续与人争斗以及被人跟踪的情况下，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问题，不得不依靠拐杖生活。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坐火车回台东，投靠80多岁的母亲。“小孩子们顽皮，妈妈根本追不到他们。而我不得不每天到海边泡水舒展身体。一切看起来很糟糕。”
那一年的年末，他第一次到了北京，待了45天。他看到阅兵仪式，“觉得非常震撼”。10年后，他第二次到北京，待了9天。
第一张专辑《匆匆》，并非有意之作。胡德夫在经历十几年的漂泊岁月之后，在朋友Stanley的饭店重新开始音乐之路。他把自己的歌汇集起来，录制了100张CD，送给朋友做纪念。朋友打电话来建议出版。Stanley很严肃地对他说：“不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将它们出版。”
于是55岁那年，胡德夫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记者会召开那天，他内心压力非常大。“为了放空自己，一大早从台北步行到淡水，然后再走回来，这才让自己稍稍放松了些。”
现在胡德夫已成为大陆的常客，“虽然两岸早已没有了战争”，但是每次演出，他依然会将《美丽的稻穗》列入演唱歌单。“我要将它唱给更多人听，不仅因为它是卑南族的歌谣，而是希望人们知道，只有远离了战火的稻穗才是真美丽的。”
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说：“台湾民谣高峰已经过去了，我对大陆更有信心。”他与大陆80后民谣歌手马頔是忘年交，后者称他为“老爹”。他列举自己听过的音乐人，崔健、窦唯、万晓利、野孩子、苏阳等等。通过他们，“他愈发感觉到中国大陆的民谣市场前景无涯”。
2016年，胡德夫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节目录制。坐在舞台上的钢琴旁，琴键按下去，他脑海里都是年轻时的模样。 这年年底，胡德夫做了一场白内障手术。在此期间，为了一档“匠心”主题的节目，他无意中把李泰祥当年的遗作《无涯》哼唱了出来。他发现很多人，包括李泰祥的后人都不知道这首歌。他感慨地说，歌是能够留给下一代的，并且可以让人们不断传唱下去的。在卑南族，只要想到歌，就一定会先想到陆森宝。他的创作是留给子孙最大、最美的资产。“我们总要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哪怕用尽自己的岁月与力气。”
恍神的孩子
2010年的一天，胡德夫在一个凉亭小憩时睡着了。他梦到老祖先来看他，他们围坐在他身边，其中一个说：“我们卑南族是会恍神游走的民族，但你不要忘了，时间差不多的时候，你要记得回去。要回到家乡。”另一个老人则说：“不要再这样走了，很辛苦的。我们总有停下来的时候，你要融入自己家里的人，去陪伴他们。”
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的场景，胡德夫也問自己，我是不是真该回家乡生活了？那几年里，在父亲族系里，胡德夫成为最年长的人，在他每年回家乡台东为逝者送行时，都会听到卑南族老人对故去的人有这样一种说法：“造物者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片大地上到处神游，看一看这个世界。时间到了，你先回去了。我们玩耍的时间还有一点点，但最终我们也会回去的。”听得多了，他很想写一首歌来表达卑南族人对待生命的态度。
于是，卑南族语的《大地恍神的孩子》面世。
手放在钢琴上，脑子里浮现出大雨中祖先们到凉亭看望他的梦境。这是他所有歌中时间最长的一首，用了11分钟。
他其实更想把歌唱给卑南族的小孩听，让他们不要忘了母语。“尤其是现在已经在搞音乐，需要创作的那些孩子，应该尽量用自己的母语去唱歌。”
在胡德夫看来，少数民族母语在台湾呈现一种慢慢消失的状态，从最初所谓禁止讲母语的一元化教育体系开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幸运的是，和以前相比，现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孩子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学习母语。学校里有专门的母语老师，部落里的老人还没有凋零。只有把自己的母语逻辑寻找回来，语言才能属于我们自己。”
曾有许多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主动放弃自己的族群身份，而现在他们走过了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开始重拾自己的身份、语言与文化。“无论哪个民族的同胞，只要认定了自己的身份，总会有一条路可以通往自己内心的家园。”
胡德夫向往王洛宾对于音乐的态度，他对记者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欣赏特别重要，这种欣赏能产生另外一种文化。”
歌是纯净的
1977年9月10日，李双泽因为溺水离世，那年他28岁。
“我深深知道李双泽在为《美丽岛》谱曲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在里面。被贴上标签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胡德夫说，“不要让一首歌沦为政治工具，它原本可以带给人们更多的美丽，歌是纯净的。”
1995年，王明辉找到胡德夫，让他录一首叫《摇篮曲》的歌。第一句歌词是“不要学白郎”。白郎是王明辉从台湾少数民族中学到的词，意思是指外来的骗子。但是这种“白郎”和台湾的外省人或者本省人无关，说的是清朝时期来到台湾，专门通过欺骗手段与台湾少数民族做生意的人。
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值得庆幸的是，一些近乎消失的台湾少数民族得到复兴，很多族群的后人通过反省重建了自己的文化。
社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会说少数民族的福利已经被争取得不错了，教育、土地、健保等已经很优待。“其实任何说法都不重要，我们曾经做的很多事情是希望人们能够记住自己的历史。如果追根溯源，台湾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或多或少地拥有着台湾少数民族的血统，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只有当这些人对政治有了目的或者诉求，才会承认一些自己原本就知道的事情。”
日本投降后的几年里，两百万人陆续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有人娶妻生子，有人孤独一生。一些老兵来到部落里，与少数民族的人结婚定居，部落里的人管他们叫“老爹”。“台湾少数民族过去被人称为‘山胞’，又是谁给老爹们贴上‘外省人’的标签呢？”胡德夫反问。
最近，他将周梦蝶的诗《菩提树下》谱曲，在网上做了发行。周梦蝶是一名退伍老兵，他在台湾闹市的车水马龙里摆着书摊，卖书兼写诗。“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首诗。”以诗入歌是台湾音乐创作迅猛时期的一个产物，很多人的诗，包括余光中、蒋勋的诗都被谱曲、传唱。
飞 吧
1981年，滚石唱片出版第一张专辑《三人展》，里面收录了李丽芬唱的一首歌曲《海鸥飞吧》，其实这是胡德夫的早期作品之一。
在台湾少数民族里，胡德夫算是最早一批到都市去的人。在那个时代的台北，他们属于边缘化的一群人。“在我读书的年代，台湾的社会对台湾少数民族存在着歧视，并用一些不尊重的语汇称呼自己的同胞。”
胡德夫所在的学校并没有发生类似的事。“陈泗治校长把我们保护得很好。但他经常跟我们讲，如果以后离开了学校，一定会遇到很多事情，他让我们不要自卑，应该不断学习，甚至努力创造本民族的文字。”
离开城堡一样的学校，进入社会，顿时就迷失在茫茫人海，完全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他在歌里说想回去，想念家乡的天空、海、山。“我原本就属于那个地方，一心想要回到那里筑窝巢。”但是他也慢慢地发现，“自己根本回不去，自己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每天栖身在嘈杂的人群之中，像禽类一样等待着社会的投喂”。
那时的他，还没有经历政治波折，唱歌、做生意、娶妻生子，生活很平顺，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就是城市里的孤儿；后来，越来越多的同胞出现在城市里，尤其是那些原本生活在海边的阿美族人，来到台北以后，“他们像是一群失去了海岸的海鸥”。
1983年以后，他跌落到人生的最低谷，想要从那里再次飞回家去，可是那条回家的路是需要自己去冲撞的，就算再有力气，也难免折断翅膀。“我不断地治愈复原自己，再次起飞，再次冲撞，把回家的距离拉近。”
他后来将这首歌做了改动，重新再录的时候，他已经住在了台东的海边。“那里距离我出生的地方很近，仰起头就能看到海鸥在空中盘旋。我终于回到了岸田，筑起了自己的窝巢。”
大陆一家视频网站曾前往那里拍摄他的窝巢，拍到一半时，一大群海鸥从海面飞起，迎面而来，他唱起了《海鸥飞吧》，视频让时间停留在了那一刻。
201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有人电话告诉他：“你的gaga（母语哥哥）走了。”说的是他淡江中学时的同学蔡辰洋。这是一位历经台湾商界起伏的风云人物，年少时与胡德夫同窗。胡德夫因为个子矮，长得黑，被称为“小黑”。家境优渥的蔡辰洋拿着家里人送来的苹果，跟他说“我们一起吃”。蔡辰洋先咬一口，递给胡德夫，胡德夫咬一口，再递给他。
想到这里，胡德夫不能寐。
《我们都是赶路人》《时光洄游》相继面世，它们与音乐共同构成更完整的胡德夫以及他所经历的时代。
胡德夫具有台湾卑南族、排湾族血统，被誉为“台湾民歌之父”。外祖父曾为他取名Ara，代表勇猛，现在除了家人，没人再这样叫他。
对家乡、山川、河流以及族人的情感，是他的人生主题。他用音乐创作表达这种眷顾。1970年代初，他举办了台湾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70年代中期，他与杨弦、李双泽推动了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80年代初期，他离开创作，发起原住民争取权利运动，因此上了当局禁唱的黑名单，这个周期有20年。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90年代末期，他从谷底爬了上来，重返舞台。历经变故，一头银发、一台钢琴，缓缓启开岁月之门。人们在胡德夫身上看到了时间的美好与醇香。2005年，他出版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匆匆》，那年他55岁。接下来，佳作不断。
近70岁的人生里，他或轻或重地掠过台湾现代几乎所有的大事件。有人说，他就是一部台湾音乐的现代史。龙应台说，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
2012年，胡德夫在台东买了一块地，他离开了台北的繁华，回到自己的家乡。整个家族里，他成了那个最年长的人，他说要在家乡陪伴家族的子孙。
他对每个见到的人几乎都要发出邀请，他说，有机会到台东来啊，我们看着太平洋聊天。
太平洋的风，那是这世间给他穿的第一件衣服。
心里有条河
“95后”张小深换了三种交通工具，从深圳赶到广州。他站在广场上有点激动，几年前也是同一个音乐节，他听到了胡德夫的现场演唱，“太棒了，特别喜欢”。后来有胡德夫的现场他都会参加，“就像是去赴一场忘年交的约会”。
当晚与胡德夫同场的还有炙手可热的新生代歌手，听众也都是年轻人，“但是大家对他的呼声还是很高的。他唱了《太平洋的风》，还有鲍勃·迪伦的歌”。
那晚下雨。张小深说他听得流泪，“感觉他在雨中唱得也很动情。最后是被催着退场，要不然就影响后面歌手的演出了”。
在胡德夫这里，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歌手，很多时候，他都想象不到他会如此接近听众。
人生更起初的时候，他喜欢运动。母校淡江中学是台湾橄榄球起源的地方。学校操场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在日据时代，一位名叫陈清忠的英文老师从国外将橄榄球带到了淡江中学。胡德夫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
直到现在，他经常会想起自己穿着10号球衣，与队友们一起高声齐唱We shall overcome（美国乡村歌手琼·贝兹的作品，即《我们要战胜一切》），在球场上拼搏的岁月。他现在偶尔回学校与队员交流，会唱同一首歌，不一样的是，“我在怀念过去，他们一定在盼望未来”。
橄榄球运动让他对人生新增一个理解角度：在一场比赛中，冠军只有一个，但只要英勇地战斗过，每个人都将是无可取代的英雄。
淡江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并不太重视升学率；与课业相比，生活才是这所学校更为讲究的东西。校长陈泗治是台湾著名的音乐家，学校特别重视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学校出过很多知名人士，比如周杰伦、古龙、廖信忠等。
小时候，胡德夫喜欢在妈妈怀里，听老人们聚在一起唱歌。他们经常能唱一整个晚上，冬天时还要点上火把。他们有时对唱，有时合唱，有时也会唱起一些古谣，到了节庆或有喜事的日子，还会跳舞，很多孩子都会跑过来凑热闹。“妈妈她们唱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唱虚词一样。”
“虚词”是胡德夫在说到唱歌时，出现率特别高的一个词；另一个是与之相符的“自由”。
因为选择了橄榄球运动，他就不能选择学习钢琴。他从好朋友那里借来了吉他。那时美国民谣刚刚复兴，一些美国歌曲有时候会被广播出来，虽然不多，也听不懂究竟在唱什么，但是胡德夫已经能够听到鲍勃·迪伦的声音了。
从淡江中学到了台大，读二年级时，因为橄榄球运动受的伤复发，他由此休学。“爸爸生病了，我要为医药费东奔西走”，这时，他遇见了原住民歌手万沙良，于是意外地也成为了一名歌手。
与现在胡德夫一人一台鋼琴的演出现场不同的是，那时胡德夫都是用吉他来伴奏唱歌，甚至《枫》《牛背上的小孩》等几首早期作品，也是用吉他创作出来的。
1973年，胡德夫和李双泽一起举办了《美丽的稻穗》演唱会，第一次发表自己的作品和民族歌谣。后来，李双泽鼓励他学钢琴。“他对我说，如果你心里还是特别喜欢的话。”
他买到了《知音集》的曲谱，练习其中的一首英文歌《Today》。“虽然是别人写的歌，但是经过了我的整体构思，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演唱，我对这首歌的感悟就更深刻，这大概也是后来别人喜欢我唱歌的原因。”
《Today》是胡德夫钢琴岁月的起点，40多年了，旋律还在他的脑海里。“这件事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就像我弹钢琴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但是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东西阻碍我们。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我们依然要选择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朝着梦所在的地方出发。”
这种对于《Today》的感念，就像他于各种场合谈论淡江中学一样。他说，在他的心里有一条河，那条河就是淡江中学，是他沐浴奇异恩典的地方。
答案在风中飘
胡德夫经常会说起鲍勃·迪伦。从高中时期开始，他越来越觉得鲍勃·迪伦的歌词很有意思。回过头看这段跨时空的相遇，胡德夫认为与他本人的成长有很大关系。 “我在成长当中一直思念着家乡。同胞的疾苦也慢慢从报纸上被披露出来。”读高中时，在城市的街道上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原住民脸谱，那是他在初中时很难看到的，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胡德夫跟着他们走到淡水河边的聚落，发现他们在那里用破旧的木板搭建房子，只能喝简单过滤过的河水，住的地方没有灯。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更何况在那里居住的竟是自己的同胞。
与李双泽相遇后，这些当时的台湾年轻人开始谈论社会问题，也会拿着琴来唱一些反战歌曲。那时候的台湾比较封闭，“虽然中山北路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也正在越南发生着战争，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美国青年当时的许多作为。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虽然被认为唱得很好，但是并没有能够聚集更多人去反省”。
隨着台湾那种缥缈的感觉越来越强，社会上尤其是文艺领域开始试探当局的底线，于是更多的作品在那个时代诞生出来。胡德夫开始自己写歌，“那时候歌手很不值钱，不够补贴生活，但还是坚持写歌”。他们讨论要借鉴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我们不只有写赏心悦目的歌，更多要考虑唱给谁听，又有怎样的意义。如果一首歌不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胡德夫看来，民歌是有脉络的，它从以前的民谣流传下来，一直在人间记录着人们的生活。时代总会影响音乐的态度，音乐的理论由西方而来，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民歌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责任，也会有一些重建的部分。台湾的金韵奖大赛之后出现了校园民歌，而在这之前的民歌其实应该被称作New Folk（新民谣）。但这些新民谣中，到底有哪些歌才真正具有民歌精神？差异还是很大的。
《答案在风中飘》给人们带来讽刺和警告。“其实那些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但没有人愿意讲出来。这世界依然有太多的政客，为了一些目的而疯狂地叫嚣着战争。答案在风中飘，又有多少人把这早已藏在心中的答案，当作耳边风呢？”
1976年12月3日，“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主持陶晓清在淡江文理学院举办一场“民谣演唱会”，原定的演唱者胡德夫由于一些原因未能上台演唱，只能请李双泽代为演唱。李双泽上场时，手拿一瓶可口可乐向观众大声问道：“这些年我菲律宾、美国、西班牙满世界走了个遍，看到人们喝的是可口可乐，唱的几乎都是英文歌曲，我们要唱自己的歌，我们的歌又在哪里？”
说完，李双泽开始演唱台语民谣《补破网》，接着又唱了《国父纪念歌》，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这就是著名的“淡江事件”。台湾民歌运动拉开帷幕，启蒙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
民歌运动以后，台湾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曾经的朋友，每个人都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自80年代开始，胡德夫不得不离开民歌，投身原住民运动。用他的话说，“独自走完一个男人必须走的路”。
男人要走的路
1958年，金门爆发“8·23”炮战。胡德夫所在的卑南族，仅有的两千名后备青年军人全部被编进山地师。每次听到炮声，后方就都非常忧虑。战争之余，对于驻守家乡的人来说，生活总还是要继续过的。但是到了水稻需要收割的时候，劳力不够。大片美丽的金色稻田只能留在原地。在那样的战争环境下，再怎样美丽的稻田，也不过是一种令人悲伤的存在。音乐人陆森宝由此写了《美丽的稻穗》，后来，胡德夫将它带到了都市的舞台上。
这首歌唤醒了胡德夫的内心，让他在唱过以后，更想去了解自己的民族以及各个部落不同的声音。纪晓君、昊恩同为卑南族的歌手，同样受到陆森宝的影响；而陈建年作为陆森宝的外孙，将他的歌传唱得更为精准。胡德夫说，他因为这些呼唤，才不断地创作、唱歌。
80年初期，在对原住民加深了解的情况下，同时又有李双泽的影响，胡德夫离开音乐创作，投身原住民运动。
后来，原住民运动在内部出现了分歧，胡德夫的经济状况极度衰败。在持续与人争斗以及被人跟踪的情况下，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问题，不得不依靠拐杖生活。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坐火车回台东，投靠80多岁的母亲。“小孩子们顽皮，妈妈根本追不到他们。而我不得不每天到海边泡水舒展身体。一切看起来很糟糕。”
那一年的年末，他第一次到了北京，待了45天。他看到阅兵仪式，“觉得非常震撼”。10年后，他第二次到北京，待了9天。
第一张专辑《匆匆》，并非有意之作。胡德夫在经历十几年的漂泊岁月之后，在朋友Stanley的饭店重新开始音乐之路。他把自己的歌汇集起来，录制了100张CD，送给朋友做纪念。朋友打电话来建议出版。Stanley很严肃地对他说：“不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将它们出版。”
于是55岁那年，胡德夫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记者会召开那天，他内心压力非常大。“为了放空自己，一大早从台北步行到淡水，然后再走回来，这才让自己稍稍放松了些。”
现在胡德夫已成为大陆的常客，“虽然两岸早已没有了战争”，但是每次演出，他依然会将《美丽的稻穗》列入演唱歌单。“我要将它唱给更多人听，不仅因为它是卑南族的歌谣，而是希望人们知道，只有远离了战火的稻穗才是真美丽的。”
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说：“台湾民谣高峰已经过去了，我对大陆更有信心。”他与大陆80后民谣歌手马頔是忘年交，后者称他为“老爹”。他列举自己听过的音乐人，崔健、窦唯、万晓利、野孩子、苏阳等等。通过他们，“他愈发感觉到中国大陆的民谣市场前景无涯”。
2016年，胡德夫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节目录制。坐在舞台上的钢琴旁，琴键按下去，他脑海里都是年轻时的模样。 这年年底，胡德夫做了一场白内障手术。在此期间，为了一档“匠心”主题的节目，他无意中把李泰祥当年的遗作《无涯》哼唱了出来。他发现很多人，包括李泰祥的后人都不知道这首歌。他感慨地说，歌是能够留给下一代的，并且可以让人们不断传唱下去的。在卑南族，只要想到歌，就一定会先想到陆森宝。他的创作是留给子孙最大、最美的资产。“我们总要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哪怕用尽自己的岁月与力气。”
恍神的孩子
2010年的一天，胡德夫在一个凉亭小憩时睡着了。他梦到老祖先来看他，他们围坐在他身边，其中一个说：“我们卑南族是会恍神游走的民族，但你不要忘了，时间差不多的时候，你要记得回去。要回到家乡。”另一个老人则说：“不要再这样走了，很辛苦的。我们总有停下来的时候，你要融入自己家里的人，去陪伴他们。”
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的场景，胡德夫也問自己，我是不是真该回家乡生活了？那几年里，在父亲族系里，胡德夫成为最年长的人，在他每年回家乡台东为逝者送行时，都会听到卑南族老人对故去的人有这样一种说法：“造物者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片大地上到处神游，看一看这个世界。时间到了，你先回去了。我们玩耍的时间还有一点点，但最终我们也会回去的。”听得多了，他很想写一首歌来表达卑南族人对待生命的态度。
于是，卑南族语的《大地恍神的孩子》面世。
手放在钢琴上，脑子里浮现出大雨中祖先们到凉亭看望他的梦境。这是他所有歌中时间最长的一首，用了11分钟。
他其实更想把歌唱给卑南族的小孩听，让他们不要忘了母语。“尤其是现在已经在搞音乐，需要创作的那些孩子，应该尽量用自己的母语去唱歌。”
在胡德夫看来，少数民族母语在台湾呈现一种慢慢消失的状态，从最初所谓禁止讲母语的一元化教育体系开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幸运的是，和以前相比，现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孩子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学习母语。学校里有专门的母语老师，部落里的老人还没有凋零。只有把自己的母语逻辑寻找回来，语言才能属于我们自己。”
曾有许多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主动放弃自己的族群身份，而现在他们走过了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开始重拾自己的身份、语言与文化。“无论哪个民族的同胞，只要认定了自己的身份，总会有一条路可以通往自己内心的家园。”
胡德夫向往王洛宾对于音乐的态度，他对记者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欣赏特别重要，这种欣赏能产生另外一种文化。”
歌是纯净的
1977年9月10日，李双泽因为溺水离世，那年他28岁。
“我深深知道李双泽在为《美丽岛》谱曲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在里面。被贴上标签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胡德夫说，“不要让一首歌沦为政治工具，它原本可以带给人们更多的美丽，歌是纯净的。”
1995年，王明辉找到胡德夫，让他录一首叫《摇篮曲》的歌。第一句歌词是“不要学白郎”。白郎是王明辉从台湾少数民族中学到的词，意思是指外来的骗子。但是这种“白郎”和台湾的外省人或者本省人无关，说的是清朝时期来到台湾，专门通过欺骗手段与台湾少数民族做生意的人。
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值得庆幸的是，一些近乎消失的台湾少数民族得到复兴，很多族群的后人通过反省重建了自己的文化。
社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会说少数民族的福利已经被争取得不错了，教育、土地、健保等已经很优待。“其实任何说法都不重要，我们曾经做的很多事情是希望人们能够记住自己的历史。如果追根溯源，台湾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或多或少地拥有着台湾少数民族的血统，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只有当这些人对政治有了目的或者诉求，才会承认一些自己原本就知道的事情。”
日本投降后的几年里，两百万人陆续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有人娶妻生子，有人孤独一生。一些老兵来到部落里，与少数民族的人结婚定居，部落里的人管他们叫“老爹”。“台湾少数民族过去被人称为‘山胞’，又是谁给老爹们贴上‘外省人’的标签呢？”胡德夫反问。
最近，他将周梦蝶的诗《菩提树下》谱曲，在网上做了发行。周梦蝶是一名退伍老兵，他在台湾闹市的车水马龙里摆着书摊，卖书兼写诗。“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首诗。”以诗入歌是台湾音乐创作迅猛时期的一个产物，很多人的诗，包括余光中、蒋勋的诗都被谱曲、传唱。
飞 吧
1981年，滚石唱片出版第一张专辑《三人展》，里面收录了李丽芬唱的一首歌曲《海鸥飞吧》，其实这是胡德夫的早期作品之一。
在台湾少数民族里，胡德夫算是最早一批到都市去的人。在那个时代的台北，他们属于边缘化的一群人。“在我读书的年代，台湾的社会对台湾少数民族存在着歧视，并用一些不尊重的语汇称呼自己的同胞。”
胡德夫所在的学校并没有发生类似的事。“陈泗治校长把我们保护得很好。但他经常跟我们讲，如果以后离开了学校，一定会遇到很多事情，他让我们不要自卑，应该不断学习，甚至努力创造本民族的文字。”
离开城堡一样的学校，进入社会，顿时就迷失在茫茫人海，完全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他在歌里说想回去，想念家乡的天空、海、山。“我原本就属于那个地方，一心想要回到那里筑窝巢。”但是他也慢慢地发现，“自己根本回不去，自己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每天栖身在嘈杂的人群之中，像禽类一样等待着社会的投喂”。
那时的他，还没有经历政治波折，唱歌、做生意、娶妻生子，生活很平顺，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就是城市里的孤儿；后来，越来越多的同胞出现在城市里，尤其是那些原本生活在海边的阿美族人，来到台北以后，“他们像是一群失去了海岸的海鸥”。
1983年以后，他跌落到人生的最低谷，想要从那里再次飞回家去，可是那条回家的路是需要自己去冲撞的，就算再有力气，也难免折断翅膀。“我不断地治愈复原自己，再次起飞，再次冲撞，把回家的距离拉近。”
他后来将这首歌做了改动，重新再录的时候，他已经住在了台东的海边。“那里距离我出生的地方很近，仰起头就能看到海鸥在空中盘旋。我终于回到了岸田，筑起了自己的窝巢。”
大陆一家视频网站曾前往那里拍摄他的窝巢，拍到一半时，一大群海鸥从海面飞起，迎面而来，他唱起了《海鸥飞吧》，视频让时间停留在了那一刻。
201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有人电话告诉他：“你的gaga（母语哥哥）走了。”说的是他淡江中学时的同学蔡辰洋。这是一位历经台湾商界起伏的风云人物，年少时与胡德夫同窗。胡德夫因为个子矮，长得黑，被称为“小黑”。家境优渥的蔡辰洋拿着家里人送来的苹果，跟他说“我们一起吃”。蔡辰洋先咬一口，递给胡德夫，胡德夫咬一口，再递给他。
想到这里，胡德夫不能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