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战斗精神的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和他的敌人、德国前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就瓦鲁法基斯任职期间的希腊债务问题斗得不可开交。但对于欧元区未来的核心问题，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货币联盟需要政治联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这是瓦鲁法基斯对其财政部长生涯的精彩论述中的一个有趣的结论。“你也许是‘欧元集团’中认识到欧元区不可持续的人之一”，瓦鲁法基斯说朔伊布勒这样对他说，“欧元区的结构有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政治联盟，这一点毫无疑问。”
　　当然，对于政治联盟的目的，朔伊布勒和瓦鲁法基斯是有分歧的。朔伊布勒将政治联盟看成从中央向成员国施加财政纪律、约束它们并防止“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的手段。瓦鲁法基斯认为政治联盟能放松债权人对希腊经济的压力，并为整个欧洲的进步政治创造空间。
　　尽管如此，两位分别位于政治谱系两个极端的官员对欧元做出同样的诊断，这一点相当引人注目。他们的意见趋同表明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要想维持欧元又不影响到经济表现或民主价值观，财政和最终的政治联盟是不可或缺的。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首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也在最近加入了支持“欧罗巴合众国”的行列。
　　但还有另一条路，这条路的目标没有那么宏大，财政和政治联盟都不是必要的。相反，必要的是将私人金融和公共金融脱钩，使一者的失当不会影响到另一者。
　　在这样的隔离下，私人金融可以在欧洲层面实现充分一体化，而公共金融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如此，各国能够充分获取金融一体化的好处，同时国家政治当局也能继续主导本国经济。布鲁塞尔不再充当恶人，要求财政紧缩、引起高失业低增长国家的愤怒。
　　《金融时报》的马丁·桑德卜（Martin Sandbu）强烈支持这一观点：可行的货币和金融联盟并不要求财政一体化。他相信，关键性的改革是防止公共当局救助银行。银行倒闭的代价应该由银行所有者和债权人承担；银行应该由他们自救（bail-in），而不应该得到援助（bailout）。
　　桑德卜指出，这不但能将公共金融和银行的不当行为隔离；还能形成一个均衡，净债务国和净债权国之间达到类似于财政风险共担的格局。当净债务国的银行倒闭时，由净债权国的债权人承担成本。“有了银行联盟，就不需要财政联盟了，”他说。
　　在即将出版的新著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也支持财政政策重新国家化，他将此视为阻止欧洲民粹主义潮流的必要条件。艾肯格林认为，将财政政策交还国家当局要求杜绝银行持有过多政府债务，从而使国家财政管理失当拖累银行系统的风险最小化。破产的政府需要重组债务，而不是获得其他欧盟国家的援助。
　　斩断私人和公共金融联系的支持者们承认，要使隔离起作用，政府的银行方针必须有一个大转变。但他们所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效还不清楚。只要经济政策由国家政府决定，主权风险就会继续扭曲跨境金融的操作。主权国家永远是事后才改变规则，这意味着完全的金融一体化不可能实现。而局部金融冲击的成本也不可能非常轻松地分散。
　　设想美国有一家大银行发生破产。美国可以视为一个实现了桑德卜和艾肯格林规则的经济联盟。地区经济溢出效应因为借款人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运行这一事实而得到遏制：信誉由借款人的基本面决定，而不是由其在哪个州决定。没人会认为州政府会干预跨州偿付、修订破产规则或在极端情况下发行自己的货币。
　　美国的州政府之所以几乎不行使主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它们的居民从中央获得转移支付，并选举代表去华盛顿帮助制定联邦政策。
　　但欧盟成员国在布鲁塞尔的欧洲机构面前的地位非常不同。由于它們保留着主权，因此无法做出不干预金融市场的同样可信的承诺。于是，如果欧盟发生足够严重的金融冲击，仍有可能以自我实现的方式影响到同一国家内的所有其他借款人。装作我们能够将私人和公共金融相隔离可能加剧而不是减弱金融枯荣周期。
　　在当代社会，金融必须承担超越金融市场盈利逻辑的公共责任。因此，它必须带有政治性质—不管原因是好是坏。看起来，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决策者，都不愿面对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