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网络视频节目和平台，在2018年4月份遇到了寒冬，原因之一是“内容低俗”。
　　“演员”太多，竞争激烈，各种花样的“低俗”就很难免。而演员的过剩，则是因为成为“演员”的门槛越来越低，且越来越多人想当“演员”。
　　想当演员，起初要走专业化道路，比如赶艺考。或者在社会团体接受各种技能训练。21世纪头十年，有了选秀，第二个十年，有了视频和直播平台，后者对“演员”没有了任何资质要求。
　　在我家楼下便利店门口，总能见到一名中年男子，高举手机对着屏幕发出怪叫。起初我们以为他疯了，后来便利店的老板告诉我，他没有疯，这是在“搞直播”。“听着虽然像猫叫，但人家是在唱歌，能挣不少钱。”
　　中年男子告诉老板，他是个演员。的确，他在演，有人在看，他不是“演员”是什么呢？换个更笼统的称呼，他至少是个伶人。把这些人都算上，今天伶人或者兼有伶人身份者的人口占比，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可谓“人人可为优伶，人人乐为优伶”。
　　伶人成为一种大众趋附的职业背后，是一条突变的历史轨迹。原本这是个不得已的职业。北魏建立乐户制度，形成了一种惩罚罪犯（主要是政敌）的惯例手段，把其妻子儿女配为乐籍。乐户专攻歌舞、演奏，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贱民”，而且后来还成为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财产，其处境大体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黑人奴隶。
　　除个别情况外，一旦入了乐籍，便世代相传，不得除籍。犯罪和政治斗争不会停歇，所以会不断有新人入籍乐户；而其“世袭”性又决定了它的存量很难减少。所以从逻辑上讲，在一个寿命足够长的朝代里，乐户总数会不断增加。
　　不过它也不可能无度增长，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率有限，无法供养太多“不事稼穑”的“冗食”人口。社会调节的方式，包括污名化、婚姻限制，和比“良籍”更严厉的刑罚。
　　伶人的地位偶有变高的时候，往往是出于统治者的非理性偏好。比如后唐庄宗李存勖耽溺音乐，格外宠幸伶人，甚至赐予高官厚禄，导致连沙场将士也为之愤怒。
　　到清朝中期，雍正帝从废除乐户着手，取消了贱籍，这是伶人争取“身份正常化”的历史起点。不过废乐户的初衷，是让人们“改业从良”，而不是“正名赋权”，让更多人加入其中。清朝后期许多京剧大师成为“内廷供奉”，提高了伶人地位，民国的市场化，更让他们成为了明星。不过伶人在大众目光里仍然是地位低贱的，只有贫穷子弟为了糊口才会主动卖身为优。即便受欢迎如梅兰芳先生，其夫人福芝芳女士也難免感叹：吃的是“戏饭”，也是“气饭”。
　　除了知识分子，凡远离生产的群体。在传统社会都没有太高的价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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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伶人真正实现平等自立，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不过在数十年里，不但成为演员很难，就是要从农民变成城市人也非常不易。表面上看，这是体制和行业壁垒使然，归根结底却还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农业生产效率太低，供养不起太多非农人口。
　　历史突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演员的数量开始自由增长。究其原因，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一方面，而在最根本的层面，则是1970年代中国的农业科技实现了突破性飞跃。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杂交水稻制种难关，1977年李振声育成“小偃6号”杂交小麦……还有更多育种、农药、化肥领域的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几何级数地提高着粮食作物的产量。
　　解决了吃的问题，才能玩出花样。所以，演员们获得成绩时会感谢这感谢那，事实上他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袁隆平、李振声这样的农业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