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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发表于2011年5月8日的《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深度调查》一文，是作者Wil S. Hylton（美国《纽约时报杂志》特约撰稿人）采访了跟空难有关的方方面面人物而撰写的一篇全方位的著名调查报告。在马航370航班空难发生的今天，本刊特连载这篇空难旧闻，两相对照，令人唏嘘感叹。
海底发现了更多
遇难乘客的遗体
失事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会永远是个谜。这个春天，在“阿卢西亚号”上，随着伍兹·霍尔的科学家们扫视着447航班的第一批水下照片，他们不仅看到了起落架、引擎和机翼，还看到了在海中山脉脚下深不可测的平原上散落着至少50具遇难者的遗体。他们继续在该区域中寻找，在不远处发现了受损机身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足够大，所以里面还有更多的遇难乘客。
搜寻队的队员告诉我，一种严峻的沉默开始降临船上。随着发现遗体的消息传到外界，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也出现了。在3600多米深的冰冷海水中，遇难者遗体将极度脆弱，然而尸体也可能比两年前那些浮在水面的保存得更完整。深海没有光线、也几乎没有微生物存在，这些尸体可能会提供新答案，不仅会解释447班机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也会解释机上的男女老幼发生了什么事。问题是，是否有人真的想知道。
一些家属认为
应该让遇难者长眠海底
巴黎的一个早上，我来到佩罗拉·米尔曼的公寓，她是一位量子物理学家，她的丈夫伊万不幸在空难中丧生。米尔曼出生于巴西，她有着瘦瘦的运动员体格，还有暖黄色的皮肤和高高的鼻子。我们在客厅里面对面地坐下，她的孩子在旁边玩耍。在客机失事之前，佩罗拉和伊万曾梦想搬到巴黎市内住。伊万去世后，佩罗拉独自带着孩子搬到了市里。
她说：“我不能再在原来的家里住下去了。我不能那样做，我需要换个地方。所以我离开了原来的房子，我把家具、衣服、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那里，我必须这么做。”她转过头，看着她的孩子们，然后她说：“儿童是惊人的，你知道吗？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孩子只有到了六七岁以后，才有死亡的概念。我从根本上质疑这个说法。事故发生的时候，何塞才4岁。那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一次对话，我对他说：‘听着，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他再也不会回家了。’他立马就哭了起来，他从来没那么哭过。他当时说：‘可是，还有许多我想给爸爸做的东西呢。’”
米尔曼的眼睛湿润了，但她接着说了下去，“我是个科学家，我知道那架飞机发生了某种具体意外。但我不能防止想保留神秘的渴望，我不想让他们把尸体捞上来，我不想让那一切再次浮现。我需要翻开人生新的一页。想到有这么一个地方，我的丈夫就在那里，穿着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所穿的衣服，戴着戒指，还有他的项链，这种感觉怪怪的……”她的声音渐渐消弱，然后，她笑了。
第二天，我去约翰·克莱梅斯的公寓采访他，他的兄弟布拉德乘坐后来成为447航班的飞机，抵达里约热内卢，但因为没有签证无法入境，只好重新登上这架飞机返回巴黎。飞机失事后，克莱梅斯和米尔曼成了朋友，但在是否应该把遇难者遗体捞上来的问题上，他们有分歧。米尔曼深深地感觉是，丈夫的遗体应长眠海底，克莱梅斯则深信他有责任让兄弟最后回到家里。他对我说：“一想到他们踪迹全无，就让我感觉很难受。没有尸体，也没说再见，就这样走了。在最初的几周里，我只是认为他们会找到飞机。不可想象他们会找不到。”
为了解决机械问题之谜
遇难者家属的善后问题只能等待
在“阿卢西亚号”的宣布之前，这些争议本可以放在一边不去讨论，因为那既遥远又不重要，但科考船的发现却让这些问题现实化了。宣布不到24小时后，法国生态与运输部部长纳塔利·科斯索斯科·莫里泽在电视上宣布：“这些遇难者的遗体将被打捞起来，并进行身份确认。”但这个承诺是否能兑现还不得而知。现在，法国调查与分析局已经找到了黑匣子中的圆筒，搜寻队将试图用同样的“爪与筐”系统，把至少一具遇难者遗体打捞上来。法医警告说这样做很危险，而且非常困难。空难发生已经两年了，尸体也许能捞起来，但这些尸体很可能变得很松软且易碎，很有可能在机器爪的作用力下碎裂。一些专家建议，在恢复黑盒子的数据之前，应该用3D照相机对尸体进行详尽地拍照。对飞机残骸的打捞也许已经搅得海底不安宁了。
是否该打捞这些尸体的问题仍很难回答，最后的决定只能是两种中的一个：或者把所有的尸体都打捞上来，或者让它们都继续沉睡在海底。但是这种选择，即使在短短的10年前，也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只是因为许多事情异乎寻常地汇集到法航447航班上，才涌现出来。因为这种机型的飞机使用非常广泛，所以其失事需要得到解释。因为唯一能提供解释的方法是复原黑匣子，这个必将过时、但仍在使用的古老设备。
所以，为了解决机械问题之谜，遇难者家属的善后问题只能等待。他们将不得不再次琢磨这个问题：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是否会“回家”。他们将不得不去辩论这种可能性，每个家庭有各自的看法，不同的家庭之间会发生分歧，有时甚至在家庭内部也会有争吵。
真希望他们能找到她
把她带回家来
走下一架抵达巴西的飞机之后的那个下午，我注意到一封标志着“紧急”的电子邮件，邮件来自玛丽·麦莉，她的姐姐安妮·迪贝伦·哈里斯在那架航班上，同行的还有姐夫迈克，他们要去巴黎两周。安妮和迈克是机上仅有的两个美国人。我和麦莉谈话已经大概有十多次了，有时候一次超过两个小时。麦莉描述了安妮在20多岁时战胜癌症的故事，姐姐身体的左侧还发作过小型中风，有时一连几天她会受到偏头疼和纤维肌痛的折磨。但我也从安妮的朋友那里得知，住在里约热内卢的时候，她的这些病好了许多，至少好到能让这位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的女子有机会去体验一种她以前未曾知道的生活：逛大都市熙熙攘攘的市场，和街头小贩讨价还价，学习跳桑巴舞。
现在，麦莉有了一个自己的问题。在空难后，迈克原先工作过的石油公司帮助清理了他们的公寓、关闭了他们的银行账户，把他们的财物全部寄给了麦莉，除了一样东西：安妮的珠宝首饰。麦莉也是最近才知道那些珠宝首饰仍然存放在里约热内卢的石油公司。她想让我帮她把首饰带回来。
在巴西的最后一个上午，我从石油公司取来了3盒属于安妮的珠宝首饰。几天后，我飞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把这些首饰交给麦莉。麦莉在家门口迎接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在桌边坐下，她把盒子里的珠宝一件件摆到我们之间的桌面上：有绿松石戒指、链式手镯、挂着深红色小珠子的项链。当她打开最后一个盒子时，她愣住了，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她用双手从盒子里捧出一串珍珠，捂在胸口，紧紧地闭上眼睛；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说：“这串珍珠，是妈妈的。”
前天，我打电话给麦莉，告诉她法航447航班残骸被找到的消息。我知道她仍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感情。好几周了，她一直在不同的情感之间反复。一天，她会轻蔑地说：“我不在乎他们找得到、找不到那东西，那也不会让安妮回来。”另一天，她又向我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那些潜艇怎么工作，他们是不是真有可能找到飞机残骸，等等。
现在，她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捧着那串珍珠，用手指转动着每个珠子。“这也许是我拥有的最后一件有关她的东西了。”她的眼睛有点红肿，“我真希望他们能找到她，把她带回家来，当没有理由希望的时候，我也不想这个；但现在有了希望，我想让她回家。”（全文完）
（编辑/袁红）
发表于2011年5月8日的《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深度调查》一文，是作者Wil S. Hylton（美国《纽约时报杂志》特约撰稿人）采访了跟空难有关的方方面面人物而撰写的一篇全方位的著名调查报告。在马航370航班空难发生的今天，本刊特连载这篇空难旧闻，两相对照，令人唏嘘感叹。
海底发现了更多
遇难乘客的遗体
失事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会永远是个谜。这个春天，在“阿卢西亚号”上，随着伍兹·霍尔的科学家们扫视着447航班的第一批水下照片，他们不仅看到了起落架、引擎和机翼，还看到了在海中山脉脚下深不可测的平原上散落着至少50具遇难者的遗体。他们继续在该区域中寻找，在不远处发现了受损机身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足够大，所以里面还有更多的遇难乘客。
搜寻队的队员告诉我，一种严峻的沉默开始降临船上。随着发现遗体的消息传到外界，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也出现了。在3600多米深的冰冷海水中，遇难者遗体将极度脆弱，然而尸体也可能比两年前那些浮在水面的保存得更完整。深海没有光线、也几乎没有微生物存在，这些尸体可能会提供新答案，不仅会解释447班机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也会解释机上的男女老幼发生了什么事。问题是，是否有人真的想知道。
一些家属认为
应该让遇难者长眠海底
巴黎的一个早上，我来到佩罗拉·米尔曼的公寓，她是一位量子物理学家，她的丈夫伊万不幸在空难中丧生。米尔曼出生于巴西，她有着瘦瘦的运动员体格，还有暖黄色的皮肤和高高的鼻子。我们在客厅里面对面地坐下，她的孩子在旁边玩耍。在客机失事之前，佩罗拉和伊万曾梦想搬到巴黎市内住。伊万去世后，佩罗拉独自带着孩子搬到了市里。
她说：“我不能再在原来的家里住下去了。我不能那样做，我需要换个地方。所以我离开了原来的房子，我把家具、衣服、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那里，我必须这么做。”她转过头，看着她的孩子们，然后她说：“儿童是惊人的，你知道吗？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孩子只有到了六七岁以后，才有死亡的概念。我从根本上质疑这个说法。事故发生的时候，何塞才4岁。那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一次对话，我对他说：‘听着，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他再也不会回家了。’他立马就哭了起来，他从来没那么哭过。他当时说：‘可是，还有许多我想给爸爸做的东西呢。’”
米尔曼的眼睛湿润了，但她接着说了下去，“我是个科学家，我知道那架飞机发生了某种具体意外。但我不能防止想保留神秘的渴望，我不想让他们把尸体捞上来，我不想让那一切再次浮现。我需要翻开人生新的一页。想到有这么一个地方，我的丈夫就在那里，穿着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所穿的衣服，戴着戒指，还有他的项链，这种感觉怪怪的……”她的声音渐渐消弱，然后，她笑了。
第二天，我去约翰·克莱梅斯的公寓采访他，他的兄弟布拉德乘坐后来成为447航班的飞机，抵达里约热内卢，但因为没有签证无法入境，只好重新登上这架飞机返回巴黎。飞机失事后，克莱梅斯和米尔曼成了朋友，但在是否应该把遇难者遗体捞上来的问题上，他们有分歧。米尔曼深深地感觉是，丈夫的遗体应长眠海底，克莱梅斯则深信他有责任让兄弟最后回到家里。他对我说：“一想到他们踪迹全无，就让我感觉很难受。没有尸体，也没说再见，就这样走了。在最初的几周里，我只是认为他们会找到飞机。不可想象他们会找不到。”
为了解决机械问题之谜
遇难者家属的善后问题只能等待
在“阿卢西亚号”的宣布之前，这些争议本可以放在一边不去讨论，因为那既遥远又不重要，但科考船的发现却让这些问题现实化了。宣布不到24小时后，法国生态与运输部部长纳塔利·科斯索斯科·莫里泽在电视上宣布：“这些遇难者的遗体将被打捞起来，并进行身份确认。”但这个承诺是否能兑现还不得而知。现在，法国调查与分析局已经找到了黑匣子中的圆筒，搜寻队将试图用同样的“爪与筐”系统，把至少一具遇难者遗体打捞上来。法医警告说这样做很危险，而且非常困难。空难发生已经两年了，尸体也许能捞起来，但这些尸体很可能变得很松软且易碎，很有可能在机器爪的作用力下碎裂。一些专家建议，在恢复黑盒子的数据之前，应该用3D照相机对尸体进行详尽地拍照。对飞机残骸的打捞也许已经搅得海底不安宁了。
是否该打捞这些尸体的问题仍很难回答，最后的决定只能是两种中的一个：或者把所有的尸体都打捞上来，或者让它们都继续沉睡在海底。但是这种选择，即使在短短的10年前，也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只是因为许多事情异乎寻常地汇集到法航447航班上，才涌现出来。因为这种机型的飞机使用非常广泛，所以其失事需要得到解释。因为唯一能提供解释的方法是复原黑匣子，这个必将过时、但仍在使用的古老设备。
所以，为了解决机械问题之谜，遇难者家属的善后问题只能等待。他们将不得不再次琢磨这个问题：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是否会“回家”。他们将不得不去辩论这种可能性，每个家庭有各自的看法，不同的家庭之间会发生分歧，有时甚至在家庭内部也会有争吵。
真希望他们能找到她
把她带回家来
走下一架抵达巴西的飞机之后的那个下午，我注意到一封标志着“紧急”的电子邮件，邮件来自玛丽·麦莉，她的姐姐安妮·迪贝伦·哈里斯在那架航班上，同行的还有姐夫迈克，他们要去巴黎两周。安妮和迈克是机上仅有的两个美国人。我和麦莉谈话已经大概有十多次了，有时候一次超过两个小时。麦莉描述了安妮在20多岁时战胜癌症的故事，姐姐身体的左侧还发作过小型中风，有时一连几天她会受到偏头疼和纤维肌痛的折磨。但我也从安妮的朋友那里得知，住在里约热内卢的时候，她的这些病好了许多，至少好到能让这位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的女子有机会去体验一种她以前未曾知道的生活：逛大都市熙熙攘攘的市场，和街头小贩讨价还价，学习跳桑巴舞。
现在，麦莉有了一个自己的问题。在空难后，迈克原先工作过的石油公司帮助清理了他们的公寓、关闭了他们的银行账户，把他们的财物全部寄给了麦莉，除了一样东西：安妮的珠宝首饰。麦莉也是最近才知道那些珠宝首饰仍然存放在里约热内卢的石油公司。她想让我帮她把首饰带回来。
在巴西的最后一个上午，我从石油公司取来了3盒属于安妮的珠宝首饰。几天后，我飞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把这些首饰交给麦莉。麦莉在家门口迎接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在桌边坐下，她把盒子里的珠宝一件件摆到我们之间的桌面上：有绿松石戒指、链式手镯、挂着深红色小珠子的项链。当她打开最后一个盒子时，她愣住了，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她用双手从盒子里捧出一串珍珠，捂在胸口，紧紧地闭上眼睛；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说：“这串珍珠，是妈妈的。”
前天，我打电话给麦莉，告诉她法航447航班残骸被找到的消息。我知道她仍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感情。好几周了，她一直在不同的情感之间反复。一天，她会轻蔑地说：“我不在乎他们找得到、找不到那东西，那也不会让安妮回来。”另一天，她又向我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那些潜艇怎么工作，他们是不是真有可能找到飞机残骸，等等。
现在，她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捧着那串珍珠，用手指转动着每个珠子。“这也许是我拥有的最后一件有关她的东西了。”她的眼睛有点红肿，“我真希望他们能找到她，把她带回家来，当没有理由希望的时候，我也不想这个；但现在有了希望，我想让她回家。”（全文完）
（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