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的一天早上，一辆神秘的面包车开进了杭州新农都水产市场。几个30多岁的男人从车里走下来，直接向商家询价后，就开始大面积扫货，好几家卖大闸蟹的商店被一扫而光。据悉，这群人每隔几天就会来一次，而且每次都从不同的商店采购，然后迅速开车离开，行事十分神秘。
　　一名姓胡的摊主见过这些人6次，估算他们的总购买量大约有3万斤。有一次，他实在好奇，就忍不住问神秘男子买这么多大闸蟹做什么，对方的回答让他很吃惊：买这些水产是拿去放生的。对此，杭州市渔政总站增殖科相关负责人表示，放生本意是好的，但前提必须是科学的、环保的、生态的：“这个时候投放大闸蟹，缺乏基本的常识，同时也是对生态环境的不尊重。”
　　据媒体报道，随着春节接近，不仅有人往淡水河里“放生”海鲜，更有人在居民区“放生”上千只老鼠，早前，甚至还有人往村边山上“放生”眼镜蛇等。而据相关人员估计，每年放生的鱼、蛇、乌龟、鸟，甚至蚂蚁的数量约有2亿，不过究竟有多少谁也不清楚，给放生地造成的生态破坏后果无法预料……
　　
　　当放生变成杀生
　　在东亚文化圈中，放生源于佛教，指的是将俘获的动物放归大自然的行为，目的在于显示慈悲心，积德行善。这本是一种保护生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举动，但最近十年来，由于一些人的无知，导致盲目放生的乱象时有发生，并且已对某些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威胁。
　　2015年6月，家住武汉市梁子湖边的张大爷，像往常一样早起去湖边锻炼时，意外地发现湖边突然涌现出大量乌龟，其中不少乌龟上岸后直接死亡。他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相关部门，专家到现场查看后才发现，这些乌龟大量上岸、死亡，原来是由湖中的本地乌龟和外来乌龟发生混战所引起的。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因为在这场“乌龟争霸赛”中，以本地的中国乌龟战败而结束，得胜的一方，则是号称“入侵物种中的杀手”的巴西龟。后来在相关部门的追查下才知道，这些巴西龟竟然都是武汉的一些善男信女放生到湖中的。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物种项目主任范志勇介绍：巴西龟由于生长速度快，繁殖率和存活率高，大量放生到野外并繁殖后，就会掠夺其他生物的生存资源。目前，巴西龟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100种入侵物种之一。但在我国，龟类是长寿的象征，向来有食用乌龟和将其当宠物的传统，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后，大量巴西龟被引进繁殖。现今，我国成为世界上巴西龟最多的国家，巴西龟的生存范围遍布我国中南部省份的水域，造成的生态影响难以估量。在福建闽江流域，相关部门一直在组织捕获、处理巴西龟，但收效甚微。
　　
　　除了外国来的物种，即便是在中国这个区域内，将某一地没有的物种带来放生，也会造成生态危害。比如，以前泰山上没有松鼠，当地市民出于好心，将小商贩出售的宠物松鼠买来放生到泰山，而在缺乏天敌控制的情况下，这一物种渐渐泛滥成灾，造成当地农民种植的核桃减产甚至绝产。此外，在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也曾发生类似事件，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敏感且脆弱，普通群众切勿盲目在此放生不明鱼类，不科学的放生就是变相杀生。”
　　
　　隐秘的放生组织
　　相信不少人对放生的最早认识来自《西游记》：幼年时的唐僧，用自己的柴和别人交换了一条鲤鱼，然后又将鲤鱼放回河里。这个故事看起来多么美好，蕴含着佛教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情怀和因缘果报的观念。
　　但如今的放生，早已变了质，因为欠缺考虑，或是仅仅为了彰显自己的信仰，不少团体和个人的放生行为就演变成了闹剧。2015 年，北京有家公益组织在江西赣州全南县天龙山放生了三四百只人工养殖的狐狸，结果这些狐狸在夜间成群跑下山，在邻近村庄里游荡，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然而天龙山只是其放生的目的地之一，据悉，这个组织共买了七八百只狐狸，放生到包括天龙山在内的若干地方。
　　
　　据了解，类似的放生组织在中国民间十分常见，它们有自己的QQ群和微信群，甚至还有网站。2015年2月，网友“DC林夕”发布了一组放生活动图片，图片上赫然呈现了一群人在淡水河中放生成袋的扇贝、竹蛏等海鲜！图片后面还附带了一个网页链接，点开后可跳转到一个名为“中华护生网”的网站。据该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自 2014 年 4 月起，他们每个月都会组织4次放生活动，每一场的花费过万，并称已开通手机扫码支付。
　　这类组织中，不少都是打着放生的名头，专门招募善男信女，收取一定钱财之后，组织集体放生，但他们的放生活动多半没有经过具体的科学考察，完全不顾对当地生态的影响。据报道称，放生组织的年收入可达到100万人民币，对于一些有放生池的寺庙来说，“放生”几乎成了摇钱树。然而，真正要付出代价的是那些被“放生”的动物，还有它们的来源和归处——生态环境。 　　那么，这些组织放生的动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某些地方，放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吉林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唐景文曾向媒体透露，比如鸟类放生者向鸟贩预订鸟，鸟贩“接单”后，便向捕鸟者“下单”，捕来的鸟再卖给放生者……而且这些鸟贩与时俱进，还有淘宝支付与微信支付，并且包邮送达。在北京八大处公园门口，有一些鸟贩子专门向游客兜售野生麻雀、喜鹊等小鸟供其“放生”。若有人问他们野生小鸟的来历，鸟贩就会以“你的心不诚”为由拒绝回答。其实，每一只“放生鸟”往往是用20只鸟的命换来的，因为在捉捕过程中，许多鸟会致残、受伤甚至死亡，而在运输过程中，因窒息、少食而死亡的鸟更是数不胜数。

　　查阅全国放生联系网，在“戒杀放生”专栏中专门提到：鼓励救护那些被擒、被抓、将被宰杀、命在垂危的众生的命。而一些善男信女常在市场上买动物放生，却被动物贩子利用，不断将自然界原本自由的动物推向市场，导致了“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放生乱相怎么办？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放生行善可以说是一个永不过时的道德命题，其中蕴含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悲悯情怀，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而言，有极其重要的正面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是，如何科学放生却是个技术活，很多人因此误入歧途，好心办坏事，如何规避这种现象就成了一个难题。中国佛教协会表示，当下许多放生活动背离佛教慈悲的初衷，不明就里地乱放生，只会造成更多的动物受害和环境被破坏。这话并不夸张，经常性、定期性、大规模的放生活动不仅影响生态平衡，而且还会催生唯利是图的动物买卖行为。针对种种放生乱象，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发出倡议，呼吁广大信众遵守法律法规，以科学知识为指导，合理放生，慈悲护生。
　　也有人提出，在放生圈子中，藏族的做法就很合适，既没有那么多荒唐事例，也较少商业炒作，值得全国的放生者学习。据了解，藏族一般不会举行放生活动，更不会特意购买动物放生，只是在平时见到受伤的动物时，给其食物、助其疗伤，直至其痊愈后再放归初遇的地方。他们还将村子四周的山和水列为“禁区”，并且有专人守护，不准任何人上山打猎、下河捕鱼，以及乱放动物进去，尽量保持自然原始的状态。
　　除了借鉴这种较好的放生方式，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工程师阮向东还提出了“科学放生”的观念。即在放生之前，对被放生动物的习性、检疫情况和放生地的生态环境、食物链结构等进行必要的了解，需要时可向有关专家或机构寻求咨询和帮助，确保被放生动物的习性、数量、健康状况与放生环境相协调。
　　而针对当前放生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则表示：“应建立放生协作机制，在任何地方开展放生活动，都要接受环保、农业、林业、渔政、检疫等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制止违规违法行为”。
　　仅仅是这样还不够，因为正如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所说，虽然《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都禁止使用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放流，但对个人行善放生的约束性不强。她建议，应对放生程序进行修改，使制度尽量人性化，比如接收放生申报的单位可从省级降低到县级。还应借鉴《环境影响评价法》，定期公布一批具有相关论证资质的科研机构名录，由放生单位自行选择科研机构进行评估，并加强对评估机构的监督和追究。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目前泛滥的“放生”乱象得到有效的抑制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