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是五叔定的，公历七月二十八，农历七月初二。
　　家里有两间瓦房，父母一间，我们兄弟一间，这一间放两张床，我和五弟睡，三弟和四弟睡，如果大哥回来，我和大哥睡一张床，三弟、四弟、五弟挤一张床。冬天还好办，大家挤一起还是挺暖和的，夏天就麻烦了，天气忒热，脱光衣服也抵挡不住南方之南的滚滚热浪，晚上无风，空气煮过似的，身上被烤出油来，草席上留下一大片乌黑的汗渍。床太小，为了自己睡得舒服一些，兄弟们经常你挤来我挤去的，有一次还将五弟挤床下了，他的头上起个大包包。五弟的肺活量很充沛，他在床底下嚎啕大哭，一直折腾到天亮。母亲要责罚我们，可谁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是确实不知道那一脚是谁蹬的。
　　在我们乡下，一般的家庭都有或大或小的庭院，我们家的庭院不大，除了两间瓦房，还有一间红泥土糊成的厨房和一间半开放的牛棚，中间一小块空地用来晒稻谷番薯。父亲在庭院里琢磨了好几天，终于确定大哥的新房建在厨房边上。父亲还是蛮有经济头脑的，在那个位置建新房可以省掉一堵墙的砖头。
　　开工后，全家人都忙碌起来，大哥也从生产队的砖瓦厂回来帮忙，这是他的事情，他不能不回来。四弟五弟依然像往常那样幸福地玩耍。三弟当小工，给师傅递砖瓦什么的，他稚嫩的小脸总是弄得很脏，看上去像个花脸，衣服上也沾满了泥土石灰。我的任务不轻，负责到村口的河边挑沙子，每天两担，几天下来，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印。
　　几个师傅敲敲打打修修补补忙了一个多月，新房落成了，他们在外墙搧上白灰，顶上铺上瓦片，再装上木门，看上去还像回事。大哥不是太喜欢眼前的这间新房，主要是挨着厨房，油烟味太重，但他没有说什么，当父亲问他怎么样时，他笑着说挺好的。大哥知道，尽管新房简陋，但父亲已经尽力了，再说，大哥长这么大，还从未有过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如今新房就在眼前，他能有意见吗？我对大哥羡慕得要死，恨不得马上长到十八岁找个女人结婚，不用老和弟弟挤一张床。
　　未来的嫂子和我们家同一条村，她住村东头。花梨村是个大村，人口有一千多人，主要是符姓和周姓。符姓住村西头，周姓住村东头，村里约定俗成，同姓之间不通婚。初中刚毕业，大哥喜欢一个姓符的姑娘，他征求家里的意见，母亲说，兄妹结婚，那是乱伦。大哥只好忍痛割爱。其实，我们家和那个姓符的姑娘，要扯上亲戚关系，至少五代以上，
　　嫂子比大哥大两岁。大哥没有恋母情节，也不喜欢找比自己大的姑娘做老婆，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大哥犯过法，身上留有污点。前年，也就是大哥离开学校的第二年，他到坟场的树林子偷砍了一棵苦楝树，被公社民兵人赃并获。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曾经到县人民医院学医一年，现任公社革委会主任胡德旺当时是医院院长，父亲和他有些私交。大哥偷砍树木，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可以定性为盗窃罪，判个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如何定性，胡德旺说了算。父亲琢磨着，如何搞定胡德旺。想来想去，父亲盯上我们家的公狗。那条黑狗我已经养了好几年，每天下课回家，它就跑出院子，摇着长长的尾巴迎接我。周末我去坡上放牛，它也跟着我去放牛，可以说，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父亲要将我的伙伴送人，我一万个不答应，父亲说，难道你想让你哥蹲监狱吗？两相权衡，大哥肯定比狗重要，于是，我只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胡德旺喜欢吃狗鞭，红江公社的干部都知道，我父亲也知道。当父亲把狗牵到他面前，他蹲下来，斜着两只小偷一样的贼眼盯着狗的下面，边看边笑。我知道，这条狗的狗鞭又粗又长。胡德旺站起来，两手叉腰，对父亲说，老符啊，念你儿子是初犯，我就不把他交给县公安局了，我们自己处理。
　　大哥虽然没有坐牢，但要挂牌游街。邻近的几个村庄都知道大哥是盗窃犯，因为这个原因，大哥谈了几个女朋友，都是因女方家长反对而告终。后来，他和失去双亲的周美春谈上了，并且很快确定了关系，父亲担心对方变卦，几个月后就把婚事定下来，以免夜长梦多。
　　在我们乡下，结婚是件繁琐的事情。婚礼前一天，男女双方得摆酒请客，一直忙到婚礼结束。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这么操办，路线教育工作队整天盯着给人割这个尾巴那个尾巴的，还有一帮育种队住在村里。说来好笑，领导说县里的粮食不够吃，要在濒临北部湾的热带地区种高粱，于是，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被抽去育种队，在东北来的专家指导下培育高粱。试了一年多，高粱没有长出来，全烂在地里成了肥料。他们每天都忙乎着，劳而无所获，正愁没地方撒气，如果这个时候撞上枪口，弄不好要扣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帽子，何况大哥还是个有案底之人。
　　村里的路教队长邱志高得知大哥要结婚，警告我父亲，婚可以结，但礼不能办，还给我父亲规定了几条不准。父亲本想把儿子的婚礼办得像样一点，但上面有要求，他吃了豹子胆也是不敢违抗的。前些日子，村东头的周姓家大白天给儿子办婚礼，客人正在欢天喜地喝酒吃饭，十几个打手一样的民兵突然冲进来，将桌椅砸个稀巴烂，场面十分狼狈，成为一个笑话。
　　父亲可不想被人家笑话，何况父亲胆小怕事，所以，晚上结婚是唯一的选择。当时大队部有电，村里却一片漆黑。不用下地干农活的，村里人都称之为干部，父亲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也勉强算个小干部。父亲拿着两条丰收牌香烟去拜访村支书，村支书笑呵呵地接过香烟，说，接吧，就一晚。两盏40瓦灯泡，加上一盏白炽灯，虽然说不上灯火通明，但客人至少不会把饭吃到鼻子里。
　　喝喜酒是要掏份子钱的，我们家穷，亲戚朋友自然也是穷得叮当响。五叔坐在轮椅上，来一个登记一个，客人給的份子钱零零碎碎地装在一个黑布袋里，布袋挂在五叔手摇三轮车的手柄上。五叔小心翼翼地护着那个钱袋子。
　　婚礼在晚上举行。半夜，大哥带着他的朋友去嫂子家迎亲。我家和嫂子家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但迎亲不能走小路，必须走大路，这样，要拐几个大弯，路程增加不少。
　　迎亲路上，新娘在10个伴娘的陪同下，面向娘家，倒着走。走走停停，哭哭啼啼。我原来不明白，母亲告诉我，新娘面向娘家，倒着走，那是表示新娘舍不得自己的父母。哭哭啼啼，也是这个意思，此外，还有未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伤心之意。 　　新娘走得越慢越表示自己对娘家的眷恋，有时候，新娘干脆站着不动，和伴娘聊天。伴郎可以在后面赶她们，但不能用手推。以前，新郎可以叫伴郎在伴娘的身后放鞭炮，赶她们往前走，现在不能放鞭炮，新郎只能干着急。新娘不走，新郎就和伴郎在后面抽烟等候。
　　凌晨，迎亲队伍才到我们家，我和三弟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挂鞭炮燃放。白天，三弟对我说，大哥结婚没有放鞭炮不过瘾，咱们买两挂鞭炮放放。我也想放鞭炮，但又担心惹禍。三弟说，没事的，三更半夜的，那些人都睡觉了，他们不会知道的。我说行，但买一挂就好了。
　　父亲、母亲以及在座的亲戚朋友都被突如其来的鞭炮声吓着了，如果是在平时，我们肯定一顿挨打，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父亲没有动手。父亲训了我们一顿，声音很小，但态度很严厉，他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是不是想把你哥的婚事搅黄才甘心，啊？我不以为然，放挂鞭炮，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和三弟都没有吭声，父亲骂了几句，就忙去了。
　　新娘和伴娘站在大门外，没有马上进去。五叔算过大哥和嫂子的生辰八字，认为大嫂的生辰八字破婆家，就在大门口放一片完好的瓦片，新娘进门时故意踩破瓦片，大家一起大声说，破了！破了！以此禳解嫂子八字中的缺陷。
　　父亲、母亲和几个叔叔，还有舅舅坐在院子中央，两个伴娘陪同嫂子，分别给长辈敬茶，大哥介绍一个，嫂子敬一个。
　　早上，我们在家里收拾桌椅碗筷，邱志高忽然出现在门口，他身后还跟着两名路教队员。邱志高脸色很难看，黑得浓重，几乎可以拧出水来。他一进门口，操起两道凶恶的目光，对父亲破口大骂，符国恩，你的政治立场哪去了？你的同情心哪去了？国家发生那么大灾难，你在这里打办婚事，还燃放鞭炮！父亲不是党员，没有政治立场，邱志高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训人方式，把什么人都当党员看待。当时信息很不畅通，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父亲一头雾水，不知道邱志高说的国家大事是指什么。见父亲傻楞着，邱志高说，唐山发生大地震了，我们的同胞死了好几百万呢！父亲不知道唐山在哪里，也不知道地震能死那么多人，邱志高是有身份的领导，他的信息来得快，错不了。父亲懵懵懂懂地低头站着，不知所措。邱志高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和他一起来的队员走到父亲身边，用手推了一下，父亲乖乖跟着他们去大队部。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发生地震，此时，正是我们放鞭炮的时间。那时我没有手表，但五叔曾经说过，新娘凌晨三点半进门最好。所以我能肯定唐山发生地震的时候，我和三弟点燃了那挂鞭炮。
　　父亲被带走时，母亲僵硬地站在牛棚旁边，她手里抓着一把稻草，牛把头拉直，舌头伸过来，拼命想咬她手里的稻草，母亲将稻草往前送，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门外，父亲已经没有了踪影。母亲的脸上刻着一道又一道皱纹，在晨光的映照下，清晰成干涸的河床，泪水在里面汩汩流淌。
　　大队广播不停地播放唐山地震的消息，村里人这才知道国家刚刚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父亲被路教队安排坐在大队的一间办公室，在过去的一个多小时，路教队和大队干部集体对他进行讨伐，之后，父亲留在那间办公室，两级干部到会议室开会讨论父亲的问题。
　　结果很快出来，父亲被免掉赤脚医生职务。对父亲而言，这算不了什么处分，赤脚医生也是农民身份，每天按12分计，没有任何补贴。父亲本来就是一介农夫，回生产队犁地耕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父亲原来担心事情会牵扯到大哥身上，如果追究大哥的责任，大哥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这下好了，只是自己当不成赤脚医生，大哥安然无恙，其他一切都好办。
　　五叔对大哥娶周美春一直持保留态度，他觉得大哥和周美春的八字不合，周美春的八字克婆家。父亲丢掉赤脚医生的饭碗，五叔更坚定自己的观点。下午，五叔摇着三轮车来我家，大哥和嫂子去公社照相。那个时候，结婚没有结婚证，摆个结婚酒，照张合影像挂墙上，两个人就算是合法夫妻了。五叔又将自己的观点亮给我的父母，母亲看着父亲，没有说话，父亲说，已经摆了酒了，你说怎么办？五叔对我说，小二，你去把你三叔、四叔叫来。五叔虽然最小，但他的几个哥哥都很尊重他，可能是因为他对八字比较有研究，加上又是一个双脚瘫痪的残疾人，在我的父辈中，他说的话是有分量的，父亲对他的意见也是看很重的。
　　他们凑在一起开家庭会议，主角仍然是五叔，母亲给他们每人倒杯水，就躲房里去了。五叔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破旧的书，他翻翻看看，然后说，我反复看，反复论证，他们两个人的八字严重相克，如果美春比大龙大三岁，我就不会反对他们结合，现在看来，我的看法是对的，书上也是白纸黑字地写着，错不了。
　　当天晚上，父亲一夜没睡，他和母亲小声地谈论着大哥的婚姻，叹气声不断从他们的房间溜出来。后来，父亲干脆起床，到院子抽烟。深夜，没有星光，夜深重地黑着，父亲像一根木头一样浮在黑的河里。天亮了，父亲仍旧坐在那张破椅子上。
　　做出这样的决定很难，父亲想了一个晚上，想法渐渐地向着五叔的方向靠拢，大哥和大嫂还蒙在鼓里，因为白天步行去公社照相，他们累了，所以睡得很香，大哥的鼾声时起时伏，长短不一，没有规律。
　　大哥很晚才起床，父亲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大哥虽然已经成亲，但总的来说还是个大小孩。我们几个兄弟都很尊重父亲和叔叔，大哥也不例外，当父亲将家庭会议决定告诉他，他沉默了一会，咬咬牙说，我听你们的。声音很低，微微发颤。
　　第二天向大嫂宣布决定的不是父亲，也不是大哥，是五叔。大哥不敢面对大嫂，五叔找大嫂谈话那天，他跟着三叔去了生产队的砖瓦厂。大嫂没有为自己争辩，她知道，五叔是代表符家向她宣布决定的，她还能说什么呢？
　　大嫂走的时候，父亲去大队上班，母亲下田里干活。大嫂独自在仅仅住了一个星期的新房收拾自己的衣物。墙上挂着结婚照，两个新人脸挨着脸，幸福地笑着。大嫂将照片取下来，用剪刀从中间剪开，两个人分开了，她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装进袋子，将大哥那一半放桌上。
　　大嫂的姐姐周美容来我们家找过我母亲，大嫂是她带大的，长姐为母。她对我母亲说，你们这样做，叫我妹子以后怎么嫁人？母亲一个劲地陪不是。周美容没有大吵大闹，但话里头无不充满着谴责的语气。不管周美容说什么，母亲都没有反驳，只是一脸的歉意。
　　没过多久，周美春嫁到江北，他丈夫的年龄比她大一轮还多，男人的两个孩子喊她妈。在我们乡下，女人如果被丈夫抛弃，基本上不能在村里立足，大多数远嫁他乡，周美春走的仍旧是村里的一条老路。
　　大哥在砖瓦厂干活，回家的次数比以前少了许多。有一次刮台风，大哥差点没命了。我们那里，每年八九月份都要刮几次台风，那时候，砖瓦厂没有收音机，更别说有电视了，信息非常闭塞。台风是晚上来的，大家都已经睡了，那天大哥肚子不舒服，请假回镇医院看病，顺便回家。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将砖瓦厂的房子推到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被压在瓦砾下，他的腰断了，在病床上呻吟了半个月，死了。母亲说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大哥每次回家，母亲总唠叨起相亲的事，大哥找借口搪塞。母亲有一次生气了，说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打光棍？大哥说，一辈子打光棍有什么不好？母亲说，你不结婚，下面几个弟弟怎么结婚？在我们那里，结婚是有顺序的，大的不结婚，小的是不能插队的。
　　许多年后，大哥仍孑然一身，母亲说，你再不成家，你的弟弟可不能等你了。我知道，母亲说的弟弟是指我，因为我已经十八岁了。如果我比哥哥早结婚，按当地的风俗习惯，是对大哥的一种嘲笑、侮辱，姑娘一般都不愿意嫁给这样没出息的男人。
　　我结婚了。新娘挺着大肚子住进大哥曾经的新房，不久，老婆给我生了个白胖的肉团子。大哥抱着自己的侄子，黑瘦的脸上绽放着笑容，眼角处的皱纹逶迤至耳边。
　　大哥和父亲站在午后的阳光下，看上去，他们像两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