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调查委员会的一员，我昨天（1月20日）全程参与了调查。由官方召集组织网民、媒体组成调查委员会，对一刑事案件进行调查，这种方式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虽然我做了近十年记者，采访过许多案件，但像今天这种“身份”去调查，也是第一次。
　　刑事案件的侦查、立案、审理有一整套程序，对应的职能部门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它们的司法权力来源于国家授权。记者采访虽然在我国还没有得到立法保护和规范，但是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天然功能，早已深入人心。与司法机关强大的权力相比，新闻媒体权力的边界要模糊得多，而昨天才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它的权力有多大？边界在哪里？调查委员会很快就遇到了这些问题。
　　到达晋宁县公安局后，调查委员会成员、媒体记者与该县公安局、检察院7名负责人在会议室展开了第一轮询问。如果说询问的环节顺利，那么调查委员会的“危机”很快就出现在晋宁县的看守所内。
　　晋宁县公安局闫副局长表示，考虑情况特殊，经请示后，准许调查委员会成员进入看守所——可以说，调查委员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
　　在看守所内，当调查委员会要求与李荞明同仓的嫌疑人见面时，原本已同意的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拒绝调查委员会成员会见嫌疑人。
　　這给调查委员会带来很大困惑：会见嫌疑人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查明真相”的方法之一，但是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力这样做，却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认为，尽管社会舆论对办案的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表现出极大怀疑，但释疑的调查及最终结论仍应该是相关部门，例如上一级公安、检察院或纪委等单位作出，调查委员会没有权力，也缺乏专业能力去“侦破”案件，调查委员会不能用违背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方法手段谋求真相、公正。
　　如果大家对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甚至更高级别的司法部门丧失信心，那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现了问题，正如湖南湘潭黄静案，在公安部物证专家都介入调查的情况下，法院判决仍引起极大争议甚至质疑一样。
　　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随后又以涉及机密为由，拒绝了调查委员会查看9号监仓监控录像和其他证据的要求，对此，调查委员会也没有办法。
　　我认为，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这次调查，虽然没能“查明真相”，但如因此就把这次活动指称为“作秀”、炒作，仍然是有失公允的。
　　首先，调查委员会的介入，使案件的更多细节得以披露，从而使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作弊”的风险增加。
　　其次，通过这种独特的调查方式，使得更多普通公民有了一条新的渠道更接近真相，想到那些闭门侦查、闭门立案、闭门审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这条路径至少提供了一种新形式的监督——虽然这种监督还很不成熟。
　　再次，今天我认为自己有两个身份参加了调查，一个是调查委员会成员，另一个是作为首发李荞明案件的云南信息报副总编，相比我近年的案件采访经验，能让公安、检察院坐在对面有问必答，在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调查委员会的形式，对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价值意义深远。
　　最后，调查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鲜明的信号，可以解读出政府对主动公布、公开信息有了更大压力，也具备了更自信的心态，而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愿望、渠道与技巧，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虽然全国第一次民间色彩的调查委员会的第一次调查，在仓促中起步，有很多问题、不足，但如果能有更多人提出建设性意见，使其更符合法治精神，更具有操作性，那么，这一次中国大众民主监督的重要尝试，意义便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