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下午4点29分，在云南省省委大楼的四层办公室里，刚上任不久的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他的QQ群里发布了一条消息，声称为应对躲猫猫事件，拟组建一个网民调查团。
　　当他做出那个足以引爆网络世界的决定时，“躲猫猫事件”已然成为政府处理网络舆情的实验性标本。各种元素的融入，各种面孔的闪现，各种力量的角逐，乃至于各色声音的介入，无不推动着剧情发展，使得剧情由暧昧变得疏朗又变得诡异、丰富。
　　“网民调查组”的面世，更将这一剧情推向高潮，“阳光政府”、“标本意义”的赞誉声响彻云霄。然而，高潮迅速冷却——在经历尴尬的调查后，网民铩羽而归，真相并未大白。这些质疑案件的网民代表，反成遭质疑的对象，被人肉搜索出了“官方背景”。
　　我们反对对事件进行非理性的阐释。不过，“网民调查团”遭质疑，几乎是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背后的权力博弈失衡导致的必然后果。
　　
　　宣传部新来的年轻人
　　
　　2月17日左右，伍皓正忙着全省的宣传部长会，他在网上发现“躲猫猫“事件已经成为网络舆情的聚焦点，官方还没来得及应对。
　　两天后，云南省委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协调会，政法等相应单位参加会议。在会上，伍皓提出让网民去现场调查。起初，各部门的领导尚有顾虑，在伍皓的说服下，大家达成共识，表示“政府这次不再躲猫猫”。
　　在从政之前，70后的伍皓是正高级的新华社记者。他曾连续报道过云南“7·19孟连暴力冲突事件”，并在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题为“云南副书记谈孟连事件：干部这样当不如跳河”一文。在另外一篇稿子中，他的文章标题是“云南：嚴禁给反映问题的群众随意扣‘刁民’等帽子”。
　　这些在网络上反响强烈的稿子客观上改进了政府形象。去年11月初，云南省委组织部发布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拟将伍皓从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上任以后，伍皓确实展现了他的活力。在众多事件里经历了公权部门对民意呼声的忽视，公众确实需要活力的征兆。不过，调查者的成员“边民”分析，刚刚上任的伍皓并不懂得官场的规矩，比如说，他分管的是新闻出版——报纸、电视、广播，并不分管网络，从职责范围内来说，他已经越俎代庖了。
　　在更多时候，这种活力体现的是一种“新政”的特色。当伍皓做出那个引来喧嚣声一片的决定时，责任、风险和压力也高度集中于这位管理者自身。
　　当网民调查团未能得出颠覆性结论，写出被评价为“无力”的报告后，公众一致质疑这是官方的作秀行为。可以赞美的是，伍皓是一个不服输的男人。在恶评如潮的当口，他也不放弃任何一个跟公众沟通的机会，试图在这场个人声誉和政府形象的比赛中挽回比分。2月22日晚上，他甚至把自己在QQ群里的长达40页的聊天记录贴到了网上。
　　他的新华社的老领导和老同事给他发来短信，称他是“史上最火的宣传部长”，也有人劝告他，到机关工作，就要适应机关环境和机关的工作方式。他自己则声称，他坚信自己没有做错，符合云南省打造阳光政府的思路。
　　公布出来的聊天记录里，他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沮丧的情绪，在调查报告发布的当晚，他的留言显示，“我也是要决心真正向公众呈现无可置疑的真相的”，“司法的人没有听从我们宣传部门的建议。这让我很无奈，我倒没预料到他们会临时变卦”。
　　第二天的凌晨，他又在QQ群里问：从法律程序上说，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我们组织的这类民间委员会可否会见嫌疑人？如果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仍可继续争取办理合法会见手续。
　　调查组的主任“风之末端”回答了他的疑问：不可以，《刑事诉讼法》制定的时候，还没有公众参与这个概念。
　　
　　“媒体人不是纯网民”
　　
　　伍皓的QQ群名叫“伍皓的网络意见箱”，是他的工作QQ群，成员主要是省宣官员、媒体记者和网站工作人员等。他在这个群里首次宣布拟建网民调查团，1分钟之内“新报边民”、“风之末端”就在QQ群里报名，伍皓就地宣布最早报名的这两人担任调查组的正副主任。
　　随后，《生活新报》的记者温星也报名，几人对如何报道和传播此事展开讨论。
　　15点24分，“南边的云”贴出了正式的公告内容，请各网媒转载。4分钟后，伍皓说新闻处的电话被打爆了。几个在QQ群里报名的都是最早打进电话的，电话打不进去的温新直接拨打的是新闻处龚非处长的手机。
　　当晚云南省宣传部公布调查委员会名单，委员会由4名政法界人士、3名媒体记者和8名网友组成，但是在8名网友中5人有媒体背景。在省宣的工作QQ群里，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从事社会报道的温星被误认为是个托，“绝对是个误会，因为做出选择的并不是他自己”。名单公布时，温星马上发问：“怎么把我归到了了网民里，而不是媒体代表？”
　　《云南日报网》的一位编辑直言：这么整，要有问题的。
　　随后伍皓与这位编辑进行了私聊，对方表示非常担心外界认为名单里的网民其实就是托，“边民他们可以是媒体代表，网民应该找纯网民”。风之末端和边民在名单里被标注为网民，前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云南电视网编辑赵立，后者是生活新报网网评论总监董如彬。
　　伍皓提出可以找新闻处商量能不能增加两个“纯网民代表”，不过，那份名单最后没有修改。在网民代表中，除了赵立、董如彬和温星，网友“吉布”是昆明信息港的编辑，“能石匠”曾做过编辑和策划人，现在是互联网的自主创业者。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边民否认自己是官方的“托”,他举例说明，自己更像政府的刺头，比如说，在今年云南两会期间，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一篇《“丽江市接待办”巨牛：接待厅级以上中外领导名单大曝光》的文章，在网上被狂删帖，令有关部门如坐针毡。
　　47岁的他毫不客气地说，伍皓见了他也得称他“边兄”。他把自己和伍皓的关系定位为网友，除了“伍皓的网络意见箱”，他们在另一个“纯媒体”的QQ群里也是群友。他们唯一一次见面，就是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的在云南电视台的那次，伍皓作为领导表扬了信息公开，他作为热心观众，批评信息公开步伐还不够。
　　和“风之末端”的关系——“那见面的次数就太多了”。他们俩同在《云南信息报》开设专栏，边民的专栏叫《新闻脱口秀》，风之末端的专栏叫《老昆明闲话》。
　　至于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调查，他认为“低俗”点的理由就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云南人对“躲猫猫”这个词很熟悉，北方话叫“捉迷藏”，一般是小孩才玩的低级娱乐游戏，看守所里犯罪嫌疑人玩躲猫猫游戏玩出人命来，怎么可能叫人不浮想联翩？他想首先满足一下自己的知情权。
　　“能石匠”和“边民”、“风之末端”之前都熟悉。他不在伍皓的群里，是看到转载信息报的名，至于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上，他估计是自己在网上发言中立，“受到官方和民间的尊重”。
　　
　　看上去很美
　　
　　19日晚上10点，被随机抽中的网民代表王新云意外接到了省宣的电话，他因此觉得自己背负了“历史性的责任”，兴奋得到20日凌晨4时才睡着。2004年云南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王新云在“得爱科技”工作。平时，他喜欢在网络上匿名发表自己的观点，从陕西的“周老虎”，到贵州的“俯卧撑”，他都曾关注。
　　“能石匠”以为这样的调查起码也要三天以上，于是挑了换洗衣物、一周的鼻炎药，手机充电池等，赶在预定时间赶到了集合地点。
　　2月20日上午8点30分左右，8名被选中的网民代表抵达了云南省委宣传部。温星回忆，由于拍照摄影的记者太多，不明就里的省宣保卫处警官还不小心把这些网民代表当成了上访的群众。
　　在前往晋宁县的路上，“调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委员们显得很兴奋，都想弄清楚李荞明是怎么死的。在商讨中，大家提出了查看看守所当天的监控录像，与李荞明生前的狱友——第9监室的其他犯罪嫌疑人进行对话。
　　这些网民代表没想到几小时后，自己面对的是一地鸡毛的局面。
　　走了一圈，王新云发现，调查组成员所谓的调查其实就是听警察说，看记录，走走过场。他们没能观看当天的监控录像，因为对方告知“没有监控录像”，没能与李荞明的狱友进行直接对话，对方解释是“需要依程序审批，否则不符合国家规定”。
　　不解渴的调查，无力的报告，便是笃定的结局。当晚，委员们集体回忆一天调查情况,由风之末端主笔,边民、媒体代表杨之辉辅助分工写作调查报告。委员会的晚饭则由王雷开车出去，买来米线AA分摊。
　　王新云只发表了简短的几条意见，温星那时忙着给自己的报纸写稿子，大家都一腔失落——既然大张旗鼓“特事特办”，至少不能忽略一些核心事实，它们需要被集中追问、真实呈现。
　　在网友撰写的报告中，给公众留下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这句话：当我们天真地提出会见在押嫌疑人、浏览监控录像等一件件事情被制度、法律的名义所拒绝时，才突然感觉到，在网上呼风唤雨、制造流行的網友，在现实中却是那么无力。
　　在“能石匠”看来，这种事实虽然令人尴尬和难受，但恰是符合社会现实的。离开了网络之上一呼百应的基础，网民的个体形象与不知网络为何物的弱弱小民别无二致，而个体相对强大的公权力来说，又显得那么弱不禁风。
　　正如该报告所称，“从虚拟回到现实，却没有历史小说般美妙”。
　　
　　他究竟算不算你们？
　　
　　在全国人民期待的目光中，“网民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令人失望了。调查团人员在整个调查中缺乏专业表现，以及应对警方拒绝的无力，一时间被网友广为诟病。与此同时，调查人员的身份信息被披露出来，网友此次行动俨然成为针对权力的二次监督。
　　“后躲猫猫时代”延续了舆论中的质疑趋势，公众渴望知道实情，却又对欺骗异常警觉。调查报告公布后，主任“风之末端”一下子从一名草根英雄变成了“御用走狗”。
　　天涯网友贴出一个链接，网页打开后，可见以“风之末端”发表的《昆明日报社2007年工会工作计划》，“风之末端”以姓名为赵立出现在工会委员会名单中，职务为“宣传委员”。作为体制内的人，网友对其调查行为的中立性表示怀疑。
　　云南省宣向媒体提供的聊天记录最后一段是伍皓与“风之末端”的私聊内容，伍皓直接问“风之末端”：你究竟算不算托啊？我没分管网络处，他们真给你们报酬吗？
　　“风之末端”回答：“有时候写的几篇文章，例如怒江水电开发，网络处会给报酬，但不多，我们也在文章里用个人观点表达，一样的，利用我们在网上的影响力。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托都是唱赞歌的，而我两个，同样很严厉地批评过政府，好在网上的东西都在，很好找的。”
　　“实际上，我和边民都还有一个很有利的身份，我们真正的身份是自由人，虽然在过媒体，都是聘用，直到现在，我还是连养老保险和医保都没有的人，我已经想好，任凭网络上再闹，我鼓励网友去查我的社会保险资料，这不保密，很容易查到，证明我们的独立身份。”
　　伍皓还专门去问网络处处长：“风之末端”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你们是不是还给他们些报酬？
　　处长表示，云南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说政府付费给网友一说，但是网络处应对一些舆论危机时，需要征集的文稿，会按照著作权法付给一些稿酬，“是固定的稿酬”。
　　
　　尴尬的牺牲品
　　
　　在边民看来，调查团人员能力的局限，加上政府牵头主导的这次调查，以及警方动辄“不能凌驾法律之上”的奢侈借口，似乎注定了“躲猫猫调查团”成为一不能避嫌、二无法展开实质调查的尴尬牺牲品角色。
　　调查报告出来后，甚至连伍皓公开表示对调查组不满，指责报告“不解渴”。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温星和边民分别对伍皓的不满做出回应——对于一群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网民，面对谜团重重的真相隐秘，可能会遭遇的信息封锁，他们依靠什么来予以消解？
　　和多数网民一样，边民认为这次调查是仓促上阵。伍皓同意了这点：“当时公安、政法部门的同志说时间太仓促了,来不及准备。我说真相不需要准备,越准备越无法找到真相。”
　　不过，在19日调查委员会听取了当地公安、检查机关情况通报后，一位网民代表说，警方的准备则相当充分，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都能自圆其说，这是大家没想到的。
　　在边民看来，警、检方的一些举动令他费解。当委员会提出要实地查看监所并要求会见相关嫌犯当事人时，警方并没有拒绝，而是向委员们表现除了“特事特办”的开明态度，现场演示了流程：当场请示，当场批准。
　　当委员们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到要见嫌犯时，检察官忽然发表反对的“检查意见”，而警方领导对自己的意见被否定，“欣然接受”了。边民反思说：我们进入看守所也是不合法的，他早就可以“检察”，而警方一会主动一会被动，看起来那么自然、纯熟。
　　那一刻，他心里一惊：不仅他，所有的民间委员都太业余、太菜了。
　　专业人士也有，云南省委政法委符晓、省检察院普泽、昆明市公安局刘震和郭斌作为政府部门的人员也参加了调查委员会。不过他们“沉默，还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