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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了绘画并从事了艺术事业之后，到不惑之年还是对“艺术”本体认识有些“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我在科技口工作了18年，中间又经历了10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可能、没有条件也没有动力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此外，也被当时左的文艺思想束缚，在1980年代之前缺少自己的思考空间，即使想到了一些问题，既不能交流也难能深入思考下去。中年之后恰逢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个人思考打开了一扇门，我又回到美术界工作，才有可能去弄明白艺术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从创作层面去认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土地的关系等。
当然，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依托，要深度地接触人，密切地接触土地，深入地解读文化历史。知天命之后，我也有了条件来加速思考进程，如在知谙土地方面，1991年我回到山东招远老家，上了望儿山，1993年我再次到京郊平谷大华山，去了后北宫。望儿山积淀着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大华山、后北宫浸润着我青年时代的经历，与我的生命历程都有着密切关联。从此每年上一次望儿山和到大华山走走，每一次的造访和亲近，思考就在对接中深入一步，并有所收获。
能到平谷的大华山，全得益于我的老朋友景广和他的家人。所以，要说说我和景广一家的故事。
一
我是在五十七年前认识景广的。
1959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那年秋后，北京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令高校都要参与，于是12月到1960年2月，取消寒假，艺师全体师生到平谷县的大华山等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参加运动，度过了难忘的农村政治运动的日子。美术系的学生们分布在公社周边的村子里，一边劳动，一边配合“阶级斗争教育”画宣传画、连环画等，一些同学还被抽调到县城去参加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工作。春节是在農村度过的。正值青春最为美好的岁月，我经历了第一次与土地的密切接触，留下深刻记忆。
我和美术系本科一年级1班的十几位学生，和教中国画的老师、画家吴静波（1922—1984）一起到了大华山公社后北宫大队。白天参加劳动，之外的时间学习政治文件和报上的政治文章，晚上参加村里的农民社会主义大辩论，听会，作记录，抽时间帮助出村里的壁报。我还被安排到后北宫小学担任校外少先队辅导员。
说是要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实际学生们单吃单住单独干。一开始劳动时，一个老乡带我们清羊圈，三九寒天圈里羊粪冻得死死的，用铁镐吃力地凿都很难刨下来，羊粪冰碴溅到脸上、脖领子和袖口里，然后再抬着粪筐送到地里，膻臭味很长时间都去不掉。
我们自己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山里红》，我参加了编辑、划版式、美化、刻蜡板，我手上还保存着一份1959年12月14日出版的创刊号，上面有我的豆腐块小文《二三小事看农民》。
不久学校又下达任务，要我们创作一套连环画，编绘大华山公社麻子峪生产队一个犯错误的队干部“浪子回头”的事情。我受命编写文字脚本，遂去麻子峪采访了当事人，写成长篇通讯，交到学校和公社审查通过后，再改编成连环画脚本。为这点事，我从后北宫到麻子峪、到大华山跑了不知多少趟。正是困难时期，肚子本来就吃不饱，又要步行翻山越岭，去大华山来回就十六里地，路上饥饿难耐，有一次用仅有的一点零钱在大华山供销社买了二斤黑枣，回去的路上赶紧吃完，怕被那些极左的同学看到，否则就会被批判。
脚本确定后，学生们分头创作画面。因为画的是真人真事，为了形象准确，美术系老师、著名画家阿老（1920—2015）特地从大华山来到后北宫，让我去把当事人叫来，亲自根据创作需要，让那人摆出各种姿势，从各种角度画了许多速写形象，做为创作连环画的依据。阿老知道学生们下来后没有机会上专业课，叫大家来跟他一起画，阿老一边画一边辅导。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立即跟着画了起来，第一次接触到了当时已是日中天的大画家阿老，他的写实能力和为人师表的品德让我敬重。
当时，后北宫村的大队长是景广（1926年生），学生们的一切食宿劳动等等都由他亲自安排管理。我联系麻子峪、做辅导员的事情，都要和他沟通。交往时也认识了他的妹妹景瑞兰。
当时，学校总指挥部编印了一份小报，向我们要稿子，我知道景瑞兰是村里养猪场场长，北京市劳动模范，就对她进行了采访，写成一篇通讯《养猪姑娘景瑞兰》，在学院小报上发表了。这是我到艺师后第一次在学校出版物上发表“作品”。对景瑞兰采访时，我以绘画眼光观察她，发现她是一个具有时代风范女青年的典型形象。
后来学校又单独给了我一个“政治任务”——对后北宫这个“红旗大队”做社会调查，我采访了书记、队长、会计等许多人，1960年2月24日完成。现在看来这是一份有趣的资料，记录了后北宫在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种种变化，如：全村到1960年有485户，2562人，分十一个生产中队。1958年12月后北宫大队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国务院给他们颁发了“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奖状，连续多年被评为红旗大队。1949年粮食总产量为770616斤，到1959年为1669615斤。全村总收入，1957年125721.22元，1958年209304.89元，1959年221842.32元。1959年每户平均收入236元，每劳力平均得138.9元。购买力，从1954年村里供销社建立，一年销售额24000元，到1959年，一年72000元一天平均为180元。如果将这些数字与今天的后北宫的现实相比，更会知道这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次深度调查可能对后北宫、对学校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对于我则是意外收获，能够有机会从社会学角度去了解一个农村翔实情况，对我后来从事绘画创作表现人的思想深度和人际关系，特别是三年后的毕业创作，有着无形的助力。
在后北宫的两个多月生活，拉近了我和景广的情分，成为我和他日后交往的基础。
二
1962年上半年进行毕业创作时，因为我出自农村，又在后北宫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决定表现农村题材，也希望把1959年见到的景瑞兰形象用在我的作品中，为此，在4月上旬到了后北宫，住到了景广家。景广很欢迎，他的母亲对家里突然来了个大学生非常高兴，景广的弟弟景隆在平谷师范读书，周六下午就跑回来陪同我，形影不离。而景瑞兰与1959年相比像是变了个人，不再参与村里的工作，而且知道我要画她的肖像，就坚决不同意。 四月的北方，大地复苏，春风微漾，我抓紧时间画风景，在后北宫周边的山坡、田地，村中民居、场院、街道写生。画头像时，得到村团总支书记和景隆爱人的帮助，找了一些不同年龄的女性给我做模特，趁景瑞兰纳鞋底时画了一张油画速写。在景家这一个月，收集到了必要的场景资料，需要的人物形象，增加了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品格的认识，也顺利完成了创作草图，回到学校就能进入画大素描稿和油画制作程序了。
在景家时，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阴霾，我把学校发给的深入生活费和粮票交给了景家，是很有限的。可他们一家人对我格外关照，景广母亲对我更是体贴，外出写生时特地把一些熟白薯干放到我的书包里，说：孩子，饿了就吃上点。一个中国农村善良的老人纯正而又直白的品德與慈祥始终留在我心中。虽然在景广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三
1962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协普及部从事展览工作。纵然景广一家人植入了我的记忆，可此后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过。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由于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不但要全力适应和学习新的业务，而且忙得无暇旁顾。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接着又随机关全体人员下放到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在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个人思考空间，也没有个人足够的活动空间。作为一个美术从业者，我也失去了绘画创作的环境和条件，虽然创作了几幅油画作品，也离我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那段时间也会想起我在后北宫的日子，想起与景广一家所建立的情感，限于长时间没有互通音讯和当时的交通条件，即使想到后北宫去看看景广，也难实现。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回到了美术界工作，就一直在打听大华山、后北宫及景广一家的情况，可惜都没有得到准确的信息，而且我的编辑工作和评论写作处于紧张状态，实难抽身深入，虽然盼望与景广再次相会，也只得等待合适的机缘了。
机会还是出现了。
1993年7月，我参加了杨长庚君在平谷县（那时未撤县设区）安排的一次活动，事情完结后我要求去后北宫村探访景广，县上便派车送我前往。快到后北宫村时，公路出现了拥堵，大道两侧都是卖鲜桃的，前来购买大桃的各种车辆特别多。我好生奇怪，哪里来的这么多桃子呀？陪同的平谷主人说，现在的后北宫和你当年来的时候可是不一样喽，是生产大桃的桃乡和销售大桃的集散地了。我从车窗中看去，原野上是望不到边的桃林，马路边是一堆堆一筐筐一车车的大桃，个个红艳鲜美，人人洋溢着欢快。回想30年前见到的贫困，真是“世道变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
车子开进后北宫村党支部办公的院子，得到了书记的热情接待。我说，想麻烦你帮我找几个人？
“您说是谁吧，我帮您找找。”书记说。
“有个叫景广的你知道吗？”
“知道。”
“他有个妹妹叫景瑞兰，你认识吗？”
“认识。”
“景广还有个弟弟叫景隆，知道吗？”
“知道。”
“咦？你怎么都认识啊？”我奇怪地问道。
“景广是俺爹。”他这么一说引得我们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起来。
“我能见见他们吗？”我问他。
“行！您等着。”只见他到另外的房间去了，一会就听到广播大喇叭响了起来：“现在找人，请景广、景瑞兰、景隆马上到村党支部来，有客人要见你们。”广播了之后回到办公室对我说，等会吧，一会就到了。
我看到办公室里挂了不少锦旗奖状，看来改革开放的后北宫村工作抓得不错。书记立即叫人洗了一些鲜桃放在茶几上，说，这是冷库保鲜存放的，还很新鲜，你们尝尝吧。
不一会，有三个农民打扮的人骑着自行车进了院子，我从窗户中一眼就认出了景广，虽然已经70岁上下了，但他的那双大眼睛我没忘记过。他们进屋之后，书记指着我说，这位杨先生说在咱们家住过。
看上去三个人变化不是很大，我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景广书记、景瑞兰、景隆，你们还能认得我吗？”
“认得。咋不认得！”看得出来这是句客气话，因为脸上多少挂着陌生表情。想想，当年20出头的我已经变成50多岁的人了，谁能一下子就能把两个时空串接在一起啊。
“景广书记，伯母还在吗？”景广知道我是在问他的母亲。
“已经不在了。”
“噢，太遗憾了……”
景广一向不太爱说话，只是看着我笑。记得景隆比我小两岁，便问他，你现在教书吗？他说，没有，师范毕业后参军了，转业后在公安部工作，提前退休后就回来了。景瑞兰比我大两岁，当年我在她家的时候未嫁，就打趣地问，大姐嫁出去了吗？她坦然地笑道，嫁了。我们又大笑起来。刚才在院子里的人很好奇，也都跑进来看“热闹”，跟着一起笑。
我指着书记问景广：“他说你是他爸爸，他是你的二……儿子吧？”
记得在他们家的时候这个孩子才一岁，大眼睛胖乎乎的很可爱，我管他叫“福娃”，小名叫“二秃子”，刚才差点说漏了嘴，算下来，他也32岁了。
景广说：“是呀。你还记得他。”
“怎么不记得呀。那时我每天都抱着他玩哪！”大家又哄堂大笑。
这次知道了小景书记大名叫景振强。
能够与景家两代人会见，不但为相聚高兴，也为后北宫偌大变化感慨。
更让我兴奋的是，相隔三十多年后，彼此的感情仍然能接续起来，彼此的陌生感很快就没有了。此后，我又去过后北宫与他们见面。
四
1998年我退休之后，逐渐远离了美术评论写作，转向书画创作，也写点轻松一些的散文。我知道，尽管我的散文发表过不少，可要写出很满意的散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前面说的对土地的认知，也就是说认识了环境才能知会心灵。一个是对人的品格（也就是人性吧）要有独到的认知。为了解决问题，我创办了一份同仁杂志，在编辑中深度品味各种人生状态和精神境界，激发我的写作热情。同时扩大了与友人的交流，开阔了视野，体味到了各方面的社会人际关系。退休以后有了充裕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有很多机会到平谷看望景广一家，使我与景广一家的交往更能够走向内心了。 2006年4月26日，我组织了一次重访大华山的活动。这次活动得益于时任平谷文联主席、山水画家陈克永和已在大华山镇工作的景振强的精心安排。那天，我在观赏万亩桃园时，看到田野春色盈漫，叶嫩花娇，写作灵感立即被激荡出来。到后北宫去拜会景广一家时，景隆已在门口迎候，景广兄妹给大家沏上了茶水，预备了他们自己生产的各种水果。尽管彼此都已经两鬓斑白，但说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老屋依旧，院落保持着淳朴的农家风貌，景广兄妹三人身体硬朗，粗茶淡饭，过着清醇悠静的田园生活，那种不忧为福的温馨情境也深深打动我。
此后每年都要到大华山走走，看看，想想，每次探访都有新鲜感和激情，回家都有构思，有的写成文章发表。
景振强这次见到我，就叫我“杨叔”了。景家人的这个简单的称谓，说明景家第二代也认可了我与景家的感情，讓我倍感欣慰。
五
从那之后，我和景家第二代的景振强联系多了起来。
景振强，1961年生，1983年出任大华山针织厂厂长，1991年任后北宫村党支部书记，1996年调镇政府工作，是副处级干部，主要负责招商引资和旅游方面的工作。自此我都是通过他与景广兄妹三人联系。我很喜欢小景（我习惯这样称呼他）的性格，既有平谷人的朴实厚道，也有国家工作人员办事的干练和责任，常会想起当年景广为人处世的风范。振强也十分尊重我和他父辈之间的感情。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大华山和大华山人也不会在我的心中逐渐凝聚为一个艺术情结。
正是由于景振强的安排，我和景广一家人几乎每年都能相聚，有时我和孙金荣去大华山拜会他们，有时景广兄妹进城到我家见个面。逢到桃花节，振强必然会提前发出邀请赏花，桃子熟了，景广在京的老朋友们总能尝鲜。我想写点画点有关乡野题材的东西时，也求助于小景。
平谷山清水秀，不但涵育了平谷的画家，也吸引了不少京城及各地画家去写生作画，有的甚至在平谷建立工作室。我到过山水画家陈克永先生的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军旅画家陈钰铭的工作室参观，美好的环境理想的氛围怎能不创作出优异的作品呢！真是福源胜地啊。
去年夏天，我和女儿杨洋到后北宫去拜会景广。景广年近九旬身边需要有人照顾了，长子景振忠把他接到自己家一同生活。振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有车会开，景广想走走很是方便。景广拉着我的手陪我们去看景隆，景隆住的是我在1962年写生时住过的景家老院子，只是翻建后，老模样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这次没见到景瑞兰，振忠说，姑姑做志愿者，在村子里值班转悠哪！可能走吶，找到她可不容易。今年过年时，景大姐给我打电话拜年，我开始没有立即听出来，她就大声说：“我是你姐！”那口气，不容质疑！
有趣的是，振忠是个摄影家，和我是文艺同行了。景振忠，1954年生，1977年到平谷邮局工作，成绩优秀，多次被北京市、市邮政局、平谷区工会等部门表彰，1990年被市邮政局评为先进生产者，获亚运标兵奖章，在邮局储蓄工作中获得“贡献奖”。摄影作品多次入选平谷主办的摄影展并获奖，去年又被大华山镇评为先进文化工作者，是一位热爱乡土也未离开乡土的文化人。
由于景广与我们这些老友常年来往，景振强觉得应当在大华山找个落脚之处。多年前曾和我商议可否建个四合院，让“叔叔、姑姑”们在此吃、住、作画，到周边写生，到景点游览，度假散心。我觉得不妨一试。振强说干就干，从选地、规划、施工，到2015年完成了，四合院坐落在大华山西峪村。
他起名字为“艺圣苑”，意喻把一些“从事艺术并有圣洁之心的人集中到一个可以切磋技艺的地方”，唐韩愈在一首诗中说，“朝驰鹜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果真能够把各路“神仙”引来“翱翔”一番，那可是件文化盛事了。他让我题写了“艺圣苑”，挂在了那里。
艺圣苑建成后，我漫步院中，看到这个四合院与西峪村民居很协调，很有亲和力。我曾担心把乡村文化设施建得远离农村本色，我认为文化的事情越靠近民心、人心越有生命力。毕竟是农村度假设施，来到这里的城里人多有乡土情怀，需要寻觅乡土文脉，艺圣苑葆有这种乡间温馨之貌，似更具文化意义。
我也为艺圣苑的几座建筑物起了名字和撰写了对联。
会所小楼命名为“广缘楼”，以颂记景广的好人缘，也意喻艺圣苑广结人缘。
四合院命名为“归耕庐”，希望到这里的人不要忘记勤于耕读的传家古训。
后山坡上的那排平顶房命名为“悦山居”，到平谷一定要看山，看山会悦心悦性。当然也取我的名字中之“悦”字，以隐含我与景广的友情吧。
站在院子中，看到这里周边青山，葱茏茂秀，天空蔚蓝，后山坡一层层的梯田中盛开着红白相间的桃花和梨花，田埂上一行行紫色的二月兰，西峪山坳中湖面泛波，果然是，群山泼黛，深水浮蓝，有林莺啭，有石落鸢，春色在这里如此溥扬，大自然能赐予的都在眼前了，在这里休憩作画还有什么不舒心的？我随口说道：
开帘对青岚 看山外清爽 乐道佳景，
得室内和润 快意试丹青 且善身闲。
为一些书画家设立的工作室开启那天，我和景广、景瑞兰、景隆坐在一起，景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大都在场。让人高兴的是，景家的第三代都成了文化人。振强爱人杨兰英在平谷五中当老师，在教育孩子上功不可没。其长子景国伟，1983年生，大学毕业，现在北京中电禾融电力工程设计公司当经理。次子景杨建，1990年生，大学毕业，现主持北京艺圣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杨建学的也是艺术类专业，和我们有共同的志趣和语言。他辞去了其他工作，专门到艺圣苑开拓文化旅游方面的事业，在试运营中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至此，景家的第三代也和我们这些景广的老朋友有了交往和感情。
六
我和景家来往半个多世纪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我对景广一家很了解了，比如，要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族也不尽然，景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为后北宫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后北宫受到国务院嘉奖，他也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接见，景瑞兰曾在中南海一个伟人身边工作过，景隆在公安部工作过，这些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中都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能说是普通吗？第二代人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业绩，没有辜负上一代人的期望。第三代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未来就在他们脚下，辉煌的时日并不遥远。我和景广一家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对我说自己曾经的闪光点，始终本分自重和善自爱，不是很值得敬重吗？作为这个家族的朋友，我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光辉，更多的是平谷人的人格力量。
说到这里，应该回到我开始时提到的“土地”方面的话题了。
其实，对土地的认识，与土地的联系，归根结底还是要认识生存于土地上的万物，认识在土地上生存的人。和景广在一起，心灵相通时彼此就不见外，想在一起坐坐已经有了情感呼应，有了默契，当彼此发现在做人做事上能把握住乡土本然时，交流永远不会有障碍。也许这就是植根土地的认知吧。
丙申惊蛰2016年3月
当然，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依托，要深度地接触人，密切地接触土地，深入地解读文化历史。知天命之后，我也有了条件来加速思考进程，如在知谙土地方面，1991年我回到山东招远老家，上了望儿山，1993年我再次到京郊平谷大华山，去了后北宫。望儿山积淀着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大华山、后北宫浸润着我青年时代的经历，与我的生命历程都有着密切关联。从此每年上一次望儿山和到大华山走走，每一次的造访和亲近，思考就在对接中深入一步，并有所收获。
能到平谷的大华山，全得益于我的老朋友景广和他的家人。所以，要说说我和景广一家的故事。
一
我是在五十七年前认识景广的。
1959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那年秋后，北京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令高校都要参与，于是12月到1960年2月，取消寒假，艺师全体师生到平谷县的大华山等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参加运动，度过了难忘的农村政治运动的日子。美术系的学生们分布在公社周边的村子里，一边劳动，一边配合“阶级斗争教育”画宣传画、连环画等，一些同学还被抽调到县城去参加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工作。春节是在農村度过的。正值青春最为美好的岁月，我经历了第一次与土地的密切接触，留下深刻记忆。
我和美术系本科一年级1班的十几位学生，和教中国画的老师、画家吴静波（1922—1984）一起到了大华山公社后北宫大队。白天参加劳动，之外的时间学习政治文件和报上的政治文章，晚上参加村里的农民社会主义大辩论，听会，作记录，抽时间帮助出村里的壁报。我还被安排到后北宫小学担任校外少先队辅导员。
说是要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实际学生们单吃单住单独干。一开始劳动时，一个老乡带我们清羊圈，三九寒天圈里羊粪冻得死死的，用铁镐吃力地凿都很难刨下来，羊粪冰碴溅到脸上、脖领子和袖口里，然后再抬着粪筐送到地里，膻臭味很长时间都去不掉。
我们自己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山里红》，我参加了编辑、划版式、美化、刻蜡板，我手上还保存着一份1959年12月14日出版的创刊号，上面有我的豆腐块小文《二三小事看农民》。
不久学校又下达任务，要我们创作一套连环画，编绘大华山公社麻子峪生产队一个犯错误的队干部“浪子回头”的事情。我受命编写文字脚本，遂去麻子峪采访了当事人，写成长篇通讯，交到学校和公社审查通过后，再改编成连环画脚本。为这点事，我从后北宫到麻子峪、到大华山跑了不知多少趟。正是困难时期，肚子本来就吃不饱，又要步行翻山越岭，去大华山来回就十六里地，路上饥饿难耐，有一次用仅有的一点零钱在大华山供销社买了二斤黑枣，回去的路上赶紧吃完，怕被那些极左的同学看到，否则就会被批判。
脚本确定后，学生们分头创作画面。因为画的是真人真事，为了形象准确，美术系老师、著名画家阿老（1920—2015）特地从大华山来到后北宫，让我去把当事人叫来，亲自根据创作需要，让那人摆出各种姿势，从各种角度画了许多速写形象，做为创作连环画的依据。阿老知道学生们下来后没有机会上专业课，叫大家来跟他一起画，阿老一边画一边辅导。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立即跟着画了起来，第一次接触到了当时已是日中天的大画家阿老，他的写实能力和为人师表的品德让我敬重。
当时，后北宫村的大队长是景广（1926年生），学生们的一切食宿劳动等等都由他亲自安排管理。我联系麻子峪、做辅导员的事情，都要和他沟通。交往时也认识了他的妹妹景瑞兰。
当时，学校总指挥部编印了一份小报，向我们要稿子，我知道景瑞兰是村里养猪场场长，北京市劳动模范，就对她进行了采访，写成一篇通讯《养猪姑娘景瑞兰》，在学院小报上发表了。这是我到艺师后第一次在学校出版物上发表“作品”。对景瑞兰采访时，我以绘画眼光观察她，发现她是一个具有时代风范女青年的典型形象。
后来学校又单独给了我一个“政治任务”——对后北宫这个“红旗大队”做社会调查，我采访了书记、队长、会计等许多人，1960年2月24日完成。现在看来这是一份有趣的资料，记录了后北宫在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种种变化，如：全村到1960年有485户，2562人，分十一个生产中队。1958年12月后北宫大队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国务院给他们颁发了“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奖状，连续多年被评为红旗大队。1949年粮食总产量为770616斤，到1959年为1669615斤。全村总收入，1957年125721.22元，1958年209304.89元，1959年221842.32元。1959年每户平均收入236元，每劳力平均得138.9元。购买力，从1954年村里供销社建立，一年销售额24000元，到1959年，一年72000元一天平均为180元。如果将这些数字与今天的后北宫的现实相比，更会知道这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次深度调查可能对后北宫、对学校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对于我则是意外收获，能够有机会从社会学角度去了解一个农村翔实情况，对我后来从事绘画创作表现人的思想深度和人际关系，特别是三年后的毕业创作，有着无形的助力。
在后北宫的两个多月生活，拉近了我和景广的情分，成为我和他日后交往的基础。
二
1962年上半年进行毕业创作时，因为我出自农村，又在后北宫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决定表现农村题材，也希望把1959年见到的景瑞兰形象用在我的作品中，为此，在4月上旬到了后北宫，住到了景广家。景广很欢迎，他的母亲对家里突然来了个大学生非常高兴，景广的弟弟景隆在平谷师范读书，周六下午就跑回来陪同我，形影不离。而景瑞兰与1959年相比像是变了个人，不再参与村里的工作，而且知道我要画她的肖像，就坚决不同意。 四月的北方，大地复苏，春风微漾，我抓紧时间画风景，在后北宫周边的山坡、田地，村中民居、场院、街道写生。画头像时，得到村团总支书记和景隆爱人的帮助，找了一些不同年龄的女性给我做模特，趁景瑞兰纳鞋底时画了一张油画速写。在景家这一个月，收集到了必要的场景资料，需要的人物形象，增加了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品格的认识，也顺利完成了创作草图，回到学校就能进入画大素描稿和油画制作程序了。
在景家时，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阴霾，我把学校发给的深入生活费和粮票交给了景家，是很有限的。可他们一家人对我格外关照，景广母亲对我更是体贴，外出写生时特地把一些熟白薯干放到我的书包里，说：孩子，饿了就吃上点。一个中国农村善良的老人纯正而又直白的品德與慈祥始终留在我心中。虽然在景广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三
1962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协普及部从事展览工作。纵然景广一家人植入了我的记忆，可此后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过。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由于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不但要全力适应和学习新的业务，而且忙得无暇旁顾。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接着又随机关全体人员下放到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在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个人思考空间，也没有个人足够的活动空间。作为一个美术从业者，我也失去了绘画创作的环境和条件，虽然创作了几幅油画作品，也离我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那段时间也会想起我在后北宫的日子，想起与景广一家所建立的情感，限于长时间没有互通音讯和当时的交通条件，即使想到后北宫去看看景广，也难实现。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回到了美术界工作，就一直在打听大华山、后北宫及景广一家的情况，可惜都没有得到准确的信息，而且我的编辑工作和评论写作处于紧张状态，实难抽身深入，虽然盼望与景广再次相会，也只得等待合适的机缘了。
机会还是出现了。
1993年7月，我参加了杨长庚君在平谷县（那时未撤县设区）安排的一次活动，事情完结后我要求去后北宫村探访景广，县上便派车送我前往。快到后北宫村时，公路出现了拥堵，大道两侧都是卖鲜桃的，前来购买大桃的各种车辆特别多。我好生奇怪，哪里来的这么多桃子呀？陪同的平谷主人说，现在的后北宫和你当年来的时候可是不一样喽，是生产大桃的桃乡和销售大桃的集散地了。我从车窗中看去，原野上是望不到边的桃林，马路边是一堆堆一筐筐一车车的大桃，个个红艳鲜美，人人洋溢着欢快。回想30年前见到的贫困，真是“世道变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
车子开进后北宫村党支部办公的院子，得到了书记的热情接待。我说，想麻烦你帮我找几个人？
“您说是谁吧，我帮您找找。”书记说。
“有个叫景广的你知道吗？”
“知道。”
“他有个妹妹叫景瑞兰，你认识吗？”
“认识。”
“景广还有个弟弟叫景隆，知道吗？”
“知道。”
“咦？你怎么都认识啊？”我奇怪地问道。
“景广是俺爹。”他这么一说引得我们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起来。
“我能见见他们吗？”我问他。
“行！您等着。”只见他到另外的房间去了，一会就听到广播大喇叭响了起来：“现在找人，请景广、景瑞兰、景隆马上到村党支部来，有客人要见你们。”广播了之后回到办公室对我说，等会吧，一会就到了。
我看到办公室里挂了不少锦旗奖状，看来改革开放的后北宫村工作抓得不错。书记立即叫人洗了一些鲜桃放在茶几上，说，这是冷库保鲜存放的，还很新鲜，你们尝尝吧。
不一会，有三个农民打扮的人骑着自行车进了院子，我从窗户中一眼就认出了景广，虽然已经70岁上下了，但他的那双大眼睛我没忘记过。他们进屋之后，书记指着我说，这位杨先生说在咱们家住过。
看上去三个人变化不是很大，我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景广书记、景瑞兰、景隆，你们还能认得我吗？”
“认得。咋不认得！”看得出来这是句客气话，因为脸上多少挂着陌生表情。想想，当年20出头的我已经变成50多岁的人了，谁能一下子就能把两个时空串接在一起啊。
“景广书记，伯母还在吗？”景广知道我是在问他的母亲。
“已经不在了。”
“噢，太遗憾了……”
景广一向不太爱说话，只是看着我笑。记得景隆比我小两岁，便问他，你现在教书吗？他说，没有，师范毕业后参军了，转业后在公安部工作，提前退休后就回来了。景瑞兰比我大两岁，当年我在她家的时候未嫁，就打趣地问，大姐嫁出去了吗？她坦然地笑道，嫁了。我们又大笑起来。刚才在院子里的人很好奇，也都跑进来看“热闹”，跟着一起笑。
我指着书记问景广：“他说你是他爸爸，他是你的二……儿子吧？”
记得在他们家的时候这个孩子才一岁，大眼睛胖乎乎的很可爱，我管他叫“福娃”，小名叫“二秃子”，刚才差点说漏了嘴，算下来，他也32岁了。
景广说：“是呀。你还记得他。”
“怎么不记得呀。那时我每天都抱着他玩哪！”大家又哄堂大笑。
这次知道了小景书记大名叫景振强。
能够与景家两代人会见，不但为相聚高兴，也为后北宫偌大变化感慨。
更让我兴奋的是，相隔三十多年后，彼此的感情仍然能接续起来，彼此的陌生感很快就没有了。此后，我又去过后北宫与他们见面。
四
1998年我退休之后，逐渐远离了美术评论写作，转向书画创作，也写点轻松一些的散文。我知道，尽管我的散文发表过不少，可要写出很满意的散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前面说的对土地的认知，也就是说认识了环境才能知会心灵。一个是对人的品格（也就是人性吧）要有独到的认知。为了解决问题，我创办了一份同仁杂志，在编辑中深度品味各种人生状态和精神境界，激发我的写作热情。同时扩大了与友人的交流，开阔了视野，体味到了各方面的社会人际关系。退休以后有了充裕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有很多机会到平谷看望景广一家，使我与景广一家的交往更能够走向内心了。 2006年4月26日，我组织了一次重访大华山的活动。这次活动得益于时任平谷文联主席、山水画家陈克永和已在大华山镇工作的景振强的精心安排。那天，我在观赏万亩桃园时，看到田野春色盈漫，叶嫩花娇，写作灵感立即被激荡出来。到后北宫去拜会景广一家时，景隆已在门口迎候，景广兄妹给大家沏上了茶水，预备了他们自己生产的各种水果。尽管彼此都已经两鬓斑白，但说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老屋依旧，院落保持着淳朴的农家风貌，景广兄妹三人身体硬朗，粗茶淡饭，过着清醇悠静的田园生活，那种不忧为福的温馨情境也深深打动我。
此后每年都要到大华山走走，看看，想想，每次探访都有新鲜感和激情，回家都有构思，有的写成文章发表。
景振强这次见到我，就叫我“杨叔”了。景家人的这个简单的称谓，说明景家第二代也认可了我与景家的感情，讓我倍感欣慰。
五
从那之后，我和景家第二代的景振强联系多了起来。
景振强，1961年生，1983年出任大华山针织厂厂长，1991年任后北宫村党支部书记，1996年调镇政府工作，是副处级干部，主要负责招商引资和旅游方面的工作。自此我都是通过他与景广兄妹三人联系。我很喜欢小景（我习惯这样称呼他）的性格，既有平谷人的朴实厚道，也有国家工作人员办事的干练和责任，常会想起当年景广为人处世的风范。振强也十分尊重我和他父辈之间的感情。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大华山和大华山人也不会在我的心中逐渐凝聚为一个艺术情结。
正是由于景振强的安排，我和景广一家人几乎每年都能相聚，有时我和孙金荣去大华山拜会他们，有时景广兄妹进城到我家见个面。逢到桃花节，振强必然会提前发出邀请赏花，桃子熟了，景广在京的老朋友们总能尝鲜。我想写点画点有关乡野题材的东西时，也求助于小景。
平谷山清水秀，不但涵育了平谷的画家，也吸引了不少京城及各地画家去写生作画，有的甚至在平谷建立工作室。我到过山水画家陈克永先生的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军旅画家陈钰铭的工作室参观，美好的环境理想的氛围怎能不创作出优异的作品呢！真是福源胜地啊。
去年夏天，我和女儿杨洋到后北宫去拜会景广。景广年近九旬身边需要有人照顾了，长子景振忠把他接到自己家一同生活。振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有车会开，景广想走走很是方便。景广拉着我的手陪我们去看景隆，景隆住的是我在1962年写生时住过的景家老院子，只是翻建后，老模样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这次没见到景瑞兰，振忠说，姑姑做志愿者，在村子里值班转悠哪！可能走吶，找到她可不容易。今年过年时，景大姐给我打电话拜年，我开始没有立即听出来，她就大声说：“我是你姐！”那口气，不容质疑！
有趣的是，振忠是个摄影家，和我是文艺同行了。景振忠，1954年生，1977年到平谷邮局工作，成绩优秀，多次被北京市、市邮政局、平谷区工会等部门表彰，1990年被市邮政局评为先进生产者，获亚运标兵奖章，在邮局储蓄工作中获得“贡献奖”。摄影作品多次入选平谷主办的摄影展并获奖，去年又被大华山镇评为先进文化工作者，是一位热爱乡土也未离开乡土的文化人。
由于景广与我们这些老友常年来往，景振强觉得应当在大华山找个落脚之处。多年前曾和我商议可否建个四合院，让“叔叔、姑姑”们在此吃、住、作画，到周边写生，到景点游览，度假散心。我觉得不妨一试。振强说干就干，从选地、规划、施工，到2015年完成了，四合院坐落在大华山西峪村。
他起名字为“艺圣苑”，意喻把一些“从事艺术并有圣洁之心的人集中到一个可以切磋技艺的地方”，唐韩愈在一首诗中说，“朝驰鹜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果真能够把各路“神仙”引来“翱翔”一番，那可是件文化盛事了。他让我题写了“艺圣苑”，挂在了那里。
艺圣苑建成后，我漫步院中，看到这个四合院与西峪村民居很协调，很有亲和力。我曾担心把乡村文化设施建得远离农村本色，我认为文化的事情越靠近民心、人心越有生命力。毕竟是农村度假设施，来到这里的城里人多有乡土情怀，需要寻觅乡土文脉，艺圣苑葆有这种乡间温馨之貌，似更具文化意义。
我也为艺圣苑的几座建筑物起了名字和撰写了对联。
会所小楼命名为“广缘楼”，以颂记景广的好人缘，也意喻艺圣苑广结人缘。
四合院命名为“归耕庐”，希望到这里的人不要忘记勤于耕读的传家古训。
后山坡上的那排平顶房命名为“悦山居”，到平谷一定要看山，看山会悦心悦性。当然也取我的名字中之“悦”字，以隐含我与景广的友情吧。
站在院子中，看到这里周边青山，葱茏茂秀，天空蔚蓝，后山坡一层层的梯田中盛开着红白相间的桃花和梨花，田埂上一行行紫色的二月兰，西峪山坳中湖面泛波，果然是，群山泼黛，深水浮蓝，有林莺啭，有石落鸢，春色在这里如此溥扬，大自然能赐予的都在眼前了，在这里休憩作画还有什么不舒心的？我随口说道：
开帘对青岚 看山外清爽 乐道佳景，
得室内和润 快意试丹青 且善身闲。
为一些书画家设立的工作室开启那天，我和景广、景瑞兰、景隆坐在一起，景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大都在场。让人高兴的是，景家的第三代都成了文化人。振强爱人杨兰英在平谷五中当老师，在教育孩子上功不可没。其长子景国伟，1983年生，大学毕业，现在北京中电禾融电力工程设计公司当经理。次子景杨建，1990年生，大学毕业，现主持北京艺圣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杨建学的也是艺术类专业，和我们有共同的志趣和语言。他辞去了其他工作，专门到艺圣苑开拓文化旅游方面的事业，在试运营中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至此，景家的第三代也和我们这些景广的老朋友有了交往和感情。
六
我和景家来往半个多世纪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我对景广一家很了解了，比如，要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族也不尽然，景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为后北宫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后北宫受到国务院嘉奖，他也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接见，景瑞兰曾在中南海一个伟人身边工作过，景隆在公安部工作过，这些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中都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能说是普通吗？第二代人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业绩，没有辜负上一代人的期望。第三代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未来就在他们脚下，辉煌的时日并不遥远。我和景广一家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对我说自己曾经的闪光点，始终本分自重和善自爱，不是很值得敬重吗？作为这个家族的朋友，我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光辉，更多的是平谷人的人格力量。
说到这里，应该回到我开始时提到的“土地”方面的话题了。
其实，对土地的认识，与土地的联系，归根结底还是要认识生存于土地上的万物，认识在土地上生存的人。和景广在一起，心灵相通时彼此就不见外，想在一起坐坐已经有了情感呼应，有了默契，当彼此发现在做人做事上能把握住乡土本然时，交流永远不会有障碍。也许这就是植根土地的认知吧。
丙申惊蛰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