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首次为“游侠”立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司马迁选择为游侠立传与“侠”的历史渊源、当时社会状况、其个人命运遭际等密不可分。
【关键词】：司马迁；《游侠列传》；游侠
在历代正史中，《史记》首设《游侠列传》，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司马迁选择为游侠作传，除了因为游侠在西汉已成为一种现象外，也与他的人生遭际及对游侠的理解等有关。
一、司马迁对“游侠”的阐述
韩非子最早对“侠”进行了论述，但未作具体说明。直到司马迁作《游侠列传》，才对游侠做出了详细阐述。
首先，司马迁将“游侠”与“刺客”分开设传，且不把“刺客”算入“游侠”，把道义层面的“游侠”与其他侠的形象加以区分，体现出其对游侠的独到理解。可见，司马迁认为游侠是侠的一个典型代表，比起刺客重“恩”，游侠更重“义”，有更大的自主权，其行侠也多为自觉行为。其次，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同样将儒侠对举，以儒反衬侠，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盖亦有足多者焉。”此外，他还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可见，司马迁对游侠总体持赞赏态度。
最后，司马迁将游侠分为“布衣之侠”、“卿相之侠”和“豪暴之侠”。布衣之侠多是实力强大的普通百姓，行侠仗义、以德报怨，代表有季次、原宪等。在布衣之侠中，司马迁又根据他们的活动范围细分为“乡曲之侠”和“闾巷之侠”，对于这类侠客，司马迁最为推崇，并重点描述。“卿相之侠”则多为贵族或官员，身居高位，招揽并礼遇贤士，使他们能为国所用，代表有延陵等。“豪暴之侠”则是司马迁批判的一类，他们已经变质，代表有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
综上，司马迁认为游侠不仅是一類具体的人，还象征人的可贵品质。侠也分好坏，但不能一概而论，应肯定有美好品质的“布衣之侠”和“卿相之侠”。
二、《游侠列传》产生背景
游侠在西汉时逐渐达到鼎盛，甚至能对朝廷产生威胁，引发强烈关注。司马迁讲求“实录”，自然会对这一群体及相关社会现象有所关注。因此，他撰著《游侠列传》与游侠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关系。
（一）历史背景
“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私田增多，一些平民和底层的士失去了田地和职业，客观上获得迁徙的自由，加之当时社会尚武之风弥漫，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武力或打抱不平，或寻求生存之道，为游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此外，私人养士为游侠提供了活动的场所，促进了游侠的产生和发展。战国时，上层社会养士成为一种风气，以四公子为例，他们收留大量门客为己所用，其中就包括游侠。可以说，游侠在尚武之人中产生，而战国四公子因其侠义行为被司马迁称为“卿相之侠”。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游侠得以快速发展，身份也变得复杂，影响力也逐渐加大。他们重义轻利、行为具有侠性，为后世行侠树立了典范。秦国统一后，国家加强对游侠的控制，如颁布《游士律》，强制游侠迁徙等，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游侠的发展，客观上却促进了游侠风气的扩散。
秦汉之际，战争频繁，游侠们又开始活跃。这一时期游侠数量极多，且颇具实力，既有各地崇尚暴力与游侠的“少年”作为后备力量，又出现布衣之侠、闾里之侠等新兴的游侠群体，如刘邦及其手下的陈平、萧何等人。
纵观游侠在春秋到秦汉之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游侠在逐渐壮大，成分日趋复杂，其中也会有诸如“豪暴之侠”的存在，这也是后世对其有争议的原因之一。而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游侠往往活跃于局势不稳定的乱世，其兴衰也与统治者控制力的强弱有直接关系。
（二）社会背景
西汉时游侠虽已逐渐衰落，但仍颇具影响，这也可能是促成司马迁撰著《游侠列传》的原因之一。
1.汉初游侠的兴盛
汉初的游侠十分兴盛。一方面由于汉初奉行“黄老之学”，采用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等政策，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不足，客观上促进了游侠的兴盛。此外，汉初以武人统治为主，统治者刘邦等本身就属于侠，尚武风气明显，任侠之风也随之兴起。
在当时，游侠群体庞大，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任侠风尚，影响力可见一斑。史学家们自然会对其有所关注。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游侠”出现39次，“任侠”出现37次。而从《晋书》到《清史稿》“游侠”出现17次，“任侠”出现9次。①司马迁为游侠单独设传即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也生动再现了汉初游侠势力的强大，如写周亚夫很高兴能得到剧孟，“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2.汉代游侠政策
由于游俠不受管制，威胁到了政府的统治和治安管理，侠与政府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产生起，游侠就受到诸多抨击，甚至被镇压。随着汉代政府权力进一步集中，加之游侠的成分变得更复杂，使得游侠与政府的矛盾不断加深。为巩固统治，文帝、景帝和武帝等都对游侠进行打压，且力度越来越大。如强制游侠迁出原有的势力范围；限制大臣养士；任用酷吏整治游侠；借儒家思想打击社会的“任侠之风”等。政府的打压使游侠势力大为削弱，并对后世的游侠产生较大影响。两汉之际游侠虽又有了短暂复兴，但已与西汉的盛况难以相比。
泷川龟太郎曾说：“周末游侠极盛，至秦、汉不衰，修史者不可没其事也。”作为太史令，司马迁自然会对游侠群体有所关注，而且他的经历也使其对游侠有更深的理解。在评论郭解时他曾提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司马迁应该见过郭解，后得知其悲惨结局，更是有所感慨。因此，司马迁作《游侠列传》也是为抒发作为经历者的感慨。
三、司马迁的命运遭际
司马迁虽对北道姚氏、南道仇景等侠中败类进行批评，也不隐瞒郭解的缺点，但整体上对游侠持赞扬和同情的态度，这一点也引起了班固等的批评。司马迁对游侠做出正面评价应与其命运遭际有关。
天汉三年，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惹得武帝大怒，将其定为死罪。由于家贫，司马迁只能受“腐刑”，为著书苟活。因此，司马迁选择创作《游侠列传》也有借游侠感慨自己悲惨经历之意。明清时就有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一点，如茅坤说“太史公下腐时，更无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传游侠，独蕴义结胎在此。”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确实突出了游侠的诚和义。司马迁大量记述了郭解的行为，如默默调解洛阳地区仇家之间的恩怨等，突出其公正等品质。或许由于司马迁在被判死罪时的无助，使他希望有这样的大侠伸出援手，从而认识到游侠品质的可贵。
由于游侠下场大多悲惨，司马迁也在《游侠列传》中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和愤慨。可能正因为遭遇“李陵之祸”，使司马迁“发愤之为作”，除对游侠表示同情，也抒发了自己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总之，由于多重原因，司马迁设立《游侠列传》，而《游侠列传》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和游侠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随着游侠的衰落，之后的正史中除《汉书》外，再无对游侠单独列传，但《后汉书·独行列传》等也受到了《游侠列传》的影响，后世的文学也对其有所继承。这一群体一直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光彩。
注释：
①郭建静.汉时期士与游侠的演变及关系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田蔚.《史记·游侠列传》的侠情特质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关键词】：司马迁；《游侠列传》；游侠
在历代正史中，《史记》首设《游侠列传》，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司马迁选择为游侠作传，除了因为游侠在西汉已成为一种现象外，也与他的人生遭际及对游侠的理解等有关。
一、司马迁对“游侠”的阐述
韩非子最早对“侠”进行了论述，但未作具体说明。直到司马迁作《游侠列传》，才对游侠做出了详细阐述。
首先，司马迁将“游侠”与“刺客”分开设传，且不把“刺客”算入“游侠”，把道义层面的“游侠”与其他侠的形象加以区分，体现出其对游侠的独到理解。可见，司马迁认为游侠是侠的一个典型代表，比起刺客重“恩”，游侠更重“义”，有更大的自主权，其行侠也多为自觉行为。其次，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同样将儒侠对举，以儒反衬侠，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盖亦有足多者焉。”此外，他还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可见，司马迁对游侠总体持赞赏态度。
最后，司马迁将游侠分为“布衣之侠”、“卿相之侠”和“豪暴之侠”。布衣之侠多是实力强大的普通百姓，行侠仗义、以德报怨，代表有季次、原宪等。在布衣之侠中，司马迁又根据他们的活动范围细分为“乡曲之侠”和“闾巷之侠”，对于这类侠客，司马迁最为推崇，并重点描述。“卿相之侠”则多为贵族或官员，身居高位，招揽并礼遇贤士，使他们能为国所用，代表有延陵等。“豪暴之侠”则是司马迁批判的一类，他们已经变质，代表有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
综上，司马迁认为游侠不仅是一類具体的人，还象征人的可贵品质。侠也分好坏，但不能一概而论，应肯定有美好品质的“布衣之侠”和“卿相之侠”。
二、《游侠列传》产生背景
游侠在西汉时逐渐达到鼎盛，甚至能对朝廷产生威胁，引发强烈关注。司马迁讲求“实录”，自然会对这一群体及相关社会现象有所关注。因此，他撰著《游侠列传》与游侠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关系。
（一）历史背景
“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私田增多，一些平民和底层的士失去了田地和职业，客观上获得迁徙的自由，加之当时社会尚武之风弥漫，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武力或打抱不平，或寻求生存之道，为游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此外，私人养士为游侠提供了活动的场所，促进了游侠的产生和发展。战国时，上层社会养士成为一种风气，以四公子为例，他们收留大量门客为己所用，其中就包括游侠。可以说，游侠在尚武之人中产生，而战国四公子因其侠义行为被司马迁称为“卿相之侠”。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游侠得以快速发展，身份也变得复杂，影响力也逐渐加大。他们重义轻利、行为具有侠性，为后世行侠树立了典范。秦国统一后，国家加强对游侠的控制，如颁布《游士律》，强制游侠迁徙等，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游侠的发展，客观上却促进了游侠风气的扩散。
秦汉之际，战争频繁，游侠们又开始活跃。这一时期游侠数量极多，且颇具实力，既有各地崇尚暴力与游侠的“少年”作为后备力量，又出现布衣之侠、闾里之侠等新兴的游侠群体，如刘邦及其手下的陈平、萧何等人。
纵观游侠在春秋到秦汉之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游侠在逐渐壮大，成分日趋复杂，其中也会有诸如“豪暴之侠”的存在，这也是后世对其有争议的原因之一。而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游侠往往活跃于局势不稳定的乱世，其兴衰也与统治者控制力的强弱有直接关系。
（二）社会背景
西汉时游侠虽已逐渐衰落，但仍颇具影响，这也可能是促成司马迁撰著《游侠列传》的原因之一。
1.汉初游侠的兴盛
汉初的游侠十分兴盛。一方面由于汉初奉行“黄老之学”，采用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等政策，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不足，客观上促进了游侠的兴盛。此外，汉初以武人统治为主，统治者刘邦等本身就属于侠，尚武风气明显，任侠之风也随之兴起。
在当时，游侠群体庞大，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任侠风尚，影响力可见一斑。史学家们自然会对其有所关注。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游侠”出现39次，“任侠”出现37次。而从《晋书》到《清史稿》“游侠”出现17次，“任侠”出现9次。①司马迁为游侠单独设传即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也生动再现了汉初游侠势力的强大，如写周亚夫很高兴能得到剧孟，“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2.汉代游侠政策
由于游俠不受管制，威胁到了政府的统治和治安管理，侠与政府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产生起，游侠就受到诸多抨击，甚至被镇压。随着汉代政府权力进一步集中，加之游侠的成分变得更复杂，使得游侠与政府的矛盾不断加深。为巩固统治，文帝、景帝和武帝等都对游侠进行打压，且力度越来越大。如强制游侠迁出原有的势力范围；限制大臣养士；任用酷吏整治游侠；借儒家思想打击社会的“任侠之风”等。政府的打压使游侠势力大为削弱，并对后世的游侠产生较大影响。两汉之际游侠虽又有了短暂复兴，但已与西汉的盛况难以相比。
泷川龟太郎曾说：“周末游侠极盛，至秦、汉不衰，修史者不可没其事也。”作为太史令，司马迁自然会对游侠群体有所关注，而且他的经历也使其对游侠有更深的理解。在评论郭解时他曾提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司马迁应该见过郭解，后得知其悲惨结局，更是有所感慨。因此，司马迁作《游侠列传》也是为抒发作为经历者的感慨。
三、司马迁的命运遭际
司马迁虽对北道姚氏、南道仇景等侠中败类进行批评，也不隐瞒郭解的缺点，但整体上对游侠持赞扬和同情的态度，这一点也引起了班固等的批评。司马迁对游侠做出正面评价应与其命运遭际有关。
天汉三年，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惹得武帝大怒，将其定为死罪。由于家贫，司马迁只能受“腐刑”，为著书苟活。因此，司马迁选择创作《游侠列传》也有借游侠感慨自己悲惨经历之意。明清时就有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一点，如茅坤说“太史公下腐时，更无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传游侠，独蕴义结胎在此。”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确实突出了游侠的诚和义。司马迁大量记述了郭解的行为，如默默调解洛阳地区仇家之间的恩怨等，突出其公正等品质。或许由于司马迁在被判死罪时的无助，使他希望有这样的大侠伸出援手，从而认识到游侠品质的可贵。
由于游侠下场大多悲惨，司马迁也在《游侠列传》中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和愤慨。可能正因为遭遇“李陵之祸”，使司马迁“发愤之为作”，除对游侠表示同情，也抒发了自己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总之，由于多重原因，司马迁设立《游侠列传》，而《游侠列传》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和游侠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随着游侠的衰落，之后的正史中除《汉书》外，再无对游侠单独列传，但《后汉书·独行列传》等也受到了《游侠列传》的影响，后世的文学也对其有所继承。这一群体一直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光彩。
注释：
①郭建静.汉时期士与游侠的演变及关系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田蔚.《史记·游侠列传》的侠情特质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