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财税制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税收、财政预算、财政支出和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生活的到底有何关系？
　　市民阶层没有培育起来
　　企业家宗庆后曾呼吁提高老百姓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社保费用负担，培育中产阶层。那么，现在的税负是否影响了中产阶层的培育？
　　对此，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表示，中国的中产阶层没有真正地成长起来。这些年，我们经过了一个工业化前半期高增长的阶段，我们经常很自豪地把它称为中国奇迹。但是，从1978年开始算起，这个高增长到2011年一季度已经下降了，跌破10%。2012年就下降到8%以下了，这几年更是直线下降。
　　这个高增长算起来也就是33年的时间（把准备期都算上）。跟其他经济体相比，这33年的时间也并没有多长。韩国、中国的高增长都到了40多年。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中国的中产阶层，过去讲就是市民阶层，没有真正地成长起来，因为这跟城市化有关系。当韩国、中国高增长期结束的时候，这几个经济体的城市化率都达到了70%到80%，而我们现在才只有大约52%。
　　另外，现在的“农一代”有的回到农村，“农二代”大部分收入都用在租房上，他还要供养“农一代”。“农二代”很难成为种地的农民，可他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在城市里工作，拿一份比较理想的报酬，有体面的身份和地位，成为所在城市的纳税人，这些他们都很难做到。
　　有人做过统计，房租占他们收入相当高的比例，而且还在往上涨。实际上，城市化是形成中产阶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来源，必须让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成为城市的居民，而且从中诞生出中产阶层，他们买得起房，收入居中，甚至还比较体面。这样的话，就能支撑起城市化，就能从投资和消费这两个方面支撑经济的增长。
　　但是，中国这些年走的路，对民众来说，税负是偏重的。
　　李炜光等人最近在全国4个地方进行了调研，中部选的是武汉、西南选的是贵州、东部选的是杭州、东北选的是大连。东北选大连没有选沈阳，是因为大连是东北相对还不错的地方，沈阳还不如大连。
　　他们看到的普遍情况是，民营企业税负很重，包括各种费用的负担。企业除了五险一金，还有其他负担。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摊派的费用，所有这些费用加起来，构成了民营企业很大的负担。这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很难发展壮大起来。
　　必须让民众有钱去消费
　　税收从哪儿开始减呢？李炜光表示，首先要进行流转税制的改革，因为流转税是可以转嫁的，流转税层层转嫁，推高了市场物价。商品最后进入市场，老百姓日常买东西，那里面是含税的。我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又没有把税价分开，即使是增值税也如此。所以，流转税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现在的所得税应该是什么呢？它属于直接税，应该增加。有一部分税务学者是这样来建议的，比如压缩间接税，提高直接税。提高直接税的主要办法，就是开征房地产税，甚至以后可能还要酝酿开征遗产税，然后改革个人所得税。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做不到减税，那么开征新税就没有什么余地。税制改革是个通盘考虑的事情，直接税的改革必须要考虑，总体上不能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这个恐怕现在一时还很难做到。
　　个人所得税方面，宗庆后说再提高起征点，其实就是提高免征额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标准，可能也起不了太大作用。我倒赞成一部分税务学专家们说的话，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有4000万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这4000万人只占我们整个国家劳动力人口很小的比例，如果再提高免征额标准，纳税的群体就会更小，这个税种就可能无足轻重了。
　　税负应该降到多少合适？李炜光表示，如果从宏观税上面来说，应该保持在百分之二十几的水平上，比如25%。现在是37%，降十个点以上，这才是合理的。因为政府拿走了GDP的37%，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都受到挤压。
　　从微观上来说，要保证每个企业有余利，能够确保它的投资和创新。对家庭而言，你得让家庭有一定的储蓄，得有储蓄率（当然储蓄率太高也不太好），每个家庭享受的福利和生活水平，应该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提高。
　　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是，从公平性上看还远远没有做到，贫富差距拉得很快，这从基尼系数就可以看出来。这就说明，政府税收的调节作用有限。
　　理想的税负必须让民众有钱去消费，有钱去投资，有钱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享受更高的福利。税负在这些方面应该起到一個边际调节的作用。
　　对于个体来说，减税应该怎样体现出来？李炜光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更公平，但现在的税制结构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我们酝酿着，由现在的分类所得税改成综合所得税制，按家庭来稽征，强调的是扣除的因素。就是说我拿到收入以后，过日子的钱、养孩子的钱、抚养老人的钱、交通费、家里用的电脑、为了上班购置的衣服、交通工具，甚至购房的月供利息，这些费用都要仔细计算出来，不能交税。
　　所以，减税要落实到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最大的问题就是3500元免征额的标准怎么算。这个应该在税制改革的时候进行细化，究竟这3500元是怎么组成的。如果它不是3500元，应该是多少。因为每个家庭过日子，都有一笔账。这些开销，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西部地区跟东部能一样吗？所以，在制度上，制定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的时候，就应该有地区差异，不能全国一刀切，一刀切肯定是不公平的。
　　企业家也好，劳动者个人也好，本来都付出了很多，但是都没有幸福感。很多企业家说，我们图什么呢？如果要是赚点钱养家，我们早就赚够了，已经赚到的钱，两辈子都花不完。可是为什么还在坚持这么干下去呢，就是因为手底下有这么多的员工，能不管他们吗？
　　当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增长理论》那本书里，讲到了企业家为什么要不停地创新，他们图的是什么，这些人的理念是什么。熊彼特多少把其归结为宗教的原因，就是说企业家有宗教的情怀，到最后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不是为了自己。 　　现在的社会，还没有养成尊重企业家的风气，其实这些人当中，有非常爱国的、非常敬业的，有的人不是图个人什么好处，也要把这个企业给办下去。真正创造财富的是企业家，真正创新的是企业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只是个口号，这不是搞运动，人越多，越能做得更多。
　　交了税就应该有问责的权利
　　“无代表不纳税”，是所有现代国家的一条重要原则。李炜光希望有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当年法国大革命之前那些启蒙家，就是告诉人们一句话，你除了有纳税的义务，同时你还有质疑的权利。等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社会的进步。中国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好多人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也开始问责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人意识的觉醒，实际上就是纳税人的意识觉醒，交了税，就应该有问责的权利。
　　核心的税制要素要坚持法定，也就是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通过，变成法律以后才能够执行。但是现在，税率的调整基本上没有走程序，它还是财政部决定的。
　　1984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1985年又通过了一个暂行规定，授权进一步扩大。全国人大的这些授权到什么时候失效呢，大概是在2020年。
　　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把征税权授予国务院，等于就是放权。这个权力授出去以后，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回来。1984年到现在好几十年了，很多财税方面的法治化无法开展，对此，李炜光感到非常著急。这样做是不符合预算法的。
　　从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来说，赋予征税权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比如，现在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有车船税，它就是全国人大正式立法通过的法律。但是我们有18个税种，还有15个税种没有经过人大立法，所以在法定性、法定主义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做到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光是征税的问题，包括政府财政预算的问题，也包括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监督、问责。
　　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这5年的时间，要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这主要有三个大方面的任务：第一个就是新预算法的落实；第二个就是六大税种的立法和修法，还有税制改革；第三个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要立法。在我们国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来处理，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必须让全国人大承担起相应的职责，行使它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用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促进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