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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产量位居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如今被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是钢铁、煤炭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一方面却是高端产品大量依赖进口。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在吗？
国际竞争力还在吗
《日本经济新闻》2月18日刊文指出，在欧美日日常消费品市场上，随着跨国企业在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开设生产基地或委托当地生产后返销欧美日市场的产品增加，“中国制造”的地位相对下滑。
如美国的服装进口市场中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由2010年的40.7%下降到2015年的37.3%。跨国品牌企业将部分生产基地或委托生产转移出中国，而中国国内企业的品牌产品还难以替代撑起出口的脊梁是众所周知的主要因素。
但是，各国之间劳动力成本、税率等成本因素的变化对寻求低成本的企业来说是产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劳动生产率、供应链、人才供应能力、基础设施、政府的服务效率、生产地的国内市场魅力、乃之文化的适应能力及国家关系等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由于影响投资或生产地决策的因素很多，媒体等常用工资及汇率等容易得到的数据来简单代替企业产地决策因素，容易得出“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衰落的结论。
人民币升值、员工工资快速上升对“中国制造”成本竞争力的压力可想而知。相反，按亚洲生产率组织的研究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高于处于竞争关系的东南亚国家6%左右。
另外公信度较高的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调查评价结果（2015年）来看，尽管中国位于84位改善的空间非常大，但是好于越南90位、印尼109位、印度130位。
另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如服装加工）向复杂的劳动密集型（如旅行箱包制造等）、技术资本密集型（如机电产品的零部件生产、化工产品、原材料加工产品等）以及能发挥产业聚集优势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等）升级。目前，除部分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从中国转出以外，还没有客观的数据能证明跨国企业及国内企业有大量转移出中国的事实。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是否衰落还可以利用在欧美日市场的其他产品的贸易数据加以验证。
从美国的机电产品进口市场份额来看，中国的占有率从2010年的25.3%小幅上升到2015年的25.7%，而同期东盟的占比也仅从6.4%上升到6.8%。而在日本的电气电子产品进口市场中中国的占有率从2010年42.8%大幅上升到2015年的47.1%、同期东盟的占有率从18.9%反而下降到17.6%。
另外，2015年“中国制造”在欧美日市场的整体占有率有大幅度的上升。2015年欧美进口仅增加2%，而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16%高于土耳其的13%、韩国的9%、印度的6%；2015年美国进口额下降了4.5%， 从中国的进口上升了3.2%。
尽管东盟与日本有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与美国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土耳其与欧盟有关税同盟，三方在进入日美欧市场还享有关税优惠，但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优势明显存在。
从上述服装及机电产品两类产品比较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影响是有区别的，劳动密集程度越高的服装产品其竞争力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而技术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机电产品中国仍维持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这种趋势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另外，整体市场占有率变化缘由中，除了原油·原材料价格暴跌推高中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外，“中国制造”的结构升级和生产率提到等带来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功不可没。
但是，尽管“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仍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前景还是充满着挑战。“中国制造”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中也开始面临来自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的挑战，占比开始下滑。中国只有改善内外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生产率和加快创新别无其他选择。
“我们不会失去制造业”
“中国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些阵痛，比如说珠三角，传统制造业很多转移到东南亚，但我们不会失去制造业。”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则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一直在上升，只是速度有快有慢。
“中国制造业前期大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口红利和机遇，现在人力成本上升，而周边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确实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发展的潜能多得是。”全国政协委员、保利集团原董事长陈洪生说。
贾康认为，中国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就是通过具体的政策促进其成为一个组合，要通过调结构使产业进行升级。
事实上，“十三五”规划草案中，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涉及了六方面的调整，包括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加快发展新型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强质量品牌建设等。
对于制造业的一系列结构调整，陈洪生认为，应更多让市场决定，不让政府过多干预。“（产能）过剩了就下来，有需求就上去。政府不能强制压缩某个行业，而应该出台指导意见，提示哪些领域出现过剩，不该再盲目投资。哪些领域是未来所需，企业可以考虑投资。”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银行原监事长华庆山认为，各地应按照自身特色制定政策，以上海为例，上海确定了为先进制造业的中心，包括核电等一系列先进制造业。
对制造业企业来说，竞争力更多的需要品牌和创新成为共识。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表示，中国制造企业的专利数量已经迎头赶上，但全球品牌和渠道能力确实还是一大‘短板’。到海外布局建厂、搞研发，打造国际化管理团队，是中国制造业强大的必经之路。
如何让制造业企业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李东生认为，除了企业的创新，还需要政府为制造业企业减税，降低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则表示，从金融机构来说，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对应银行的债务，金融机构要配合来考虑加强不良資产的核销处置，减少企业负担，主要更多引导、支持优势企业兼并、重组。除金融机构外，地方政府在注册、税收方面也应该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留住优秀的团队。
此外，在经济困难时，有些债券可以转成股权，这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最好办法，等经济好转时，股权再退出。
同时，评估方式不应采取传统的按账面价转股，而应该引导国际性的中介机构来评估，再由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事实上，“互联网+”、“双创”已经让中国制造业开始呈现出新亮点，且范围在逐步扩大。这不仅发生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内陆省份也在迸发出勃勃生机。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梁静表示，2015年河南很多新业态企业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包括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小型制造企业、与手机、电脑有关的新型材料企业，还有一些传统制造业转型“互联网+”的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锦绣集团董事局主席管飞认为，在经历这轮调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只会越来越强。
国际竞争力还在吗
《日本经济新闻》2月18日刊文指出，在欧美日日常消费品市场上，随着跨国企业在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开设生产基地或委托当地生产后返销欧美日市场的产品增加，“中国制造”的地位相对下滑。
如美国的服装进口市场中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由2010年的40.7%下降到2015年的37.3%。跨国品牌企业将部分生产基地或委托生产转移出中国，而中国国内企业的品牌产品还难以替代撑起出口的脊梁是众所周知的主要因素。
但是，各国之间劳动力成本、税率等成本因素的变化对寻求低成本的企业来说是产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劳动生产率、供应链、人才供应能力、基础设施、政府的服务效率、生产地的国内市场魅力、乃之文化的适应能力及国家关系等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由于影响投资或生产地决策的因素很多，媒体等常用工资及汇率等容易得到的数据来简单代替企业产地决策因素，容易得出“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衰落的结论。
人民币升值、员工工资快速上升对“中国制造”成本竞争力的压力可想而知。相反，按亚洲生产率组织的研究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高于处于竞争关系的东南亚国家6%左右。
另外公信度较高的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调查评价结果（2015年）来看，尽管中国位于84位改善的空间非常大，但是好于越南90位、印尼109位、印度130位。
另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如服装加工）向复杂的劳动密集型（如旅行箱包制造等）、技术资本密集型（如机电产品的零部件生产、化工产品、原材料加工产品等）以及能发挥产业聚集优势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等）升级。目前，除部分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从中国转出以外，还没有客观的数据能证明跨国企业及国内企业有大量转移出中国的事实。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是否衰落还可以利用在欧美日市场的其他产品的贸易数据加以验证。
从美国的机电产品进口市场份额来看，中国的占有率从2010年的25.3%小幅上升到2015年的25.7%，而同期东盟的占比也仅从6.4%上升到6.8%。而在日本的电气电子产品进口市场中中国的占有率从2010年42.8%大幅上升到2015年的47.1%、同期东盟的占有率从18.9%反而下降到17.6%。
另外，2015年“中国制造”在欧美日市场的整体占有率有大幅度的上升。2015年欧美进口仅增加2%，而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16%高于土耳其的13%、韩国的9%、印度的6%；2015年美国进口额下降了4.5%， 从中国的进口上升了3.2%。
尽管东盟与日本有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与美国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土耳其与欧盟有关税同盟，三方在进入日美欧市场还享有关税优惠，但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优势明显存在。
从上述服装及机电产品两类产品比较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影响是有区别的，劳动密集程度越高的服装产品其竞争力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而技术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机电产品中国仍维持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这种趋势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另外，整体市场占有率变化缘由中，除了原油·原材料价格暴跌推高中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外，“中国制造”的结构升级和生产率提到等带来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功不可没。
但是，尽管“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仍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前景还是充满着挑战。“中国制造”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中也开始面临来自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的挑战，占比开始下滑。中国只有改善内外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生产率和加快创新别无其他选择。
“我们不会失去制造业”
“中国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些阵痛，比如说珠三角，传统制造业很多转移到东南亚，但我们不会失去制造业。”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则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一直在上升，只是速度有快有慢。
“中国制造业前期大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口红利和机遇，现在人力成本上升，而周边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确实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发展的潜能多得是。”全国政协委员、保利集团原董事长陈洪生说。
贾康认为，中国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就是通过具体的政策促进其成为一个组合，要通过调结构使产业进行升级。
事实上，“十三五”规划草案中，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涉及了六方面的调整，包括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加快发展新型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强质量品牌建设等。
对于制造业的一系列结构调整，陈洪生认为，应更多让市场决定，不让政府过多干预。“（产能）过剩了就下来，有需求就上去。政府不能强制压缩某个行业，而应该出台指导意见，提示哪些领域出现过剩，不该再盲目投资。哪些领域是未来所需，企业可以考虑投资。”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银行原监事长华庆山认为，各地应按照自身特色制定政策，以上海为例，上海确定了为先进制造业的中心，包括核电等一系列先进制造业。
对制造业企业来说，竞争力更多的需要品牌和创新成为共识。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表示，中国制造企业的专利数量已经迎头赶上，但全球品牌和渠道能力确实还是一大‘短板’。到海外布局建厂、搞研发，打造国际化管理团队，是中国制造业强大的必经之路。
如何让制造业企业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李东生认为，除了企业的创新，还需要政府为制造业企业减税，降低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则表示，从金融机构来说，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对应银行的债务，金融机构要配合来考虑加强不良資产的核销处置，减少企业负担，主要更多引导、支持优势企业兼并、重组。除金融机构外，地方政府在注册、税收方面也应该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留住优秀的团队。
此外，在经济困难时，有些债券可以转成股权，这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最好办法，等经济好转时，股权再退出。
同时，评估方式不应采取传统的按账面价转股，而应该引导国际性的中介机构来评估，再由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事实上，“互联网+”、“双创”已经让中国制造业开始呈现出新亮点，且范围在逐步扩大。这不仅发生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内陆省份也在迸发出勃勃生机。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梁静表示，2015年河南很多新业态企业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包括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小型制造企业、与手机、电脑有关的新型材料企业，还有一些传统制造业转型“互联网+”的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锦绣集团董事局主席管飞认为，在经历这轮调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只会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