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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我国的金融业初露端倪。当时北京不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与上海、天津的经济活动相比相差甚远，特别是金融业更是无可比拟，但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首家证券交易所却花落北京——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翻开史料，笔者带您走入民国初年，去了解中国证券交易的发展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首家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
清同治九年（1872）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仿照西方股份制公司形式，通過向民间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兴办的股份制企业。这家公司一经成立对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兴办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他公司纷纷效仿其发行股票的成立方式。在此后十几年中，据不完全统计，有38家企业通过在市场上发行股票筹资的方式创办，掀起了洋务运动股份制企业兴办的高潮。当时《申报》称之：“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股票向公众发行后，自然会产生交易的需求，在招商局的股票上明确载明：“如本股出让，须遵定章办理，毋许私相授受。”从这则规定中我们可知股票转让除要遵守公司相关章程规定外，还必须公开转让，不得私下交易，这就需要有公开转让股票的场所。很多人自然认为有了股票和证券是不是要进入证券交易所交易呢？事实是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在辛亥革命前后，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增多，当时上海的茶、纱、皮货、古董、钱业商人，开始以股票买卖为其副业，他们交易股票的场所固定在上海的惠芳茶楼。到了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其内部附设证券买卖市场，交易开始形成固定时间，买卖要遵照一定的办法，此时的证券买卖市场已具有证券交易所的雏形。
与此同时，学界和政界也开始探讨设立证券交易所的事宜。我国证券交易所创办初衷起于梁启超组织的“股份懋迁公司”的倡议。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子壮等人又重新提出创办证券交易所的想法。民国二年（1913）北洋政府农商部召集全国工商界在北京开会，讨论设立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并且酌情商议在通商大埠设立证券交易所的议案。民国三年（1914），财政部又有官商合办证券交易所的提议，但这些提议都因中途受阻而未能变为现实。
1914年12月，北洋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北洋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为推动公债等有价证券的交易转让，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证券交易所的法规。法规的主要内容：一是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要经过农商部批准；二是每个地方只能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三是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不得担任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和职员等项。虽然这些法规内容比较简单也不完善，但对促进当时我国的证券交易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创设证券交易所奠定了基础。
民国五年（1916），孙中山先生首先发出创设上海交易所的倡议，并拟定了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北洋政府工商部核准。民国六年至七年（1917-1918），虞洽卿等人又一再呈请设立物品、证券交易所两项，要求准予一并立案，而当时工商部只批准了成立证券交易所，并未同意成立物品交易所。上海的企业又竭力主张物品交易与证券交易分开办理，诸人龙等人又呈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施兆祥等人则呈请设立上海证券金银交易所，由于上海工商界人士的观点不一致，因而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迟迟未能设立。而在此期间，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在积极筹备进行中。
当时，王璟芳、岳荣堃、曲卓新等人发起，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建立筹备处，进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民国七年（1918）6月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由中央政府核准的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章程规定：本交易所为股份有限公司，创设初期资本总额为中国通用银圆三十万元，分三千股，每股金额一百元，股份由股东认购。交易所设理事长一人、常务理事二人，理事七人、监察人三人，理事和监察人从认购本所一百股以上的股东中选举产生，理事长于理事中选出，常务理事由理事长在理事中指定。理事长依理事会议的决议管理交易所全体业务，常务理事协助理事长工作。理事任期为三年，监察人任期为一年。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一次理事会推定王小宋为理事长，沈苞芳、张蓉生为常务理事，梁涣涛为经理。理事都是各大银行的经理和政界要人，如新亨银行经理王灏、大宛农工银行经理吕汉云、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农商部司长王怀青等人。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也推动了全国各地证券交易所的兴起，1920年5月，上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7月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一）北京证券交易成立的原因
如果从成立证券交易所条件最成熟这一角度分析，上海理应成立首家证券交易所，上海具有最初的证券交易所雏形，最早进行股票交易。而且上海的企业众多，工商业发达，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最终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却花落北京，这其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辛亥革命后，北京和各省的银行纷纷发行兑换券，其中流行最盛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兑换券。中国银行是在原大清银行基础上改组而成，是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具有发行货币的权利，该行发行的货币名为兑换券，其规定：凡完纳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及交纳电报费、发放官俸、官饷、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一律通用中国银行的兑换券。交通银行是北洋政府的另一家中央银行，也具有发行货币（兑换券）的特权。该行发行的兑换券和中行发行的兑换券一样，在全国范围内一切货币支付和交易都可使用。
民国初年中、交两行发行的兑换券流通情况良好，币值稳定，得到社会的信任。但是好景不长，北洋政府各派系和各地军阀互相争权夺利，连年内战，军费支出巨大，内外债还本付息负担沉重。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筹备登基，耗资巨万，造成国库空虚。袁世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通过他控制的中、交两行垫资借款，动用了两行的现金储备。中行从1913年到1917年9月共为政府垫款 3600多万元，交行从1912年到1916年5月，共被财政部借款2840万元，这就削弱了两行的实力，动摇了两行兑换券的信用基础。无奈之下，梁士诒建议发行不兑现纸币，以阻止两行现金的继续外流。结果消息一出，市场大为震惊，两行兑换券遭到了挤兑风潮，两行难以应付。北洋政府国务院不得不于1916年5月12日下令两行停止兑现。停止兑现遭到全国反对，未能普遍执行，最后停止兑现的范围主要只限于流通于京津地区，印有北京地名的钞票，即所谓“京钞”。这一事件，史称“京钞风潮”。 中、交两行钞券停兑后，引起北京市面一片混乱，市民纷纷抛出纸币抢购商品，造成物价上涨，币值下跌。当时，北京和全国各地商民迫切要求恢复兑现，北洋政府不得不向英日两国借款，用来收回部分“京钞”，并于1918年发行六厘短期公债和六厘长期公债，用“京鈔”兑换这些公债。此后公债和其他一些有价证券的买卖日渐增多。北洋政府发行的国内公债一般由银行承销，但是银行承销并不能解决公债的自由流通和转让的问题，大量发行的公债急需一个可以自由流通和转让的场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成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二）北京证券交易成立后的发展情况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北洋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开业的呈文中称：“所有公债及一切有价证券之买卖渐见增多，但无统一机关为之评定，价值涨落毫无一定标准。且无稳固机关为之担保，故买卖通常只可为现货买卖，而不能为定期买卖，是以关于证券之流转不无窒滞之处。”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其交易量迅速增加。据1918年11月30日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一届营业决算报告显示，其当年所交易的中交两行“京钞”占各类交易的73.7%。1920年左右是北京证券交易所最兴旺的时期，交易所曾设分市场于西交民巷以图扩充。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中、交两行“京钞”，转以各种公债行市为主，政府陆续扩大发行公债，在当时的证券交易所成交的金额中有80%-90%是政府公债，北京证券交易所每日公债买卖达数百万元。
民国元年发行的六厘公债（摄自北京市档案馆承办的“中国档案珍品展”）
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对象除政府公债外，还有企业股票和中外银行发行的纸币，但大宗交易仍为政府债券。交易方式分为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两种，当时规定债券5000元为一个交易单位，股票5股为一个交易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出交易门槛并不高，因此当时北京证券交易所里的证券交易非常活跃。交易所的交易时间和银行相同，即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和下午二时至四时。一般来说，买卖成交均在上午进行，以便下午进行交割。如果是在下午买卖成交，则必须在次日冲账，因证券交易行情瞬息万变，所以下午进行交易的甚少。
（三）民国政府南迁和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北京证券交易所逐渐衰落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不再是首都，北京证券交易所也更名为北平证券交易所。各银行总行也因政府南迁而相继迁往上海，当时发行的公债又多集中在上海，北平的资金大量外流。北平证券交易所的经营日趋冷落，步履维艰，不得不呈请实业部添加“物品”交易，改称北平证券物品交易所。此后，北平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交易品以红粮为主，而且时开时停。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北平证券物品交易所被迫停业。
民国时期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什么模样，随着城市的改造，已经无从查考，所幸在前门西河沿街196号，还有一家民国时期从事证券交易的银号——中源银号，很多资料上也称其为中源证券交易所，其建于民国时期的实物遗存犹在，使我们得以窥见民国时期的“证券交易所”的样貌。也正因这家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的存在，使现在有一些资料和文章将其与北京证券交易所混为一谈，特别是将二者的地址混淆，使公众产生错觉以为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为了理清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北京市档案馆中有关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档案，对二者的地址有了明确的界定。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与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银行之间的往来信件，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信件使用印刷有其名称的信笺纸书写，在信笺纸的下方印有该交易所的地址，其地址显示是：前门大街甘井胡同口外。而在另一份档案中记载，已经更名为“暂行兼管物品北平证券交易所”的北平证券交易所，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12月10日，为申请登记并改选理监事给股东发函，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其函件注明：“本所地址为：北平前门大街一一四号”。笔者又查阅民国时期北京市地图，确认甘井胡同在前门大街西侧，如果北京证券交易所在甘井胡同口外，那么位置应该在现在甘井胡同东口和前门大街交汇处的位置，而前门大街一一四号的位置也是在这里。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的位置，在北京市档案馆中藏有其刊登于民国十一年（1922）政府公报上的广告，广告中称：“地址为前门外西河沿路南”，也就是现在前门西河沿街196号的位置。
从档案中的记载，可以确认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与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两家不同的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关系，地址虽然都在前门大街一带，但是一北一南相距甚远，不能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1]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G].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北京金融史料·典当钱庄票号证券篇[G].1994.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一、中国证券交易和证券交易所的起步与发展
清同治九年（1872）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仿照西方股份制公司形式，通過向民间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兴办的股份制企业。这家公司一经成立对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兴办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他公司纷纷效仿其发行股票的成立方式。在此后十几年中，据不完全统计，有38家企业通过在市场上发行股票筹资的方式创办，掀起了洋务运动股份制企业兴办的高潮。当时《申报》称之：“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股票向公众发行后，自然会产生交易的需求，在招商局的股票上明确载明：“如本股出让，须遵定章办理，毋许私相授受。”从这则规定中我们可知股票转让除要遵守公司相关章程规定外，还必须公开转让，不得私下交易，这就需要有公开转让股票的场所。很多人自然认为有了股票和证券是不是要进入证券交易所交易呢？事实是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在辛亥革命前后，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增多，当时上海的茶、纱、皮货、古董、钱业商人，开始以股票买卖为其副业，他们交易股票的场所固定在上海的惠芳茶楼。到了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其内部附设证券买卖市场，交易开始形成固定时间，买卖要遵照一定的办法，此时的证券买卖市场已具有证券交易所的雏形。
与此同时，学界和政界也开始探讨设立证券交易所的事宜。我国证券交易所创办初衷起于梁启超组织的“股份懋迁公司”的倡议。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子壮等人又重新提出创办证券交易所的想法。民国二年（1913）北洋政府农商部召集全国工商界在北京开会，讨论设立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并且酌情商议在通商大埠设立证券交易所的议案。民国三年（1914），财政部又有官商合办证券交易所的提议，但这些提议都因中途受阻而未能变为现实。
二、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花落北京
1914年12月，北洋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北洋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为推动公债等有价证券的交易转让，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证券交易所的法规。法规的主要内容：一是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要经过农商部批准；二是每个地方只能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三是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不得担任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和职员等项。虽然这些法规内容比较简单也不完善，但对促进当时我国的证券交易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创设证券交易所奠定了基础。
民国五年（1916），孙中山先生首先发出创设上海交易所的倡议，并拟定了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北洋政府工商部核准。民国六年至七年（1917-1918），虞洽卿等人又一再呈请设立物品、证券交易所两项，要求准予一并立案，而当时工商部只批准了成立证券交易所，并未同意成立物品交易所。上海的企业又竭力主张物品交易与证券交易分开办理，诸人龙等人又呈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施兆祥等人则呈请设立上海证券金银交易所，由于上海工商界人士的观点不一致，因而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迟迟未能设立。而在此期间，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在积极筹备进行中。
当时，王璟芳、岳荣堃、曲卓新等人发起，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建立筹备处，进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民国七年（1918）6月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由中央政府核准的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章程规定：本交易所为股份有限公司，创设初期资本总额为中国通用银圆三十万元，分三千股，每股金额一百元，股份由股东认购。交易所设理事长一人、常务理事二人，理事七人、监察人三人，理事和监察人从认购本所一百股以上的股东中选举产生，理事长于理事中选出，常务理事由理事长在理事中指定。理事长依理事会议的决议管理交易所全体业务，常务理事协助理事长工作。理事任期为三年，监察人任期为一年。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一次理事会推定王小宋为理事长，沈苞芳、张蓉生为常务理事，梁涣涛为经理。理事都是各大银行的经理和政界要人，如新亨银行经理王灏、大宛农工银行经理吕汉云、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农商部司长王怀青等人。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也推动了全国各地证券交易所的兴起，1920年5月，上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7月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三、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原因分析及其发展情况
（一）北京证券交易成立的原因
如果从成立证券交易所条件最成熟这一角度分析，上海理应成立首家证券交易所，上海具有最初的证券交易所雏形，最早进行股票交易。而且上海的企业众多，工商业发达，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最终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却花落北京，这其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辛亥革命后，北京和各省的银行纷纷发行兑换券，其中流行最盛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兑换券。中国银行是在原大清银行基础上改组而成，是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具有发行货币的权利，该行发行的货币名为兑换券，其规定：凡完纳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及交纳电报费、发放官俸、官饷、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一律通用中国银行的兑换券。交通银行是北洋政府的另一家中央银行，也具有发行货币（兑换券）的特权。该行发行的兑换券和中行发行的兑换券一样，在全国范围内一切货币支付和交易都可使用。
民国初年中、交两行发行的兑换券流通情况良好，币值稳定，得到社会的信任。但是好景不长，北洋政府各派系和各地军阀互相争权夺利，连年内战，军费支出巨大，内外债还本付息负担沉重。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筹备登基，耗资巨万，造成国库空虚。袁世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通过他控制的中、交两行垫资借款，动用了两行的现金储备。中行从1913年到1917年9月共为政府垫款 3600多万元，交行从1912年到1916年5月，共被财政部借款2840万元，这就削弱了两行的实力，动摇了两行兑换券的信用基础。无奈之下，梁士诒建议发行不兑现纸币，以阻止两行现金的继续外流。结果消息一出，市场大为震惊，两行兑换券遭到了挤兑风潮，两行难以应付。北洋政府国务院不得不于1916年5月12日下令两行停止兑现。停止兑现遭到全国反对，未能普遍执行，最后停止兑现的范围主要只限于流通于京津地区，印有北京地名的钞票，即所谓“京钞”。这一事件，史称“京钞风潮”。 中、交两行钞券停兑后，引起北京市面一片混乱，市民纷纷抛出纸币抢购商品，造成物价上涨，币值下跌。当时，北京和全国各地商民迫切要求恢复兑现，北洋政府不得不向英日两国借款，用来收回部分“京钞”，并于1918年发行六厘短期公债和六厘长期公债，用“京鈔”兑换这些公债。此后公债和其他一些有价证券的买卖日渐增多。北洋政府发行的国内公债一般由银行承销，但是银行承销并不能解决公债的自由流通和转让的问题，大量发行的公债急需一个可以自由流通和转让的场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成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二）北京证券交易成立后的发展情况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北洋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开业的呈文中称：“所有公债及一切有价证券之买卖渐见增多，但无统一机关为之评定，价值涨落毫无一定标准。且无稳固机关为之担保，故买卖通常只可为现货买卖，而不能为定期买卖，是以关于证券之流转不无窒滞之处。”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其交易量迅速增加。据1918年11月30日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一届营业决算报告显示，其当年所交易的中交两行“京钞”占各类交易的73.7%。1920年左右是北京证券交易所最兴旺的时期，交易所曾设分市场于西交民巷以图扩充。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中、交两行“京钞”，转以各种公债行市为主，政府陆续扩大发行公债，在当时的证券交易所成交的金额中有80%-90%是政府公债，北京证券交易所每日公债买卖达数百万元。
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对象除政府公债外，还有企业股票和中外银行发行的纸币，但大宗交易仍为政府债券。交易方式分为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两种，当时规定债券5000元为一个交易单位，股票5股为一个交易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出交易门槛并不高，因此当时北京证券交易所里的证券交易非常活跃。交易所的交易时间和银行相同，即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和下午二时至四时。一般来说，买卖成交均在上午进行，以便下午进行交割。如果是在下午买卖成交，则必须在次日冲账，因证券交易行情瞬息万变，所以下午进行交易的甚少。
（三）民国政府南迁和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北京证券交易所逐渐衰落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不再是首都，北京证券交易所也更名为北平证券交易所。各银行总行也因政府南迁而相继迁往上海，当时发行的公债又多集中在上海，北平的资金大量外流。北平证券交易所的经营日趋冷落，步履维艰，不得不呈请实业部添加“物品”交易，改称北平证券物品交易所。此后，北平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交易品以红粮为主，而且时开时停。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北平证券物品交易所被迫停业。
四、北京证券交易所地址考
民国时期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什么模样，随着城市的改造，已经无从查考，所幸在前门西河沿街196号，还有一家民国时期从事证券交易的银号——中源银号，很多资料上也称其为中源证券交易所，其建于民国时期的实物遗存犹在，使我们得以窥见民国时期的“证券交易所”的样貌。也正因这家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的存在，使现在有一些资料和文章将其与北京证券交易所混为一谈，特别是将二者的地址混淆，使公众产生错觉以为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为了理清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北京市档案馆中有关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档案，对二者的地址有了明确的界定。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与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银行之间的往来信件，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信件使用印刷有其名称的信笺纸书写，在信笺纸的下方印有该交易所的地址，其地址显示是：前门大街甘井胡同口外。而在另一份档案中记载，已经更名为“暂行兼管物品北平证券交易所”的北平证券交易所，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12月10日，为申请登记并改选理监事给股东发函，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其函件注明：“本所地址为：北平前门大街一一四号”。笔者又查阅民国时期北京市地图，确认甘井胡同在前门大街西侧，如果北京证券交易所在甘井胡同口外，那么位置应该在现在甘井胡同东口和前门大街交汇处的位置，而前门大街一一四号的位置也是在这里。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的位置，在北京市档案馆中藏有其刊登于民国十一年（1922）政府公报上的广告，广告中称：“地址为前门外西河沿路南”，也就是现在前门西河沿街196号的位置。
从档案中的记载，可以确认中源银号（中源证券交易所）与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两家不同的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关系，地址虽然都在前门大街一带，但是一北一南相距甚远，不能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1]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G].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北京金融史料·典当钱庄票号证券篇[G].1994.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