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任性灵,纤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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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兰性德(1655—1685),清代著名词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初名成德,后避太子嫌,改名性德。出身满族贵族,满洲正黄旗人。父亲明珠(1635—1708),字端范,康熙朝重臣,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要职。纳兰性德十七岁进太学,十八岁中顺天乡试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因殿试时适患“寒疾”,未能参试。此后三年刻苦读书,二十二岁中进士,被康熙授予三等侍卫的官衔,后来晋升为二等侍卫、一等侍卫。二十三岁时,妻子卢氏病逝。纳兰性德词中许多描写爱情、思念与悼亡的作品,就是为卢氏而作。纳兰性德在侍卫生涯中,虽“日值驷苑,每街鼓动后,才得就邸”,缺乏一定的自由,尤其是常扈从康熙巡视南北,“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隳尽”(纳兰性德《致严绳孙简》,《通志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文中纳兰性德及其师友之文如不另注,皆出此书),难免疲惫消沉,但他想想“老父艾年,尚勤于役。渺予小子,敢惮前驱?况复王道荡平,非同九折”,自己又“日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臣子光荣,于斯至矣”,心下也便平和,所以,他感觉到“虽霜花点鬓,时冒朝寒,星移入怀,长栖暮草,然但觉其欢欣,亦竟忘其劳勚”(纳兰性德《与顾梁汾书》),不必如一般文人士子那样沉沦下僚、贫窭困顿,生活基本优裕平稳。三十一岁得病去世。
  纳兰性德天性浪漫,淡泊名利,他的贵胄身份和社会地位,使他自幼无需担心衣食生计问题,而可以专心一意地读书做学问,并且广交天下有才学的文人士子,一起纵论古今,相互切磋,博采众长,不断提高。当时的名士如严绳孙、顾贞观、姜宸英、陈维崧、秦松龄、朱彝尊、梁佩兰等,和他都有很深的交情。而大学问家徐乾学,则更是纳兰性德的座师,纳兰性德非常尊敬他,常常从他问学。
  纳兰性德自幼聪敏,好读书,“读书一再过即不忘”(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读书机速过人”(韩菼《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铭》),且文武双全,“当其奋武,不知善文;及为文词,不知能军”(朱彝尊《祭文》),又很刻苦,“容若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在做康熙侍卫的九年生涯里,得以近侍康熙,康熙的刻苦好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比如,康熙说他自己“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委”(《清实录·圣祖实录》),且“十行俱下,略不遗忘”(同上)。康熙曾在《庭训格言》中回忆道:“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至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即使遇到极寒天气、生病时候,也不停辍读书。康熙的这种异乎常人的苦读,对身边的纳兰性德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震撼和影响。
  纳兰性德在十九岁会试之后的三年里,从徐乾学专心问学,“以豪迈挺特之才,勤勤学问”,“逢三六九日,黎明骑马,过余邸舍,讲论书史,日暮乃去,至入为侍卫乃止”(徐乾学《通志堂集序》),其向學如此。纳兰好友严绳孙也说:“盖其从容于学问之日,固已少矣,吾不知成子何以能成就其才若此……夫成子虽处贵盛,闲庭萧寂,外之无扫门望尘之谒,内之无裙屐丝管呼卢秉烛之游,每夙夜寒暑,休沐定省片晷之暇,游情艺林,而又能撷其英华,匠心独至,宜其无所不工也。”(严绳孙《成容若遗稿序》)正是由于好学与勤勉,纳兰性德留下了大量的作品。纳兰性德去世后,他的老师徐乾学编辑他的作品成《通志堂集》,蒐集其诗、词、文、赋、书信、经解序等二十卷。其中,赋一卷,5篇;诗四卷,329首;词四卷,300首;经解序三卷,65篇;序、记、书一卷,10篇;杂文一卷,16篇;杂识,四卷;附录两卷,包括墓志1篇,神道碑文2篇,哀词6篇,诔1篇,祭文9篇,挽诗99首,挽词15首。
  从《通志堂集》所选各体作品可以看出,纳兰性德的诗、词数量都不算少,诗的数量还多于词。纳兰性德主张诗要抒发性情,不能炫才逞学:“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诗。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东坡逞学,便与性情隔绝。”(《渌水亭杂识》卷四)还主张诗歌要重视意,即意象、意境的营造:“诸有意而不落议论,故佳;若落议论,史评也,非诗矣。”(同上)他主张诗歌要以《诗经》为准的,所谓“必宗《三百篇》”,他认为“‘十九首’皆高澹”(同上),是应该学习的对象。在创作实践上,纳兰性德亦以《诗经》《古诗十九首》、汉魏六朝诗人诗作为学习对象,他的诗集中可以明显看到受以上诸家诗人诗作的影响。在纳兰性德诗歌中,五言古诗数量最多,质量最高。他有《效江醴陵杂拟古体诗二十》,分别模仿齐梁以前二十位诗人的代表作而成,如《班婕妤怨歌》《王仲宣从军》《刘公幹公宴》《曹子建七哀》《左太冲咏史》《陆士衡赠弟》《嵇叔夜言志》《阮嗣宗咏怀》《许玄度寓居》《郭景纯游仙》《陶渊明田家》《鲍明远玩月》《谢康乐游山》《颜延年侍宴》《谢惠连捣衣》《卢子谅时兴》《谢玄晖观雨》《沈休文东园》《范彦龙古意》《张景阳忆友》,可见对这些诗人的学习。此外,纳兰性德有五言古诗《拟古》四十首,其中能明显看到受《诗经》《古诗十九首》、曹植、阮籍、陶渊明等诗人、作品及吴声西曲如《西洲曲》的影响。这些诗歌高古简淡,天然出尘,深得古诗之遥旨。
  纳兰性德反对步韵诗:“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纳兰性德《原诗》)反对一味依傍模拟他人、沉迷韵律而无自我特点之诗。他最看重的是有自家面目的诗:“古诗称陶谢,而陶自有陶之诗,谢自有谢之诗。唐诗称李杜,而李自有李之诗,杜自有杜之诗。人必有好奇缒险、伐山通道之事,而后有谢诗。人必有北窗高卧、不肯折腰乡里小儿之事,而后有陶诗。人必有流离道路,每饭不忘君之心,而后有杜诗。人必有放浪江湖,骑鲸捉月之气,而后有李诗。”   (《原诗》)即诗要有很强的自我色彩,有属于自己的内容特质,识别度要高,切忌千篇一律、缺乏真性情。
  纳兰性德的这些诗学主张,为其词的创作,同样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践行方向。
  在纳兰性德各体创作中,他尤其喜欢词的创作,并且成就最高。他曾在病重期间与徐乾学诀别时,述及未专心文字之学的原因时,称自己是因为“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通志堂集序》)。此外,纳兰性德自己亦在诗词中常常表达对于词的喜爱,他在扈驾途中仍手不释词:“谁持《花间集》,一灯毡帐里”(《梭龙与经岩叔夜话》);新建茅屋,亦命其为“花间草堂”(《致张纯休简》第二十简);亦曾在《与韩元少书》中说:“仆幼习科举业,即时时窃喜为古文词,然不敢令师友见也。”他的这一喜好广为人所熟知:“兄善倚声,世称绝唱”(严绳孙、秦松龄《祭文》),“是时多暇,暇辄填词”(朱彝尊《祭文》),“精工乐府,时谓远轶秦柳。所刻《饮水》《侧帽》词,传写遍于村校邮壁,海内文士竞所摹仿”(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文》),“颇好为词,盖爱作长短句,跌宕流连,以写其所难言。尝辑《全唐诗选》《词韵正略》。而君有集名《侧帽》《饮水》者,皆词也”(韩菼《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铭》)。
  在词学主张上,纳兰性德宗晚唐五代、北宋词,尤其是小令,“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卷四)。虽然纳兰性德认为李煜词兼具贵重与适用,并且饶烟水迷离之致,是他认为的理想的词作,但是,纳兰性德实际最喜爱的仍是花间词。他在与友人梁佩兰的书信中谈道:“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唐诗非不整齐工丽,然置之红牙银间,未免病其版槢矣。从来苦无善选,惟《花间》与《中兴绝妙词》差能蕴藉。自《草堂》《词统》诸选出,为世脍炙,便陈陈相因,不意铜仙金掌中有尘羮涂饭,而俗人动以当行本色诩之,能不齿冷哉!”(《与梁药亭书》)纳兰喜欢花间词的原因说得很清楚,是由于花间词言情入微、音调铿锵、自然协律。与“自然”相反,他不喜欢陈陈相因如尘羮涂饭一样的词,也不喜欢逞才炫学的词:“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渌水亭杂识》卷四)他甚至把编辑词选这回事,亦称为“料理《花间》课”(《虞美人·为梁汾》)。
  纳兰性德词中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悼亡、边塞、表达友情与志向,以及无法知其为谁而作的大量的所谓艳情词,后者在纳兰词中所占数量较大。其词之特色,就如他所主张的诗歌创作要有自家面目一样,在清初词坛上亦颇具自家特色。词自唐末《花间集》开始进入文人创作以来,经历了两宋,已经足够成熟,词体亦由小令而发展成为长调。及至清代,词的派别纷然,主张亦多,词的创作亦可谓陈陈相因,很难突破前人窠臼。相对于以诗入词、以文入词,南宋姜夔之重骚雅清劲、格调高雅,吴文英之密丽质实、重声律和雕琢,纳兰性德更喜欢词最初的自然状态,即以《花间集》、南唐李煜和北宋诸家为主的词,体裁上亦喜小令。其实,纳兰性德是喜欢这些词中所具有的清新可喜、自然真挚的特色,就如他喜欢花间词的言情入微、音调铿锵、自然协律的特点一样。因此,纳兰性德词最大的特点便是刻情幽微、情感真挚、自然隽永。
  词虽为心绪性极强之载体,但在纳兰性德这里,词便是他浪漫情感的寄托。从纳兰性德的言行来看,他天性浪漫,情感丰富,性格又颇为内向,再加上他入仕后一直做康熙的御前侍卫,内言不外出,工作的保密性要求极高,纳兰性德必须十分内敛自己的言行,方可免起灾祸。这就使得他的情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和压抑,这些压抑的情感,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才能纾解和平衡他高度紧张的精神压力。所以,纳兰性德喜欢清新自然、纯以言情为主的词,词中亦喜欢表达隐秘的情感体验和不为人知的感情经历。这与词家纯粹以追求声律技巧、刻意追求刻镂之工的目的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后人未必真能理解他的词学思想与词心。比如王国维那段著名的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定稿》五十二)王国维说纳兰性德词作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給予极高评价,殊为难得;但他认为纳兰性德之所以能够“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是因为他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的非汉族身份,这却有些武断。纳兰性德从小受汉文化影响深刻,所交往者亦是汉族文人名士,自己进士出身,且研读过古代的经史子集,这从他所留下的《通志堂集》便可明晰。因此,说他是“未染汉人风气”,实在是值得商榷。王国维大约没有意识到,这是纳兰性德有意识的选择,源于自身经历、思想、词学主张和审美趣味,比如他认为逞才炫学会使性情隔绝,主张自然。况且,纳兰性德如此喜爱花间词、南唐后主,也是因为“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二十)。相比而言,况周颐对纳兰性德的理解就较王国维更准确些,他说:“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白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蕙风词话》卷五)况周颐认为纳兰性德词“一洗雕虫篆刻之讥”,是有意为之,所以他的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这是对纳兰性德词最好的概括和诠释。况周颐还认为,以纳兰性德这样“天分绝高”的乌衣公子,如若使词风沉着浑至并没有什么难度,也是间接揭示了纳兰性德词之特色是由于他本人的主张和趣味所致。所以,理解纳兰性德词,其所体现出来的自然清新、隽逸超然,并不是因为他未习染汉人风气所至。
  纳兰性德集中所谓的那些艳情词,就是在此种情境之下产生的。对于被称为艳情的这部分词,我觉得纯粹用“艳情”二字难以概括全面。纳兰性德虽然推崇花间词,但是,他对于花间词的一些内容与特点并不完全继承,他的词更加趋于雅化和文人化。就言情本身而言,纳兰性德痴迷的是情感中细腻、美好、感人的因素,以及情感在人的内心产生的复杂微妙、难以言说的各种感受和体验,而不是沉迷于部分花间词流于声色肉欲的描写。   此外,纳兰性德还善于用刻画情境的方式衬托人物之美以及情感之美。如“夕阳谁唤下楼梯。一握香荑。回头忍笑阶前立,总无语,也相宜”(《落花时》)。虽然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是词的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但是,在将其写得美好到位方面,很难有人出其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国维的“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评价是十分恰切的。这种极致,归因于词人本身的情感与审美,和他拥有的一颗世上难见的善感美好之心。
  这种对于情的美好与执着的刻画,甚至体现在一些并不属于专写情感的词中。如边塞词与羁旅词。边塞题材的诗词,一般都写得意象阔大、苍凉豪放,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但是,纳兰性德的边塞词却融入了细腻的闺思,将边塞羁旅与闺房之思打并在一起,而显得情思缠绵、忧郁婉转。如《浪淘沙》:“野店近荒城。砧杵无声。月低霜重莫闲行。过尽征鸿书未寄,梦又难凭。身世等浮萍。病为愁成。寒宵一片枕前冰。料得绮窗孤睡觉,一倍关情。”《鹧鸪天》:“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书郑重,恨分明,天将愁味酿多情。
  起来呵手封题处,偏到鸳鸯两字冰。”羁旅、边塞词中尽现小女儿态,足见词人浪漫善感的内心,使此类传统题材体现出不一样的风格与色彩。
  纳兰性德还善于在词中描写各种愁绪。比如,写闲愁:“闲愁似与斜阳约,红点苍苔,蛱蝶飞回。”(《添字采桑子》)“暮雨丝丝吹湿,倦柳愁荷风急,瘦骨不禁秋。总成愁。”(《昭君怨》)“烟丝宛宛愁萦挂,剩几笔晚晴图画。”(《秋千索》)“独睡起来情悄悄,寄愁何处好? ”(《谒金门》)写羁旅愁思:“身世等浮萍,病为愁成。”(《浪淘沙》)“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菩萨蛮》)“一样晓风残月,而今触绪添愁。”(《清平乐》)“将愁不去, 秋色行难住。”(《清平乐》)写相思、离愁:“愁无限,消瘦尽,有谁知?”(《相见欢》)“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太常引》)“去去丁零愁不绝,那堪客里还伤别。”(《蝶恋花》)忆友人:“绕砌蛩螀人不语,有梦转愁无据。”(《清平乐》)自叙幽怀:“长飘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忆秦娥》)如此等等。
  纳兰性德词中还有不少写到“多情”,对此并不忌讳。如写愁怀:“曾染戒香消俗念,怎又多情。”写悼亡:“多情终古似无情,别语悔分明。”(《荷叶杯》)“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青衫湿·悼亡》)“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摊破浣溪沙》)写离愁:“多情不是偏多别,别离只为多情设。”(《青玉案·宿乌龙江》)写羁旅相思:“书郑重,恨分明,天将愁味酿多情。”(《鹧鸪天》)“无凭踪迹,无聊心緒,谁说与多情。”(《太常引》)如此等等。
  总体上,纳兰性德从花间词中汲取营养,继承了花间词善于刻画男女之情的特色,但又增强了情感表达之摇曳深挚、缠绵悱恻的特色。他的词个人色彩浓厚,追求清新自然,隽逸超卓。情感细腻,真挚浪漫,痴迷于捕捉缠绵悱恻的“难言”之情,正如他欣赏李煜词之“更饶烟水迷离之致”一样。善写凄苦缱绻之情,尤其是在悼亡词中。风格上更倾向于柔婉缠绵,即使在辽阔恢弘的边塞词中,亦注入此种特色,使其边塞词因此而独具风格。纳兰性德的好友顾贞观说:“容若天资超逸,悠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如听中宵梵呗,先凄惋而后喜悦。”(《通志堂词序》)“容若词一种凄忱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榆园本《纳兰词评》)真可谓纳兰性德的知音。周之琦亦曰:“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能及。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
  (《奁中词》一引)
  天分、个性、身份、崇尚、旨趣,共同成就了纳兰性德词的独特面貌。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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