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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宜宾流杯池石壁镌刻着陆绍珩《醉古堂剑扫》的一段名言：“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评估一个文本的优劣，不宜采用孤证，必须在群见、互见的基础上，才能接近正见，产生高见。或许，在文汇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伍松乔两部散文选集《没有眼睛的府南河》《十字岭·识字岭》面世之际，重读这位不事张扬的作家的作品，读者会别有一番感受。
伍松乔是立足新闻，涉入文学、文史、文化诸多领域的丰产作家，已结集出版散文随笔集《姓甚名谁》《随遇而乐》《记者行吟》《没有眼睛的府南河》《十字岭·识字岭》等，以及评论集《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人物传记《隐没的传奇》（合作）、纪实文学《成都》《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人文地理《川魂》（合著）《天下古成都》等十余部专著，是中国副刊与四川文坛富有影响力与美誉度的重量级人物。伍松乔数量众多的散文篇章，极富特色，为散文写作树立了一种继往开来的榜样，提供了一种值得彰显的典范文本。
一、 融入记忆的文字奥秘
有大家气象、传世本钱、能征服人心的作家，在笔者看来，需要“四为一体”，即文德、文胆、文识、文才，互相照应，缺一不可。就笔者多年的阅读经验看来，大多数散文作家，并不完全具备这四大要素，相当部分人的书写是自我感觉良好，而社会认同度则常常事与愿违，而其最终的托词是自己是“阳春白雪”，读者是“下里巴人”，或者归咎于“文人相轻”。相比之下，伍松乔的散文并非“四大皆空”，恰是“四大皆有”，注定会发出不凡之声，留下不俗之笔。
作为“川军”阵容中一个重要作家，伍松乔的写作功力从哪里来？笔者认为不能轻易地归之于天赋，不宜漠视作家本人的坚韧追求与超常付出，须得探寻其锤炼自己成功的内在因素，追溯其提高自身素质的源头。
伍松乔从学生、知青时代造就的如饥似渴的阅读习惯（在《十字岭·识字岭》书中的书信、日记有着若干纪实），海量藏书和阅读使他受益匪浅。在特殊年代，伍松乔以及后来皆有大作为的有识青年，在同龄人茫然无措的时候，已经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学养基础。他有缘与艾芜先生长期通信，与张新泉、谭楷等兄长亲密接触，文学种子的萌芽自然而茁壮。“文革”结束后，他在激情燃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北京广电学院，遍访良师，广交益友，充分研习新闻和文学理论。伍松乔在读万卷书的同时，还有行万里、经万事、识万脸的丰富人生历练。从八十年代之初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旅行家》杂志撰稿伊始，他早早地行游了大半个中国的名勝古迹，对巴山蜀水的风物景观更是如数家珍。同时，经由两个先期出国的弟弟，为他开眼看世界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可以说，伍松乔属于中国新时期冲破思想牢笼解放自己的现代人。八十年代后期，伍松乔毅然弃政从文，从川南到省城从业媒体，使自己获得了广泛接触、了解社会的难得机会，肩责主编《四川日报》文学副刊《原上草》，为他开启了得天独厚的文化窗口与交流平台。以上种种，在个人爱好与文学潮流的双轮驱动下，他的文字迅速在一个文学大省脱颖而出，并引来全国传媒圈、文学圈、文化圈的广泛关注，可谓是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了。
伍松乔的散文兼具“大众书写”和“小众读物”两大特色。所谓大众书写，是指他从不卖弄辞藻，文句简练结实，行文晓畅易懂；所谓小众读物，在于他功底深厚，见识深透，经得起专家学者推敲、挑剔。二者兼备，自然不乏雅俗共赏的阅读群体。伍松乔每周出手一篇、历时四年不断、旨在为世纪之交蜀地情状立传的《记者行吟》，是四川媒体1949年以来持续时间最久、仍为人称道的个人随笔专栏（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同名结集出版），长期吸引着人数庞大的读者群，能够同时获得中国新闻奖（副刊类）与四川省文学奖，绝非偶然。这部十多年前曾经受到魏明伦、杨牧、吴野、高虹、曹家治等诸位名家撰文赞赏的佳作，堪称伍松乔散文的代表作，蜀中当代散文的一个高峰，至今仍然值得论者深入研究。
依笔者之见，一部作品的优劣高下，应该摒弃“近亲繁殖”的评判方式，在广泛的阅读圈与辐射圈里展开，不能止步于文人圈内的自娱自乐，把作品交给大众去掂量。对此，伍松乔无疑是不畏浮云，底气十足。
伍松乔的散文，有别于众多散文的常见模式，它打通了古与今、中与外，政治与经济、文化、文学、哲学、民俗等诸多门类的壁垒，产生了钱钟书先生所倡导的做学问须得竭力抵达的“通识”境界。换句话说，伍松乔的散文风格可以称之为“通识散文”，其行文“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跨越了文学与上述诸多学科间的沟壑，灵活运用了小说、散文、新闻、政论等诸多文体的表现技巧，形成了一种思绪触类旁通、阅读元素丰美的特殊文质。这一点，是伍松乔有别于众多散文家的一大强项，可惜，多年以来对此识之、知之的慧眼委实不多，而那些肤浅文字却有不少人去逢迎、喝彩，这算得上一种令人唏嘘的文坛怪相。
从伍松乔散文的具体篇章而言，读者仔细阅读，悉心寻思，不难发现作家一向苦心经营文章，从来把作文视作“千古事”，绝不草率动笔，轻易出手。他文章布局与结构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点”、“线”、“面”三者齐备。所谓点，指有自己过人的独见；所谓线，指文字演绎有行文章法，有清晰的逻辑思路；所谓面，是着眼于社会大环境、时代大背景下去谋篇布局，为时而著。此种近乎苛刻的标尺，伍松乔是三者不乏的齐备，这或为他的文字总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让人俯而读、仰而思，总能有所获的章法秘辛。他的写“常”散文，挺得住异“常”眼光挑剔，经得起岁月冲淘。
由伍松乔撰写的成都东山草堂《宋育仁先生生平》碑文中，有“文章留名非小我，书生入世乃大观”的话语，流露出他对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巴蜀维新领袖宋育仁先生道德文章的由衷景仰，可以视作伍松乔惕厉自励的心声，亦是他创制的个性宛然、时运昭然的散文长卷的一个极佳注脚。
二、 离离《原上草》
伍松乔属于遭遇“文革”被迫中断求学前程的“老三届”，是在巴蜀声誉卓著的富顺二中（十字岭）1967级高中生，对于那一段“没有毕业典礼”的非常态，他耿耿于怀。伍松乔出身于父母反复叮咛须得时时“夹起尾巴做人”的“灰五类”，以防“祸从天降”。虽然如此，他仍然保持品学兼优，是名列前茅的尖子生，还在宜宾地区中学生运动会上摘取过短跑冠军，如果没有那段历史的冲击，他很可能成为一个报效国家的理工人才。离“我的大学”近在咫尺时，一场“干戈寥落四周星”的拂意逆袭，导致了他人生无以逃避的十年波折。 动荡的青春、底层的人生，化解纷扰和遣散苦闷，对于一个不甘沉沦与寂寞的人，唯有自我慰藉、手抄传播的舞文弄墨。伍松乔之幸是新时代所赐，自从1980年担任《富顺报》副刊编辑兼记者，到成为县广播电视局长，履职可观，前景看好。八十年代末，他出人意料地谢绝出任自贡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让任命书成了“一纸空文”，义无反顾地走上一条书生之路，一头扎进《四川日报》，从记者、编辑做起，到担责文学副刊《原上草》主编和副刊部主任，主持一方笔政，“从一而终”——直至媒体文化人职场生涯的休止，真可谓“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伍松乔每每以“以书生自许，以书生许人”。“书生”，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伍氏诠注的书生，带有为天下苍生追求真理和奉献力量的关键词。伍松乔是实践派而非口号派，他视“文章留名非小我”，其文字积极“入世”，深蓄南宋辛弃疾主张的那类“文章本是真儒事”的“纯阳”功夫，焕发出以文字匡时济世的雄劲力道。
主持《原上草》是伍松乔文字生涯的一个拐点、重点和亮点，他作为主业卓尔不凡的编辑功夫与成果，已经有全国报纸副刊学会会长丁振海的高度评介及高虹《媒体文化有标杆》等文章的专题论述，这里要提及的，只是打上了他的鲜明烙印、呈现特殊魅力的散文一类的“激扬文字”。
北宋思想家张载把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概括为“横渠四句”，前三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伍松乔可谓身体力行。至于“为万世开太平”，他实在积足了服务当下、“泽被子孙”的文德。数点伍松乔的文章笔政，卓然大观：为戊戌君子刘光第最早辩诬的《君子遗踪何处寻》《我与光第先生撞了一下腰》；替维新风云人物张目的《数典四川 不能忘记宋育仁》《追寻这位救世者，从‘钩沉’作起》《1894：曾经的甲午梦》；为千秋文豪故里指点江山的磅礴长篇《重新选择苏东坡》；评判千秋功罪的《太平天国演完了》《幸好康熙没有再活五百年》；敬重乡贤的《五老七贤：乡愁中的成都先生》《大千梅林何处寻》与唤起文化觉醒的《老四川的三个文化和尚》《求歌若渴——四川有“标志性”歌曲吗？》《两仗皆败的“边景”争夺仗》等等，囿于篇幅无法一一例举。这些入世极深、直击人心的作品，在读者群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全省全国评选中屡获文苑、业界大奖，不少还直接推进了社会、文化的相关进步，这是某些自鸣得意的所谓“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的。对此，借用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来评价，恰如其分。
为文之外，为人是另一篇大文章，而后者在文学江湖屡见不鲜地被人嗤之以鼻，乃至以丑为美，甚至“丑不惊人死不休”。伍松乔不是这样，这里，不妨引用著名旅美作家、美国华文文艺界副会长程宝林所撰《具大胸怀 写大文章——伍松乔其人其文》的真切评述：
伍松乔是个怎样的人？说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应该不算过甚其词；说他是一个至正至公的人，熟知他的人或许也不会有太多的异议。笔者曾在他的手下担任编辑十年，从未进过他的家门，更未说过一句讨好、逢迎他的话。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又都是舞文弄墨之人，且弄的都是同一种文体——散文，在文坛这个“才气”与“名气”之类的东西很招人计较的是非之地，我们之间的关系本应是微妙的，或者干脆就是不妙的。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不只一次，我出差外地，听到当地的文友闲谈中偶尔提及，说伍松乔先生曾在与该地文友的聚会时，对笔者写文章的勤奋与编稿件的认真，多有好评。说者无意，我听来却感到几分温暖。其实，岂只是我，四川日报副刊部自伍松乔主持编务以来，这个相对而言清清淡淡的编辑部门，在整个报社内人际关系的良好、工作气氛的和谐，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笔者移居美国多年，时常怀念昔日同事之间亲切的笑语，而颇有思蜀之念。这种领导艺术，虽仅惠及一个部门，但也实实在在体现了伍松乔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亲和力与感召力。
程宝林回忆到：
前不久，我读到了四川富顺自小瘫痪在床却立志读书写作、不向命运低头的奇女子赖雨所与的短文《回到“天府”过周末》。文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前，时任该县广播电视局局长的伍松乔，多次到她的小屋中看望、鼓励她自学成才的动人往事。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当伍松乔和时任该县副县长的王孝谦合作的人物特写长稿《赖雨的世界有多宽》，在四川日报《天府周末》发表后，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的情景。20年来，伍松乔由川南富顺，走到省城成都，担任了—个谈不上显赫却也响当当的大报副刊部主任，阅人无数，接触过、打过交道的“官”儿、“角”儿、“款”儿着实不少，心中却从未忘怀家乡那位躺在病床上，生计艰难，“吻”书（被迫以嘴翻页）而读的坚强女性，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道义上、精神上的最大支持。
伍松乔以人格和文格的升华，凝聚起支撑刊格的集体人文力量，使《原上草》不受制于“一岁一枯荣”的炎凉环境，高扬起一面在文化式微的黯淡岁月中引领巴蜀文风的精神旗帜，形成了一个在全国上得了“厅堂”的文化品牌，昭顯了“天府之国”源远流长的坚韧软实力，补充和壮大了四川文学“野火烧不尽”的新力量，功德无量。而这些布局幕后的鸿篇大作，与作为作家伍松乔的其人其文，实在是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
三、莫谓书生空议论
伍松乔这个书生，不是那类食古不化、固步自封的迂腐之徒，而是重视人的现代化，一直风尘仆仆地追逐并挺立时代潮流的前沿，不计浪溅衣衫。
伍松乔的文章内涵丰盈，倍显结实，文字宛如破壳而出的璞玉，内质本真，色泽天然，晶莹剔透，读者很容易找到一种特殊感觉。伍松乔文章中气韵恢弘的大气象，与使人着迷的小气候，有文本佐证。获得中国新闻奖（副刊类）的《幸好康熙没有“再活五百年”》，作者从国人一度引以为荣的“康乾盛世”说起，以入木三分的笔力剖析了潜伏在繁荣表层下的深度危机，那以公民意识和开明眼光审视皇权的文字，句句切中要害：
如果说康、雍、乾君主对世界一无所知，那不是事实。要害在于以“我大清”为核心，自欺欺人，如马克思所言：“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人为首先是君为，三位皇帝都受过不少西方人的礼物，包括极有价值的天体仪、地球仪、各式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却只被他们作为“贡品”把玩收藏，未能跨出宫廷半步。通商也有，却如乾隆的话：“天朝物产丰盈，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怀柔”。当西方壮大，不安分起来，皇帝焦虑了。康熙初年一度开放过海禁，康熙五年即“永行停止”，终于形成了将西洋“夷狄”拒之门外实则关门锁国的基本国策……派生出形形色色的灾难。 在《太平大国演完了》一文中，伍松乔第一时间挑战由极左思潮扭曲变态的某种历史观，把“央视热播”遮蔽起来的“农民英雄”的耻部断然揭开：
太平国天的实际施政行为常常是以别样的极端方式来进行的。“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比如焚禁古书，“读者斩，藏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移风易俗：一切偶像，无论孔子牌位、祖先木主、各家寺庙，统统捣毁；统一要穿天国服饰，以致红布不够用，只好以红纸代替……
如此“英雄”值得称道吗？文章结尾，作者援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话作为点睛之笔：“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
《北海梦悠悠》一文，堪称是透识广西北海叹为观止的百年大起大落历程的经典篇章，曾由当地报纸整版转载，亦是伍松乔通识散文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作者目光犀利，博引雄辩，厘清了北海多少年是是非非的纠葛，一双慧眼，把北海的纷扰透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如果纸上或口头的“开发”真能落地，北海或许会是另一种命运。问题在于，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谁也没法关上。基于起步的考虑，据说乡镇企业城出手的第一块土地是3.5万元一亩，接手的老板只交了一点定金，转手就以5万元一亩的价格卖给了下家。如此聪明的炒家，让当局惊讶得还没有反应过来，击鼓传花的游戏已经揭幕，北海炒地，就此风起云涌。土地价格一路飙升，从3万到30万，再到80万……大批大批的土地被铁丝网圈了起来，荒草还没长高，却已数易其主。炒地同时，还炒“楼花”、炒项目、炒概念，四下开花。
政府也不甘寂寞，不再满足于通过开发区批发土地，干脆“直供”出台，火上浇油。一批干部被火烧焦了，又有一批企业被烧着了，乱象丛生。
无限膨胀的气球终于轰然爆裂，这一天是1993年4月28日。
说到当时纠结于要生态还是要发展的北海究竟向何处去，伍松乔真不把自己当作到此一游的路人，简直是向主政者“耳提面命”了：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资源也决定一切。
北海发展，喜欢以广东珠三角为目标，如今这可得打个问号，南珠之乡的北海，此珠可不是彼珠。拥有如此稀缺的海滨自然资源，此乃天赐宝地。风景这边独好，可是长线的潜力蓝筹股啊！从这个角度掂量，北海不能不美，不能不好。
其实，从心眼里，我甚至希望北海只是一个地球的自然保护区，连旅游也该限制。然而，鱼和熊掌，北海缺一不可，必须兼得！这，或许就是天降的大任，命中注定。
由此，北海的发展不能不有自己更为特殊的作为。
中国的事情，常常不在主语，而在定语。
如果北海命中注定将成为一座大城市（主语），那么，“什么样的”（定语）大城市就太重要了！以布局而言，可以摊大饼、可以组团，可以新老城区分治。以城市形态而言，可以水泥森林、高楼峡谷，也可以绿带环绕、错落有致。
中国的事情，常常还不在规划，而在操作。不在宣言，而在行动。
家国情怀格外浓郁的伍松乔，处江湖之远，常动庙堂之思，他的《珠江不是一条江》 《绿了滇池蓝了洱海》《重新选择苏东坡》《没有眼睛的府南河》《寻找川南意义：从地域到文化》《矮丘陵侧记》《有一种精神叫客家》《扑不灭的火焰？》《我家曾在岸上住》《寂寞的柳江老街》《蒲江深呼吸》等等脍炙人口的篇章，真是“上架天线，下接地气”，很快流传开来，影响极大。说其文章是“指点江山”、干预生活的“激揚文字”，绝非戏语。如此“书生意气”的“挥斥方遒”，在当今文坛已成奢侈品，这使人愈加感到伍松乔作品的弥足珍贵。尤为难得的是，在伍松乔那里，“手术刀”一般的笔杆子，至今依然执著，无非是更加“精准”而已。
或许，置于百年时空来考量，伍松乔的写作别有意义，更有价值。只会愤怒或不会愤怒的墨客骚人如过江之鲫，铺天盖地的“获奖作品”即刻灰飞烟灭，不再成为话题。回到写作的原点或终点，并对写作及其意义予以躬身自问的深度反思，这实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当此之际，伍松乔的作品值得咀嚼，它能给读者带来醍醐灌顶的深刻启示。
四、笔卷风云恋故土
在纪念宋育仁诞辰150周年纪念会上，伍松乔曾大声疾呼：“曾被粗暴斩断的历史文脉需要续上，百年巴蜀遗产的探索、发现、打捞、钩沉，进而推广、继承、发展，时不我待！”在《文化的“落地”——富顺文化系列丛书总序》中，他坦诚道出：“数典不能忘‘土’，否则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说文化总要提到传承、创新，然而，拿什么来传承？在什么基础上创新？经过无数的折腾之后，终于明白传承创新的前提是：重新构建地方文化的共同记忆与集体意识”。对于这个话题，他多年来“反复讲”、“经常讲”，不厌其烦，不计其累。在《寻找川南意义：从地域到文化》一文中，他则开宗明义的前瞻：“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共生、匹配，从来不可或缺也未曾缺席，川南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势在必行，势不可挡。”
伍松乔的文化思想，无疑会影响自身散文创作的走向，于是在他笔下便有了一批续存文脉、重建文化的体系化、板块化的篇章。这些作品，以时间线索和具有某种典型意义和象征符号价值的人、事、物、景为经纬，担负重塑文化地标、时代符号和文明浮雕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自觉的人文使命。
伍松乔的散文，绝大多数属于非虚构非浪漫的写实文字，始终以满腔热忱和无畏勇气正视交错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严峻现实，用真诚的直笔为现实生活 “立此存照”，而作家的超逸才气则融入渗透到精诚精粹的文思飞扬中。对此，著名作家、四川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火，在为伍松乔散文集《十字岭，识字岭》所写序言中颇有感触：“松乔先生这些忆旧的文字，没有旁枝斜叶，很干净。须知，干净的文字是验证作者功夫的筹码。散文有一绕不过去的魔障，那就是如何既准确又生动、既感性又干净地描写和叙述对象和事件，我在这些文字里，看到了松乔先生的努力、实践与成就。” 入选《中国当代散文大系》的《没有毕业典礼的“老三届”》中，伍松乔把一代人的生存历练加以了概括：
老三届有过失误与迷惘，有着时代的缺陷和弱点，然而，更多的是血汗交融辛酸苦辣浸泡后的坚韧。在今天的中国，不说他们是脊梁，至少也是各行各业的骨干于基础。他们不再浪漫，依然执著，不再激进，却会稳进，兢兢业业地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
《十字岭·识字岭》是伍松乔回望“渐行渐远，依稀背影”，慰藉“念兹在兹，几多乡愁”，献给“才子之乡”富顺县故土、故园、故人、故址、故物、故景的报答文字，先后花费了数十年光阴。其间，他的不少叙述与描绘已经渐次转化为父老乡亲的共同记忆，他的不少解读与反思已是家乡读者群认可的集体意识。在与该书同名的那篇散文中，作者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两位诚笃博学却“欲罢不能或欲干不能”的恩师林孝可、钟贞伟，他们分别为个人“历史问题”和家庭“成分问题”，被亵渎被剥夺了师道尊严与基本人权。尽管他们都是敬业执教的良师，备受学生喜爱、尊敬，其人生命运却是防不胜防的多旋流，多波折，乃至报国无门、求生无路。此文句句有痛惜，字字浸泪水，作者捧“赤心”著“寒文”，是对一段过往阴霾岁月发出的直达苍穹的“天问”，其笔功之深厚令人感佩。全篇几无赘字，力透纸背又分寸恰好，可以视作人物散文的一个范本，料定凡是读过此文者，多年以后依旧会印象深刻地重拾话题。伍松乔有小说家的底子（八十年代初他的短篇小说《最后一支香烟》、中篇小说《第一志愿》等曾经脍炙人口），叙事能力强，往往寥寥几笔即把人物勾勒得呼之欲出。他如是介绍林孝可老师：
留在我眼里挥之不去的，倒只是这么两件小事：一是他被“掀”出来之初，立正低头“请罪”时，我们班的位置在会场前边，我发现林老师的腿老在颤动，仔细一看，他竟是用脚尖在地上画三角形和圆形，画了又擦，擦了又画，重复不断。还有就是，“革命”浪潮已经疲软，“牛鬼蛇神”队伍日渐庞大以致管理松懈后，他背着个竹背篼，手握一根铁丝钎子，四下搜索那些落地的枯叶作燃料，发现目标，便作瞄准态，然后极认真极精确地戳将下去……
如果说，伍松乔用精短纯熟的文字写透了沦落为“打倒”对象的林孝可老师辛酸、无奈的处境与旷达、泰然的天性，那么，对另一位老师钟贞伟则是寒气透心的无言唏嘘：
钟老师没有幸运成为林老师那样的“牛鬼蛇神”，因为他并非正式教师，只是“代课”的，运动之前便被清退了。回乡之后他靠拉板板车（人力架车）为生，因为家在学校不远，免不了要穿校而过。有一回，全校在大操场上集合，他拉着板车来了，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曾经的学生们神情各异。钟老师似乎踌躇了一下，随即埋下头，匆匆加快了脚步。这几分光阴在自己的生物钟里漫长难熬得可怕，我被一种难以表述的复杂情感冲击，不愿看。抬头时，他已隐没在远处马路的坡坎曲折之中。
情调、风格迥异的另一篇《有戏》，伍松乔再现了“文化沙漠”中的农村乡镇的别样生活情状，获悉“场上有戏”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挤得人山人海，他以诙谐笔调描述当年场景：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过于广阔便生出无端的寂寞，好容易凑到一起来了，不挤一挤、笑一笑、热一热、闹一闹，更待何时？
……
最令人们激动的是演出时突然停电。“——啊”的一下众声齐唤中，包含着遗憾，更多的是惊喜。全场顿时活跃，人们一边“操”着供电所的八代祖宗，一边相互敬烟点火，伸个懒腰，结伴上厕所。最高兴的是青勾子娃娃伙，从大人挎档下满场窜，装出尖声鬼叫。最扎劲的呢，当然是青年女子身边的那些青年男人，大声地发表剧评或者其它演说，竭力引起目标的注意。也有不声不响趁黑搞小动作的，引起“花丛”中不时唤出几声惊叫和咒骂，宣传队的青年曾有奋袖捋臂想要挺身而出的，却被当地干部制止，说是“不告不理”，“一个巴掌拍不响，龟儿子些就这个德性”……
在《十字岭·识字岭》的后记中，伍松乔写到：
富顺对我而言，具有地域文本与乡愁所系的双重意义。……在这片山水厚土，我们这一代穿越起伏跌宕的20世纪50、60、70、80年代，备尝酸甜苦辣，同时也何尝不是一种幸运。……乡土是宝，厚赐我们以金以银。家园是根，善待我们以花以果。……借用“一滴水如何不干？置之大海”的佛语来说，一粟如何长存？置之大地。春种一粒，秋收万籽，生生不息。
大块文章，诚哉斯言！
如今，伍松乔是一个退而不休依然忙忙碌碌、神采飞扬的文化在场者、耕耘者。他参与撰写了《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全记录》（被英国国家图书馆大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等“5·12”系列图书、纪录片的文稿，编辑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现代文学家艾芜全部文稿的19卷《艾芜全集》，参与策划、整理了四川旨在续接文脉、钩沉文化的诸多项目。与此同时，个人写作也进入了一个自由而快乐的高潮期，本文前述他的十多部专著，近一半是在这期间接踵推出的。
伍松乔目标坚定、步伐坚实，健步行进在鲁迅先生所称道的那一类文字之旅上，无意在文坛江湖纠结于是否长短，聚精会神，执著的 “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
伍松乔以“书生”之身“入世”，他的“留名”亦非“小我”，他的散文作品具有特征鮮明的辨识度，不仅鲜亮眼际，更震撼心灵。它们或若秀林，或若碑阙，已成不可遮蔽、不容小视的“大观”，这边独好的风景。这，既是伍松乔个人之幸，也是桑梓之幸、文苑之幸，更是读者之幸！
伍松乔是立足新闻，涉入文学、文史、文化诸多领域的丰产作家，已结集出版散文随笔集《姓甚名谁》《随遇而乐》《记者行吟》《没有眼睛的府南河》《十字岭·识字岭》等，以及评论集《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人物传记《隐没的传奇》（合作）、纪实文学《成都》《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人文地理《川魂》（合著）《天下古成都》等十余部专著，是中国副刊与四川文坛富有影响力与美誉度的重量级人物。伍松乔数量众多的散文篇章，极富特色，为散文写作树立了一种继往开来的榜样，提供了一种值得彰显的典范文本。
一、 融入记忆的文字奥秘
有大家气象、传世本钱、能征服人心的作家，在笔者看来，需要“四为一体”，即文德、文胆、文识、文才，互相照应，缺一不可。就笔者多年的阅读经验看来，大多数散文作家，并不完全具备这四大要素，相当部分人的书写是自我感觉良好，而社会认同度则常常事与愿违，而其最终的托词是自己是“阳春白雪”，读者是“下里巴人”，或者归咎于“文人相轻”。相比之下，伍松乔的散文并非“四大皆空”，恰是“四大皆有”，注定会发出不凡之声，留下不俗之笔。
作为“川军”阵容中一个重要作家，伍松乔的写作功力从哪里来？笔者认为不能轻易地归之于天赋，不宜漠视作家本人的坚韧追求与超常付出，须得探寻其锤炼自己成功的内在因素，追溯其提高自身素质的源头。
伍松乔从学生、知青时代造就的如饥似渴的阅读习惯（在《十字岭·识字岭》书中的书信、日记有着若干纪实），海量藏书和阅读使他受益匪浅。在特殊年代，伍松乔以及后来皆有大作为的有识青年，在同龄人茫然无措的时候，已经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学养基础。他有缘与艾芜先生长期通信，与张新泉、谭楷等兄长亲密接触，文学种子的萌芽自然而茁壮。“文革”结束后，他在激情燃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北京广电学院，遍访良师，广交益友，充分研习新闻和文学理论。伍松乔在读万卷书的同时，还有行万里、经万事、识万脸的丰富人生历练。从八十年代之初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旅行家》杂志撰稿伊始，他早早地行游了大半个中国的名勝古迹，对巴山蜀水的风物景观更是如数家珍。同时，经由两个先期出国的弟弟，为他开眼看世界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可以说，伍松乔属于中国新时期冲破思想牢笼解放自己的现代人。八十年代后期，伍松乔毅然弃政从文，从川南到省城从业媒体，使自己获得了广泛接触、了解社会的难得机会，肩责主编《四川日报》文学副刊《原上草》，为他开启了得天独厚的文化窗口与交流平台。以上种种，在个人爱好与文学潮流的双轮驱动下，他的文字迅速在一个文学大省脱颖而出，并引来全国传媒圈、文学圈、文化圈的广泛关注，可谓是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了。
伍松乔的散文兼具“大众书写”和“小众读物”两大特色。所谓大众书写，是指他从不卖弄辞藻，文句简练结实，行文晓畅易懂；所谓小众读物，在于他功底深厚，见识深透，经得起专家学者推敲、挑剔。二者兼备，自然不乏雅俗共赏的阅读群体。伍松乔每周出手一篇、历时四年不断、旨在为世纪之交蜀地情状立传的《记者行吟》，是四川媒体1949年以来持续时间最久、仍为人称道的个人随笔专栏（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同名结集出版），长期吸引着人数庞大的读者群，能够同时获得中国新闻奖（副刊类）与四川省文学奖，绝非偶然。这部十多年前曾经受到魏明伦、杨牧、吴野、高虹、曹家治等诸位名家撰文赞赏的佳作，堪称伍松乔散文的代表作，蜀中当代散文的一个高峰，至今仍然值得论者深入研究。
依笔者之见，一部作品的优劣高下，应该摒弃“近亲繁殖”的评判方式，在广泛的阅读圈与辐射圈里展开，不能止步于文人圈内的自娱自乐，把作品交给大众去掂量。对此，伍松乔无疑是不畏浮云，底气十足。
伍松乔的散文，有别于众多散文的常见模式，它打通了古与今、中与外，政治与经济、文化、文学、哲学、民俗等诸多门类的壁垒，产生了钱钟书先生所倡导的做学问须得竭力抵达的“通识”境界。换句话说，伍松乔的散文风格可以称之为“通识散文”，其行文“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跨越了文学与上述诸多学科间的沟壑，灵活运用了小说、散文、新闻、政论等诸多文体的表现技巧，形成了一种思绪触类旁通、阅读元素丰美的特殊文质。这一点，是伍松乔有别于众多散文家的一大强项，可惜，多年以来对此识之、知之的慧眼委实不多，而那些肤浅文字却有不少人去逢迎、喝彩，这算得上一种令人唏嘘的文坛怪相。
从伍松乔散文的具体篇章而言，读者仔细阅读，悉心寻思，不难发现作家一向苦心经营文章，从来把作文视作“千古事”，绝不草率动笔，轻易出手。他文章布局与结构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点”、“线”、“面”三者齐备。所谓点，指有自己过人的独见；所谓线，指文字演绎有行文章法，有清晰的逻辑思路；所谓面，是着眼于社会大环境、时代大背景下去谋篇布局，为时而著。此种近乎苛刻的标尺，伍松乔是三者不乏的齐备，这或为他的文字总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让人俯而读、仰而思，总能有所获的章法秘辛。他的写“常”散文，挺得住异“常”眼光挑剔，经得起岁月冲淘。
由伍松乔撰写的成都东山草堂《宋育仁先生生平》碑文中，有“文章留名非小我，书生入世乃大观”的话语，流露出他对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巴蜀维新领袖宋育仁先生道德文章的由衷景仰，可以视作伍松乔惕厉自励的心声，亦是他创制的个性宛然、时运昭然的散文长卷的一个极佳注脚。
二、 离离《原上草》
伍松乔属于遭遇“文革”被迫中断求学前程的“老三届”，是在巴蜀声誉卓著的富顺二中（十字岭）1967级高中生，对于那一段“没有毕业典礼”的非常态，他耿耿于怀。伍松乔出身于父母反复叮咛须得时时“夹起尾巴做人”的“灰五类”，以防“祸从天降”。虽然如此，他仍然保持品学兼优，是名列前茅的尖子生，还在宜宾地区中学生运动会上摘取过短跑冠军，如果没有那段历史的冲击，他很可能成为一个报效国家的理工人才。离“我的大学”近在咫尺时，一场“干戈寥落四周星”的拂意逆袭，导致了他人生无以逃避的十年波折。 动荡的青春、底层的人生，化解纷扰和遣散苦闷，对于一个不甘沉沦与寂寞的人，唯有自我慰藉、手抄传播的舞文弄墨。伍松乔之幸是新时代所赐，自从1980年担任《富顺报》副刊编辑兼记者，到成为县广播电视局长，履职可观，前景看好。八十年代末，他出人意料地谢绝出任自贡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让任命书成了“一纸空文”，义无反顾地走上一条书生之路，一头扎进《四川日报》，从记者、编辑做起，到担责文学副刊《原上草》主编和副刊部主任，主持一方笔政，“从一而终”——直至媒体文化人职场生涯的休止，真可谓“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伍松乔每每以“以书生自许，以书生许人”。“书生”，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伍氏诠注的书生，带有为天下苍生追求真理和奉献力量的关键词。伍松乔是实践派而非口号派，他视“文章留名非小我”，其文字积极“入世”，深蓄南宋辛弃疾主张的那类“文章本是真儒事”的“纯阳”功夫，焕发出以文字匡时济世的雄劲力道。
主持《原上草》是伍松乔文字生涯的一个拐点、重点和亮点，他作为主业卓尔不凡的编辑功夫与成果，已经有全国报纸副刊学会会长丁振海的高度评介及高虹《媒体文化有标杆》等文章的专题论述，这里要提及的，只是打上了他的鲜明烙印、呈现特殊魅力的散文一类的“激扬文字”。
北宋思想家张载把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概括为“横渠四句”，前三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伍松乔可谓身体力行。至于“为万世开太平”，他实在积足了服务当下、“泽被子孙”的文德。数点伍松乔的文章笔政，卓然大观：为戊戌君子刘光第最早辩诬的《君子遗踪何处寻》《我与光第先生撞了一下腰》；替维新风云人物张目的《数典四川 不能忘记宋育仁》《追寻这位救世者，从‘钩沉’作起》《1894：曾经的甲午梦》；为千秋文豪故里指点江山的磅礴长篇《重新选择苏东坡》；评判千秋功罪的《太平天国演完了》《幸好康熙没有再活五百年》；敬重乡贤的《五老七贤：乡愁中的成都先生》《大千梅林何处寻》与唤起文化觉醒的《老四川的三个文化和尚》《求歌若渴——四川有“标志性”歌曲吗？》《两仗皆败的“边景”争夺仗》等等，囿于篇幅无法一一例举。这些入世极深、直击人心的作品，在读者群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全省全国评选中屡获文苑、业界大奖，不少还直接推进了社会、文化的相关进步，这是某些自鸣得意的所谓“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的。对此，借用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来评价，恰如其分。
为文之外，为人是另一篇大文章，而后者在文学江湖屡见不鲜地被人嗤之以鼻，乃至以丑为美，甚至“丑不惊人死不休”。伍松乔不是这样，这里，不妨引用著名旅美作家、美国华文文艺界副会长程宝林所撰《具大胸怀 写大文章——伍松乔其人其文》的真切评述：
伍松乔是个怎样的人？说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应该不算过甚其词；说他是一个至正至公的人，熟知他的人或许也不会有太多的异议。笔者曾在他的手下担任编辑十年，从未进过他的家门，更未说过一句讨好、逢迎他的话。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又都是舞文弄墨之人，且弄的都是同一种文体——散文，在文坛这个“才气”与“名气”之类的东西很招人计较的是非之地，我们之间的关系本应是微妙的，或者干脆就是不妙的。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不只一次，我出差外地，听到当地的文友闲谈中偶尔提及，说伍松乔先生曾在与该地文友的聚会时，对笔者写文章的勤奋与编稿件的认真，多有好评。说者无意，我听来却感到几分温暖。其实，岂只是我，四川日报副刊部自伍松乔主持编务以来，这个相对而言清清淡淡的编辑部门，在整个报社内人际关系的良好、工作气氛的和谐，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笔者移居美国多年，时常怀念昔日同事之间亲切的笑语，而颇有思蜀之念。这种领导艺术，虽仅惠及一个部门，但也实实在在体现了伍松乔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亲和力与感召力。
程宝林回忆到：
前不久，我读到了四川富顺自小瘫痪在床却立志读书写作、不向命运低头的奇女子赖雨所与的短文《回到“天府”过周末》。文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前，时任该县广播电视局局长的伍松乔，多次到她的小屋中看望、鼓励她自学成才的动人往事。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当伍松乔和时任该县副县长的王孝谦合作的人物特写长稿《赖雨的世界有多宽》，在四川日报《天府周末》发表后，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的情景。20年来，伍松乔由川南富顺，走到省城成都，担任了—个谈不上显赫却也响当当的大报副刊部主任，阅人无数，接触过、打过交道的“官”儿、“角”儿、“款”儿着实不少，心中却从未忘怀家乡那位躺在病床上，生计艰难，“吻”书（被迫以嘴翻页）而读的坚强女性，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道义上、精神上的最大支持。
伍松乔以人格和文格的升华，凝聚起支撑刊格的集体人文力量，使《原上草》不受制于“一岁一枯荣”的炎凉环境，高扬起一面在文化式微的黯淡岁月中引领巴蜀文风的精神旗帜，形成了一个在全国上得了“厅堂”的文化品牌，昭顯了“天府之国”源远流长的坚韧软实力，补充和壮大了四川文学“野火烧不尽”的新力量，功德无量。而这些布局幕后的鸿篇大作，与作为作家伍松乔的其人其文，实在是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
三、莫谓书生空议论
伍松乔这个书生，不是那类食古不化、固步自封的迂腐之徒，而是重视人的现代化，一直风尘仆仆地追逐并挺立时代潮流的前沿，不计浪溅衣衫。
伍松乔的文章内涵丰盈，倍显结实，文字宛如破壳而出的璞玉，内质本真，色泽天然，晶莹剔透，读者很容易找到一种特殊感觉。伍松乔文章中气韵恢弘的大气象，与使人着迷的小气候，有文本佐证。获得中国新闻奖（副刊类）的《幸好康熙没有“再活五百年”》，作者从国人一度引以为荣的“康乾盛世”说起，以入木三分的笔力剖析了潜伏在繁荣表层下的深度危机，那以公民意识和开明眼光审视皇权的文字，句句切中要害：
如果说康、雍、乾君主对世界一无所知，那不是事实。要害在于以“我大清”为核心，自欺欺人，如马克思所言：“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人为首先是君为，三位皇帝都受过不少西方人的礼物，包括极有价值的天体仪、地球仪、各式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却只被他们作为“贡品”把玩收藏，未能跨出宫廷半步。通商也有，却如乾隆的话：“天朝物产丰盈，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怀柔”。当西方壮大，不安分起来，皇帝焦虑了。康熙初年一度开放过海禁，康熙五年即“永行停止”，终于形成了将西洋“夷狄”拒之门外实则关门锁国的基本国策……派生出形形色色的灾难。 在《太平大国演完了》一文中，伍松乔第一时间挑战由极左思潮扭曲变态的某种历史观，把“央视热播”遮蔽起来的“农民英雄”的耻部断然揭开：
太平国天的实际施政行为常常是以别样的极端方式来进行的。“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比如焚禁古书，“读者斩，藏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移风易俗：一切偶像，无论孔子牌位、祖先木主、各家寺庙，统统捣毁；统一要穿天国服饰，以致红布不够用，只好以红纸代替……
如此“英雄”值得称道吗？文章结尾，作者援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话作为点睛之笔：“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
《北海梦悠悠》一文，堪称是透识广西北海叹为观止的百年大起大落历程的经典篇章，曾由当地报纸整版转载，亦是伍松乔通识散文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作者目光犀利，博引雄辩，厘清了北海多少年是是非非的纠葛，一双慧眼，把北海的纷扰透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如果纸上或口头的“开发”真能落地，北海或许会是另一种命运。问题在于，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谁也没法关上。基于起步的考虑，据说乡镇企业城出手的第一块土地是3.5万元一亩，接手的老板只交了一点定金，转手就以5万元一亩的价格卖给了下家。如此聪明的炒家，让当局惊讶得还没有反应过来，击鼓传花的游戏已经揭幕，北海炒地，就此风起云涌。土地价格一路飙升，从3万到30万，再到80万……大批大批的土地被铁丝网圈了起来，荒草还没长高，却已数易其主。炒地同时，还炒“楼花”、炒项目、炒概念，四下开花。
政府也不甘寂寞，不再满足于通过开发区批发土地，干脆“直供”出台，火上浇油。一批干部被火烧焦了，又有一批企业被烧着了，乱象丛生。
无限膨胀的气球终于轰然爆裂，这一天是1993年4月28日。
说到当时纠结于要生态还是要发展的北海究竟向何处去，伍松乔真不把自己当作到此一游的路人，简直是向主政者“耳提面命”了：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资源也决定一切。
北海发展，喜欢以广东珠三角为目标，如今这可得打个问号，南珠之乡的北海，此珠可不是彼珠。拥有如此稀缺的海滨自然资源，此乃天赐宝地。风景这边独好，可是长线的潜力蓝筹股啊！从这个角度掂量，北海不能不美，不能不好。
其实，从心眼里，我甚至希望北海只是一个地球的自然保护区，连旅游也该限制。然而，鱼和熊掌，北海缺一不可，必须兼得！这，或许就是天降的大任，命中注定。
由此，北海的发展不能不有自己更为特殊的作为。
中国的事情，常常不在主语，而在定语。
如果北海命中注定将成为一座大城市（主语），那么，“什么样的”（定语）大城市就太重要了！以布局而言，可以摊大饼、可以组团，可以新老城区分治。以城市形态而言，可以水泥森林、高楼峡谷，也可以绿带环绕、错落有致。
中国的事情，常常还不在规划，而在操作。不在宣言，而在行动。
家国情怀格外浓郁的伍松乔，处江湖之远，常动庙堂之思，他的《珠江不是一条江》 《绿了滇池蓝了洱海》《重新选择苏东坡》《没有眼睛的府南河》《寻找川南意义：从地域到文化》《矮丘陵侧记》《有一种精神叫客家》《扑不灭的火焰？》《我家曾在岸上住》《寂寞的柳江老街》《蒲江深呼吸》等等脍炙人口的篇章，真是“上架天线，下接地气”，很快流传开来，影响极大。说其文章是“指点江山”、干预生活的“激揚文字”，绝非戏语。如此“书生意气”的“挥斥方遒”，在当今文坛已成奢侈品，这使人愈加感到伍松乔作品的弥足珍贵。尤为难得的是，在伍松乔那里，“手术刀”一般的笔杆子，至今依然执著，无非是更加“精准”而已。
或许，置于百年时空来考量，伍松乔的写作别有意义，更有价值。只会愤怒或不会愤怒的墨客骚人如过江之鲫，铺天盖地的“获奖作品”即刻灰飞烟灭，不再成为话题。回到写作的原点或终点，并对写作及其意义予以躬身自问的深度反思，这实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当此之际，伍松乔的作品值得咀嚼，它能给读者带来醍醐灌顶的深刻启示。
四、笔卷风云恋故土
在纪念宋育仁诞辰150周年纪念会上，伍松乔曾大声疾呼：“曾被粗暴斩断的历史文脉需要续上，百年巴蜀遗产的探索、发现、打捞、钩沉，进而推广、继承、发展，时不我待！”在《文化的“落地”——富顺文化系列丛书总序》中，他坦诚道出：“数典不能忘‘土’，否则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说文化总要提到传承、创新，然而，拿什么来传承？在什么基础上创新？经过无数的折腾之后，终于明白传承创新的前提是：重新构建地方文化的共同记忆与集体意识”。对于这个话题，他多年来“反复讲”、“经常讲”，不厌其烦，不计其累。在《寻找川南意义：从地域到文化》一文中，他则开宗明义的前瞻：“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共生、匹配，从来不可或缺也未曾缺席，川南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势在必行，势不可挡。”
伍松乔的文化思想，无疑会影响自身散文创作的走向，于是在他笔下便有了一批续存文脉、重建文化的体系化、板块化的篇章。这些作品，以时间线索和具有某种典型意义和象征符号价值的人、事、物、景为经纬，担负重塑文化地标、时代符号和文明浮雕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自觉的人文使命。
伍松乔的散文，绝大多数属于非虚构非浪漫的写实文字，始终以满腔热忱和无畏勇气正视交错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严峻现实，用真诚的直笔为现实生活 “立此存照”，而作家的超逸才气则融入渗透到精诚精粹的文思飞扬中。对此，著名作家、四川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火，在为伍松乔散文集《十字岭，识字岭》所写序言中颇有感触：“松乔先生这些忆旧的文字，没有旁枝斜叶，很干净。须知，干净的文字是验证作者功夫的筹码。散文有一绕不过去的魔障，那就是如何既准确又生动、既感性又干净地描写和叙述对象和事件，我在这些文字里，看到了松乔先生的努力、实践与成就。” 入选《中国当代散文大系》的《没有毕业典礼的“老三届”》中，伍松乔把一代人的生存历练加以了概括：
老三届有过失误与迷惘，有着时代的缺陷和弱点，然而，更多的是血汗交融辛酸苦辣浸泡后的坚韧。在今天的中国，不说他们是脊梁，至少也是各行各业的骨干于基础。他们不再浪漫，依然执著，不再激进，却会稳进，兢兢业业地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
《十字岭·识字岭》是伍松乔回望“渐行渐远，依稀背影”，慰藉“念兹在兹，几多乡愁”，献给“才子之乡”富顺县故土、故园、故人、故址、故物、故景的报答文字，先后花费了数十年光阴。其间，他的不少叙述与描绘已经渐次转化为父老乡亲的共同记忆，他的不少解读与反思已是家乡读者群认可的集体意识。在与该书同名的那篇散文中，作者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两位诚笃博学却“欲罢不能或欲干不能”的恩师林孝可、钟贞伟，他们分别为个人“历史问题”和家庭“成分问题”，被亵渎被剥夺了师道尊严与基本人权。尽管他们都是敬业执教的良师，备受学生喜爱、尊敬，其人生命运却是防不胜防的多旋流，多波折，乃至报国无门、求生无路。此文句句有痛惜，字字浸泪水，作者捧“赤心”著“寒文”，是对一段过往阴霾岁月发出的直达苍穹的“天问”，其笔功之深厚令人感佩。全篇几无赘字，力透纸背又分寸恰好，可以视作人物散文的一个范本，料定凡是读过此文者，多年以后依旧会印象深刻地重拾话题。伍松乔有小说家的底子（八十年代初他的短篇小说《最后一支香烟》、中篇小说《第一志愿》等曾经脍炙人口），叙事能力强，往往寥寥几笔即把人物勾勒得呼之欲出。他如是介绍林孝可老师：
留在我眼里挥之不去的，倒只是这么两件小事：一是他被“掀”出来之初，立正低头“请罪”时，我们班的位置在会场前边，我发现林老师的腿老在颤动，仔细一看，他竟是用脚尖在地上画三角形和圆形，画了又擦，擦了又画，重复不断。还有就是，“革命”浪潮已经疲软，“牛鬼蛇神”队伍日渐庞大以致管理松懈后，他背着个竹背篼，手握一根铁丝钎子，四下搜索那些落地的枯叶作燃料，发现目标，便作瞄准态，然后极认真极精确地戳将下去……
如果说，伍松乔用精短纯熟的文字写透了沦落为“打倒”对象的林孝可老师辛酸、无奈的处境与旷达、泰然的天性，那么，对另一位老师钟贞伟则是寒气透心的无言唏嘘：
钟老师没有幸运成为林老师那样的“牛鬼蛇神”，因为他并非正式教师，只是“代课”的，运动之前便被清退了。回乡之后他靠拉板板车（人力架车）为生，因为家在学校不远，免不了要穿校而过。有一回，全校在大操场上集合，他拉着板车来了，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曾经的学生们神情各异。钟老师似乎踌躇了一下，随即埋下头，匆匆加快了脚步。这几分光阴在自己的生物钟里漫长难熬得可怕，我被一种难以表述的复杂情感冲击，不愿看。抬头时，他已隐没在远处马路的坡坎曲折之中。
情调、风格迥异的另一篇《有戏》，伍松乔再现了“文化沙漠”中的农村乡镇的别样生活情状，获悉“场上有戏”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挤得人山人海，他以诙谐笔调描述当年场景：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过于广阔便生出无端的寂寞，好容易凑到一起来了，不挤一挤、笑一笑、热一热、闹一闹，更待何时？
……
最令人们激动的是演出时突然停电。“——啊”的一下众声齐唤中，包含着遗憾，更多的是惊喜。全场顿时活跃，人们一边“操”着供电所的八代祖宗，一边相互敬烟点火，伸个懒腰，结伴上厕所。最高兴的是青勾子娃娃伙，从大人挎档下满场窜，装出尖声鬼叫。最扎劲的呢，当然是青年女子身边的那些青年男人，大声地发表剧评或者其它演说，竭力引起目标的注意。也有不声不响趁黑搞小动作的，引起“花丛”中不时唤出几声惊叫和咒骂，宣传队的青年曾有奋袖捋臂想要挺身而出的，却被当地干部制止，说是“不告不理”，“一个巴掌拍不响，龟儿子些就这个德性”……
在《十字岭·识字岭》的后记中，伍松乔写到：
富顺对我而言，具有地域文本与乡愁所系的双重意义。……在这片山水厚土，我们这一代穿越起伏跌宕的20世纪50、60、70、80年代，备尝酸甜苦辣，同时也何尝不是一种幸运。……乡土是宝，厚赐我们以金以银。家园是根，善待我们以花以果。……借用“一滴水如何不干？置之大海”的佛语来说，一粟如何长存？置之大地。春种一粒，秋收万籽，生生不息。
大块文章，诚哉斯言！
如今，伍松乔是一个退而不休依然忙忙碌碌、神采飞扬的文化在场者、耕耘者。他参与撰写了《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全记录》（被英国国家图书馆大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等“5·12”系列图书、纪录片的文稿，编辑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现代文学家艾芜全部文稿的19卷《艾芜全集》，参与策划、整理了四川旨在续接文脉、钩沉文化的诸多项目。与此同时，个人写作也进入了一个自由而快乐的高潮期，本文前述他的十多部专著，近一半是在这期间接踵推出的。
伍松乔目标坚定、步伐坚实，健步行进在鲁迅先生所称道的那一类文字之旅上，无意在文坛江湖纠结于是否长短，聚精会神，执著的 “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
伍松乔以“书生”之身“入世”，他的“留名”亦非“小我”，他的散文作品具有特征鮮明的辨识度，不仅鲜亮眼际，更震撼心灵。它们或若秀林，或若碑阙，已成不可遮蔽、不容小视的“大观”，这边独好的风景。这，既是伍松乔个人之幸，也是桑梓之幸、文苑之幸，更是读者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