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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延续了40余年的经济外向型模式，现今面临着种种挑战，且越来越不可持续，发展“内循环”经济既是面对当前外部环境种种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更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转型跨越。它不但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具备可行性。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的基本规律，对当下我国“内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包括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加投资实体经济意愿;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供给侧改革;提高消费力，拉动内需等等。
关键词： 内循环; 资本循环; 企业家精神; 核心技术; 消费
中图分类号： F120.3;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4.015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采取了外向型经济战略，主要依托国内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性产业链分工与专业化体系中。一方面，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技术、管理和资本，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我国在参与国外市场进行国际竞争时逐渐占据了优势，并且紧紧抓住了世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等重大机遇，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不但促进了我国长达40年的经济高增长，还加速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形成了齐备完整的产业体系，并提升了我国产业的技术基础与创新能力，让“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
然而，这种“外循环”模式也有其内在的弊端，那就是其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的优化升级，也对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更为严重的是，在核心技术上过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安全。进入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世界经济低迷，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上升，大国冲突日益加剧，导致全球市场萎缩，外部环境充满着种种的不确定性，这种“外循环”模式也变得越来越不具备可持续性。对此，中央适时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和整合产业链，包括消费端，并促使“内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导模式，是我国应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重要国家战略。
“内循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构建我国独立自主、门类齐全、体系丰富、布局合理、科技进步、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和结构特征所决定的。就现代经济生产活动而言，其主要包括四点，分别是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这四点在经过循环往复后，共同构成了经济大循环。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的运动规律，对我国当前发展“内循环”经济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二、 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要义解析
《资本论》在第一卷中便已明确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囊括的各项基本原理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三点。作为第一卷逻辑的继续，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剩余价值的流程和时限为研究中心探讨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是如何在一定的流程过程中来实现及顺利实现的。通过分析《资本论》第二卷首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资本循环》可知，马克思详细阐明了資本的循环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循环论，这也为第二卷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周转过程，在此之后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进行了阐述。它既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补充，又是《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起点，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其以产业资本为例，进一步说明在进行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以不同形式出现的资本，如货币、生产、商品等形式，之后再在这三种资本循环和统一中进一步观察资本所发生的运动。从资本循环角度看，购买属于其第一阶段，属于剩余价值市场准备时必不可少的前期阶段。资本家在购买原料、商品时对货币进行转化，使其成为商品，资本家在商品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在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力，其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完成G-WAPm，实现了向生产资本的转化。由此，资本家支配着可以生产某种有用物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处在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力的生产形态的形式中[1]。
在资本循环中，生产属于其第二阶段，属于产品的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家将购买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通过组织生产，生产出一定数量并且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商品。这一运动形式就表现为G-WPPm…P…W′。（P为生产，W为资本流通的中断和生产过程的进行，且其也代表包含着剩余价值商品）。在这个阶段，资本不仅从形式上由生产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而且数量上也实现了价值增殖，因而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销售阶段属于其所包含的第三阶段，为剩余价值的实现阶段。资本家在运作的过程中用仍旧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售出换回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这一流程过程的资本运动公式为W′-（G+g）。（g代表实现的剩余价值货币量）。通过此过程，商品资本又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看出经过购买、产品制造、商品销售三个阶段，并分别先后出现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这三种职能形式，最后才又回到了原始的出发点，实现价值增殖。就该流通过程而言，其便属于流通资金的良性循环。流通过程所指的便是第一和第三阶段，生产过程所指的便是第二阶段[2]。基于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包含二者……”[3]46。用一个总的公式表示如下：G-W…P…W′-G′.G-W…P′…W′-G′.G。由此可见，产业资本的现实运动是连续不断的循环，并且同时存在着货币资本的循环（G-W-P-W′-G′）、生产资本的循环（P-W′-G′.G-W…P′）、商品资本的循环（W′-G′.G-W），三种循环形式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以价值增殖为目的，不同的是从各自侧面表现了资本运动的某些过程，但每一种循环形式都把其他循环形式作为前提，其循环往复也已包含着其他循环形式。因此，只有把三种循环形式统一起来，才能深刻认识产业资本的运动特点。 马克思在该种情况下提出了产业资本正常循环的条件，具体来说，其表现在空间的并存性与时间上的连续性两个方面。其中，空间上的并存性所指的是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职能形式在空间上都应该同时处在循环的三个阶段上;而时间上的连续性是指三种资本职能形式必须紧密相连地通过循环的三个阶段，每一种职能形式都能够完成好自己的职能，并顺利地向下一个职能形式转化。二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关系，“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3]118，“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统一，是因资本的多个阶段都能有顺序地通过其他各个循环阶段跳转到另一阶段或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若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出现在各个阶段和职能中，需同时经过这三个循环”[3]119。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资本职能形式的分割，就不存在各职能形式的衔接和转化，也就不会有各阶段运动的继起性;后者又是前者得以维持的保证。正是由于资本三种职能形式都连续不断地通过循环的各个阶段，而不是转换到某一阶段就停滞下来，使不同的职能形式的并存才成为可能。“要想满足总过程的连续性需求，还需要在三个循环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可发生上文所说的中断现象”[3]119。由此可见，只有通过综合三种循环形式，才能将上述孤立分析时揭示的各种特殊职能形式循环的片面规定结合起来，全面把握资本循环的特点。
三、 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对我国“内循环”经济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循环规律，认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同时又是资本的运动，只有在不停顿的运动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由此发展到社会再生产理论，则表明经济运行不是一次性、单一周期的运动，而应该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可持续性运动;既是微观层面各市场主体的经济循环，更是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总循环。撇开其所体现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本循环运动的规律性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我国当下的“内循环”经济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的实施，使得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依然能发挥有益的指导作用。
（一） 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
在资本循环中，购买阶段属于第一阶段，和其他商品的流通、购买没有什么差别。但从内容上看，是资本的购买阶段。其购买必须服从有利于资本的价值增殖原则，确定购买的生产要素的种类、规模、数量，并使各种要素保持适当的比例形成合理的结构。
为此，首先应该让广大企业家拥有坚定的投资发展信心，并能敏锐地捕捉市场机遇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并且促进就业，这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制度和市场秩序，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营造优越的营商环境。鼓励公平竞争，使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才能与作用，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增加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其次，要适当减轻企业负担。为鼓励企业家投资实体经济，要考虑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适当减轻税收和公共事业收费的负担。当前我国的税收构成中，对企业产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间接税），其所占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对企业和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征税（直接税）。这既与发达国家通例不符，也加大了企业负担，使得企业盈利空间减少甚至亏损，从而影响了企业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因此，应尽量通过财政政策降低税负并通過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息支出负担，让一些产品有前景，但目前只能微利甚至亏损的企业得以存活。
最后，金融机构在运营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大投入，以此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从国家经济角度看，实体经济尤为重要，是立身之本，通过它可以创造财富、促进就业。然而，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对此意识淡薄，在支持实体经济上不作为、少作为的现象还非常严重，脱实向虚、资金空转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注入市场的资金大量进入股市、楼市等投机市场，实体经济很难得到资金的支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歧视无处不在，抽贷、压贷、断贷的情况频繁发生，许多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步履维艰。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银行体系改革，加快发展各类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市场方式为主导，并辅之以适当的监督监管，引导银行体系主动对实体经济提供风险可控的服务。
（二） 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供给侧改革
资本循环第二阶段是生产阶段，在该阶段资本不仅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而且数量上也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价值增殖，这在整个资本循环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无论是资本生产的商品的具体种类还是其数量，实质上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规模和再生产所提出的要求的，并受需求制约。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企业属于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开展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盈利，满足价值增殖要求，其中企业的发展水平便决定了其拥有的价值增殖能力。企业盈利水平提高代表着其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又主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及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宏观上就体现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1.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产业结构。
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现今正处于经济转型之中，低成本劳动力、低要素价格的传统优势在衰减，而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社会主要矛盾随着国家的发展也已发生了转变，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需要通过供给领域的创新和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不断提升质量、效率和动力，从而使全要素生产力得到提升，使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进一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当前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应着眼于以下方面：一是通过发展教育来持续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有效提高劳动生产力，弥补人口红利的退场;二是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标准来促进落后产能的淘汰，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三是努力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
2.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大力研发核心技术。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基本处于美欧日发达国家之后的跟随创新阶段，产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许多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都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企业手里，他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国家政府对这些技术的转让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由此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面对这种逆全球化的冲击，我国企业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4]，使我国以高端技术为主导的价值链自主可控，其中技术核心研发和突破是重中之重。
从企业角度来看，核心技术是其一直以来都较为注重的一项内容，企业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不断投入人财物进行研发，以此形成技术体系，企业对此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其还拥有原创性和颠覆性等特征，是产业链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5]。为此，应当立足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与企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产学研各方互利共赢的体制机制，加快包括实体经济和现代金融在内的多项产业体系的建设，根据现实情况对技术、投融资等各项资源进行完善，形成创新利益共同体，支持企业建立前沿性基础研究机构，强化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技术转移及商业化能力的建设，构建保护知识产权、优化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结构。
3.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改变当前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过细的现状，政府向市场放权并开放市场，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让企业家精神有充分弘扬的空间;其次，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市场决定论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最后，加快国企改革力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打破垄断。
（三） 提高消费力，拉动内需
资本循环的第三个阶段是产品的销售阶段。该阶段是把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包含剩余价值的货币，该阶段是资本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其已经形成的价值就不能实现，不能变成现实财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会增大，所以马克思将这一阶段称为“惊险的跳跃”[6];其次，商品全部出售还是部分出售将影响所预付和耗费的资本价值获得的补偿程度及实现利润的大小;再次，商品出售的速度会影响资本在再生产中的作用，进而影响再生产的规模。因此，生产是受市场、需求、消费等制约的，企业是以销定产、以销促产的，有效的市场需求对内循环经济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必须提高居民消费力，通过以内需为主导来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有近14亿人口，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不利于消费力提高的障碍和挑战，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收入是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坚实基础，只有收入水平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才能增加，才能够购买更多的工业和服务业提供的产品，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进而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然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劳动所得在初次收入分配的比重和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远超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中约6亿人口月收入才1000元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为了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于GDP的增长水平，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体系，不但需要提升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还需要提升居民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降低低收入群体的占比，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增加其收入水平。同时大力扶持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体，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需要通过加快扶贫力度，稳定粮食收购保护价和农产品价格，让其收入平稳快速增长，由此使低收入群体大幅减少。
第三，尽快填补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要让广大居民扩大消费，除了收入水平提高外，还需要在社会民生领域构建社会安全网，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使人们有能力消费也有信心消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逻辑过快地进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信心，所以必须加快在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养老等社会事业的改革步伐，加大政府的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让广大居民有一个安心的预期，使广大居民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对房地产市场要实行常态化调控，使商品房价保持稳定状态。近些年来，房价的过快增长，使得广大居民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包袱，居民购房款杠杆率居高不下，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造成了广大居民的巨额房贷，对居民家庭消费带来显著的“挤出效应”。因此必须贯彻中央“房住不炒”的方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常态化调控，稳住房价;同时要加大发展以廉租房为主的多种形式的住房市场，既要做到居者有其屋，也要保证居民的消费需求不受购房影响。
第四，提升和完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各类智慧化的消费载体。我国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消费设施和配套支撑相对薄弱，新兴商业设施发展偏慢。由上文分析可知，其对消费水平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制约其升级换代，所以需加强包括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新区应加紧进行完善，健全产业园区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如餐饮、购物等。不断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步伐，从而使新一代互联网能够被广泛地运用起来，将5G网络技术运用于旅游景点及其他各项消费场景上;加快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的智慧化消费载体[7]，以服务消费促进商品消费，推动集旅游、餐饮、文化、娱乐、健康于一体的新型商业模式快速发展，构建各种消费方式相互融合的良好生态。
四、 结 语
总之，大力发展“内循环”经济是必要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来自国内市场。多数经济强国“内循环”经济占GDP的80%以上。“内循环”经济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从而提高国内经济运行的效率，并有效维护经济安全。对中国来说，随着前些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已经大大减弱，资源和环境约束也日趋紧张，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持续下降，加之這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巨大冲击，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内循环”经济既是我国应对全球乱局的必然选择，更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内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将引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从而在供给端提升我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需求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展“内循环”经济也是可行的。我国有14亿人口，国内消费市场巨大。工业化程度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工业化的分享水平还不高，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内需还大有潜力可挖，这就为“内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后盾。 必须指出的是，发展“内循环”经济绝不是回到过去闭关自守的老路，而是建立在全面开放格局下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良性发展，深度嵌套，使国内外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进一步参与世界产业分工和协作的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模式。为此，发展“内循环”经济必须以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为指导，深化改革，提升政府能力，坚持市场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发挥体制优势，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活力，聚全社会之力，以产业升级为先导，技术升级为核心，激发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并高效匹配使其自我强化，形成具有超大规模、超强自稳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
[参考文献]
[1] 弓孟谦.资本运行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徐茂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洪银兴.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8）：4-10.
[5] 黄泰岩.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J].红旗文稿，2020（8）：23-28.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王青，徐涛.当前消费变革的重要影响、面临挑战及政策建议[J].发展研究，2018（11）：14-20.
（责任编辑 文 格）
Enlightenment of Marx’s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
PENG Pan， ZHANG Jie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The export-oriented model of economy that has lasted for 40 years is facing various challenges，and this model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nsustainable.Therefore，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circulation” economy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in the face of various uncertainties in the current external environment，but also an active leap-forward transformation in pursui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Internal circulation” economy is a model with both inevitability and feasibility.Marx’s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reveals the basic law of capital form change and its circulation，and provides a series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l circulation” economy，such as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willingness of investment entitie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accelerating supply-side reform; improving consumption power and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Key words：internal circulation; capital circulation; entrepreneurship; core technology; consumption
收稿日期：2021-04-09
作者簡介：彭 攀（1967-），男，江西萍乡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经济伦理、马克思主义伦理研究;
张 杰（1997-），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
关键词： 内循环; 资本循环; 企业家精神; 核心技术; 消费
中图分类号： F120.3;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4.015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采取了外向型经济战略，主要依托国内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性产业链分工与专业化体系中。一方面，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技术、管理和资本，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我国在参与国外市场进行国际竞争时逐渐占据了优势，并且紧紧抓住了世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等重大机遇，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不但促进了我国长达40年的经济高增长，还加速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形成了齐备完整的产业体系，并提升了我国产业的技术基础与创新能力，让“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
然而，这种“外循环”模式也有其内在的弊端，那就是其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的优化升级，也对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更为严重的是，在核心技术上过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安全。进入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世界经济低迷，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上升，大国冲突日益加剧，导致全球市场萎缩，外部环境充满着种种的不确定性，这种“外循环”模式也变得越来越不具备可持续性。对此，中央适时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和整合产业链，包括消费端，并促使“内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导模式，是我国应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重要国家战略。
“内循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构建我国独立自主、门类齐全、体系丰富、布局合理、科技进步、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和结构特征所决定的。就现代经济生产活动而言，其主要包括四点，分别是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这四点在经过循环往复后，共同构成了经济大循环。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的运动规律，对我国当前发展“内循环”经济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二、 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要义解析
《资本论》在第一卷中便已明确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囊括的各项基本原理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三点。作为第一卷逻辑的继续，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剩余价值的流程和时限为研究中心探讨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是如何在一定的流程过程中来实现及顺利实现的。通过分析《资本论》第二卷首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资本循环》可知，马克思详细阐明了資本的循环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循环论，这也为第二卷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周转过程，在此之后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进行了阐述。它既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补充，又是《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起点，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其以产业资本为例，进一步说明在进行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以不同形式出现的资本，如货币、生产、商品等形式，之后再在这三种资本循环和统一中进一步观察资本所发生的运动。从资本循环角度看，购买属于其第一阶段，属于剩余价值市场准备时必不可少的前期阶段。资本家在购买原料、商品时对货币进行转化，使其成为商品，资本家在商品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在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力，其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完成G-WAPm，实现了向生产资本的转化。由此，资本家支配着可以生产某种有用物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处在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力的生产形态的形式中[1]。
在资本循环中，生产属于其第二阶段，属于产品的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家将购买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通过组织生产，生产出一定数量并且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商品。这一运动形式就表现为G-WPPm…P…W′。（P为生产，W为资本流通的中断和生产过程的进行，且其也代表包含着剩余价值商品）。在这个阶段，资本不仅从形式上由生产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而且数量上也实现了价值增殖，因而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销售阶段属于其所包含的第三阶段，为剩余价值的实现阶段。资本家在运作的过程中用仍旧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售出换回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这一流程过程的资本运动公式为W′-（G+g）。（g代表实现的剩余价值货币量）。通过此过程，商品资本又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看出经过购买、产品制造、商品销售三个阶段，并分别先后出现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这三种职能形式，最后才又回到了原始的出发点，实现价值增殖。就该流通过程而言，其便属于流通资金的良性循环。流通过程所指的便是第一和第三阶段，生产过程所指的便是第二阶段[2]。基于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包含二者……”[3]46。用一个总的公式表示如下：G-W…P…W′-G′.G-W…P′…W′-G′.G。由此可见，产业资本的现实运动是连续不断的循环，并且同时存在着货币资本的循环（G-W-P-W′-G′）、生产资本的循环（P-W′-G′.G-W…P′）、商品资本的循环（W′-G′.G-W），三种循环形式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以价值增殖为目的，不同的是从各自侧面表现了资本运动的某些过程，但每一种循环形式都把其他循环形式作为前提，其循环往复也已包含着其他循环形式。因此，只有把三种循环形式统一起来，才能深刻认识产业资本的运动特点。 马克思在该种情况下提出了产业资本正常循环的条件，具体来说，其表现在空间的并存性与时间上的连续性两个方面。其中，空间上的并存性所指的是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职能形式在空间上都应该同时处在循环的三个阶段上;而时间上的连续性是指三种资本职能形式必须紧密相连地通过循环的三个阶段，每一种职能形式都能够完成好自己的职能，并顺利地向下一个职能形式转化。二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关系，“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3]118，“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统一，是因资本的多个阶段都能有顺序地通过其他各个循环阶段跳转到另一阶段或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若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出现在各个阶段和职能中，需同时经过这三个循环”[3]119。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资本职能形式的分割，就不存在各职能形式的衔接和转化，也就不会有各阶段运动的继起性;后者又是前者得以维持的保证。正是由于资本三种职能形式都连续不断地通过循环的各个阶段，而不是转换到某一阶段就停滞下来，使不同的职能形式的并存才成为可能。“要想满足总过程的连续性需求，还需要在三个循环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可发生上文所说的中断现象”[3]119。由此可见，只有通过综合三种循环形式，才能将上述孤立分析时揭示的各种特殊职能形式循环的片面规定结合起来，全面把握资本循环的特点。
三、 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对我国“内循环”经济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循环规律，认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同时又是资本的运动，只有在不停顿的运动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由此发展到社会再生产理论，则表明经济运行不是一次性、单一周期的运动，而应该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可持续性运动;既是微观层面各市场主体的经济循环，更是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总循环。撇开其所体现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本循环运动的规律性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我国当下的“内循环”经济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的实施，使得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依然能发挥有益的指导作用。
（一） 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
在资本循环中，购买阶段属于第一阶段，和其他商品的流通、购买没有什么差别。但从内容上看，是资本的购买阶段。其购买必须服从有利于资本的价值增殖原则，确定购买的生产要素的种类、规模、数量，并使各种要素保持适当的比例形成合理的结构。
为此，首先应该让广大企业家拥有坚定的投资发展信心，并能敏锐地捕捉市场机遇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并且促进就业，这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制度和市场秩序，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营造优越的营商环境。鼓励公平竞争，使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才能与作用，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增加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其次，要适当减轻企业负担。为鼓励企业家投资实体经济，要考虑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适当减轻税收和公共事业收费的负担。当前我国的税收构成中，对企业产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间接税），其所占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对企业和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征税（直接税）。这既与发达国家通例不符，也加大了企业负担，使得企业盈利空间减少甚至亏损，从而影响了企业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因此，应尽量通过财政政策降低税负并通過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息支出负担，让一些产品有前景，但目前只能微利甚至亏损的企业得以存活。
最后，金融机构在运营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大投入，以此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从国家经济角度看，实体经济尤为重要，是立身之本，通过它可以创造财富、促进就业。然而，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对此意识淡薄，在支持实体经济上不作为、少作为的现象还非常严重，脱实向虚、资金空转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注入市场的资金大量进入股市、楼市等投机市场，实体经济很难得到资金的支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歧视无处不在，抽贷、压贷、断贷的情况频繁发生，许多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步履维艰。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银行体系改革，加快发展各类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市场方式为主导，并辅之以适当的监督监管，引导银行体系主动对实体经济提供风险可控的服务。
（二） 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供给侧改革
资本循环第二阶段是生产阶段，在该阶段资本不仅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而且数量上也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价值增殖，这在整个资本循环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无论是资本生产的商品的具体种类还是其数量，实质上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规模和再生产所提出的要求的，并受需求制约。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企业属于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开展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盈利，满足价值增殖要求，其中企业的发展水平便决定了其拥有的价值增殖能力。企业盈利水平提高代表着其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又主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及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宏观上就体现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1.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产业结构。
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现今正处于经济转型之中，低成本劳动力、低要素价格的传统优势在衰减，而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社会主要矛盾随着国家的发展也已发生了转变，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需要通过供给领域的创新和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不断提升质量、效率和动力，从而使全要素生产力得到提升，使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进一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当前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应着眼于以下方面：一是通过发展教育来持续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有效提高劳动生产力，弥补人口红利的退场;二是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标准来促进落后产能的淘汰，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三是努力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
2.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大力研发核心技术。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基本处于美欧日发达国家之后的跟随创新阶段，产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许多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都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企业手里，他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国家政府对这些技术的转让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由此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面对这种逆全球化的冲击，我国企业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4]，使我国以高端技术为主导的价值链自主可控，其中技术核心研发和突破是重中之重。
从企业角度来看，核心技术是其一直以来都较为注重的一项内容，企业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不断投入人财物进行研发，以此形成技术体系，企业对此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其还拥有原创性和颠覆性等特征，是产业链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5]。为此，应当立足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与企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产学研各方互利共赢的体制机制，加快包括实体经济和现代金融在内的多项产业体系的建设，根据现实情况对技术、投融资等各项资源进行完善，形成创新利益共同体，支持企业建立前沿性基础研究机构，强化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技术转移及商业化能力的建设，构建保护知识产权、优化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结构。
3.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改变当前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过细的现状，政府向市场放权并开放市场，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让企业家精神有充分弘扬的空间;其次，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市场决定论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最后，加快国企改革力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打破垄断。
（三） 提高消费力，拉动内需
资本循环的第三个阶段是产品的销售阶段。该阶段是把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包含剩余价值的货币，该阶段是资本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其已经形成的价值就不能实现，不能变成现实财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会增大，所以马克思将这一阶段称为“惊险的跳跃”[6];其次，商品全部出售还是部分出售将影响所预付和耗费的资本价值获得的补偿程度及实现利润的大小;再次，商品出售的速度会影响资本在再生产中的作用，进而影响再生产的规模。因此，生产是受市场、需求、消费等制约的，企业是以销定产、以销促产的，有效的市场需求对内循环经济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必须提高居民消费力，通过以内需为主导来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有近14亿人口，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不利于消费力提高的障碍和挑战，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收入是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坚实基础，只有收入水平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才能增加，才能够购买更多的工业和服务业提供的产品，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进而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然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劳动所得在初次收入分配的比重和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远超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中约6亿人口月收入才1000元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为了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于GDP的增长水平，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体系，不但需要提升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还需要提升居民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降低低收入群体的占比，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增加其收入水平。同时大力扶持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体，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需要通过加快扶贫力度，稳定粮食收购保护价和农产品价格，让其收入平稳快速增长，由此使低收入群体大幅减少。
第三，尽快填补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要让广大居民扩大消费，除了收入水平提高外，还需要在社会民生领域构建社会安全网，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使人们有能力消费也有信心消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逻辑过快地进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信心，所以必须加快在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养老等社会事业的改革步伐，加大政府的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让广大居民有一个安心的预期，使广大居民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对房地产市场要实行常态化调控，使商品房价保持稳定状态。近些年来，房价的过快增长，使得广大居民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包袱，居民购房款杠杆率居高不下，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造成了广大居民的巨额房贷，对居民家庭消费带来显著的“挤出效应”。因此必须贯彻中央“房住不炒”的方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常态化调控，稳住房价;同时要加大发展以廉租房为主的多种形式的住房市场，既要做到居者有其屋，也要保证居民的消费需求不受购房影响。
第四，提升和完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各类智慧化的消费载体。我国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消费设施和配套支撑相对薄弱，新兴商业设施发展偏慢。由上文分析可知，其对消费水平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制约其升级换代，所以需加强包括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新区应加紧进行完善，健全产业园区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如餐饮、购物等。不断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步伐，从而使新一代互联网能够被广泛地运用起来，将5G网络技术运用于旅游景点及其他各项消费场景上;加快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的智慧化消费载体[7]，以服务消费促进商品消费，推动集旅游、餐饮、文化、娱乐、健康于一体的新型商业模式快速发展，构建各种消费方式相互融合的良好生态。
四、 结 语
总之，大力发展“内循环”经济是必要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来自国内市场。多数经济强国“内循环”经济占GDP的80%以上。“内循环”经济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从而提高国内经济运行的效率，并有效维护经济安全。对中国来说，随着前些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已经大大减弱，资源和环境约束也日趋紧张，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持续下降，加之這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巨大冲击，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内循环”经济既是我国应对全球乱局的必然选择，更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内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将引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从而在供给端提升我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需求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展“内循环”经济也是可行的。我国有14亿人口，国内消费市场巨大。工业化程度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工业化的分享水平还不高，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内需还大有潜力可挖，这就为“内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后盾。 必须指出的是，发展“内循环”经济绝不是回到过去闭关自守的老路，而是建立在全面开放格局下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良性发展，深度嵌套，使国内外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进一步参与世界产业分工和协作的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模式。为此，发展“内循环”经济必须以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为指导，深化改革，提升政府能力，坚持市场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发挥体制优势，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活力，聚全社会之力，以产业升级为先导，技术升级为核心，激发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并高效匹配使其自我强化，形成具有超大规模、超强自稳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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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茂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洪银兴.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8）：4-10.
[5] 黄泰岩.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J].红旗文稿，2020（8）：23-28.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王青，徐涛.当前消费变革的重要影响、面临挑战及政策建议[J].发展研究，2018（11）：14-20.
（责任编辑 文 格）
Enlightenment of Marx’s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
PENG Pan， ZHANG Jie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The export-oriented model of economy that has lasted for 40 years is facing various challenges，and this model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nsustainable.Therefore，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circulation” economy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in the face of various uncertainties in the current external environment，but also an active leap-forward transformation in pursui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Internal circulation” economy is a model with both inevitability and feasibility.Marx’s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reveals the basic law of capital form change and its circulation，and provides a series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l circulation” economy，such as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willingness of investment entitie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accelerating supply-side reform; improving consumption power and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Key words：internal circulation; capital circulation; entrepreneurship; core technology; consumption
收稿日期：2021-04-09
作者簡介：彭 攀（1967-），男，江西萍乡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经济伦理、马克思主义伦理研究;
张 杰（1997-），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