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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聂建亮（1985-），男，河北石家庄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曹健雪（1994-），女，甘肃平凉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
摘 要：现有研究多探讨子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回应“多子多福”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性，但较少有研究探讨孙子女对老年人，尤其是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孙子女均有、只有孙子还是只有孙女，都比无孙子女农村老人更幸福，但只有孙子、只有孙女以及孙子女均有的农村老人之间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多孙多福”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更多表现为“多孙女多福”，孙女数量越多的农村老人越幸福，而孙子数量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受到祖孙隔代互动的影响，与孙子女直接的和潜在的接触互动均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老人;孙子女;隔代互动;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幸福是人类长久的追求，也是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话题，在近些年更是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1]。因此对幸福，特别是对幸福感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制定与国情民生相适应的社会政策，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民幸福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加可持续。”在这一政策信号引导下，学界对居民的幸福感更加关注。而伴随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老年人群体逐渐成为幸福感研究的重要对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有24 94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有16 65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1.9%。这一数据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城乡差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甚，且这种趋势仍在持续发展[2]，因此农村老人群体的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感更应受到我们的关注。
当前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幸福感方面。主观幸福感是对人们的生活境况所处的状态的描述[3]，或者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4]。已有研究从多个方面研究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其中子女数量及性别结构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5]。这些研究通过探讨子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应“多子多福”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性，但是较少有研究关注孙子女对老年人，尤其是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尝试聚焦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1.从子女到孙子女。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同，农民没有制度性退休约束，表现出“无休”的特征[6]。但伴随身体机能的衰退，农村老人劳动能力降低，在缺乏强有力制度性养老保障的情况下，其对子女的依赖逐渐增强，“养儿防老”的特征逐渐显现。正因为农村老人与子女的高度关联性，所以学界对子女影响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较多，但关注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较少。一般来说，子女主要通过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资源来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且经济支持又起到关键性作用。一些实证研究就证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积极情绪[7]，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8]。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与成年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基于费孝通提出的代际之间“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并结合农村实践，隔代赡养的可能性较少[9]。所以与子女不同，孙子女基本不需承担对祖辈的赡养责任，其本质上并非农村老人的“养老产品”[10]。孙子女为农村老人提供的更多是情感支持，这种情感支持将有助于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从根本上说，孙子女通过缓解农村老人生命周期向后推移产生的生命损耗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生命周期强调生命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成熟和老化[11]，年龄是其核心变量。随着年龄增加很多老年人患有疾病，尤其是慢性病，需要人照料与陪伴[12-13]。另外，进入生命周期后期的农村老人劳动能力急剧下降，在缺少劳动安排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孤独感。一些研究就发现，农村老人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14]。但不论是身体机能衰退，还是身体疾病，亦或是心理疾病，都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痛苦和烦闷，这时候孙子女可以起到缓解老年人不良情绪，或者减少老年人孤独感，降低焦虑的作用。
2.从家族传承到男孩偏好。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15]，“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孝文化的核心体現。“孝”体现了对生育后代的期待，子孙代表着家族的传承、延续[16-17]。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描述了生育后代的意义，即传宗接代和向祖宗表示孝敬[18]。可见家族传承在我国的重要性、深远性，这种观念深刻影响着老年人。有了孙子就代表着家族后继有人、家族昌盛;而没有孙子的老年人将会面临一种不安全感，并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基于家族传承，孙子应该可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家族传承功能主要体现在孙子身上，这是典型的男孩偏好[19]。众多经验研究证实我国是个具有强烈男孩偏好的社会[20-21]。生育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也是乡村生活环境下的一种压力[22]，被视为延续香火的关键[23-24]。另外，男孩偏好的文化意义还隐藏在村落人际交往的实践中[25]，内化为一种制度化的价值取向[26]。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孙子女数量减少，但老年人仍然青睐男性孙辈[27]。有研究发现，生育男孩作为生命繁衍和家族延续的方式，被普遍认为会提高父母的幸福感[28]。在很多情况下，男性偏好是由上一辈传导而下的[29]，所以从男孩之于父母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论可以发现，孙子对老年人，尤其是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更明显的影响。 3.从隔代互动到居住安排。代际互动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以及生存几率。有研究表明，代际精神互动和物质互动显著减少了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发生[30]。当然不仅是与子女互动，隔代互动更能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传统观念以及现实条件的影响，农村老人一般会承担照料孙子女的责任，并且乐在其中。二是农村老人普遍存在孤独抑郁，通过照顾孙子女能够排解不良健康情绪。有证据表明，与没有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相比，照顾孙子女的祖父母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抑郁症状更少，高血压症状更少[31]。老年人经常与孙子女做游戏，还可以从祖父母角色获得更多的满足感[32]。
有研究发现，影响隔代互动频率最主要的因素是空间距离[33]，居住安排便体现了不同的空间距离。在居住安排中，多代同堂模式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34]，尤其是三代共居的老年人抑郁水平最低，而独居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最高[35]，空巢老人具有更强烈的孤独感和更糟糕的生理、心理健康状况[36-37]。农村老人与孙子女居住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能明显增加其与孙子女的互动，排解老年时期的孤独和焦虑，他们的不良情绪可以得到消减，生活过得也更充实。在我国农村居住环境中，孙子女一般会与祖父母生活在一个村庄，且多数情况是在同一村民小组，孙子女与农村老人互动机会较多。此外，在当下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的背景下，还需要注意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的组合，这种组合使得孙子女与农村老人的依存度提高，互动增加。
（二）研究假设
基于上文分析，这里认为孙子女结构、孙子女数量以及隔代互动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孙子女结构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假设。孙子女可以起到缓解老年人不良情绪，减少老年人孤独感，降低焦虑的作用，所以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应该比无孙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根据孙子女的构成情况，可以将农村老人群体分为只有孙子、只有孙女、孙子女均有、孙子女均无四类，其中孙子女均无即无孙子女，只有孙子、只有孙女、孙子女均有归属于有孙子女。从家族传承到男孩偏好的分析可以发现，有孙子的农村老人应该比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有孙子包括只有孙子、孙子女均有两种情况。
假设1.相对于没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有孙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2.相对于孙子女均无的农村老人，只有孙子、只有孙女、孙子女均有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3.相对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有孙子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3a.相对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只有孙子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3b.相对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孙子女均有的農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2.孙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假设。理论分析指出，有孙子女可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孙子女数量越多，那么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该越明显。而从家族传承到男孩偏好的分析可以发现，孙子数量的增加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应该更明显。但孙女虽然不承担家族传承的责任，但是孙女却同样可以缓解农村老人不良情绪，或者减少老人孤独感，降低焦虑。
假设4.孙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假设5.孙子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假设6.孙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3.隔代互动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假设。通过理论分析发现，隔代互动能够提高农村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隔代互动可以分为直接隔代互动和潜在的隔代互动，农村老人照看孙子女可以看做直接的隔代互动，是祖辈与孙子女的直接互动;而居住安排可以说是潜在的隔代互动，农村老人如果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那么相应地与孙子女接触互动的概率就大。在隔代互动中，农村老人可以通过照看孙子女减轻自身的孤独感、焦虑感;还可以通过抚育孙子女来完成家族传承的责任，这种成就感也会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假设7.相对于近期没有照看孙子女行为的农村老人，近期有照看孙子女行为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8.相对于没有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的农村老人，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为检验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使用了农村老人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研究课题组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数据。2014—2017年课题组先后组织调查员对湖北省和陕西省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湖北省选取了黄冈市的浠水县、孝感市的安陆市、荆州市的洪湖市，陕西省选取了西安市的阎良区、安康市的紫阳县、商洛市的洛南县、渭南市的富平县和白水县、韩城市，在以上县（市）共选取了60个村进行调查。调查时，每村随机抽取25名左右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人作为样本，采用入户面访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约1580份，收回有效问卷1516份，有效收回率约为96%。
（二）变量选择
主观幸福感是本文的因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通过直接询问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来进行测量。虽然有研究认为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和模糊，并尝试采用多个问题生成主观幸福感变量，但使用一个自陈量表（定序变量）来测量主观幸福感是国际上较流行的做法，其可靠性也经过了检验[38]，国内很多研究也认为主观幸福感具有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39]。本文的主观幸福感变量通过以下题目获得：“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样的呢？”选项分别为“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很不幸福”。因选择“不太幸福”“很不幸福”人数较少，所以在统计分析中将两者合并形成“不幸福”。
本文重点考察孙子女的有无、结构、数量以及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这里首先选择有无孙子女、孙子女结构、孙子女总数、孙子数量、孙女数量等作为自变量，其中孙子女结构包括只有孙女、只有孙子、孙子女均有、孙子女均无。这里还进一步探讨了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照看孙子女测量的是直接的接触互动，居住安排测量的是潜在的隔代互动。照看孙子女变量主要询问近6个月来农村老人是否有照看孙子女的行为，居住安排变量主要询问农村老人现在是否与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 参考已有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这里将性别、年龄、是否有慢性病、受教育水平、是否有配偶、收入水平对数、所在村到县城距离等设置为控制变量。另外，因为孙子女数量与儿子数量有相关性，所以这里也将儿子数量设置为控制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孙子女特征
总体来看，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样本有277人和834人，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8.3%和55.0%，两者合计超过七成，达到73.3%，认为一般幸福的样本有319人，比例为21.0%，而认为自己不幸福的样本有86人，比例仅为5.7%（见图1）。
农村老人基本都有孙子女，样本中有孙子女的比例达到91.4%，无孙子女的比例仅8.6%。仅有孙子的占21.6%，只有孙女的占9.0%，孙子女均有的占60.8%。样本孙子女总数均值为2.989，标准差为2.154，孙子女总数集中在1～4人，合计比例达到了71.3%，5～6人的比例为13.8%，孙子女总数超过6人的比例极低（6.3%）。近六成（58.6%）的样本孙子数量为1～2人，19.9%的孙子数量为1～2人，仅4.0%的孙子数量在5人及以上;55.9%的样本孙女数量为1～2人，12.1%的孙女数量为3～4人，仅1.8%的孙女数量在5人及以上。
（二）孙子女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这里设计了5个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Ⅰ显示，有无孙子女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即相对于没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有孙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假设1得到验证。在模型Ⅱ中，只有孙女、只有孙子、孙子女均有变量均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性水平分别为p<0.1、p<0.05、p<0.01，说明相对于没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只有孙女、只有孙子或者孙子女均有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模型Ⅲ则显示，只有孙子、孙子女均有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不显著。所以从孙子女结构来看，有孙子与只有孙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假设3中的假设3a和假设3b均未得到验证。
有无孙子女可以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孙子女数量的变化是否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呢？模型Ⅳ显示，孙子女总数变量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性水平为p<0.05，即孙子女总数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假设4得到验证。将孙子女总数分解为孙子数量和孙女数量后，孙子数量变量不显著，而孙女数量变量则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也即孙子数量并不能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孙女越多则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因此，假设5未得到验证，而假设6得到了验证。
模型Ⅰ～Ⅴ还展示了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模型Ⅰ～Ⅴ中，照看孙子女变量均在p<0.1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均为正，即相对于近期没有照看孙子女行为的农村老人，有照看孙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假设7得到验证。在模型Ⅰ～Ⅴ中，居住安排变量均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也为正，即与没有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的农村老人相比，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假设8也得到验证。因此，与孙子女直接的和潜在的接触互动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控制变量中年龄、是否有慢性病、收入水平对数、所在村到县城距离等变量均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年龄、收入水平对数、所在村到县城距离的影响方向为正，是否有慢性病的影响方向为负，即年龄越大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所在村到县城距离越远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无慢性病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比有慢性病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这些结果基本验证了已有研究的结果。
五、結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已有研究多关注子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孙子女对老年人，尤其是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湖北省和陕西省农村地区60周岁及以上老人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孙子女的有无、结构、数量以及与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总体来看，孙子女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有孙”比“无孙”更幸福。对于农村老人而言，有孙子女比无孙子女更幸福，且只要有孙子女即可提高其主观幸福感，而不论是孙子女均有还是只有孙子或者只有孙女;不过，只有孙子、只有孙女以及孙子女均有农村老人之间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在孙子女结构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第二，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多孙多福”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更多表现为“多孙女多福”。孙子女总数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且主要表现在孙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而并非孙子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即在孙子女数量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面性别分异表现明显。第三，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受到隔代互动的影响，与孙子女直接的和潜在的接触互动均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二）进一步讨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孙子女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本文中的部分实证结果却有悖于相应的研究假设，因此有必要对其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一是从孙子女结构来看，只有孙子、只有孙女以及孙子女均有农村老人之间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相比，有孙子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一定高;二是从孙子女数量来看，并非孙子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而是孙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养老保障制度的逐渐健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受到了冲击，农村老人可能对孙子女的性别不像过去那么刻意追求，对于孙子孙女更能平等对待。二是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亲和性更强，感情更加细腻，且淘气程度不及男孩，因此女孩带给农村老人的情感支持更加强烈。三是从成本而言，抚育男性晚辈的成本要比抚育女性晚辈的成本高很多，尤其在有一个孙子的情况下，作为家族传承的象征意义已经达成，孙子数量越多可能负担费用就越大。陈屹立认为，就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将来当男性晚辈到适婚年龄时，家庭会承担起其寻找配偶的成本，而养育女性晚辈负担的成家成本会较少[40]。所以，在当前我国居民平均寿命提升的情况下，农村老人很有可能也要承担成年孙子的成家费用的假设是非常现实的，孙子数量越多负担越重，从而影响农村老人的幸福感。 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隔代互动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近期有照看孙子女行为的农村老人比近期没有照看孙子女行为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与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比没有跟子女或孙子女居住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与孙子女有无、结构、数量不同，隔代互动提升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更加直接，且隔代互动频率和时间也更容易调节，甚至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隔代互动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与孙子女直接的和潜在的接触互动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虽然孙子女有无、结构与儿子数量关系不大，但孙子女数量却与儿子数量有一定关系，即使本文控制了儿子数量的影响，但这种处理方式仍显不足;二是受限于数据，本文对隔代互动的测量还有一定的不足，今后研究还应关注隔代之间的多样化互动以及互动的频率和时长，同时也应重点关注孙子女与老人同住的居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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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曹健雪（1994-），女，甘肃平凉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
摘 要：现有研究多探讨子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回应“多子多福”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性，但较少有研究探讨孙子女对老年人，尤其是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孙子女均有、只有孙子还是只有孙女，都比无孙子女农村老人更幸福，但只有孙子、只有孙女以及孙子女均有的农村老人之间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多孙多福”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更多表现为“多孙女多福”，孙女数量越多的农村老人越幸福，而孙子数量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受到祖孙隔代互动的影响，与孙子女直接的和潜在的接触互动均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老人;孙子女;隔代互动;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幸福是人类长久的追求，也是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话题，在近些年更是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1]。因此对幸福，特别是对幸福感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制定与国情民生相适应的社会政策，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民幸福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加可持续。”在这一政策信号引导下，学界对居民的幸福感更加关注。而伴随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老年人群体逐渐成为幸福感研究的重要对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有24 94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有16 65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1.9%。这一数据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城乡差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甚，且这种趋势仍在持续发展[2]，因此农村老人群体的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感更应受到我们的关注。
当前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幸福感方面。主观幸福感是对人们的生活境况所处的状态的描述[3]，或者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4]。已有研究从多个方面研究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其中子女数量及性别结构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5]。这些研究通过探讨子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应“多子多福”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性，但是较少有研究关注孙子女对老年人，尤其是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尝试聚焦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1.从子女到孙子女。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同，农民没有制度性退休约束，表现出“无休”的特征[6]。但伴随身体机能的衰退，农村老人劳动能力降低，在缺乏强有力制度性养老保障的情况下，其对子女的依赖逐渐增强，“养儿防老”的特征逐渐显现。正因为农村老人与子女的高度关联性，所以学界对子女影响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较多，但关注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较少。一般来说，子女主要通过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资源来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且经济支持又起到关键性作用。一些实证研究就证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积极情绪[7]，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8]。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与成年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基于费孝通提出的代际之间“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并结合农村实践，隔代赡养的可能性较少[9]。所以与子女不同，孙子女基本不需承担对祖辈的赡养责任，其本质上并非农村老人的“养老产品”[10]。孙子女为农村老人提供的更多是情感支持，这种情感支持将有助于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从根本上说，孙子女通过缓解农村老人生命周期向后推移产生的生命损耗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生命周期强调生命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成熟和老化[11]，年龄是其核心变量。随着年龄增加很多老年人患有疾病，尤其是慢性病，需要人照料与陪伴[12-13]。另外，进入生命周期后期的农村老人劳动能力急剧下降，在缺少劳动安排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孤独感。一些研究就发现，农村老人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14]。但不论是身体机能衰退，还是身体疾病，亦或是心理疾病，都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痛苦和烦闷，这时候孙子女可以起到缓解老年人不良情绪，或者减少老年人孤独感，降低焦虑的作用。
2.从家族传承到男孩偏好。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15]，“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孝文化的核心体現。“孝”体现了对生育后代的期待，子孙代表着家族的传承、延续[16-17]。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描述了生育后代的意义，即传宗接代和向祖宗表示孝敬[18]。可见家族传承在我国的重要性、深远性，这种观念深刻影响着老年人。有了孙子就代表着家族后继有人、家族昌盛;而没有孙子的老年人将会面临一种不安全感，并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基于家族传承，孙子应该可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家族传承功能主要体现在孙子身上，这是典型的男孩偏好[19]。众多经验研究证实我国是个具有强烈男孩偏好的社会[20-21]。生育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也是乡村生活环境下的一种压力[22]，被视为延续香火的关键[23-24]。另外，男孩偏好的文化意义还隐藏在村落人际交往的实践中[25]，内化为一种制度化的价值取向[26]。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孙子女数量减少，但老年人仍然青睐男性孙辈[27]。有研究发现，生育男孩作为生命繁衍和家族延续的方式，被普遍认为会提高父母的幸福感[28]。在很多情况下，男性偏好是由上一辈传导而下的[29]，所以从男孩之于父母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论可以发现，孙子对老年人，尤其是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更明显的影响。 3.从隔代互动到居住安排。代际互动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以及生存几率。有研究表明，代际精神互动和物质互动显著减少了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发生[30]。当然不仅是与子女互动，隔代互动更能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传统观念以及现实条件的影响，农村老人一般会承担照料孙子女的责任，并且乐在其中。二是农村老人普遍存在孤独抑郁，通过照顾孙子女能够排解不良健康情绪。有证据表明，与没有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相比，照顾孙子女的祖父母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抑郁症状更少，高血压症状更少[31]。老年人经常与孙子女做游戏，还可以从祖父母角色获得更多的满足感[32]。
有研究发现，影响隔代互动频率最主要的因素是空间距离[33]，居住安排便体现了不同的空间距离。在居住安排中，多代同堂模式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34]，尤其是三代共居的老年人抑郁水平最低，而独居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最高[35]，空巢老人具有更强烈的孤独感和更糟糕的生理、心理健康状况[36-37]。农村老人与孙子女居住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能明显增加其与孙子女的互动，排解老年时期的孤独和焦虑，他们的不良情绪可以得到消减，生活过得也更充实。在我国农村居住环境中，孙子女一般会与祖父母生活在一个村庄，且多数情况是在同一村民小组，孙子女与农村老人互动机会较多。此外，在当下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的背景下，还需要注意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的组合，这种组合使得孙子女与农村老人的依存度提高，互动增加。
（二）研究假设
基于上文分析，这里认为孙子女结构、孙子女数量以及隔代互动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孙子女结构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假设。孙子女可以起到缓解老年人不良情绪，减少老年人孤独感，降低焦虑的作用，所以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应该比无孙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根据孙子女的构成情况，可以将农村老人群体分为只有孙子、只有孙女、孙子女均有、孙子女均无四类，其中孙子女均无即无孙子女，只有孙子、只有孙女、孙子女均有归属于有孙子女。从家族传承到男孩偏好的分析可以发现，有孙子的农村老人应该比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有孙子包括只有孙子、孙子女均有两种情况。
假设1.相对于没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有孙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2.相对于孙子女均无的农村老人，只有孙子、只有孙女、孙子女均有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3.相对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有孙子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3a.相对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只有孙子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3b.相对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孙子女均有的農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2.孙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假设。理论分析指出，有孙子女可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孙子女数量越多，那么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该越明显。而从家族传承到男孩偏好的分析可以发现，孙子数量的增加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应该更明显。但孙女虽然不承担家族传承的责任，但是孙女却同样可以缓解农村老人不良情绪，或者减少老人孤独感，降低焦虑。
假设4.孙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假设5.孙子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假设6.孙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3.隔代互动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假设。通过理论分析发现，隔代互动能够提高农村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隔代互动可以分为直接隔代互动和潜在的隔代互动，农村老人照看孙子女可以看做直接的隔代互动，是祖辈与孙子女的直接互动;而居住安排可以说是潜在的隔代互动，农村老人如果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那么相应地与孙子女接触互动的概率就大。在隔代互动中，农村老人可以通过照看孙子女减轻自身的孤独感、焦虑感;还可以通过抚育孙子女来完成家族传承的责任，这种成就感也会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假设7.相对于近期没有照看孙子女行为的农村老人，近期有照看孙子女行为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8.相对于没有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的农村老人，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为检验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使用了农村老人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研究课题组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数据。2014—2017年课题组先后组织调查员对湖北省和陕西省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湖北省选取了黄冈市的浠水县、孝感市的安陆市、荆州市的洪湖市，陕西省选取了西安市的阎良区、安康市的紫阳县、商洛市的洛南县、渭南市的富平县和白水县、韩城市，在以上县（市）共选取了60个村进行调查。调查时，每村随机抽取25名左右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人作为样本，采用入户面访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约1580份，收回有效问卷1516份，有效收回率约为96%。
（二）变量选择
主观幸福感是本文的因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通过直接询问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来进行测量。虽然有研究认为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和模糊，并尝试采用多个问题生成主观幸福感变量，但使用一个自陈量表（定序变量）来测量主观幸福感是国际上较流行的做法，其可靠性也经过了检验[38]，国内很多研究也认为主观幸福感具有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39]。本文的主观幸福感变量通过以下题目获得：“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样的呢？”选项分别为“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很不幸福”。因选择“不太幸福”“很不幸福”人数较少，所以在统计分析中将两者合并形成“不幸福”。
本文重点考察孙子女的有无、结构、数量以及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这里首先选择有无孙子女、孙子女结构、孙子女总数、孙子数量、孙女数量等作为自变量，其中孙子女结构包括只有孙女、只有孙子、孙子女均有、孙子女均无。这里还进一步探讨了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照看孙子女测量的是直接的接触互动，居住安排测量的是潜在的隔代互动。照看孙子女变量主要询问近6个月来农村老人是否有照看孙子女的行为，居住安排变量主要询问农村老人现在是否与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 参考已有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这里将性别、年龄、是否有慢性病、受教育水平、是否有配偶、收入水平对数、所在村到县城距离等设置为控制变量。另外，因为孙子女数量与儿子数量有相关性，所以这里也将儿子数量设置为控制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孙子女特征
总体来看，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样本有277人和834人，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8.3%和55.0%，两者合计超过七成，达到73.3%，认为一般幸福的样本有319人，比例为21.0%，而认为自己不幸福的样本有86人，比例仅为5.7%（见图1）。
农村老人基本都有孙子女，样本中有孙子女的比例达到91.4%，无孙子女的比例仅8.6%。仅有孙子的占21.6%，只有孙女的占9.0%，孙子女均有的占60.8%。样本孙子女总数均值为2.989，标准差为2.154，孙子女总数集中在1～4人，合计比例达到了71.3%，5～6人的比例为13.8%，孙子女总数超过6人的比例极低（6.3%）。近六成（58.6%）的样本孙子数量为1～2人，19.9%的孙子数量为1～2人，仅4.0%的孙子数量在5人及以上;55.9%的样本孙女数量为1～2人，12.1%的孙女数量为3～4人，仅1.8%的孙女数量在5人及以上。
（二）孙子女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这里设计了5个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Ⅰ显示，有无孙子女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即相对于没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有孙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假设1得到验证。在模型Ⅱ中，只有孙女、只有孙子、孙子女均有变量均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性水平分别为p<0.1、p<0.05、p<0.01，说明相对于没有孙子女的农村老人，只有孙女、只有孙子或者孙子女均有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模型Ⅲ则显示，只有孙子、孙子女均有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不显著。所以从孙子女结构来看，有孙子与只有孙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假设3中的假设3a和假设3b均未得到验证。
有无孙子女可以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孙子女数量的变化是否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呢？模型Ⅳ显示，孙子女总数变量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性水平为p<0.05，即孙子女总数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假设4得到验证。将孙子女总数分解为孙子数量和孙女数量后，孙子数量变量不显著，而孙女数量变量则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也即孙子数量并不能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孙女越多则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因此，假设5未得到验证，而假设6得到了验证。
模型Ⅰ～Ⅴ还展示了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模型Ⅰ～Ⅴ中，照看孙子女变量均在p<0.1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均为正，即相对于近期没有照看孙子女行为的农村老人，有照看孙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假设7得到验证。在模型Ⅰ～Ⅴ中，居住安排变量均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也为正，即与没有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的农村老人相比，跟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假设8也得到验证。因此，与孙子女直接的和潜在的接触互动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控制变量中年龄、是否有慢性病、收入水平对数、所在村到县城距离等变量均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年龄、收入水平对数、所在村到县城距离的影响方向为正，是否有慢性病的影响方向为负，即年龄越大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所在村到县城距离越远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无慢性病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比有慢性病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这些结果基本验证了已有研究的结果。
五、結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已有研究多关注子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孙子女对老年人，尤其是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湖北省和陕西省农村地区60周岁及以上老人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孙子女的有无、结构、数量以及与隔代互动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总体来看，孙子女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有孙”比“无孙”更幸福。对于农村老人而言，有孙子女比无孙子女更幸福，且只要有孙子女即可提高其主观幸福感，而不论是孙子女均有还是只有孙子或者只有孙女;不过，只有孙子、只有孙女以及孙子女均有农村老人之间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在孙子女结构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第二，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多孙多福”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更多表现为“多孙女多福”。孙子女总数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且主要表现在孙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而并非孙子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即在孙子女数量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面性别分异表现明显。第三，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受到隔代互动的影响，与孙子女直接的和潜在的接触互动均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二）进一步讨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孙子女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本文中的部分实证结果却有悖于相应的研究假设，因此有必要对其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一是从孙子女结构来看，只有孙子、只有孙女以及孙子女均有农村老人之间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与只有孙女的农村老人相比，有孙子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一定高;二是从孙子女数量来看，并非孙子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而是孙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养老保障制度的逐渐健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受到了冲击，农村老人可能对孙子女的性别不像过去那么刻意追求，对于孙子孙女更能平等对待。二是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亲和性更强，感情更加细腻，且淘气程度不及男孩，因此女孩带给农村老人的情感支持更加强烈。三是从成本而言，抚育男性晚辈的成本要比抚育女性晚辈的成本高很多，尤其在有一个孙子的情况下，作为家族传承的象征意义已经达成，孙子数量越多可能负担费用就越大。陈屹立认为，就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将来当男性晚辈到适婚年龄时，家庭会承担起其寻找配偶的成本，而养育女性晚辈负担的成家成本会较少[40]。所以，在当前我国居民平均寿命提升的情况下，农村老人很有可能也要承担成年孙子的成家费用的假设是非常现实的，孙子数量越多负担越重，从而影响农村老人的幸福感。 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隔代互动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近期有照看孙子女行为的农村老人比近期没有照看孙子女行为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与子女或孙子女一起居住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比没有跟子女或孙子女居住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与孙子女有无、结构、数量不同，隔代互动提升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更加直接，且隔代互动频率和时间也更容易调节，甚至孙子女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隔代互动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与孙子女直接的和潜在的接触互动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虽然孙子女有无、结构与儿子数量关系不大，但孙子女数量却与儿子数量有一定关系，即使本文控制了儿子数量的影响，但这种处理方式仍显不足;二是受限于数据，本文对隔代互动的测量还有一定的不足，今后研究还应关注隔代之间的多样化互动以及互动的频率和时长，同时也应重点关注孙子女与老人同住的居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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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