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外学者公认,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其实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而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地图证明了“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专家甚至将其誉为“石破天惊”之作。但认真分析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可知其观点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因而根本不能成立。
【机 构】
：
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宁波315211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图像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8ZDA168)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外学者公认,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其实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而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地图证明了“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专家甚至将其誉为“石破天惊”之作。但认真分析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可知其观点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因而根本不能成立。
其他文献
传世文献中存在《史记》系统与《左传》系统两种夏史体系,二者对于夏早期历史的记载,在叙事空间上一西一东,互不相协,而《史记》系统更受世人青睐,成为后世探索夏史的主要线索。梳理和考证商周时期夏遗的地理分布可知,诸姒之族主要在今山东省境内,姻亲中分布于鲁豫间者,占相当比例;与夏史相关的地与族,亦基本分布于山东及豫东、豫东北一带。《左传》夏史系统不仅与甲骨、金文中的地理线索合辙,也与其他传世文献相关记载互洽,值得重视。对夏文化源头及夏王朝早期史的探索,海岱地区及鲁豫交界地带也需充分关注。
秦始皇以遗诏方式解决继承人问题,是郡县制王朝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出土、传世两类文献所见迥异,令这一悬案莫衷一是。事实上,秦王朝嗣君问题的背后隐伏着封建郡县之争这一重要历史线索。秦王政即位后,着意废置封区,推行纯粹的郡县制。统一之后,朝廷正式确定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的方式安置诸子功臣。此举有悖于秦国百余年来的政治传统,引起高级军功集团的不满,并波及文化领域。朝廷军政文化精英因此在战后国家事业的展开过程中,制造了一系列反郡县事件,造成始皇帝对嗣君选择的犹豫不定。由此考之,扶苏并非始皇帝属意的嗣君人选,胡亥即位具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比前代都漫长,沿线地区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十分活跃。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等西域占星家们不仅为蒙元王朝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他们及其家族也最终融入蒙古民族共同体中。元廷退回蒙古草原后,他们进一步蒙古化和游牧化,逐渐成为明代蒙古乌珠穆沁部的组成部分。“乌珠穆沁”汉译为“阴阳”,指占星者。此外,还有不少信仰也里可温教的人众和被称作“撒儿塔兀勒”的西域人加入乌珠穆沁部。明代乌珠穆沁是由西域人和蒙古各部组成的新部族。到清代,乌珠穆沁部被编为左、右两个扎萨克旗,旗里各级行政组织名称仍然
民初司法界的部院之争不仅因政权更迭之初,法律制度不备、权限不清,而且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带有党派和南北之争的色彩。章宗祥、江庸均是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馆系统之嫡传,在与许世英、徐谦(“部派”)的博弈中最终胜出。随后章、江携手排斥“部派”所用南方党人,重整部院力量,透过人事布局和制度建设交互配合,整顿司法乱象,使司法人事至少在四五年里保持基本稳定和连续。这与司法总长频繁更迭的表象颇有不同。同时,章、江推行法官回避、司法甄拔与考试、司法讲习所、法官任用及奖惩、司法收入特别会计等制度,并极力抵制军政势力干涉司法,
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也是众多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近年来，大量考古学资料的涌现以及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引介。为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内涵和特点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推动和深化相关研究，《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于2016年底在重庆共同主办了“中国早期历史发展道路与各地文明化进程的特点”高峰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十余名专家参加论坛。本期刊发王震中、李禹阶、常云平、谢维扬、王子今
科层制结构中,“责问”是上级用来使下级领会工作意图,并告知他们工作中可能存在疏漏之处的常用方法,在官僚制度获得高度发展的秦汉时期即是如此。传世文献中有不少汉代皇帝以各种缘由“责问”、“簿责”、“条责”、“谴问”、“诘问”、“诘责”、“切责”、“切让”、“召问”、“责让”、“问状”臣下的记载。所涉词汇大都含有“问”或“责”字,表达皇帝责备或追究责任的含义,可将其称为皇帝对臣下的责问。这些由皇帝发出的责问主要存在于中央高层行政运作中,针对担负重要行政职责的高官和一些重大事项展开。
九卿在汉代经历了由最初泛指同一秩级的若干官职到逐渐特指太常、光禄勋等九个官职的演变历程。西汉前期,九卿泛指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及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改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迄至西汉灭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太常九职渐居同称“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王莽基于汉制传统及模仿尧舜禅让,缘饰以经说,创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类九卿形式。东汉承袭王莽九卿诸多设计的同时又接续西汉传统,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并通过整饬机构,最终建立成熟的九卿制度。九卿这一演变,显示其制度形成乃是经典古
8月17-18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在济南召开。论坛主题为“理论与方法:新中国史学研究70年”,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70名青年学者与会。
条约是隆重煌煌的国际交换文件,签约所用语言代表着国家沟通的官方语言。清代以来,中外条约作准文本有所演变:鸦片战争之前,以缔约方或第三方的文字为准,体现了平等理念。战后,不平等成为约章主调,但出于传统习惯,汉文本仍是依准本。至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作准文本改头换面,开启外文本在中外条约中居于基准的时代,这是列强对中国的语文强加。不能夸大清朝统治在条约文本中的“民族”成分与“种族”色彩,有清一朝,就约本来看,清朝统治者并没有突出的“国语”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