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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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也是众多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近年来，大量考古学资料的涌现以及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引介。为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内涵和特点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推动和深化相关研究，《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于2016年底在重庆共同主办了“中国早期历史发展道路与各地文明化进程的特点”高峰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十余名专家参加论坛。本期刊发王震中、李禹阶、常云平、谢维扬、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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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也是众多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近年来，大量考古学资料的涌现以及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引介。为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内涵和特点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推动和深化相关研究，《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于2016年底在重庆共同主办了“中国早期历史发展道路与各地文明化进程的特点”高峰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十余名专家参加论坛。本期刊发王震中、李禹阶、常云平、谢维扬、王子今、易建平等人的五篇文章即选自这次会议。人类历史是多样性与一般性的统一，对不同地区国家起源与文明化进程特殊性的深入认识，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阐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本专题中五篇文章内容或有侧重、方法或有不同，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研究的水准。文章的刊发，相信对于更深入地探讨相关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部分的江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中,江南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江南之异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道路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江南非中国”论也逐步取代了早期的“江南即中国”论。因此,如何批判性地分析这两种极端化的叙事,辩证地处理江南与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在经济演化道路上的关系,无疑是新时代历史学者不容回避的话题。跳出从江南内部看江南的“内史”框架,以人与自然交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没有客观历史,即没有观照当下的基础;缺失经世致用,即失去史学存在的价值。经世致用发轫于中国史学出现之初,滥觞于中国史学形成之始,与中国史学发展相伴相随。把经世致用置于中国史学成长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史研究也成为中国断代史研究系列中较为晚出的一个部分。然而,清史研究诞生后不久,就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兼跨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领域的清史,成为断代史中规模和影响都不容小觑的领域。回望清史研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该领域的发展,决不单纯出于学术内部的驱动,更重要的是其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诸多时代变革的关键节点上,清史研究的发展都与之有着契合的步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断言,清史研究得以成长的一个重要品性,决不是躲进学术象牙塔内的“
当前有学者动辄以学术研究无涉“近功”和“名利”为名,批判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他们看来,趋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与社会大众“急功近利”的风气互为因果,不可避免地给史学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作为应对,这些学者主张学术与经世分离,惟强调“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显然,依据该立场,历史学的“经世”与“成长”为一种矛盾的关系。本文拟透过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尝试对此观点作一回应。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
传世文献中存在《史记》系统与《左传》系统两种夏史体系,二者对于夏早期历史的记载,在叙事空间上一西一东,互不相协,而《史记》系统更受世人青睐,成为后世探索夏史的主要线索。梳理和考证商周时期夏遗的地理分布可知,诸姒之族主要在今山东省境内,姻亲中分布于鲁豫间者,占相当比例;与夏史相关的地与族,亦基本分布于山东及豫东、豫东北一带。《左传》夏史系统不仅与甲骨、金文中的地理线索合辙,也与其他传世文献相关记载互洽,值得重视。对夏文化源头及夏王朝早期史的探索,海岱地区及鲁豫交界地带也需充分关注。
秦始皇以遗诏方式解决继承人问题,是郡县制王朝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出土、传世两类文献所见迥异,令这一悬案莫衷一是。事实上,秦王朝嗣君问题的背后隐伏着封建郡县之争这一重要历史线索。秦王政即位后,着意废置封区,推行纯粹的郡县制。统一之后,朝廷正式确定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的方式安置诸子功臣。此举有悖于秦国百余年来的政治传统,引起高级军功集团的不满,并波及文化领域。朝廷军政文化精英因此在战后国家事业的展开过程中,制造了一系列反郡县事件,造成始皇帝对嗣君选择的犹豫不定。由此考之,扶苏并非始皇帝属意的嗣君人选,胡亥即位具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比前代都漫长,沿线地区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十分活跃。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等西域占星家们不仅为蒙元王朝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他们及其家族也最终融入蒙古民族共同体中。元廷退回蒙古草原后,他们进一步蒙古化和游牧化,逐渐成为明代蒙古乌珠穆沁部的组成部分。“乌珠穆沁”汉译为“阴阳”,指占星者。此外,还有不少信仰也里可温教的人众和被称作“撒儿塔兀勒”的西域人加入乌珠穆沁部。明代乌珠穆沁是由西域人和蒙古各部组成的新部族。到清代,乌珠穆沁部被编为左、右两个扎萨克旗,旗里各级行政组织名称仍然
民初司法界的部院之争不仅因政权更迭之初,法律制度不备、权限不清,而且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带有党派和南北之争的色彩。章宗祥、江庸均是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馆系统之嫡传,在与许世英、徐谦(“部派”)的博弈中最终胜出。随后章、江携手排斥“部派”所用南方党人,重整部院力量,透过人事布局和制度建设交互配合,整顿司法乱象,使司法人事至少在四五年里保持基本稳定和连续。这与司法总长频繁更迭的表象颇有不同。同时,章、江推行法官回避、司法甄拔与考试、司法讲习所、法官任用及奖惩、司法收入特别会计等制度,并极力抵制军政势力干涉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