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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严重袭警事件。一个28岁青年，杀死6名警察，何以有如此大的仇恨？
2008年7月1日，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上午。
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人，拿着剔骨刀冲进了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从1楼到21楼，砍死砍伤十位警察。
这是上海市30年来最严重的袭警事件。
袭警者杨佳，北京人，28岁，无犯罪前科。
残忍袭警
民警们六死四伤
9点40分，当杨佳纵火分散保安注意、顺利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大楼时，50岁的治安支队民警方福兴正在治安值班室办公。
杨佳的凶器是一柄十几公分长的剔骨刀，锋利异常。
手段很残忍，刀刀致命。突如其来的刀伤让方福兴还没叫出声来，便失去了反应能力。
这次袭警过程中，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颈部动脉或者心脏部位，用力往上挑，这种杀人手法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方福兴猝不及防，当场倒地身亡，尸体直接送往医院太平间。法医对他的死因鉴定是“右下肺叶贯通伤，失血性休克”。
在底层袭击了包括方福兴在内的4位民警后，杨佳从大楼南侧的消防梯一路爬上11楼。
这栋政法办公大楼戒备并不森严，公安分局的入口同时也是便民服务通道，其中一、二层是居民身份证、上访受理点，平时对外开放，没人会特别在意。
杨佳在连续攻击了3位民警后，返回消防梯直奔21楼。最后，他举着剔骨刀冲进了纪委监察室，被7名民警制服。
民警们六死四伤。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
“人有拳头，也有腹部”，这栋驻扎着大量内勤民警的综合性警务办公大楼，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眼中属于“柔软的腹部”：“警察有不同的警种，只有治安警和刑警才接受格斗一类的训练，很多机关警察是搞文秘的，练那两三下子，也不是他的特长。”
袭警行动在警界乃至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引起了轰动。“这是警察的耻辱”，一位老资历的上海警察说。
一场信任战在百姓和警察之间拉锯。人们质疑：“这样的警察，怎么能保护我们？”
而警察也觉得丧失了安全感：“老百姓越来越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他不是为了钱”？
“拿他的话来说，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震惊之余，更多的揣测是杨佳的作案动机。
7月1日下午4时许，上海市公安局的网站挂出了一条新闻，称“据杨某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
但两个多小时后，这条新闻被撤下。警方称，杨佳的犯罪动机需要进一步审查。
有媒体爆料，杨佳曾遭山西警方殴打，并有成功索赔三万多元的经历。在与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纠纷过后，杨佳曾向公安局索要数万元赔款，未果。
上海律师斯伟江认为，几万元的赔款根本不可能，“国家的赔偿基金是很低的，而且索赔的程序也很麻烦。按当地的人均收入赔偿，羁押一天是几十块钱，没有精神赔偿，杨佳这种事顶多几百块钱。除非私了。”
杨佳的辩护律师谢有明曾在第一时间与杨佳有过两个小时的交流，他说，“杨佳不是为了钱。”
“他没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就喜欢看书和登山，作案时特地带了一根登山杖。他打过很多工，每个月也有千把来块钱收入，而且母亲有一些退休金，家境也算过得去。”谢有明不同意杨佳“勒索”警方一说，他举例说，杨佳就曾专门花1000元在劳保店买了一个防尘面具。
“拿他的话来说，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谢有明说。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公布的材料，杨佳一开始的攻击目标是闸北区芷江西路派出所。
早在6月12日至23日，杨佳就曾来过上海。他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仅20米的一间旅馆里，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的情况。有媒体猜测该派出所人员众多和安保严密的缘故，杨佳放弃了上述计划。
2008年6月26日，杨佳再次坐火车回上海，来到闸北区长安路。长安路是上海盲流、莺燕流肆之地，低矮的平房胡同里，居民大都以废品回收为生，破败不堪，但因为人口密度太大、开发不划算，一直没有进入政府的改造规划。
这条街上有许多10元/天的床位，杨佳在长安路33号的梅园招待所，以40元/天的价格包了202号房住下。从这里走到闸北分局，只需要5分钟。
这几天里，杨佳开始在周边购买各种工具：催泪瓦斯喷雾剂和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橡胶手套、打火机……
服务员回忆，杨佳那几天进进出出，不怎么说话，“就是有一天想换一间有窗户的房，也没换成”。杨佳每天都会按时交纳次日的房费。6月30日那天，杨佳对服务员说，明天不住了。
第二天上午，戴着防尘面具的杨佳冲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
有人听到他大声喝问：“督察办公室在哪儿？”
仇恨的种子
“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据杨佳陈述，他对督察的仇恨，源自涉嫌偷盗自行车一事。
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这里是芷江西路派出所的辖区。嘈杂的喇叭声中，一位中年民警与操京腔的杨佳在街头发生争执，引得好奇的群众越围越多。
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黑车肆行，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证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
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
杨佳“拿不出没有偷车的证据”，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审讯。
“可以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杨佳的全部动机所在。”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楊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
警方对于争执的描述是：“当时杨佳与民警的确发生了些不愉快。杨佳说对方说话不文明，要求督察到场。为了避免纠纷，上海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携带录音笔，杨佳这个事是有录音的，但督察听了全程录音后认为他在无理取闹。”
有专业人士分析，单是言语上的冲突，督察很难到场。
“按理说只要接到群众投诉，督察就需要处理。包括受案、立案、调查和取证，警察是否依法办事？在执法过程中有没有徇私枉法？但现在人少，管理面积太大，一般是重大的投诉才会有督察参与。”一位警方督察部门领导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督察制建立到现在已经有11年，弥补了以前纪委监督的力度不够。不过，虽然现在各地都有督察机构，但普遍警力紧张，督察编制人员太少，素质、装备都不够，加上督察向本地公安局行政首长负责，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
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审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有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杨佳表示，督察对他所说的话一辈子刻骨铭心”。
到凌晨两点，在查清其真实身份及自行车系租用等情况后，杨佳被予以放行。当日，杨佳返回北京。
上海市公安局表示，之后，“杨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无理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杨均不予置理”。
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称，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上千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五六月份的时候，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跟北方人的性格有关，这个事一直积压在他心里。”谢有明说。
“他非要刨根到底。”
偏执的人格
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
杨佳给谢有明的印象：很平静很沉着，逻辑思维清晰，法律意识很强。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冷静的犯罪嫌疑人。”谢有明说。
7月1日11：20分左右，接到求助电话后，谢有明来到闸北分局第二楼特审室。征得杨佳的同意,谢有明为杨佳提供法律帮助。
杨佳坐在椅子上，手反拷着。他穿一件白色的汗衫，左上肩有大块血迹，花格子的沙滩裤。空调开得很大，杨佳说有点冷。
杨佳第一句就问谢有明，“你的证件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你是从事哪方面法律工作的？”第三个问题，“你们律师为我服务，收取多少费用？”
“完全出乎意料。他问我，审讯的时间有多长？”谢有明说。
审讯时间仍是中国法律的一个空白。很多国家都有一部明确的审讯法，但在中国，由于审讯法的缺位，审讯并没有时间限制，意味着审讯时间可以无限制延长。
有分析认为，正是杨佳过盛的自我保护和还击意识让他走上了不归之途。杨家对门的一位姓李的女士回忆说，两三年前，杨母曾经因为一袋搁在楼道里的垃圾与其邻人动起手来。“杨佳回家后，把我们家的大门都踹歪了，还砸坏了楼梯的扶手，现在还坏在那里。”
“杨佳有偏执人格，这种人会在生活当中捕捉一些小事，正常人碰到这一些事很快会结束的，但是他会揪住一些小事，没完没了。”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说，“我认为杨佳有生理背景，也有成长背景，再加上他现在生活状况不是太好。这三个原因都会导致他的人格问题。”
杨佳生于1980年8月27日，那时一家人住在北京前圆恩寺一个四合院里，父母为他起名“佳”，希望孩子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人。
杨佳12岁那年，父母离异，没多久，杨母工作的雪花电冰箱厂也倒闭了。他跟母亲搬到慧恩寺一套安置房里，这里大都住着上年纪的拆迁户。他和母亲都在打零工，下午出去，晚上很晚回来。杨父开始还会来看看杨佳，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后来再没有过来。
那位姓李的邻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最近三年，杨母脾气越来越坏，开始和邻居“干仗”。
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7月1日，当谢有明询问杨佳，单亲家庭对他的心理伤害时，杨佳作出很无所谓的表情。谢有明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人。
“我在提问的时候不断提醒他，家长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受了什么影响，或者得过什么病啊，这是对他有利的证据，但他一概否认。”谢有明说。
“杨佳不爱说话，也不肯示弱。”只有在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杨佳的态度才会柔和起来。
“他说他母亲很可怜，很辛苦地在养他。”
下一个杨佳
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杨佳袭警案发生以后，上海警方進入高度戒备状态。
闸北分局前站上了两位全副武装的黑衣特警；其他分局的大门口，闲置已久的门禁系统启用，所有警察打卡进门；去年4月30日上海公安系统卸下的枪支警棍，又被大街上的巡警们重新佩戴。
事实上，在杨佳冲进警察局的当夜，上海崇明县又发生一起袭警案，一位民警死亡。
上个世纪90年代，民警可以把一个嫌疑犯放在屋里，桌子上又是警棍又是手铐。警察丝毫没有被袭击的顾虑，他们很自信，嫌疑犯不敢；而今天，袭警案频频发生。
7月7日，杨佳被检察院正式批捕。“上海警方很人性化，在第一时间就为杨佳请了律师，也为他做了精神方面司法鉴定。”谢有明说。
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杨佳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
(陈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8年7月1日，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上午。
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人，拿着剔骨刀冲进了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从1楼到21楼，砍死砍伤十位警察。
这是上海市30年来最严重的袭警事件。
袭警者杨佳，北京人，28岁，无犯罪前科。
残忍袭警
民警们六死四伤
9点40分，当杨佳纵火分散保安注意、顺利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大楼时，50岁的治安支队民警方福兴正在治安值班室办公。
杨佳的凶器是一柄十几公分长的剔骨刀，锋利异常。
手段很残忍，刀刀致命。突如其来的刀伤让方福兴还没叫出声来，便失去了反应能力。
这次袭警过程中，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颈部动脉或者心脏部位，用力往上挑，这种杀人手法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方福兴猝不及防，当场倒地身亡，尸体直接送往医院太平间。法医对他的死因鉴定是“右下肺叶贯通伤，失血性休克”。
在底层袭击了包括方福兴在内的4位民警后，杨佳从大楼南侧的消防梯一路爬上11楼。
这栋政法办公大楼戒备并不森严，公安分局的入口同时也是便民服务通道，其中一、二层是居民身份证、上访受理点，平时对外开放，没人会特别在意。
杨佳在连续攻击了3位民警后，返回消防梯直奔21楼。最后，他举着剔骨刀冲进了纪委监察室，被7名民警制服。
民警们六死四伤。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
“人有拳头，也有腹部”，这栋驻扎着大量内勤民警的综合性警务办公大楼，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眼中属于“柔软的腹部”：“警察有不同的警种，只有治安警和刑警才接受格斗一类的训练，很多机关警察是搞文秘的，练那两三下子，也不是他的特长。”
袭警行动在警界乃至整个中国民间社会引起了轰动。“这是警察的耻辱”，一位老资历的上海警察说。
一场信任战在百姓和警察之间拉锯。人们质疑：“这样的警察，怎么能保护我们？”
而警察也觉得丧失了安全感：“老百姓越来越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他不是为了钱”？
“拿他的话来说，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震惊之余，更多的揣测是杨佳的作案动机。
7月1日下午4时许，上海市公安局的网站挂出了一条新闻，称“据杨某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
但两个多小时后，这条新闻被撤下。警方称，杨佳的犯罪动机需要进一步审查。
有媒体爆料，杨佳曾遭山西警方殴打，并有成功索赔三万多元的经历。在与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纠纷过后，杨佳曾向公安局索要数万元赔款，未果。
上海律师斯伟江认为，几万元的赔款根本不可能，“国家的赔偿基金是很低的，而且索赔的程序也很麻烦。按当地的人均收入赔偿，羁押一天是几十块钱，没有精神赔偿，杨佳这种事顶多几百块钱。除非私了。”
杨佳的辩护律师谢有明曾在第一时间与杨佳有过两个小时的交流，他说，“杨佳不是为了钱。”
“他没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就喜欢看书和登山，作案时特地带了一根登山杖。他打过很多工，每个月也有千把来块钱收入，而且母亲有一些退休金，家境也算过得去。”谢有明不同意杨佳“勒索”警方一说，他举例说，杨佳就曾专门花1000元在劳保店买了一个防尘面具。
“拿他的话来说，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谢有明说。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公布的材料，杨佳一开始的攻击目标是闸北区芷江西路派出所。
早在6月12日至23日，杨佳就曾来过上海。他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仅20米的一间旅馆里，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的情况。有媒体猜测该派出所人员众多和安保严密的缘故，杨佳放弃了上述计划。
2008年6月26日，杨佳再次坐火车回上海，来到闸北区长安路。长安路是上海盲流、莺燕流肆之地，低矮的平房胡同里，居民大都以废品回收为生，破败不堪，但因为人口密度太大、开发不划算，一直没有进入政府的改造规划。
这条街上有许多10元/天的床位，杨佳在长安路33号的梅园招待所，以40元/天的价格包了202号房住下。从这里走到闸北分局，只需要5分钟。
这几天里，杨佳开始在周边购买各种工具：催泪瓦斯喷雾剂和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橡胶手套、打火机……
服务员回忆，杨佳那几天进进出出，不怎么说话，“就是有一天想换一间有窗户的房，也没换成”。杨佳每天都会按时交纳次日的房费。6月30日那天，杨佳对服务员说，明天不住了。
第二天上午，戴着防尘面具的杨佳冲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
有人听到他大声喝问：“督察办公室在哪儿？”
仇恨的种子
“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据杨佳陈述，他对督察的仇恨，源自涉嫌偷盗自行车一事。
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这里是芷江西路派出所的辖区。嘈杂的喇叭声中，一位中年民警与操京腔的杨佳在街头发生争执，引得好奇的群众越围越多。
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黑车肆行，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证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
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
杨佳“拿不出没有偷车的证据”，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审讯。
“可以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杨佳的全部动机所在。”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楊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
警方对于争执的描述是：“当时杨佳与民警的确发生了些不愉快。杨佳说对方说话不文明，要求督察到场。为了避免纠纷，上海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携带录音笔，杨佳这个事是有录音的，但督察听了全程录音后认为他在无理取闹。”
有专业人士分析，单是言语上的冲突，督察很难到场。
“按理说只要接到群众投诉，督察就需要处理。包括受案、立案、调查和取证，警察是否依法办事？在执法过程中有没有徇私枉法？但现在人少，管理面积太大，一般是重大的投诉才会有督察参与。”一位警方督察部门领导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督察制建立到现在已经有11年，弥补了以前纪委监督的力度不够。不过，虽然现在各地都有督察机构，但普遍警力紧张，督察编制人员太少，素质、装备都不够，加上督察向本地公安局行政首长负责，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
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审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有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杨佳表示，督察对他所说的话一辈子刻骨铭心”。
到凌晨两点，在查清其真实身份及自行车系租用等情况后，杨佳被予以放行。当日，杨佳返回北京。
上海市公安局表示，之后，“杨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无理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杨均不予置理”。
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称，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上千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五六月份的时候，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跟北方人的性格有关，这个事一直积压在他心里。”谢有明说。
“他非要刨根到底。”
偏执的人格
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
杨佳给谢有明的印象：很平静很沉着，逻辑思维清晰，法律意识很强。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冷静的犯罪嫌疑人。”谢有明说。
7月1日11：20分左右，接到求助电话后，谢有明来到闸北分局第二楼特审室。征得杨佳的同意,谢有明为杨佳提供法律帮助。
杨佳坐在椅子上，手反拷着。他穿一件白色的汗衫，左上肩有大块血迹，花格子的沙滩裤。空调开得很大，杨佳说有点冷。
杨佳第一句就问谢有明，“你的证件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你是从事哪方面法律工作的？”第三个问题，“你们律师为我服务，收取多少费用？”
“完全出乎意料。他问我，审讯的时间有多长？”谢有明说。
审讯时间仍是中国法律的一个空白。很多国家都有一部明确的审讯法，但在中国，由于审讯法的缺位，审讯并没有时间限制，意味着审讯时间可以无限制延长。
有分析认为，正是杨佳过盛的自我保护和还击意识让他走上了不归之途。杨家对门的一位姓李的女士回忆说，两三年前，杨母曾经因为一袋搁在楼道里的垃圾与其邻人动起手来。“杨佳回家后，把我们家的大门都踹歪了，还砸坏了楼梯的扶手，现在还坏在那里。”
“杨佳有偏执人格，这种人会在生活当中捕捉一些小事，正常人碰到这一些事很快会结束的，但是他会揪住一些小事，没完没了。”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说，“我认为杨佳有生理背景，也有成长背景，再加上他现在生活状况不是太好。这三个原因都会导致他的人格问题。”
杨佳生于1980年8月27日，那时一家人住在北京前圆恩寺一个四合院里，父母为他起名“佳”，希望孩子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人。
杨佳12岁那年，父母离异，没多久，杨母工作的雪花电冰箱厂也倒闭了。他跟母亲搬到慧恩寺一套安置房里，这里大都住着上年纪的拆迁户。他和母亲都在打零工，下午出去，晚上很晚回来。杨父开始还会来看看杨佳，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后来再没有过来。
那位姓李的邻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最近三年，杨母脾气越来越坏，开始和邻居“干仗”。
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7月1日，当谢有明询问杨佳，单亲家庭对他的心理伤害时，杨佳作出很无所谓的表情。谢有明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人。
“我在提问的时候不断提醒他，家长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受了什么影响，或者得过什么病啊，这是对他有利的证据，但他一概否认。”谢有明说。
“杨佳不爱说话，也不肯示弱。”只有在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杨佳的态度才会柔和起来。
“他说他母亲很可怜，很辛苦地在养他。”
下一个杨佳
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杨佳袭警案发生以后，上海警方進入高度戒备状态。
闸北分局前站上了两位全副武装的黑衣特警；其他分局的大门口，闲置已久的门禁系统启用，所有警察打卡进门；去年4月30日上海公安系统卸下的枪支警棍，又被大街上的巡警们重新佩戴。
事实上，在杨佳冲进警察局的当夜，上海崇明县又发生一起袭警案，一位民警死亡。
上个世纪90年代，民警可以把一个嫌疑犯放在屋里，桌子上又是警棍又是手铐。警察丝毫没有被袭击的顾虑，他们很自信，嫌疑犯不敢；而今天，袭警案频频发生。
7月7日，杨佳被检察院正式批捕。“上海警方很人性化，在第一时间就为杨佳请了律师，也为他做了精神方面司法鉴定。”谢有明说。
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杨佳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
(陈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