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的《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本很好看的书：其中包涵了不少思想文化界的掌故，将来写文化史的人肯定会从中取材；又多有见道之言，发人深思。例如在致刘凌的第四封信中谈到人类情欲问题，介绍了一种三P说：power(权)、propety(钱)、presting(名)，然后议论道：
　　三个P中，最后一个presting恐怕是最难渡过的关口。不少人对于权和钱的追求，并不怎么热衷，这大概是受到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缘故吧。但在presting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从小就受到“扬名声显父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彰”等等这类格言的影响。为了名而不敢去做坏事，这也是事实。保持自己名节是好的。但追求名声，却往往使人变得虚伪可憎。在过去的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都可以找到利欲熏心、追求功名的人。很多读书人直到今天还在热衷当官。虽然由此获得的名声只限于眼前的荣耀，从真正的荣誉来看却并不光彩。(《清园书简》，第59～60页)
　　此论大有道理。按presting又可以分为生前身后两种，王先生这里讲的是生前之名，近视者更仅仅着眼于眼前；而古人则更重视身后之名——最佳状态则如辛弃疾词中所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愿意抛弃身后之名更加不容易。
　　明确表示要抛弃生前身后名的有大隐士大诗人陶渊明。他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道：
　　天道悠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按庞、邓二人都是基层政权机构的僚佐，大约是陶渊明认识颇久可以谈谈的朋友。庞主簿名遵，字通之，《宋书·隐逸传·陶渊明传》曾经提到此人，说是“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王)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后来刘宋王朝的江州刺史王弘欲与陶渊明来往须通过庞为中介，由此可以推知陶渊明认识庞通之当在晋宋易代之前，而且关系比较好，这才成其为“故人”。陶渊明写此诗时庞氏应已在江州充当主簿，与邓治中为同僚。陶渊明自己不愿意继续当官，不要权和钱(那时官俸比较优厚)而归隐了，但他并不厌弃尚在官场中的老朋友，他为人通达，一点也不偏激，不矫情。
　　陶渊明在诗中大诉其苦，历数自己的不幸，所说都属实。例如第一任夫人的去世、遭遇火灾，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收成等等，都可以在他的其他作品和史传材料中得到印证。此诗的言外大约有一点向庞、邓二人求援之意——诗末提到“锺(子)期”，以对方为知音，似乎是风雅地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但此诗的主要内容并非求援，而是总结自己的一生，向友人倾诉，阐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时贤解析此诗，我以为是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集笺注》中讲得最好。他说：
　　从结发时说起，结发如何，弱冠如何，始室如何，目前如何，颇有总结平生之意。种种贫困饥寒之状，如“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非亲历者不能道也。虽曰一生之坎坷全在自己，而题取《怨诗》，一种不平之情藏在字里行间，足见天道之不足信，善事之不足为也。“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此二句与前后似不衔接，本来叙述自己之饥寒，何以忽然说起身后名耶?盖古之贫士，多有以安贫留名者，渊明欲表自己之安贫，非以此邀名也。(《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4～115页)
　　一般地来说，知识分子不为利比较容易，不为名则难，现在如此，于古为烈。陶渊明把人生看得很透，他认为人一死就完全结束，“身后名”根本没有意思。这是他相当彻底的旷达处。我们记得先前的陶渊明并不是这样的。他曾经同古代一般士人那样“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感慨过“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而现在他对这些都觉得无所谓了。归隐是陶渊明一生中的大转折，此时他已充分认识到只有退出官场、抛弃power(权)和property(钱)才能获得自由；到晚年他思想上又有一番转折进步，又进而认识到只有抛弃presting(名)包括“身后名”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是陶渊明一生中继《归去来兮辞》之后又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当然，世界上也有三个P全要而单是不考虑身后名的人，那是最可怕的流氓；这同陶渊明式的彻底旷达完全是两回事，这里不必去谈那种人了。
　　鲁迅先生遗嘱中有三条道：“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他也是不要身后名的。三个P统统不要，连身后名亦即真正的荣誉也不要，鲁迅和陶渊明由此获得了最充分的心灵自由——而后人也没有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