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韩美林在北京的家总是门庭若市，老友叙旧的、慕名求字的、联系业务的，什么人都去，他也是什么人都接待。有位花了几乎所有积蓄买了韩美林画的80岁老人，辗转找到他鉴定，当得知是赝品时，老人伤心欲绝，他居然照着假画又画了一张，免费送给老人。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文艺组委员下榻的宾馆，韩美林的房间最是热闹。冯骥才、黄宏、莫言、成龙、姜昆等常在会后聚到他的房间，用冯骥才的话说，在一起是“谈情说爱”：谈的是大家的友情，说的是共同的爱心。当然，临走时，这些大腕们会顺手将他的画作搜刮一空。
78岁的韩美林得意地说：“因为我的作品，个个土得掉渣。我爱交友，我喜欢新生事物。每天我都像人生在重新开始一样，觉得世界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刑场上，枪响了，我却活了下来
生于山东济南的韩美林，幼年丧父，家里一贫如洗的他，13岁即辍学参加革命，到济南烈士纪念塔委员会浮雕组当通讯员。19岁时，韩美林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先后在工艺美术系、染织美术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在装饰美术系当助教。
“文革”中，韩美林与外国同学喝了一次咖啡，于是成了“外国特务”;平时说话直言不讳的他，得罪了人，又成了单位里的“反革命”;邓拓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被打成“反党集团”。他因给邓拓的诗配过画，就成了“反党集团”一分子。
“批斗再狠，毕竟还有结束的时候，还有自由。后来我‘罪大恶极’到不待在监狱里不足以惩罚我的时候，就被关进牢里。”韩美林说，“刚进去的时候，我有点不想活了，就准备了安眠药，没想到同牢房的人检举了我，我被罚跪了一天一夜。就从这20多个小时的罚跪中，我清醒了。我说我不能死，我要看看谁更坚强。”
有了求生的欲望，也让韩美林后来屡次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
还在监狱的时候，一天半夜韩美林被点到了名，有人将他头上套上麻袋，拉去刑场枪决。
“我被带到了一个山上，后面的人一脚将我踹跪下。”韩美林说起自己被行刑的经历，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当时我在中间，旁边有两个人，我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感觉到好歹要脱离苦海了。一声枪响，旁边那人的血就喷了我一身。我听到第二声枪响，以为是冲我的，就昏了过去。”
子弹没有打到韩美林，其实他只是被拉去陪刑的。
回到监狱，韩美林开始在破布上画画，画笔就是筷子。他说，“我身上的破衣服一撕就是一块，还有同牢房人走的时候，被判了死刑的，留下很多破褂子、破裤子，够画上好一阵子的。”
生活中，有些苦难很容易毁掉你，但塑造一个顽强的你，也是那些让人恨之入骨的苦难。
关了4年零7个月后，韩美林被无罪释放。7年后，他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自己的画展，这是“文革”后，继画家黄永玉之后的第二个个人画展。
正是这次画展，让中国又产生了一位大师。
心直口快、童心未泯
命运多舛的韩美林经历了三次失败婚姻。
第一次离婚是因为政治。他的妻子为了生存，跟“问题严重”的他划清界线。
第二次离婚是因为观念。韩美林先后在20多个国家举办画展，许多人邀请他定居国外，他没有同意。然而，当时的妻子却执意留在国外，他的家庭因此无奈地解体。
第三次照韩美林的说法，算是拉郎配，是朋友介绍，他们相互了解不多，结婚后矛盾重重，结果维持了短暂时间。
有人说韩美林你怎么结了离，离了结，不烦吗？韩美林说：“谁想离婚，但遇到有些事，你不离行吗？”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身边曾有过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没有看过我画过一张完整的画;另一个女人一上午就从头到尾看我画完了几十张画，后来她有事非得走，她说：‘你不准再画，等我回来才可以画。’但我忍不住又画了8张，她回来埋怨我，‘你怎么搞的？’我听完打心里高兴，我觉得她理解我。”
可是后来，就是这个女人，使韩美林一夜间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者。
被一个个女人背叛、出卖，让韩美林看清了一些事，他说，“我觉得人在患难中有一个好处，比较容易识别真正的知己。我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时代，来看我、关心我的人，是真正的朋友;见到我的顺利之时，反而远远躲开了，也许才是真正爱我的人。”
2001年，韩美林因劳累型心肌梗死入院。在几乎必死无疑的关头，他收获了至今仍甚为珍惜的爱情，与时任浙江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周健萍，组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老少恋家庭，这又让他重新焕发生机。
十几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对对方十分满意。韩美林的感觉最直接，他说：“爱情没法说，我爱我妻什么呢？答曰：全部。对我这个有一滴水就能活的人，我妻对我一笑就够了。”
周健萍这样评价自己眼中的韩美林：“他在许多方面非常弱智，看问题也有偏激的地方。他就是个孩子，一直在惹事，而且这些事很多平常人都可以避免的。现在我每时每刻都为他提心吊胆，怕他到大会小会上说些得罪人的话。所以有时我把他当作丈夫，有时又把他当成儿子。他这人没有一点心机，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他是个好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我很幸福。”
幸福的家庭，反过来让韩美林更加心直口快，童心未泯。他说：“其实我没有读多少书，学校里给我的知识不多，所以我写起文章、画起画来野马一样撒欢尥蹄，没个规矩。”
文化是女孩子，国家应该养着
真正的文化在民间，韩美林始终这么认为。
开着大篷车到民间采风，是韩美林坚持至今已有30多年的一个法宝，他说，“我们这个大篷车，今年已经跑了1万多公里，而且已经采到了国外，将来还要去印度，去尼泊尔。”
采风时，韩美林走到哪儿都入乡随俗，和老乡们一起生活。“艺术家不能到外面只收集好听的，回来就歌功颂德，民间老百姓的苦难都要去看。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干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职责，为国家献计献策，绝不献媚。”年年的民间调查，让韩美林总有第一手资料在政协会上发言。 “有些城市在建设中不知保护古城的文化特点，房子盖得千篇一律，要么奇形怪状。城市雕塑更是丑陋不堪，毫无文化内涵可言;再有，我去广东、广西采风，看到那里许多餐馆的后院变成了‘野生动物园’，什么穿山甲、猴子、老虎通通都敢吃。那么，什么人在吃？又有谁吃得起？还不是大款掏钱，当官的去吃。你说这些人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这些人能不能领导先进文化？”
韩美林曾在北方遇到一个民间艺术家，穿着一件很旧的棉袍，里面都没衣服穿。“文艺是女孩子，应该养着。”韩美林说，“因为不被重视，好多民间艺人生活很困难，一些身怀绝技的民间艺术家去世后，他们的技艺从此失传，如果我们再不抓紧时间把拯救工作做起来，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今后，我们的孩子将只知道芭比娃娃、流氓兔，到时候恐怕连布老虎都不知为何物了，如果这样就太可悲了。一个不知道保护自己文化，不知道继承自己传统的民族，你如何让人家发自内心地尊重你？”
韩美林说自己是个“杂牌军”，他的作品涉及陶、瓷、书、刻、雕、印、染、布、木、石等各个领域，而且件件从不重样。每年，他都会有许多令人惊奇的作品问世，多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国。
他笑着说：“我这人就是个杂家。我画画，也研究中国古文字;我喜欢陶艺，也对雕塑充满热情;我演过话剧，唱过歌;我喜欢动漫，也经常设计各种标志，像国航的标志、凤凰卫视的标志都是我设计的。”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是需要众多的经典来构造的，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度是由众多的大师、时代的精英标志的。韩美林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画里是找不到年龄的，他永远拥有磅礴的激情，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爱。”
无处不在的爱
穷孩子出身的韩美林是个一听见奏国歌就会掉眼泪，一听到有人困难就会立刻掏钱包献爱心的人。在北京郊区考察时，他看见“傻子村”的孩子因为喝不上含碘的干净水，得了大脖子病，很多孩子因此成了傻子。他立刻自己掏钱，买了100多个能够制造放心水的含碘的水壶，带人开车送过去。
“我下乡采风，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为了艺术，不是，因为我还是个人，我有自己的生活，我也要知道别人的生活。当别人的生活不如我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点什么。”
每次出发韩美林都要带一些钱，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那些只需要一元两元钱买笔、买本子的孩子;那些只需要一点钱，买一身戏服，买几件道具的民间艺术团。
韩美林说：“一开始发的是纸币，风大的时候，就会被刮跑。后来我们就换成钢。那些孩子一只只小手来抓，把我手都抓破了，钱掉了一地。有些孩子没有衣服穿，从土里扒出钱就含在嘴里，谁看到这儿，谁不心酸。我做这些绝对不是慈善心，不是给他钱的关系，不是掉眼泪的关系，是我们的心一下粘在一起，找到了生命的共鸣。”
从悲苦中走出的韩美林却用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1997年他在延安捐赠建立第一所韩美林希望小学，不久他又在云南、甘肃建立起两个希望小学;1998年他为南方水灾捐款10万元;2003年他为抗击“非典”捐出纪念章10万枚;他长期赞助国家体操队、女子拳击队，赞助国家芭蕾舞团的训练和演出;他先后向汶川灾区捐款120万，玉树灾区捐款100万，舟曲灾区捐款20万……
他笑着说：“我这人一生不知什么是愁，所以我把临终场景都已经设计好了：给朋友讲几个笑话，让大家高兴地送我而去。然后，把我一生积攒的作品全捐给国家，一件不留。”
韩美林准备在自己80岁时，再次举办个人艺术大展，为祖国的民族文化大发展，拿出一大批带有风向标式的、能够传承的厚重作品。他说，最主要的，我还要为国家培养出几个栋梁级的艺术人才。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家！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文艺组委员下榻的宾馆，韩美林的房间最是热闹。冯骥才、黄宏、莫言、成龙、姜昆等常在会后聚到他的房间，用冯骥才的话说，在一起是“谈情说爱”：谈的是大家的友情，说的是共同的爱心。当然，临走时，这些大腕们会顺手将他的画作搜刮一空。
78岁的韩美林得意地说：“因为我的作品，个个土得掉渣。我爱交友，我喜欢新生事物。每天我都像人生在重新开始一样，觉得世界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刑场上，枪响了，我却活了下来
生于山东济南的韩美林，幼年丧父，家里一贫如洗的他，13岁即辍学参加革命，到济南烈士纪念塔委员会浮雕组当通讯员。19岁时，韩美林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先后在工艺美术系、染织美术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在装饰美术系当助教。
“文革”中，韩美林与外国同学喝了一次咖啡，于是成了“外国特务”;平时说话直言不讳的他，得罪了人，又成了单位里的“反革命”;邓拓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被打成“反党集团”。他因给邓拓的诗配过画，就成了“反党集团”一分子。
“批斗再狠，毕竟还有结束的时候，还有自由。后来我‘罪大恶极’到不待在监狱里不足以惩罚我的时候，就被关进牢里。”韩美林说，“刚进去的时候，我有点不想活了，就准备了安眠药，没想到同牢房的人检举了我，我被罚跪了一天一夜。就从这20多个小时的罚跪中，我清醒了。我说我不能死，我要看看谁更坚强。”
有了求生的欲望，也让韩美林后来屡次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
还在监狱的时候，一天半夜韩美林被点到了名，有人将他头上套上麻袋，拉去刑场枪决。
“我被带到了一个山上，后面的人一脚将我踹跪下。”韩美林说起自己被行刑的经历，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当时我在中间，旁边有两个人，我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感觉到好歹要脱离苦海了。一声枪响，旁边那人的血就喷了我一身。我听到第二声枪响，以为是冲我的，就昏了过去。”
子弹没有打到韩美林，其实他只是被拉去陪刑的。
回到监狱，韩美林开始在破布上画画，画笔就是筷子。他说，“我身上的破衣服一撕就是一块，还有同牢房人走的时候，被判了死刑的，留下很多破褂子、破裤子，够画上好一阵子的。”
生活中，有些苦难很容易毁掉你，但塑造一个顽强的你，也是那些让人恨之入骨的苦难。
关了4年零7个月后，韩美林被无罪释放。7年后，他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自己的画展，这是“文革”后，继画家黄永玉之后的第二个个人画展。
正是这次画展，让中国又产生了一位大师。
心直口快、童心未泯
命运多舛的韩美林经历了三次失败婚姻。
第一次离婚是因为政治。他的妻子为了生存，跟“问题严重”的他划清界线。
第二次离婚是因为观念。韩美林先后在20多个国家举办画展，许多人邀请他定居国外，他没有同意。然而，当时的妻子却执意留在国外，他的家庭因此无奈地解体。
第三次照韩美林的说法，算是拉郎配，是朋友介绍，他们相互了解不多，结婚后矛盾重重，结果维持了短暂时间。
有人说韩美林你怎么结了离，离了结，不烦吗？韩美林说：“谁想离婚，但遇到有些事，你不离行吗？”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身边曾有过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没有看过我画过一张完整的画;另一个女人一上午就从头到尾看我画完了几十张画，后来她有事非得走，她说：‘你不准再画，等我回来才可以画。’但我忍不住又画了8张，她回来埋怨我，‘你怎么搞的？’我听完打心里高兴，我觉得她理解我。”
可是后来，就是这个女人，使韩美林一夜间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者。
被一个个女人背叛、出卖，让韩美林看清了一些事，他说，“我觉得人在患难中有一个好处，比较容易识别真正的知己。我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时代，来看我、关心我的人，是真正的朋友;见到我的顺利之时，反而远远躲开了，也许才是真正爱我的人。”
2001年，韩美林因劳累型心肌梗死入院。在几乎必死无疑的关头，他收获了至今仍甚为珍惜的爱情，与时任浙江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周健萍，组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老少恋家庭，这又让他重新焕发生机。
十几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对对方十分满意。韩美林的感觉最直接，他说：“爱情没法说，我爱我妻什么呢？答曰：全部。对我这个有一滴水就能活的人，我妻对我一笑就够了。”
周健萍这样评价自己眼中的韩美林：“他在许多方面非常弱智，看问题也有偏激的地方。他就是个孩子，一直在惹事，而且这些事很多平常人都可以避免的。现在我每时每刻都为他提心吊胆，怕他到大会小会上说些得罪人的话。所以有时我把他当作丈夫，有时又把他当成儿子。他这人没有一点心机，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他是个好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我很幸福。”
幸福的家庭，反过来让韩美林更加心直口快，童心未泯。他说：“其实我没有读多少书，学校里给我的知识不多，所以我写起文章、画起画来野马一样撒欢尥蹄，没个规矩。”
文化是女孩子，国家应该养着
真正的文化在民间，韩美林始终这么认为。
开着大篷车到民间采风，是韩美林坚持至今已有30多年的一个法宝，他说，“我们这个大篷车，今年已经跑了1万多公里，而且已经采到了国外，将来还要去印度，去尼泊尔。”
采风时，韩美林走到哪儿都入乡随俗，和老乡们一起生活。“艺术家不能到外面只收集好听的，回来就歌功颂德，民间老百姓的苦难都要去看。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干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职责，为国家献计献策，绝不献媚。”年年的民间调查，让韩美林总有第一手资料在政协会上发言。 “有些城市在建设中不知保护古城的文化特点，房子盖得千篇一律，要么奇形怪状。城市雕塑更是丑陋不堪，毫无文化内涵可言;再有，我去广东、广西采风，看到那里许多餐馆的后院变成了‘野生动物园’，什么穿山甲、猴子、老虎通通都敢吃。那么，什么人在吃？又有谁吃得起？还不是大款掏钱，当官的去吃。你说这些人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这些人能不能领导先进文化？”
韩美林曾在北方遇到一个民间艺术家，穿着一件很旧的棉袍，里面都没衣服穿。“文艺是女孩子，应该养着。”韩美林说，“因为不被重视，好多民间艺人生活很困难，一些身怀绝技的民间艺术家去世后，他们的技艺从此失传，如果我们再不抓紧时间把拯救工作做起来，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今后，我们的孩子将只知道芭比娃娃、流氓兔，到时候恐怕连布老虎都不知为何物了，如果这样就太可悲了。一个不知道保护自己文化，不知道继承自己传统的民族，你如何让人家发自内心地尊重你？”
韩美林说自己是个“杂牌军”，他的作品涉及陶、瓷、书、刻、雕、印、染、布、木、石等各个领域，而且件件从不重样。每年，他都会有许多令人惊奇的作品问世，多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国。
他笑着说：“我这人就是个杂家。我画画，也研究中国古文字;我喜欢陶艺，也对雕塑充满热情;我演过话剧，唱过歌;我喜欢动漫，也经常设计各种标志，像国航的标志、凤凰卫视的标志都是我设计的。”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是需要众多的经典来构造的，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度是由众多的大师、时代的精英标志的。韩美林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画里是找不到年龄的，他永远拥有磅礴的激情，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爱。”
无处不在的爱
穷孩子出身的韩美林是个一听见奏国歌就会掉眼泪，一听到有人困难就会立刻掏钱包献爱心的人。在北京郊区考察时，他看见“傻子村”的孩子因为喝不上含碘的干净水，得了大脖子病，很多孩子因此成了傻子。他立刻自己掏钱，买了100多个能够制造放心水的含碘的水壶，带人开车送过去。
“我下乡采风，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为了艺术，不是，因为我还是个人，我有自己的生活，我也要知道别人的生活。当别人的生活不如我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点什么。”
每次出发韩美林都要带一些钱，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那些只需要一元两元钱买笔、买本子的孩子;那些只需要一点钱，买一身戏服，买几件道具的民间艺术团。
韩美林说：“一开始发的是纸币，风大的时候，就会被刮跑。后来我们就换成钢。那些孩子一只只小手来抓，把我手都抓破了，钱掉了一地。有些孩子没有衣服穿，从土里扒出钱就含在嘴里，谁看到这儿，谁不心酸。我做这些绝对不是慈善心，不是给他钱的关系，不是掉眼泪的关系，是我们的心一下粘在一起，找到了生命的共鸣。”
从悲苦中走出的韩美林却用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1997年他在延安捐赠建立第一所韩美林希望小学，不久他又在云南、甘肃建立起两个希望小学;1998年他为南方水灾捐款10万元;2003年他为抗击“非典”捐出纪念章10万枚;他长期赞助国家体操队、女子拳击队，赞助国家芭蕾舞团的训练和演出;他先后向汶川灾区捐款120万，玉树灾区捐款100万，舟曲灾区捐款20万……
他笑着说：“我这人一生不知什么是愁，所以我把临终场景都已经设计好了：给朋友讲几个笑话，让大家高兴地送我而去。然后，把我一生积攒的作品全捐给国家，一件不留。”
韩美林准备在自己80岁时，再次举办个人艺术大展，为祖国的民族文化大发展，拿出一大批带有风向标式的、能够传承的厚重作品。他说，最主要的，我还要为国家培养出几个栋梁级的艺术人才。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家！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