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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傅雷是我国近代以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大师，其翻译、创作活动为读者留下了经久弥香的文学财富，尤其是对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非凡的影响。傅雷在美术和音乐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对艺术美的追求反映到其翻译出版活动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美学思想。文章回顾了傅雷的主要翻译出版实践活动，并重点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他的翻译出版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关 键 词】傅雷;翻译;出版;美育
【作者单位】郭敏，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英语笔语文本复杂度研究”（16CYY029）;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Nanhu Scholars Program for Young Scholars of XYNU）;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项目。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4.023
傅雷是我国现代优秀翻译家中的“法国通”，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中，几百万字的翻译硕果，将法国文学的大师之作悉数展现给中国读者，演绎了西方艺术观的中国版本。傅雷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极深，作为翻译大家，他对美术和音乐也有着透彻的研究，常常将绘画和音乐之精神引申到翻译工作中，从而构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美学思想。傅雷的翻译出版实践推动了中国语言和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也为当下的翻译出版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前辈经验。
一、傅雷的主要翻译出版实践活动
傅雷是成长于五四时期的翻译出版大家，他将五四精神融入翻译出版实践活动中，以译笔为工具为中国读者创造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他是法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奠基者，其翻译出版活动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 1927年至1931年，傅雷在法国留学，这是他翻译出版生涯的奠基时期，建立了他对法国文学的全面了解和深厚感情;1931年回国后到1949年，傅雷正式投身翻译出版工作，大部分出版的译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傅雷迎来了翻译出版生涯的第二个高峰，也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翻译界的权威地位。
1927年，傅雷赴巴黎大学留学，专攻艺术理论，对罗曼·罗兰推崇备至，开始爱上音乐、美术等艺术活动，其间小试牛刀翻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1931年，傅雷回国并于上海美专任教，教授法语和美术史，正式投身到法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中。这期间，他于《艺术旬刊》和《时事新报》发表多篇文章，如《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美术史讲座》等，开始系统地介绍法国艺术文化思想。
1931年到1936年间，傅雷先后翻译出版了《贝多芬传》《夏洛外传》《米开朗琪罗传》《伏尔泰传》《服尔都传》五部传记，奠定了其在法国文学翻译领域的权威地位。这五部传记也是其宣扬坚韧奋斗、大勇主义英雄精神的有力武器。1931年11月，傅雷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同期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编写了《美术史讲义》。1932年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并由上海美专出版。1934年12月初，与时常青共同创办《时事汇报》周刊，傅雷任总编辑，在灰暗的年代里以文字揭露社会弊端、描述人物的奋斗抗争，三个月后因亏损而停刊。抗战爆发后，傅雷集中精力翻译出版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罗素的《幸福之路》，进一步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表达对侵略者的控诉和对国民精神的期许。1944年，傅雷开始将翻译笔锋转向另一位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先后出版了译著《亚尔培·萨伐龙》《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1945年10月，傅雷与周煦良合作创办《新语》杂志，以拯救国家、唤醒民众，可惜因为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和被邮局扣发，只出了五期便停刊。抗战胜利后，傅雷与友人合编《新月》，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时政的文章，表明自己的民主进步思想，同期出版了系统介绍英国绘画艺术的《英国绘画》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雷的翻译出版事业迎来又一个高峰。他以对美学的高度追求先后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大量著作，如《贝姨》《夏倍上校》《賽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幻灭》等，并成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会员，其间重译了《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在被迫害期间，后世广为传颂的《傅雷家书》问世。2009年，法国驻华大使馆以傅雷命名“傅雷翻译出版奖”，以表彰其为法语翻译和出版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以此奖项奖励年度中国翻译和出版的最优秀法语图书。
从傅雷的翻译出版实践活动来看，法文到中文的编译活动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尤其在翻译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两位法国文豪的作品上，其占据了权威地位。由于傅雷接受了系统的艺术教育，对“美”的追求成为他翻译出版活动中的主体思想之一。
二、傅雷翻译出版的美学思想解读
1.神似：傅雷翻译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现
傅雷认为，翻译美学的核心体现就在于“神似”，这种神似就是从文艺美学视角去临摹文学翻译，从而运用美学的原理解释翻译活动[2]。傅雷很早以前就研究过艺术史，对我国绘画诗文和古典美学演绎的形神论非常了解，从而能够将其引申到文学翻译领域。翻译不必一字一句地计较形式上的得失，而应着重追求对神韵的表达。但是，神似必须建立在形似的基础之上，二者并不是尖锐对立的，神似是一切翻译活动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为达成神似，傅雷认为文学翻译必须走好两道程序：其一，领会原文，傅雷在翻译任何一部作品前都会对原作至少精读四五遍，否则“决不动手”，只有对原作进行透彻理解，翻译才能有神似的前提;其二，高效表达，翻译表达要能够将原作字句的“声色”完美地体现出来，在傅雷看来，对原文字斟句酌，是翻译做到神似的关键，在译作中应做到合理保留，从而使原作神韵不至于流失。
2.形神融合：翻译活动的意蕴之美 傅雷是一个艺术全才，对文学翻译、音乐和美术都有很深入的研究。音乐和美术是最讲究意蕴之美的，因此，文学翻译也应该追求这种“共同气息”和“内涵之神”，达到一种形神融合的最高境界。傅雷在重译《高老头》时明确表示，翻译就和创造画作一样，形似是基础，神似是追求，这说明他的翻译神似观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即形神兼备，应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最终展现原作的意蕴。傅雷不认可那种死板的形似，也不认可屈服于异国文字和文化特性的被动的神似，在原文与译文之间，达成形神兼备的中和、平衡之美，才是翻译家应该做好的工作。在他的译作《查第格》中就有这样一句经典——“一听这消息，查第格当场晕倒，痛苦得死去活来。”这句话的直译应该是“他的痛苦将其置于坟墓的边缘。”显然，傅雷并没有完全忠实原文的形，而是在保留其义的基础上，以更加传神的表达翻译出来。正是这种尽显翻译大家风范的形神融合本领，方使读者感受到翻译的意蕴之美。
3.小处见美：翻译出版活动的小节之美
傅雷翻译出版美学思想的实践可以从两个角度具体解读：一个是微观之美，即小处见美;一个是宏观之美，即大处出美。所谓小处见美，是指傅雷在翻译实践中非常重视对细节的把握。这些细节包括一些专有名词、人物称呼以及场景描写，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之处，在傅雷看来都是构成一本优秀译作的必需零件，最终也会对译作的美学造成重大影响[3]。对于一本译作而言，读者最先看到的是包括书名在内的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因此，这也是傅雷翻译的重中之重。在傅雷看来，书名的翻译不仅直接反映译者的功力，更能为整部作品增色不少。以《高老头》为例，原著的书名如果直译就是“高里奥父亲”，但是傅雷在综合考量人物个性、文化差异等因素后，将其翻译成“高老头”，这种重视细节的处理，是其翻译水平的最好诠释。
傅雷一生推崇为艺术而献身，其编辑出版活动也忠实执行了这种艺术的美学追求。在书刊出版时，傅雷对印刷质量和装帧设计工作非常重视，其出版的译作和编辑出版的刊物大多印刷精美、用纸考究，并采用了不同的版式和开本，使得书籍的品貌往往很有“看头”。众所周知，傅雷与国画大师黄宾虹是忘年之交。由于深受黄宾虹艺术思想和手法的影响，傅雷非常看重出版刊物的小处之美，往往亲历编排策划工作，对书籍的封面编排、目录设计、标题插图、字体字号、版式设计、纸张选型等，每一样都追求尽善尽美。傅雷出版的著作尽管大部分是简装本，但却通过追求细节之美赢得了读者青睐，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读者爱不释手的经典。
4.大处出美：翻译出版活动的宏观之美
如前所述，傅雷对翻译美学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对小节的处理上，也反映到对整体文本的宏观美育上，这种面面俱到的翻译艺术追求使得傅雷成为现代翻译史上的一代大家。傅雷翻译的大处之美主要体现在全书的文笔、用词以及感情色彩等宏观层面上。首先，在文笔上，傅雷在翻译中强调语言的流畅性和完整性，在对原作忠实的基础上，避免生搬硬套，文笔之妙用在于传神，而不是一字一句地直译[4]。其次，在用词上，傅雷在翻译中强调用词的丰富性和活泼性，不喜单调和刻板的翻译，他的译作用词非常考究，同一个词尽量不多次使用。
对宏观美育的追求也反映到他的出版活动中，提升书刊的文化精神，让出版变得“有血有肉”，契合时代精神，是傅雷编辑出版的大处之美。傅雷回国后立马投身到《艺术旬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为当时国内沉闷死板的艺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新风，这也使他有了艺术家的美誉。其后，他还编撰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将他的教学心得提炼成一本当时十分缺乏的美术教材。抗战胜利后，他又先后在《新语》和《周报》上刊发多篇文章和政论，喊出了追求民主的时代强音。傅雷所处年代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纷乱不止的时期，他的著作出版往往追求一种简约之美，体现了一种简约朴素、摒弃奢靡之风的时代精神。
三、傅雷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当代意义
1.翻译出版活动应满足民众美育需求
傅雷的法国留学经历不仅奠定了他深厚的法语文学素养，也使他在法国艺术气息的熏陶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细胞，在绘画和音乐艺术上造诣颇深，而这种艺术素养又反哺了他的文学翻译出版活动[5]。傅雷是一个追求美的人，这点在他的翻译出版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美育思想糅合了西方文化精神，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出版品格。
傅雷的翻译出版活动契合了时代精神，且很好地将这种时代精神融入人们的美育需求中。傅雷于抗战时期出版的译著，向人们宣讲了爱国精神之美，将无数读者从浑噩堕落中唤醒;于解放战争期间出版的译著，向人们宣讲了民主精神之美，塑造了人们反对暴政、追求民主的大勇之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译著，向人们宣讲了家庭伦理之美，《傅雷家书》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庭教育。这些书的出版并没有受到既定出版思路的影响，满足读者的美育需求，出版顺应时代精神的刊物，这也是当代出版活动应该深入挖掘的内驱力。
2.翻译出版价值应营造人生快乐体验
傅雷作为一名受人敬仰的文化大家，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功底，并且无时无刻不把读者装在心里。他编辑刊发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书籍都以引导读者、开释读者为己任，并将给读者带去人生的快乐体验视为著作出版的重要价值追求，而他自己也从中收获了快乐体验。傅雷对著作出版的重要环节都会“斤斤计较”，尽力把控好出版的小美和大美，这从书名上就可见一斑。例如，《人生的五大问题》最初的书名是“情操与时尚”，但傅雷认为原名太过晦涩古板，难以勾起读者的愉悦之感;同样，《恋爱与牺牲》原名为“曼伊帕与解脱”，而新书名则能瞬间勾起读者心中关于恋爱这一人生主题的兴趣与思考。
内容的可读性也是造成傅雷作品出版热的关键。其引起巨大反响的《傅雷家书》，使读者深刻体会到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的本真樂趣，是带给读者人生快乐体验的主要源泉。可见，中国出版应练好内功，坚持走内容至上的道路，摒弃急功近利之风气，不过度追求流量营销、快餐文学，不断推出可读性强的作品，才能为出版事业树立一座又一座像《傅雷家书》这样的丰碑。
3.翻译出版活动应体现时代精神之美
傅雷和鲁迅一样，深感拯救中华民族，关键在于拯救其精神，在于重塑民族之“大勇主义”。从1931年回国直至去世，傅雷将大半生都献给了翻译事业，他将时代责任感融入翻译艺术和出版活动中，演绎了洁白雪亮的傅雷精神[6]。他的作品都是结合特定的时代语境，有针对性地选择和打磨出来的。傅雷以笔为刀，希冀将自己的作品打造为国人的灵魂导师，试图通过赋予翻译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引导国家的正确走向，这正是一个翻译出版家的中国心。傅雷的出版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目的性，从封面到内容都能够深度契合时代的中心宣传任务，这就是他出版活动追求的国家意识。现今的出版工作应学习傅雷的编辑精神，把握时代价值，以启迪思想、普及教育、传播时代精神为使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版物的社会效益。
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文学家，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学财富。他一生译著颇丰，在法国文学作品翻译中占据权威地位，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美学思想。傅雷的一切文学活动最终都凝结到出版的书籍中，其翻译出版实践是涤荡当今文学出版浮躁、肤浅之风的有力武器，为翻译出版指明了一条回归初心的发展之道。
|参考文献|
[1]岑瑶.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傅雷翻译思想在《高老头》中的体现[D]. 长沙：中南大学， 2011.
[2]沈家会. 傅雷翻译“神似”论的美学因缘[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3]阴亚娇. 傅雷家教思想中的道德教育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J]. 现代交际， 2017（23）.
[4]邵炜. 从傅雷《艺术哲学》的翻译看翻译的接受美学[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6）.
[5]茆云龙. 傅雷“神似”翻译观的美学探究——以傅译《幻灭》为例[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5.
[6]欧爱萍. 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与文学翻译基础理论应用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2.
【关 键 词】傅雷;翻译;出版;美育
【作者单位】郭敏，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英语笔语文本复杂度研究”（16CYY029）;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Nanhu Scholars Program for Young Scholars of XYNU）;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项目。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4.023
傅雷是我国现代优秀翻译家中的“法国通”，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中，几百万字的翻译硕果，将法国文学的大师之作悉数展现给中国读者，演绎了西方艺术观的中国版本。傅雷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极深，作为翻译大家，他对美术和音乐也有着透彻的研究，常常将绘画和音乐之精神引申到翻译工作中，从而构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美学思想。傅雷的翻译出版实践推动了中国语言和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也为当下的翻译出版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前辈经验。
一、傅雷的主要翻译出版实践活动
傅雷是成长于五四时期的翻译出版大家，他将五四精神融入翻译出版实践活动中，以译笔为工具为中国读者创造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他是法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奠基者，其翻译出版活动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 1927年至1931年，傅雷在法国留学，这是他翻译出版生涯的奠基时期，建立了他对法国文学的全面了解和深厚感情;1931年回国后到1949年，傅雷正式投身翻译出版工作，大部分出版的译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傅雷迎来了翻译出版生涯的第二个高峰，也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翻译界的权威地位。
1927年，傅雷赴巴黎大学留学，专攻艺术理论，对罗曼·罗兰推崇备至，开始爱上音乐、美术等艺术活动，其间小试牛刀翻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1931年，傅雷回国并于上海美专任教，教授法语和美术史，正式投身到法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中。这期间，他于《艺术旬刊》和《时事新报》发表多篇文章，如《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美术史讲座》等，开始系统地介绍法国艺术文化思想。
1931年到1936年间，傅雷先后翻译出版了《贝多芬传》《夏洛外传》《米开朗琪罗传》《伏尔泰传》《服尔都传》五部传记，奠定了其在法国文学翻译领域的权威地位。这五部传记也是其宣扬坚韧奋斗、大勇主义英雄精神的有力武器。1931年11月，傅雷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同期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编写了《美术史讲义》。1932年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并由上海美专出版。1934年12月初，与时常青共同创办《时事汇报》周刊，傅雷任总编辑，在灰暗的年代里以文字揭露社会弊端、描述人物的奋斗抗争，三个月后因亏损而停刊。抗战爆发后，傅雷集中精力翻译出版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罗素的《幸福之路》，进一步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表达对侵略者的控诉和对国民精神的期许。1944年，傅雷开始将翻译笔锋转向另一位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先后出版了译著《亚尔培·萨伐龙》《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1945年10月，傅雷与周煦良合作创办《新语》杂志，以拯救国家、唤醒民众，可惜因为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和被邮局扣发，只出了五期便停刊。抗战胜利后，傅雷与友人合编《新月》，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时政的文章，表明自己的民主进步思想，同期出版了系统介绍英国绘画艺术的《英国绘画》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雷的翻译出版事业迎来又一个高峰。他以对美学的高度追求先后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大量著作，如《贝姨》《夏倍上校》《賽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幻灭》等，并成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会员，其间重译了《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在被迫害期间，后世广为传颂的《傅雷家书》问世。2009年，法国驻华大使馆以傅雷命名“傅雷翻译出版奖”，以表彰其为法语翻译和出版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以此奖项奖励年度中国翻译和出版的最优秀法语图书。
从傅雷的翻译出版实践活动来看，法文到中文的编译活动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尤其在翻译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两位法国文豪的作品上，其占据了权威地位。由于傅雷接受了系统的艺术教育，对“美”的追求成为他翻译出版活动中的主体思想之一。
二、傅雷翻译出版的美学思想解读
1.神似：傅雷翻译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现
傅雷认为，翻译美学的核心体现就在于“神似”，这种神似就是从文艺美学视角去临摹文学翻译，从而运用美学的原理解释翻译活动[2]。傅雷很早以前就研究过艺术史，对我国绘画诗文和古典美学演绎的形神论非常了解，从而能够将其引申到文学翻译领域。翻译不必一字一句地计较形式上的得失，而应着重追求对神韵的表达。但是，神似必须建立在形似的基础之上，二者并不是尖锐对立的，神似是一切翻译活动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为达成神似，傅雷认为文学翻译必须走好两道程序：其一，领会原文，傅雷在翻译任何一部作品前都会对原作至少精读四五遍，否则“决不动手”，只有对原作进行透彻理解，翻译才能有神似的前提;其二，高效表达，翻译表达要能够将原作字句的“声色”完美地体现出来，在傅雷看来，对原文字斟句酌，是翻译做到神似的关键，在译作中应做到合理保留，从而使原作神韵不至于流失。
2.形神融合：翻译活动的意蕴之美 傅雷是一个艺术全才，对文学翻译、音乐和美术都有很深入的研究。音乐和美术是最讲究意蕴之美的，因此，文学翻译也应该追求这种“共同气息”和“内涵之神”，达到一种形神融合的最高境界。傅雷在重译《高老头》时明确表示，翻译就和创造画作一样，形似是基础，神似是追求，这说明他的翻译神似观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即形神兼备，应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最终展现原作的意蕴。傅雷不认可那种死板的形似，也不认可屈服于异国文字和文化特性的被动的神似，在原文与译文之间，达成形神兼备的中和、平衡之美，才是翻译家应该做好的工作。在他的译作《查第格》中就有这样一句经典——“一听这消息，查第格当场晕倒，痛苦得死去活来。”这句话的直译应该是“他的痛苦将其置于坟墓的边缘。”显然，傅雷并没有完全忠实原文的形，而是在保留其义的基础上，以更加传神的表达翻译出来。正是这种尽显翻译大家风范的形神融合本领，方使读者感受到翻译的意蕴之美。
3.小处见美：翻译出版活动的小节之美
傅雷翻译出版美学思想的实践可以从两个角度具体解读：一个是微观之美，即小处见美;一个是宏观之美，即大处出美。所谓小处见美，是指傅雷在翻译实践中非常重视对细节的把握。这些细节包括一些专有名词、人物称呼以及场景描写，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之处，在傅雷看来都是构成一本优秀译作的必需零件，最终也会对译作的美学造成重大影响[3]。对于一本译作而言，读者最先看到的是包括书名在内的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因此，这也是傅雷翻译的重中之重。在傅雷看来，书名的翻译不仅直接反映译者的功力，更能为整部作品增色不少。以《高老头》为例，原著的书名如果直译就是“高里奥父亲”，但是傅雷在综合考量人物个性、文化差异等因素后，将其翻译成“高老头”，这种重视细节的处理，是其翻译水平的最好诠释。
傅雷一生推崇为艺术而献身，其编辑出版活动也忠实执行了这种艺术的美学追求。在书刊出版时，傅雷对印刷质量和装帧设计工作非常重视，其出版的译作和编辑出版的刊物大多印刷精美、用纸考究，并采用了不同的版式和开本，使得书籍的品貌往往很有“看头”。众所周知，傅雷与国画大师黄宾虹是忘年之交。由于深受黄宾虹艺术思想和手法的影响，傅雷非常看重出版刊物的小处之美，往往亲历编排策划工作，对书籍的封面编排、目录设计、标题插图、字体字号、版式设计、纸张选型等，每一样都追求尽善尽美。傅雷出版的著作尽管大部分是简装本，但却通过追求细节之美赢得了读者青睐，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读者爱不释手的经典。
4.大处出美：翻译出版活动的宏观之美
如前所述，傅雷对翻译美学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对小节的处理上，也反映到对整体文本的宏观美育上，这种面面俱到的翻译艺术追求使得傅雷成为现代翻译史上的一代大家。傅雷翻译的大处之美主要体现在全书的文笔、用词以及感情色彩等宏观层面上。首先，在文笔上，傅雷在翻译中强调语言的流畅性和完整性，在对原作忠实的基础上，避免生搬硬套，文笔之妙用在于传神，而不是一字一句地直译[4]。其次，在用词上，傅雷在翻译中强调用词的丰富性和活泼性，不喜单调和刻板的翻译，他的译作用词非常考究，同一个词尽量不多次使用。
对宏观美育的追求也反映到他的出版活动中，提升书刊的文化精神，让出版变得“有血有肉”，契合时代精神，是傅雷编辑出版的大处之美。傅雷回国后立马投身到《艺术旬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为当时国内沉闷死板的艺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新风，这也使他有了艺术家的美誉。其后，他还编撰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将他的教学心得提炼成一本当时十分缺乏的美术教材。抗战胜利后，他又先后在《新语》和《周报》上刊发多篇文章和政论，喊出了追求民主的时代强音。傅雷所处年代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纷乱不止的时期，他的著作出版往往追求一种简约之美，体现了一种简约朴素、摒弃奢靡之风的时代精神。
三、傅雷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当代意义
1.翻译出版活动应满足民众美育需求
傅雷的法国留学经历不仅奠定了他深厚的法语文学素养，也使他在法国艺术气息的熏陶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细胞，在绘画和音乐艺术上造诣颇深，而这种艺术素养又反哺了他的文学翻译出版活动[5]。傅雷是一个追求美的人，这点在他的翻译出版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美育思想糅合了西方文化精神，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出版品格。
傅雷的翻译出版活动契合了时代精神，且很好地将这种时代精神融入人们的美育需求中。傅雷于抗战时期出版的译著，向人们宣讲了爱国精神之美，将无数读者从浑噩堕落中唤醒;于解放战争期间出版的译著，向人们宣讲了民主精神之美，塑造了人们反对暴政、追求民主的大勇之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译著，向人们宣讲了家庭伦理之美，《傅雷家书》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庭教育。这些书的出版并没有受到既定出版思路的影响，满足读者的美育需求，出版顺应时代精神的刊物，这也是当代出版活动应该深入挖掘的内驱力。
2.翻译出版价值应营造人生快乐体验
傅雷作为一名受人敬仰的文化大家，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功底，并且无时无刻不把读者装在心里。他编辑刊发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书籍都以引导读者、开释读者为己任，并将给读者带去人生的快乐体验视为著作出版的重要价值追求，而他自己也从中收获了快乐体验。傅雷对著作出版的重要环节都会“斤斤计较”，尽力把控好出版的小美和大美，这从书名上就可见一斑。例如，《人生的五大问题》最初的书名是“情操与时尚”，但傅雷认为原名太过晦涩古板，难以勾起读者的愉悦之感;同样，《恋爱与牺牲》原名为“曼伊帕与解脱”，而新书名则能瞬间勾起读者心中关于恋爱这一人生主题的兴趣与思考。
内容的可读性也是造成傅雷作品出版热的关键。其引起巨大反响的《傅雷家书》，使读者深刻体会到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的本真樂趣，是带给读者人生快乐体验的主要源泉。可见，中国出版应练好内功，坚持走内容至上的道路，摒弃急功近利之风气，不过度追求流量营销、快餐文学，不断推出可读性强的作品，才能为出版事业树立一座又一座像《傅雷家书》这样的丰碑。
3.翻译出版活动应体现时代精神之美
傅雷和鲁迅一样，深感拯救中华民族，关键在于拯救其精神，在于重塑民族之“大勇主义”。从1931年回国直至去世，傅雷将大半生都献给了翻译事业，他将时代责任感融入翻译艺术和出版活动中，演绎了洁白雪亮的傅雷精神[6]。他的作品都是结合特定的时代语境，有针对性地选择和打磨出来的。傅雷以笔为刀，希冀将自己的作品打造为国人的灵魂导师，试图通过赋予翻译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引导国家的正确走向，这正是一个翻译出版家的中国心。傅雷的出版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目的性，从封面到内容都能够深度契合时代的中心宣传任务，这就是他出版活动追求的国家意识。现今的出版工作应学习傅雷的编辑精神，把握时代价值，以启迪思想、普及教育、传播时代精神为使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版物的社会效益。
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文学家，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学财富。他一生译著颇丰，在法国文学作品翻译中占据权威地位，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美学思想。傅雷的一切文学活动最终都凝结到出版的书籍中，其翻译出版实践是涤荡当今文学出版浮躁、肤浅之风的有力武器，为翻译出版指明了一条回归初心的发展之道。
|参考文献|
[1]岑瑶.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傅雷翻译思想在《高老头》中的体现[D]. 长沙：中南大学， 2011.
[2]沈家会. 傅雷翻译“神似”论的美学因缘[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3]阴亚娇. 傅雷家教思想中的道德教育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J]. 现代交际， 2017（23）.
[4]邵炜. 从傅雷《艺术哲学》的翻译看翻译的接受美学[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6）.
[5]茆云龙. 傅雷“神似”翻译观的美学探究——以傅译《幻灭》为例[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5.
[6]欧爱萍. 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与文学翻译基础理论应用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