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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市场；羁縻制度；社会变迁
【作 者】麦思杰，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广州，510320。
【中图分类号】K28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96-009
Regional Economic and the Jimi System
——Research on Jimi System of Zuo You Jiang Region in Song Dynasty
Mai Sijie
Abstract：Academia considers that the Tusi system in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after Yuan Dynasty results from the Jimi system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past research，scholar analyse the origin of Tusi system in the political control. The author inquires into the f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usi system after Yuan Dynasty as ZuoYou Jiang region of Guangxi an example. The author considers this system ties up social structure，way of life and market trade in this region. It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in market between the Dongqiu and Dynasty.
Key words：Market；the Jimi system；social changes
引 言
在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中，西南边疆地区的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一直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土司问题置于王朝的权力体系下讨论，审视朝廷如何借助这一制度对周边的“蛮夷”之地展开“羁縻”。但回顾这些研究，鲜有从地域社会经济的角度讨论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造成这一研究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基本上是以帝国的政治为出发点，而非从地方历史本身。我们必须明白，将土司制度研究置于宏大中国历史进程中讨论，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息息相关，其问题的指向在于回答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造成的。这些研究实质上是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话语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新史学的模式下，仅做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地方历史的过程里，“自下而上”地回答土司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因素，动态地观察土司制度的发展与地方历史之间的关系。
广西素为“蛮夷之区”，历来朝廷视之为“藩篱之地”。元明以后，王朝在左右江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并依赖土司属下的?兵逐步将广西中、东部地区大量的瑶、壮纳入至王朝的权力体系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广西区域社会史与土司制度在地方社会的构建息息相关。因此，对土司制度理解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广西区域社会史脉络的把握。同时，对土司制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我们对宋代羁縻制度的把握。本文试图从宋代左右江社会与王朝典章制度的关系入手，探讨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希望透过这一历史过程的探讨，揭示这一羁縻制度的构建，如何为元代以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建立基础，同时直接影响到元明以后的广西区域格局。
讨论宋代广西，最困难的地方无疑是史料的阙失与单一。以往学界在讨论宋代广西主要依靠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以及《元史》、《宋会要辑稿》和少数官员文集，但这些史料为王朝及各级官员所书写，并不能直接反映地方不同族群的声音。但笔者认为，透过对这些史料的考证与重新解读，仍能读出宋代广西地方社会的基本情况以及演变的历史过程。
一、“侬智高叛乱”的平定与军事征调制度的建立
本文讨论的左、右江两江位于南宁以西，为邕江上游的两条支流。左江位于南宁西南部，上游水口河与平而河分别发源于越南北部，两河于龙州城南汇成左江。右江位于南宁西北方向，发源于云南省广南县境内的杨梅山。左、右两江在南宁宋村会合成为邕江。从历史上看，虽然两江地区在地理上相对独立，但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相当紧密。在北宋以前，各种史料对于左右江地区基本情况的记载甚少。而从史料的记载情况可以看出，两个地区并非同时进入朝廷权力体系的，左江为唐宋年间，而右江地区则在北宋皇佑以后。因此，本文要讨论左右江地区的“历史”实质上是从左江地区开始。
关于左江地区，唐代笔记《岭表录异》中有这样一句描述：
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蛮市。①
石溪口，即宋代左江之思明州，今之宁明。从这段史料看，石溪口为当时重要的贸易地点，而这些贸易之所以能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并为其记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有着相当重要的区域意义。
北宋以后，官方的史料对左江地区的记载逐渐增加。透过这些史料，我们依稀看到当地社会的基本情况。北宋初期，左江地区势力最为强大的为广源州侬氏，整个地区基本为其控制：
广源州蛮侬氏，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源，地峭绝深阻，产黄金、丹砂，颇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战斗，轻死好乱。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侬氏为首领，互相劫掠。唐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黄氏纳贡，而十三州二十九州岛之蛮皆定。自交趾蛮据有安南，而广源虽号邕管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②
由上引材料我们得知，左江地区“种落”繁多，存在着数个不同姓氏的酋落。在唐代左江诸姓之中，以黄氏最为强大，李唐王朝主要透过黄氏对左江地区进行羁縻。至北宋年间，侬氏崛起取而代之，左江诸酋落皆对其称臣。关于左江侬氏，南宋静江知府范成大在其所著的《桂海虞衡志》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述：
羁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旧有四道侬氏，谓安平、武勒、忠浪，七源三州，皆侬姓。又有四道黄氏，谓安德、归乐、露成、田州四州，皆黄姓。③
以上材料告诉我们，宋代黄氏的势力已基本退出左江，其控制范围主要集中在右江的安德、归乐、露成、田州等地。而左江地区基本为侬氏所控制。同时，材料揭示了唐宋之间，虽朝廷对左江地区实行羁縻，但与其联系相当松散，“名为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甚至可以说朝廷对左江“诸蛮”的控制只是名义上的。左江地区实质上是处于王朝与交趾权力交集的边缘地带，“诸蛮”在政治上的双重认同，无非是希望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在双方的政治对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上引材料也告诉我们，左江“诸蛮”的社会组织以“聚落”相区分。关于社会组织，《宋史》又有以下记载：
崇宁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④
这些“聚落”的基本单位为“峒”(与“洞”通)。每“峒”头首为“土人”，又曰“酋”。“酋”落在军事、行政上对其聚落拥有绝对控制权。北宋皇佑侬智高反宋以前，侬氏称雄左江只是诸酋慑于侬氏的强大而拱手称臣，其并不具有对整个左江社会的绝对控制权(下文会进一步论述)。聚落之间的相互攻劫在另一角度又可以证明了当地社会在政治上的分裂。同时，这一情况又与左江地方社会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北宋皇佑以后的左江社会有以下一段描述：
民田计口授田，不得典卖，惟自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田子甲，亦言马前排。皆青布巾，跣足，无他奇。洞丁往往劲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不顿。其械具有桶子甲、长枪、手标、偏刀、逖□牌、山弩、竹箭、桄榔箭之属。其相仇杀，彼此布阵，各张两翼，以相包裹。人多翼长者胜，无他奇。⑤
材料虽然描述的是皇佑以后的情况，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延续性，我们仍能透过以上文字了解到左江社会在皇佑以前的一些基本情况。左江地区社会经济对外部的依赖程度较高，攻剽、博买与嫁娶都为实现其对外部的经济需求。再结合前文所提及该地区存在着比较重要的贸易，我们不难推断，“博买”并非是建立在地方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贸易，而是由于当地经济上的自给性差，需要借助贸易获得社会生存所需的必需品。而又由于地方经济的落后，可供“博买”的物品并非十分充裕，因此，与“博买”相伴随的就是攻剽与嫁娶。这一情况对左江地区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就是地方社会组织的高度军事化。亦耕亦战的“田子甲”或“马前排”是当地社会军事与农业高度合一的社会组织。左江诸酋在北宋年间与朝廷建立关系，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经济来源。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写道：
故事：安抚经略司开府，颁盐、彩遍犒首领，以公文下教，谓之“委曲”。大略使固守边界，存恤壮丁云。邕州守臣旧不轻付。屯卒将五千人，京师遣人作司大兵城，边备甚饬。比来邕州经费匮缺，触事废弛，但存赢卒数百人。城壁器械，颓坏不修。安抚都监司事体弱，州洞桀黠无所忌，至掠省民客旅，缚卖于交趾诸蛮。又招省民不逞及配隶亡命者以益。田子甲反隐平视安抚都监司，此非持久计。庆历广源之变，为鉴岂远哉?⑥
朝廷通过每年赐予左江诸酋盐、彩等物以藩篱内地，维持南疆秩序。而左江社会则透过在政治上对朝廷表达认同以获取所需要的物产。但由于左江地区并非处于朝廷的控制之内，朝廷亦不能使其听命，岁赐的目的只在于使其不骚扰边疆。正是这些原因，才有诸酋“桀黠无所忌”，甚至“掠省民客旅，缚卖于交趾诸蛮”。
这一情况在皇佑年间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后发生了变化。由于侬智高雄于左江并非指其在真正意义上控制左江社会，在左江地区仍存在许多部酋，侬氏更多的是借助这些部酋对当地社会进行间接控制。因此，狄青在平定侬智高的过程中，“洞人立功”⑦，许多部酋揭竿反对侬智高，藉此摆脱侬氏的控制。时经制广南东路的余靖在《贺生擒侬智高母表》中谈道：
假辩士之缓颊，诱群蛮而协心。峒民授甲以赴期，寇党倒戈而自请。众谋集，元恶就擒。⑧
此条材料清楚解释了侬智高与其他部落松散的政治关系以及朝廷平定侬智高叛乱的重要原因。显然，朝廷利用“群蛮”与侬智高之间的矛盾并以利相诱一举平定了叛乱。在此过程中，朝廷巧妙地利用了之前的羁縻体制与地方部落的经济对外依赖的特点，将利分予诸小部酋，使其倒戈。平乱以后，整个左江地区的秩序在王朝的体制下被重组：
侬智高反，朝廷讨平之。参唐制，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凡五十余所。
推其长雄者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部，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度如官军。其酋皆世袭，今隶诸寨，总隶于提举。左江四寨，二提举。右江四寨，一提举。寨官，民官也。知寨、主薄各一员，掌诸洞财赋。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横山，掌诸洞烟火民丁，以官兵尽护之。大抵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
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洞，皆听命于安抚若监司，给文帖朱记。其次有同发遣，权发遣之属，谓之官典，各命于其州。每村团又推一人为长，谓之主户。余民皆称提陀，犹言百姓也。洞丁有争，各讼诸酋，酋不能决；若酋自争，则讼诸知寨或提举，又不能决，讼诸邕管，次至帅司而止。
皇佑以前，知州补授，不过知兵马使，仅比徽校。智高之乱，洞人立功，始有补班行者。诸洞知州不敢坐其上，视朝廷爵命，尚知尊敬。元丰以后，渐任中州官。⑨
上引材料揭示了左江社会在皇佑前后发生的变化。侬氏政权瓦解后，其权力为众多小部酋所瓜分。此点变化是朝廷对该地区的羁縻更为有效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些变化更多的是表现在地方社会原有的秩序如何在朝廷的体制下被规范起来。在此过程中，左江社会的基层权力系统并没有被改变，洞酋在其控制范围内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朝廷的新羁縻机制主要体现在其能直接影响到地方政治，官员能在司法上裁决洞酋间的纠纷。新羁縻机制得以建立有赖于地方权力体系的裂土众建、诸洞间的矛盾及其对外部经济的需求。宋王朝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官僚体系，设置了一系列官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提举与知寨。提举、知寨的任务是掌握该地区的贸易与募役民壮。朝廷通过岁赐诸酋大量物品并募雇其手下的洞丁戍守边疆以实现对左江的羁縻。正因为提举、知寨掌握着洞酋的经济来源，所以能裁决洞酋的纠纷。值得注意的是，洞酋的政治身份也在王朝的官僚体制下得到确认，原来的“洞酋”根据实力的大小被任以“知州、知县、知洞”等官职。在此基础上，朝廷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推行洞丁戍边的政策，以实现对周边蛮夷的羁縻。朝廷的“岁赐”实质上就是与“洞酋”的经济交换。朝廷希望用这一方式调用左江洞酋手下的“田子甲”以弥补边疆军事力量的不足，而洞酋则籍其军事力量从朝廷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岁赐与皇佑之前相比有了根本的转变，朝廷对洞酋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影响力大为增强。宋神宗对此言道：“用洞丁之法，当先诱以实利，然后可以使人。”⑩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亦写道：
广西地瘠民贫，并边多寇。自侬智高平，朝廷岁赐湖北衣绢四万二千匹，湖南餟一万五千匹，绵一万两，广东米一万二千石，提盐司盐一千五百万斤，韶州涔水场铜五十万斤，付本路铸钱一十五缗，总计诸处赡给广西，凡一百一十余万缗。祖宗盖以广右西南二边，接近化外，养兵积威，不可不素具，故使常有于力也。[11]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左江洞丁戍边的制度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治平二年(1066年)，广南西路安抚司集左、右两江四十五溪洞知州、洞将，各占邻迭为救应，仍籍壮丁，补校长，给以旗号。洞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阅，察视戎械。有老病并物故名阙，选少壮者填，三岁一上。”[12]至熙宁年间，王安石、沈起主张保甲之法，将洞丁调戍制度进一步规范起来：
安石曰：“训练之法，当什伍其人，拔其材武之士以为什百之长。自首领以下，各以禄利劝奖，使自勤于阅习，即事艺可成，部分可立，缓急可用。”六年，广南西路经略沈起言：“邕州五十一郡洞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教阵队。艺出众者，依府界推恩补授。”奏可。[13]
此后，这一制度不断被完善：熙宁十年(1078年)，“邕、钦洞丁委经略司提举，同巡检总莅训练之事，一委分接。岁终上艺优者，与其酋首第受赏。五人为保，五保为队。第为三等：军功武艺出众为上，蠲其徭役；人材矫捷为中，蠲其科配；余为下。边盗发则酋长相报，率族众以捍寇。”随后，洞丁代替正军戍守的程度日趋提高。元丰六年(1084年)，“诏枢密承旨司讲议广西洞丁如开封府界保甲集教、团教法。是年，提点广西路刑狱彭次云言：‘邕苦瘴疠，请量留兵更戍，余用洞丁，以季月番上，给禁军钱粮。’诏许彦先度之，彦先等言：‘若尽以代正兵，恐妨农。请计戍兵三之一代以洞丁，季轮二千赴邕州肄习武事。’”[14]对此请求，宋神宗欣然同意。以上材料充分显示了洞丁已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正军戍守边疆。北宋后期，左江洞丁巡戍的地方主要在邕州。
洞丁戍边制度建立的政治意义在于，左江洞酋的政治地位逐步在王朝的权力体系内得到确立。官员对“蛮夷”的称谓从“洞人”变为“洞丁”，其中体现的就是这些微妙的变化。而对于洞酋而言，透过戍守获得经济收入又促使其社会组织进一步军事化。王朝与地方的政治力量正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而逐步整合至一起的。需要指出的是，左江社会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也逐步影响到右江社会。在利益的诱导下，右江地区的洞酋也在皇佑以后逐步接受朝廷的军事征调制度，由此亦开始进入到王朝的权力体系之内。但与左江地区相比，右江地区这一时期在王朝的羁縻体制下显然只处于次要的位置，与朝廷的联系也非十分紧密。
在地方社会结构与经济需求建立起来的军事征调制度，对南宋以后广西区域社会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审视南宋以后的以马纲贸易为基础的羁縻制度以及之后的土司制度，军事征调制度都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只有理解了北宋时期左江地区历史的过程，我们才能把握南宋以后的广西区域格局。
二、马纲贸易与左右江地域格局的重组
前文已述，皇佑以后，洞酋与王朝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至南宋初年，洞酋通过“奏辟”等多种方式寄籍内地，或在邕州招揽游士，了解国家的形势，以便从与朝廷的交往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桂海虞衡志》写道：
近年洞酋，多寄籍内地，纳米补授，无非大小使臣民。或敢诣阙陈献利害，至借补阁职与帅守抗礼。其为招马官者，尤与州县相狎。子弟有入邕州应举者，招致游士，多设耳目，州县文移未下，已先知之。与骑居室服用，皆拟公侯，如安平州之李餠，田州之黄诣，皆有强兵矣。[15]
洞酋以寄籍的方式了解到朝廷在北方战事失利，且“西北骏不充，内厮不获”[16]，意识到可以藉此机会获利。“建炎末，广西提举洞丁李蒶请市战马赴行在”[17]，此为马市之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马纲贸易。李蒶为左江安平州洞酋，其提出市马的建议本身非常值得玩味。市马的目的地为大理，而取道大理所经之道为右江。左江洞酋提出了非自身地域的政治建议，表明了其在广西区域政治格局中有着比右江洞酋更高的地位。显然，左江洞酋希望利用自身的特殊政治地位而获取大量经济利益。但左江非产马之地，故李蒶请求至大理贩马实际上多有不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乙巳，监察御史明餝言：“昨李餟遣人入大理国买马于边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害物，大则引惹边衅。臣讲究买马之术有七：深入蛮国诱之，不惜其直，一也；厚有缯彩、盐货之本，二也；待以恩礼，三也；要约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赏必罚以督之，六也；马悉归朝而后付于将帅，七也。望下提刑司根究诸司盐利剩钱应副买马，仍下提举司详前七说施行。”从之。[18]
上引材料首先揭示了贩马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前往大理贩马的道路“种落繁多”，即使是李蒶这样的左江“蛮人”亦多有不便。相比之下，右江洞酋在贩马一事上无疑有着比左江洞酋更优越的条件。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右江地区的洞酋更接近大理。因此，在随后的历史中，左江洞酋渐渐失去了贩马的控制权。左右江的政治格局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发生变化。同时，上引材料清楚揭示，朝廷利用缯彩、盐货与蛮人做交易以获取马匹。这些细节提示我们，建炎以后，马纲贸易的顺利与否，关键在于羁縻机制的畅顺与广西地方政府财政的供给这两方面是否有足够的保障。
这场由左江洞人倡议的贸易在规模上迅速扩大。“绍兴三年(1134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上谕大臣，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四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移广西买马司于邕管，岁捐金帛，倍酬其直。”[19]从邕州沿右江溯江而上直至大理成为了最重要的马道。在马纲贸易的过程中，位于右江的横山寨为当时官方与蛮人博买的主要地点。《岭外代答》写道：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人、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境……蛮马入境，自泗城州至横山寨而止。[20]
此后，横山寨马市日盛，纲数益庞。绍兴初年，“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赴行在所。绍兴二十七年……令元额外，凡添买三十一纲，盖买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择其权奇以入内厮，不仅下十纲。”[21]
随着贸易的发展，右江地区许多酋落不断加入到其中并因此迅速崛起，而左江地区的酋落则在此过程中日趋衰落。要明白这一情况，我们必须对这一贸易机制运作的具体过程做一细致的了解。建炎以后，广西原有的地方财政规模根本不足以应付马纲贸易日益扩大而带来的巨大财政支出。同时，南渡以后，宋王朝的财政相当窘迫，北宋时期以岁赐来羁縻左江洞酋的机制此时已不能维持。因此，宋王朝以改革广西盐法的手段，建立了新的地方财政体系与市场格局，力图做到“以盐自给”[22]，鬻盐以易马。而盐马贸易的运作，并非简单地将沿海的盐运至横山寨与“蛮人”博买，获取马匹。在横山寨的交易中，如前引材料所提及，除盐以外，还包括缯彩等纺织物。要获取这些货物，意味着宋王朝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地域市场。这一情况直接导致了宋王朝统治广西策略的变化以及广西区域格局的重组。
市马成功与否，对于宋王朝而言，有双重意义：首先，为北方战场源源不断补充战马，保证军需的供应；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市马以确保对左右江地区的羁縻，维持边疆秩序的稳定。如《宋会要辑稿》有这样一段记载：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六月十一日，权发遣邕州田经言：“左右两江并是归，明羁縻州洞居止外通交趾、诸蕃，自来于溪洞，内置五寨镇，弹压洞民。每寨有都同巡检、知寨、都监、主薄及兵级三四百人，请受全籍，知寨主管博易场地及溪洞苗米税赋等。”[23]
这段材料清楚揭示了南宋王朝在处理左右江社会时如何通过设置相应的官职，利用博易以羁縻蛮人、藩篱内地的目的。
整个马纲贸易最关键的地方在于：首先，如何将食盐销售额最大化，以获取足够的资本易马；其次，在鬻盐的过程中，如何获得易马中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关于横山寨易马所需要的物品，《建炎以来朝野外杂记》写道：
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千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千匹，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匹。[24]
《岭外代答》亦写道：
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银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野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马政之要，大略如此。[25]
从上引材料我们知道，与“蛮人”易马需用金、银、纺织品与盐等物。在交易的环节中，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其既是交换物，也是等价物。宋政府在广西各地鬻盐，目的就在于获取易马所需要的金、银与纺织品。首先，政府将盐以官搬的形式从廉州盐场沿水路运至广西各地销售，与不同族群换取布帛等各种纺织品。当其时“广西触处富有苎麻，触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26]由于各地盛产苎麻，导致了许多地方的纺织业相当发达。当时产布的主要地方有象州、柳州、邕州等地。这些产布地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的沿岸。直至今天，纺织业仍是广西许多地区的经济来源之一。当时广西盛产苎麻，与北宋时期政府劝谕部民广种苎麻的政策有着莫大关系。[27]在马纲贸易的机制里，用盐整合广西各地的种植业与纺织业是关键一环。同时，为了提高布帛的价值，宋政府亦将许多种植染料的瑶人纳入到这一贸易中。范成大对瑶人经济有以下记录：
餡人常以山货、沙板、滑石之属，窃与省民博盐米。山田易干旱，若一切闭截，无所得食，且冒死突出，为害滋烈。沿边省民，因与之交关，或与侵负之，与缔仇怨，则又私出相仇杀……次告谕近餡，亦视省民相团结，毋得犯法，则通其博易之路。不然，绝之。彼见边民已结，形格势禁，不可轻犯，幸得通博买，有盐米之利，皆欢欣听命。[28]
对这段材料，我们既要注意到宋政府如何利用博买以控制瑶人，但也要看到宋政府试图主导地方社会贸易网络的努力以及瑶人经济在政府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关于瑶人的经济，周去非也写道：
瑶人以蓝(靛)染布为斑，其纹极细……故夫染斑之法，莫若瑶族人也。[29]
上引两段材料所提到的滑石、蓝靛等材料，为染布所需要的重要材料。
今人在解读范、周二人的著作《桂海虞衡志》及《岭外代答》时，均将其作为了解宋代广西风土人情的著作，但若明白了宋代广西的社会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两书所描写的内容与整个马纲贸易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其中所提到各地的许多物产均与当时的买马贸易息息相关。因此，两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瑶人的染料作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我们推测，瑶人在此时因贸易逐步被整合至王朝的权力体系之内，同时瑶人的经济是王朝在广西努力构建的区域贸易体系的其中一部分。
宋政府在广西各地换取了布帛之后，一部分运至右江地区，直接作为换马之物；另一部分则运至广西左江地区，换取马市贸易所需要的金、银等物品。在左江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场所是永平寨与太平寨。关于永平寨的情况，《岭外代答》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邕州左江永平寨，与交趾为境，隔一涧耳。其北有交趾驿，其南有宣和亭，就为博易场。永平知斋主管博易。交人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凌、锦、罗、布而去。凡来永平者，皆洞落交人，遵陆而来，所齐必贵细，惟盐粗重。然盐只可易布尔。以二十五斤为一箩，布以邕州武缘县所产狭幅者。其人亦淳朴，非若永安州交人至钦者狡。若左江又有氵南江栅，与交趾苏茂州为邻，亦时有少博易，则氵南江巡防为主之。[30]
朝廷在永平寨用纺织品与交趾博易金、银等物。关于交趾物产，《诸蕃志》中亦有“生金、银”的记载。[31]由于左江地区行交趾盐，所以只能在此地用纺织品博易，而为了实现博买收益的最大化，获取更多金、银，于是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交趾盐的销售，规定盐只能换取最低等的布。易金、银之后，宋政府再将其运至右江横山寨，“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银彩帛，尽往博易。”获马之后，遂将马运至经略司检验，最后发往“江上诸军交纳”。[32]
如果说以上所提及的是博买前的准备环节，那么，博买最后的成功还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数量的蛮马被招至横山寨交易。由于对“夷情”的不熟悉，宋政府将左右江地区的许多“蛮酋”封为招马官，令其至大理贩马。前文所提到的安平州之李蒶与田州之黄诣均属此类“蛮酋”。其主要办法是官员先予锦缯，命其从大理招马而归：
买马司先遣招马官，赍锦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33]
不难想象，招马官从中可以获取可观的收益。而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同的土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既体现在地域内，也体现在不同的地域间。如果翻阅南宋后期关于招马官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已经很少有左江洞酋充任招马官，基本为右江洞酋把持。其实质就是右江洞酋将左江洞酋逐步排挤出招马贸易之外。右江洞酋控制这一职位后，除了从朝廷直接获得赏赐以外，还可以私置市场，从中获利：
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入官场者，什餢一二耳。[34]
由于“蛮马之来，他货亦至”，马纲贸易带动了相关一系列贸易的发展。因此，右江地区的许多洞酋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扮演着中介商的角色并从中获利。这一情况甚至威胁到朝廷在贸易网络中的主导地位：
隆兴甲申，胜餞子昭为邕守，有智数，多遣逻卒于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轻其税而留其货，为之品定诸货之价，列贾区于官场。至开场之日，群商请货于官，依官所定价，与蛮为市，不许减价先售，悉驱译者导蛮恣买。遇夜则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许执覆监官，减价博易。诸商之事既毕，官乃抽解，并收税钱。赏信罚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无他縻费，且无冒禁之险。时邕州宽裕，而人皆便之。[35]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朝廷与招马官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朝廷需要借助右江洞酋帮助其从大理招马而归，同时，又必须提防其掌握贸易的主动权而损害朝廷的利益。但毋庸置疑的是，右江洞酋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迅速地崛起，在经济实力上超越了左江洞酋成为王朝在广西推行羁縻政策最重要的力量。
右江洞酋利用马纲贸易崛起的情况在右江地区的布洛陀信仰及元明以后土司的家谱中均能得到清楚的验证。布洛陀是右江地区最重要的神明，其为开创世间万物之神。“麽公”——当地社会的神职人员，在祈福、消灾时均要念诵《布洛陀经诗》。在仪式开始请神时，麽公要先念诵以下经文：
让我叙说前世的根源，让我传唱先世的根基，我妈是罗家女，嫁到陆家去，生下我们六兄弟，大哥来到人世间，他到上面去贩马；二哥来到人世间，他到下面去贩牛，三哥来到人世间，他行动敏捷去打贼，四哥来到人世间，手脚粗重当工匠，五哥来到人世间，他去朱何阳，他是前面走的英雄好汉，他去骑着石榴红大花马，土官头人见他不敢管，头人见他也不敢讲话。唯独剩下我老六，最后剩下我晚仔，布洛陀的经诗给我读，布洛陀的宝刀归我接，我嘴巴会念巫经……[36]
麽公念诵此段经文在于证明其身份的合法，而麽公身份的合法在于其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而文中所叙六兄弟的身世，基本上就是右江地区在南宋时期历史的投射。文本中提及的“大哥贩马”的身世，我们可以理解为右江洞酋崛起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37]
元明以后，洞酋由于逐步变为土司。在右江土司的源流谱中，亦能看到其祖先利用马纲贸易发迹的记述。如泗城州岑氏的源流谱中关于祖先的追述，有以下的描述：
岑仲淑，派自余姚，善于医道，立武功于宋高宗朝，授麒麟武卫怀远将军。随狄襄公征侬智高，克林州城，破邕州，志高奔广南。襄公还朝，仲淑公善后，驻扎邕州，建元帅府，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以御侬智高。始通市马于水西，大火合兵扫荡西南夷梗，有。布露上京，封越国公。[38]
对于此段记述虽仍有许多地方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与探讨，但回到南宋右江历史中，我们应能基本判断“通市马于水西”为岑氏土司祖先发迹过程的重要一步。
通过对马纲贸易过程的论述，我们看到在南宋时期，由于马纲贸易网络的建立，右江洞酋因其在地理上的位置比左江洞酋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左江地区的洞酋在这场贸易中则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
左右江政治格局的变化，除贸易内容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由于贸易而导致洞丁征调制度的变化。对于宋政府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长距离贸易如何在“蛮夷之区”得以通畅。因此，北宋沿袭下来的洞丁征调制度被吸纳至贸易机制中，而这一军事制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变化。被征调的洞丁不仅只是戍守边疆，还要承担起保护贸易的职责：
今邕州横山买马，诸蛮远来，入吾境内，见吾边面阔远，羁縻州数十，为国藩蔽，洞丁之强，足以御侮，而横山然远在邕州城七程之外，置寨立官，傍引左、右江诸寨丁兵，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时之，然后与之为市。其形势固如此![39]
材料清楚表明了洞丁征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同时，材料也揭示了洞丁调戍之地不断扩大。在北宋时期，洞丁仅在邕州一带戍守，而到此时，已扩至贸易沿路。而洞丁征调的范围也从以左江为主变为左、右两江区域并重。可调洞丁范围的增大，意味着朝廷在羁縻体制下的主动权愈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写道：
保丁则户一名；土丁则父子兄弟皆在其数……干道二年……复命邕、宜、钦籍等地土丁姓名、年甲，至五十岁既行拣汰，别选户丁承替，每春秋农隙，于逐乡各置教场，如法教习。[40]
此段材料描写的是朝廷在南宋期间对军事征调制度改革的情况。由于洞酋可籍征调获利，由此竞相被征调，甚至不惜以老、弱之人充征。南宋以后，朝廷对征调的制度控制愈严，而这一变革的基础正是来自于征调选择范围的扩大。右江洞酋则因其在贸易中的特殊位置而使其在征调制度中的地位得以提升。在贸易体制下，两江地区被王朝的整合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在此过程中，左江洞酋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其在整个广西区域格局中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朝廷借右江洞酋的因素更好地实现了对左江的羁縻。经历了南宋时期，左江失去了与朝廷抗衡的政治、军事资本，在地方政治激烈竞争的前提下，其被迫进一步整合至朝廷的权力体系之内。与此相反，右江地区的洞酋在王朝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则不断上升。凭借招马、军事征调这两个因素，右江洞酋奠定了其元明以后在广西区域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三、结语
学术界一般认为，宋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起源时期，元代是土司制度正式确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洞酋的身份逐步转变成“土司”。审视元明以后的广西区域社会变迁，左右江地区的土司无疑是影响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元素。尤其在有明一代，帝国版图的确立正是在土司军事征调制度的前提下展开的。此时期的左右江土司的格局正是左弱而右强。右江土司“尤称强悍”、“叛服不常”，而左江土司则“弱小易驭”。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宋代广西的历史脉络中回答，元明以后的土司制度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一历史过程又如何影响到区域的政治格局?
透过对两宋时期广西左右江地区社会结构、经济需求以及区域贸易的考察，我们认为地方社会经济对外高度的依赖性导致其基层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是土司制度建立的重要基础，其为后来土司制度中军事征调机制的来源。北宋侬智高叛乱被平定以后，王朝首先用“岁赐”与军事征调的方式逐步将左右江洞酋整合至王朝的羁縻体制之内。宋王朝南渡以后，岁赐不复存在，但洞丁戍守的制度延续了下来并成为了区域贸易的重要保障。宋王朝利用以马纲为核心的区域贸易实现了对广西地区的羁縻，而左右江的洞酋则籍贸易获得了经济利益，双方围绕着这一区域市场展开博弈。博弈的过程，既包含着双方对利益的争夺，也意味着彼此被市场逐步整合至一起。而在这一区域贸易中，左江与右江的洞酋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又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导致了地域政治格局的变化，造就了“左弱右强”的区域格局。直至清代，我们仍能感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清政府在左江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难度远比右江地区要小，其中缘由在于右江土司的实力远比左江要强大。在理解宋代广西羁縻制度的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对广西区域社会史有一些新的体会。
注释：
①[唐]刘恂：《岭表录异校补》卷上，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52页。②[元]脱脱：《宋史》卷495，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14页。③[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4页。④[元]脱脱：《宋史》卷495，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81页。⑤[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0，中华书局，1986年，第2588页。⑥[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9页。⑦[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6页。⑧[宋]余靖：《贺生擒侬智高母表》，《全宋文》第13册，巴蜀书社，第621页。⑨[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5页。⑩[元]脱脱：《宋史》卷191，中华书局，1977年，第4747页。[1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2页。[12][元]脱脱：《宋史》卷191，中华书局，1977年，第4746页。[13][元]脱脱：《宋史》卷191，中华书局，1977年，第4746页。[14][元]脱脱：《宋史》卷191，中华书局，1977年，第4748页。[15][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6页。[16][明]黄佐：《广西马政志》，[清]汪森：《粤西丛载》卷16，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页。[1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426页。[1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3，中华书局，1956年，1217页。[1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426页。[20][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9页。[2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7页。[22][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3页。[2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19，中华书局，1957年，第7638页。[2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426页。[2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7页。[26][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223页。[27]参见[宋]陈尧叟：《劝谕部民广种植麻苎疏》，[清]汪森：《粤西丛载》卷4，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3页。[28][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43页。[2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224页。[30][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5页。[31][宋]赵汝适：《诸蕃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95页。[32][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2页。[3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7页。[3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4页。[3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4页。[36]张声震编：《布洛陀经诗译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9～13页。[37]具体请参见拙文《<布洛陀经诗>与区域秩序的构建——以田州岑氏为中心》，《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38]《泗城岑氏宗支世系》，谷口房南、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3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0页。[4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417页。
〔责任编辑：袁丽红〕
【关键词】市场；羁縻制度；社会变迁
【作 者】麦思杰，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广州，510320。
【中图分类号】K28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96-009
Regional Economic and the Jimi System
——Research on Jimi System of Zuo You Jiang Region in Song Dynasty
Mai Sijie
Abstract：Academia considers that the Tusi system in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after Yuan Dynasty results from the Jimi system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past research，scholar analyse the origin of Tusi system in the political control. The author inquires into the f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usi system after Yuan Dynasty as ZuoYou Jiang region of Guangxi an example. The author considers this system ties up social structure，way of life and market trade in this region. It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in market between the Dongqiu and Dynasty.
Key words：Market；the Jimi system；social changes
引 言
在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中，西南边疆地区的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一直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土司问题置于王朝的权力体系下讨论，审视朝廷如何借助这一制度对周边的“蛮夷”之地展开“羁縻”。但回顾这些研究，鲜有从地域社会经济的角度讨论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造成这一研究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基本上是以帝国的政治为出发点，而非从地方历史本身。我们必须明白，将土司制度研究置于宏大中国历史进程中讨论，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息息相关，其问题的指向在于回答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造成的。这些研究实质上是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话语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新史学的模式下，仅做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地方历史的过程里，“自下而上”地回答土司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因素，动态地观察土司制度的发展与地方历史之间的关系。
广西素为“蛮夷之区”，历来朝廷视之为“藩篱之地”。元明以后，王朝在左右江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并依赖土司属下的?兵逐步将广西中、东部地区大量的瑶、壮纳入至王朝的权力体系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广西区域社会史与土司制度在地方社会的构建息息相关。因此，对土司制度理解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广西区域社会史脉络的把握。同时，对土司制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我们对宋代羁縻制度的把握。本文试图从宋代左右江社会与王朝典章制度的关系入手，探讨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希望透过这一历史过程的探讨，揭示这一羁縻制度的构建，如何为元代以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建立基础，同时直接影响到元明以后的广西区域格局。
讨论宋代广西，最困难的地方无疑是史料的阙失与单一。以往学界在讨论宋代广西主要依靠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以及《元史》、《宋会要辑稿》和少数官员文集，但这些史料为王朝及各级官员所书写，并不能直接反映地方不同族群的声音。但笔者认为，透过对这些史料的考证与重新解读，仍能读出宋代广西地方社会的基本情况以及演变的历史过程。
一、“侬智高叛乱”的平定与军事征调制度的建立
本文讨论的左、右江两江位于南宁以西，为邕江上游的两条支流。左江位于南宁西南部，上游水口河与平而河分别发源于越南北部，两河于龙州城南汇成左江。右江位于南宁西北方向，发源于云南省广南县境内的杨梅山。左、右两江在南宁宋村会合成为邕江。从历史上看，虽然两江地区在地理上相对独立，但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相当紧密。在北宋以前，各种史料对于左右江地区基本情况的记载甚少。而从史料的记载情况可以看出，两个地区并非同时进入朝廷权力体系的，左江为唐宋年间，而右江地区则在北宋皇佑以后。因此，本文要讨论左右江地区的“历史”实质上是从左江地区开始。
关于左江地区，唐代笔记《岭表录异》中有这样一句描述：
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蛮市。①
石溪口，即宋代左江之思明州，今之宁明。从这段史料看，石溪口为当时重要的贸易地点，而这些贸易之所以能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并为其记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有着相当重要的区域意义。
北宋以后，官方的史料对左江地区的记载逐渐增加。透过这些史料，我们依稀看到当地社会的基本情况。北宋初期，左江地区势力最为强大的为广源州侬氏，整个地区基本为其控制：
广源州蛮侬氏，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源，地峭绝深阻，产黄金、丹砂，颇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战斗，轻死好乱。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侬氏为首领，互相劫掠。唐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黄氏纳贡，而十三州二十九州岛之蛮皆定。自交趾蛮据有安南，而广源虽号邕管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②
由上引材料我们得知，左江地区“种落”繁多，存在着数个不同姓氏的酋落。在唐代左江诸姓之中，以黄氏最为强大，李唐王朝主要透过黄氏对左江地区进行羁縻。至北宋年间，侬氏崛起取而代之，左江诸酋落皆对其称臣。关于左江侬氏，南宋静江知府范成大在其所著的《桂海虞衡志》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述：
羁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旧有四道侬氏，谓安平、武勒、忠浪，七源三州，皆侬姓。又有四道黄氏，谓安德、归乐、露成、田州四州，皆黄姓。③
以上材料告诉我们，宋代黄氏的势力已基本退出左江，其控制范围主要集中在右江的安德、归乐、露成、田州等地。而左江地区基本为侬氏所控制。同时，材料揭示了唐宋之间，虽朝廷对左江地区实行羁縻，但与其联系相当松散，“名为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甚至可以说朝廷对左江“诸蛮”的控制只是名义上的。左江地区实质上是处于王朝与交趾权力交集的边缘地带，“诸蛮”在政治上的双重认同，无非是希望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在双方的政治对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上引材料也告诉我们，左江“诸蛮”的社会组织以“聚落”相区分。关于社会组织，《宋史》又有以下记载：
崇宁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④
这些“聚落”的基本单位为“峒”(与“洞”通)。每“峒”头首为“土人”，又曰“酋”。“酋”落在军事、行政上对其聚落拥有绝对控制权。北宋皇佑侬智高反宋以前，侬氏称雄左江只是诸酋慑于侬氏的强大而拱手称臣，其并不具有对整个左江社会的绝对控制权(下文会进一步论述)。聚落之间的相互攻劫在另一角度又可以证明了当地社会在政治上的分裂。同时，这一情况又与左江地方社会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北宋皇佑以后的左江社会有以下一段描述：
民田计口授田，不得典卖，惟自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田子甲，亦言马前排。皆青布巾，跣足，无他奇。洞丁往往劲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不顿。其械具有桶子甲、长枪、手标、偏刀、逖□牌、山弩、竹箭、桄榔箭之属。其相仇杀，彼此布阵，各张两翼，以相包裹。人多翼长者胜，无他奇。⑤
材料虽然描述的是皇佑以后的情况，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延续性，我们仍能透过以上文字了解到左江社会在皇佑以前的一些基本情况。左江地区社会经济对外部的依赖程度较高，攻剽、博买与嫁娶都为实现其对外部的经济需求。再结合前文所提及该地区存在着比较重要的贸易，我们不难推断，“博买”并非是建立在地方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贸易，而是由于当地经济上的自给性差，需要借助贸易获得社会生存所需的必需品。而又由于地方经济的落后，可供“博买”的物品并非十分充裕，因此，与“博买”相伴随的就是攻剽与嫁娶。这一情况对左江地区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就是地方社会组织的高度军事化。亦耕亦战的“田子甲”或“马前排”是当地社会军事与农业高度合一的社会组织。左江诸酋在北宋年间与朝廷建立关系，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经济来源。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写道：
故事：安抚经略司开府，颁盐、彩遍犒首领，以公文下教，谓之“委曲”。大略使固守边界，存恤壮丁云。邕州守臣旧不轻付。屯卒将五千人，京师遣人作司大兵城，边备甚饬。比来邕州经费匮缺，触事废弛，但存赢卒数百人。城壁器械，颓坏不修。安抚都监司事体弱，州洞桀黠无所忌，至掠省民客旅，缚卖于交趾诸蛮。又招省民不逞及配隶亡命者以益。田子甲反隐平视安抚都监司，此非持久计。庆历广源之变，为鉴岂远哉?⑥
朝廷通过每年赐予左江诸酋盐、彩等物以藩篱内地，维持南疆秩序。而左江社会则透过在政治上对朝廷表达认同以获取所需要的物产。但由于左江地区并非处于朝廷的控制之内，朝廷亦不能使其听命，岁赐的目的只在于使其不骚扰边疆。正是这些原因，才有诸酋“桀黠无所忌”，甚至“掠省民客旅，缚卖于交趾诸蛮”。
这一情况在皇佑年间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后发生了变化。由于侬智高雄于左江并非指其在真正意义上控制左江社会，在左江地区仍存在许多部酋，侬氏更多的是借助这些部酋对当地社会进行间接控制。因此，狄青在平定侬智高的过程中，“洞人立功”⑦，许多部酋揭竿反对侬智高，藉此摆脱侬氏的控制。时经制广南东路的余靖在《贺生擒侬智高母表》中谈道：
假辩士之缓颊，诱群蛮而协心。峒民授甲以赴期，寇党倒戈而自请。众谋集，元恶就擒。⑧
此条材料清楚解释了侬智高与其他部落松散的政治关系以及朝廷平定侬智高叛乱的重要原因。显然，朝廷利用“群蛮”与侬智高之间的矛盾并以利相诱一举平定了叛乱。在此过程中，朝廷巧妙地利用了之前的羁縻体制与地方部落的经济对外依赖的特点，将利分予诸小部酋，使其倒戈。平乱以后，整个左江地区的秩序在王朝的体制下被重组：
侬智高反，朝廷讨平之。参唐制，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凡五十余所。
推其长雄者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部，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度如官军。其酋皆世袭，今隶诸寨，总隶于提举。左江四寨，二提举。右江四寨，一提举。寨官，民官也。知寨、主薄各一员，掌诸洞财赋。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横山，掌诸洞烟火民丁，以官兵尽护之。大抵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
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洞，皆听命于安抚若监司，给文帖朱记。其次有同发遣，权发遣之属，谓之官典，各命于其州。每村团又推一人为长，谓之主户。余民皆称提陀，犹言百姓也。洞丁有争，各讼诸酋，酋不能决；若酋自争，则讼诸知寨或提举，又不能决，讼诸邕管，次至帅司而止。
皇佑以前，知州补授，不过知兵马使，仅比徽校。智高之乱，洞人立功，始有补班行者。诸洞知州不敢坐其上，视朝廷爵命，尚知尊敬。元丰以后，渐任中州官。⑨
上引材料揭示了左江社会在皇佑前后发生的变化。侬氏政权瓦解后，其权力为众多小部酋所瓜分。此点变化是朝廷对该地区的羁縻更为有效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些变化更多的是表现在地方社会原有的秩序如何在朝廷的体制下被规范起来。在此过程中，左江社会的基层权力系统并没有被改变，洞酋在其控制范围内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朝廷的新羁縻机制主要体现在其能直接影响到地方政治，官员能在司法上裁决洞酋间的纠纷。新羁縻机制得以建立有赖于地方权力体系的裂土众建、诸洞间的矛盾及其对外部经济的需求。宋王朝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官僚体系，设置了一系列官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提举与知寨。提举、知寨的任务是掌握该地区的贸易与募役民壮。朝廷通过岁赐诸酋大量物品并募雇其手下的洞丁戍守边疆以实现对左江的羁縻。正因为提举、知寨掌握着洞酋的经济来源，所以能裁决洞酋的纠纷。值得注意的是，洞酋的政治身份也在王朝的官僚体制下得到确认，原来的“洞酋”根据实力的大小被任以“知州、知县、知洞”等官职。在此基础上，朝廷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推行洞丁戍边的政策，以实现对周边蛮夷的羁縻。朝廷的“岁赐”实质上就是与“洞酋”的经济交换。朝廷希望用这一方式调用左江洞酋手下的“田子甲”以弥补边疆军事力量的不足，而洞酋则籍其军事力量从朝廷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岁赐与皇佑之前相比有了根本的转变，朝廷对洞酋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影响力大为增强。宋神宗对此言道：“用洞丁之法，当先诱以实利，然后可以使人。”⑩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亦写道：
广西地瘠民贫，并边多寇。自侬智高平，朝廷岁赐湖北衣绢四万二千匹，湖南餟一万五千匹，绵一万两，广东米一万二千石，提盐司盐一千五百万斤，韶州涔水场铜五十万斤，付本路铸钱一十五缗，总计诸处赡给广西，凡一百一十余万缗。祖宗盖以广右西南二边，接近化外，养兵积威，不可不素具，故使常有于力也。[11]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左江洞丁戍边的制度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治平二年(1066年)，广南西路安抚司集左、右两江四十五溪洞知州、洞将，各占邻迭为救应，仍籍壮丁，补校长，给以旗号。洞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阅，察视戎械。有老病并物故名阙，选少壮者填，三岁一上。”[12]至熙宁年间，王安石、沈起主张保甲之法，将洞丁调戍制度进一步规范起来：
安石曰：“训练之法，当什伍其人，拔其材武之士以为什百之长。自首领以下，各以禄利劝奖，使自勤于阅习，即事艺可成，部分可立，缓急可用。”六年，广南西路经略沈起言：“邕州五十一郡洞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教阵队。艺出众者，依府界推恩补授。”奏可。[13]
此后，这一制度不断被完善：熙宁十年(1078年)，“邕、钦洞丁委经略司提举，同巡检总莅训练之事，一委分接。岁终上艺优者，与其酋首第受赏。五人为保，五保为队。第为三等：军功武艺出众为上，蠲其徭役；人材矫捷为中，蠲其科配；余为下。边盗发则酋长相报，率族众以捍寇。”随后，洞丁代替正军戍守的程度日趋提高。元丰六年(1084年)，“诏枢密承旨司讲议广西洞丁如开封府界保甲集教、团教法。是年，提点广西路刑狱彭次云言：‘邕苦瘴疠，请量留兵更戍，余用洞丁，以季月番上，给禁军钱粮。’诏许彦先度之，彦先等言：‘若尽以代正兵，恐妨农。请计戍兵三之一代以洞丁，季轮二千赴邕州肄习武事。’”[14]对此请求，宋神宗欣然同意。以上材料充分显示了洞丁已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正军戍守边疆。北宋后期，左江洞丁巡戍的地方主要在邕州。
洞丁戍边制度建立的政治意义在于，左江洞酋的政治地位逐步在王朝的权力体系内得到确立。官员对“蛮夷”的称谓从“洞人”变为“洞丁”，其中体现的就是这些微妙的变化。而对于洞酋而言，透过戍守获得经济收入又促使其社会组织进一步军事化。王朝与地方的政治力量正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而逐步整合至一起的。需要指出的是，左江社会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也逐步影响到右江社会。在利益的诱导下，右江地区的洞酋也在皇佑以后逐步接受朝廷的军事征调制度，由此亦开始进入到王朝的权力体系之内。但与左江地区相比，右江地区这一时期在王朝的羁縻体制下显然只处于次要的位置，与朝廷的联系也非十分紧密。
在地方社会结构与经济需求建立起来的军事征调制度，对南宋以后广西区域社会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审视南宋以后的以马纲贸易为基础的羁縻制度以及之后的土司制度，军事征调制度都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只有理解了北宋时期左江地区历史的过程，我们才能把握南宋以后的广西区域格局。
二、马纲贸易与左右江地域格局的重组
前文已述，皇佑以后，洞酋与王朝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至南宋初年，洞酋通过“奏辟”等多种方式寄籍内地，或在邕州招揽游士，了解国家的形势，以便从与朝廷的交往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桂海虞衡志》写道：
近年洞酋，多寄籍内地，纳米补授，无非大小使臣民。或敢诣阙陈献利害，至借补阁职与帅守抗礼。其为招马官者，尤与州县相狎。子弟有入邕州应举者，招致游士，多设耳目，州县文移未下，已先知之。与骑居室服用，皆拟公侯，如安平州之李餠，田州之黄诣，皆有强兵矣。[15]
洞酋以寄籍的方式了解到朝廷在北方战事失利，且“西北骏不充，内厮不获”[16]，意识到可以藉此机会获利。“建炎末，广西提举洞丁李蒶请市战马赴行在”[17]，此为马市之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马纲贸易。李蒶为左江安平州洞酋，其提出市马的建议本身非常值得玩味。市马的目的地为大理，而取道大理所经之道为右江。左江洞酋提出了非自身地域的政治建议，表明了其在广西区域政治格局中有着比右江洞酋更高的地位。显然，左江洞酋希望利用自身的特殊政治地位而获取大量经济利益。但左江非产马之地，故李蒶请求至大理贩马实际上多有不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乙巳，监察御史明餝言：“昨李餟遣人入大理国买马于边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害物，大则引惹边衅。臣讲究买马之术有七：深入蛮国诱之，不惜其直，一也；厚有缯彩、盐货之本，二也；待以恩礼，三也；要约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赏必罚以督之，六也；马悉归朝而后付于将帅，七也。望下提刑司根究诸司盐利剩钱应副买马，仍下提举司详前七说施行。”从之。[18]
上引材料首先揭示了贩马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前往大理贩马的道路“种落繁多”，即使是李蒶这样的左江“蛮人”亦多有不便。相比之下，右江洞酋在贩马一事上无疑有着比左江洞酋更优越的条件。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右江地区的洞酋更接近大理。因此，在随后的历史中，左江洞酋渐渐失去了贩马的控制权。左右江的政治格局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发生变化。同时，上引材料清楚揭示，朝廷利用缯彩、盐货与蛮人做交易以获取马匹。这些细节提示我们，建炎以后，马纲贸易的顺利与否，关键在于羁縻机制的畅顺与广西地方政府财政的供给这两方面是否有足够的保障。
这场由左江洞人倡议的贸易在规模上迅速扩大。“绍兴三年(1134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上谕大臣，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四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移广西买马司于邕管，岁捐金帛，倍酬其直。”[19]从邕州沿右江溯江而上直至大理成为了最重要的马道。在马纲贸易的过程中，位于右江的横山寨为当时官方与蛮人博买的主要地点。《岭外代答》写道：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人、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境……蛮马入境，自泗城州至横山寨而止。[20]
此后，横山寨马市日盛，纲数益庞。绍兴初年，“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赴行在所。绍兴二十七年……令元额外，凡添买三十一纲，盖买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择其权奇以入内厮，不仅下十纲。”[21]
随着贸易的发展，右江地区许多酋落不断加入到其中并因此迅速崛起，而左江地区的酋落则在此过程中日趋衰落。要明白这一情况，我们必须对这一贸易机制运作的具体过程做一细致的了解。建炎以后，广西原有的地方财政规模根本不足以应付马纲贸易日益扩大而带来的巨大财政支出。同时，南渡以后，宋王朝的财政相当窘迫，北宋时期以岁赐来羁縻左江洞酋的机制此时已不能维持。因此，宋王朝以改革广西盐法的手段，建立了新的地方财政体系与市场格局，力图做到“以盐自给”[22]，鬻盐以易马。而盐马贸易的运作，并非简单地将沿海的盐运至横山寨与“蛮人”博买，获取马匹。在横山寨的交易中，如前引材料所提及，除盐以外，还包括缯彩等纺织物。要获取这些货物，意味着宋王朝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地域市场。这一情况直接导致了宋王朝统治广西策略的变化以及广西区域格局的重组。
市马成功与否，对于宋王朝而言，有双重意义：首先，为北方战场源源不断补充战马，保证军需的供应；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市马以确保对左右江地区的羁縻，维持边疆秩序的稳定。如《宋会要辑稿》有这样一段记载：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六月十一日，权发遣邕州田经言：“左右两江并是归，明羁縻州洞居止外通交趾、诸蕃，自来于溪洞，内置五寨镇，弹压洞民。每寨有都同巡检、知寨、都监、主薄及兵级三四百人，请受全籍，知寨主管博易场地及溪洞苗米税赋等。”[23]
这段材料清楚揭示了南宋王朝在处理左右江社会时如何通过设置相应的官职，利用博易以羁縻蛮人、藩篱内地的目的。
整个马纲贸易最关键的地方在于：首先，如何将食盐销售额最大化，以获取足够的资本易马；其次，在鬻盐的过程中，如何获得易马中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关于横山寨易马所需要的物品，《建炎以来朝野外杂记》写道：
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千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千匹，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匹。[24]
《岭外代答》亦写道：
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银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野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马政之要，大略如此。[25]
从上引材料我们知道，与“蛮人”易马需用金、银、纺织品与盐等物。在交易的环节中，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其既是交换物，也是等价物。宋政府在广西各地鬻盐，目的就在于获取易马所需要的金、银与纺织品。首先，政府将盐以官搬的形式从廉州盐场沿水路运至广西各地销售，与不同族群换取布帛等各种纺织品。当其时“广西触处富有苎麻，触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26]由于各地盛产苎麻，导致了许多地方的纺织业相当发达。当时产布的主要地方有象州、柳州、邕州等地。这些产布地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的沿岸。直至今天，纺织业仍是广西许多地区的经济来源之一。当时广西盛产苎麻，与北宋时期政府劝谕部民广种苎麻的政策有着莫大关系。[27]在马纲贸易的机制里，用盐整合广西各地的种植业与纺织业是关键一环。同时，为了提高布帛的价值，宋政府亦将许多种植染料的瑶人纳入到这一贸易中。范成大对瑶人经济有以下记录：
餡人常以山货、沙板、滑石之属，窃与省民博盐米。山田易干旱，若一切闭截，无所得食，且冒死突出，为害滋烈。沿边省民，因与之交关，或与侵负之，与缔仇怨，则又私出相仇杀……次告谕近餡，亦视省民相团结，毋得犯法，则通其博易之路。不然，绝之。彼见边民已结，形格势禁，不可轻犯，幸得通博买，有盐米之利，皆欢欣听命。[28]
对这段材料，我们既要注意到宋政府如何利用博买以控制瑶人，但也要看到宋政府试图主导地方社会贸易网络的努力以及瑶人经济在政府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关于瑶人的经济，周去非也写道：
瑶人以蓝(靛)染布为斑，其纹极细……故夫染斑之法，莫若瑶族人也。[29]
上引两段材料所提到的滑石、蓝靛等材料，为染布所需要的重要材料。
今人在解读范、周二人的著作《桂海虞衡志》及《岭外代答》时，均将其作为了解宋代广西风土人情的著作，但若明白了宋代广西的社会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两书所描写的内容与整个马纲贸易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其中所提到各地的许多物产均与当时的买马贸易息息相关。因此，两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瑶人的染料作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我们推测，瑶人在此时因贸易逐步被整合至王朝的权力体系之内，同时瑶人的经济是王朝在广西努力构建的区域贸易体系的其中一部分。
宋政府在广西各地换取了布帛之后，一部分运至右江地区，直接作为换马之物；另一部分则运至广西左江地区，换取马市贸易所需要的金、银等物品。在左江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场所是永平寨与太平寨。关于永平寨的情况，《岭外代答》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邕州左江永平寨，与交趾为境，隔一涧耳。其北有交趾驿，其南有宣和亭，就为博易场。永平知斋主管博易。交人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凌、锦、罗、布而去。凡来永平者，皆洞落交人，遵陆而来，所齐必贵细，惟盐粗重。然盐只可易布尔。以二十五斤为一箩，布以邕州武缘县所产狭幅者。其人亦淳朴，非若永安州交人至钦者狡。若左江又有氵南江栅，与交趾苏茂州为邻，亦时有少博易，则氵南江巡防为主之。[30]
朝廷在永平寨用纺织品与交趾博易金、银等物。关于交趾物产，《诸蕃志》中亦有“生金、银”的记载。[31]由于左江地区行交趾盐，所以只能在此地用纺织品博易，而为了实现博买收益的最大化，获取更多金、银，于是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交趾盐的销售，规定盐只能换取最低等的布。易金、银之后，宋政府再将其运至右江横山寨，“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银彩帛，尽往博易。”获马之后，遂将马运至经略司检验，最后发往“江上诸军交纳”。[32]
如果说以上所提及的是博买前的准备环节，那么，博买最后的成功还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数量的蛮马被招至横山寨交易。由于对“夷情”的不熟悉，宋政府将左右江地区的许多“蛮酋”封为招马官，令其至大理贩马。前文所提到的安平州之李蒶与田州之黄诣均属此类“蛮酋”。其主要办法是官员先予锦缯，命其从大理招马而归：
买马司先遣招马官，赍锦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33]
不难想象，招马官从中可以获取可观的收益。而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同的土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既体现在地域内，也体现在不同的地域间。如果翻阅南宋后期关于招马官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已经很少有左江洞酋充任招马官，基本为右江洞酋把持。其实质就是右江洞酋将左江洞酋逐步排挤出招马贸易之外。右江洞酋控制这一职位后，除了从朝廷直接获得赏赐以外，还可以私置市场，从中获利：
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入官场者，什餢一二耳。[34]
由于“蛮马之来，他货亦至”，马纲贸易带动了相关一系列贸易的发展。因此，右江地区的许多洞酋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扮演着中介商的角色并从中获利。这一情况甚至威胁到朝廷在贸易网络中的主导地位：
隆兴甲申，胜餞子昭为邕守，有智数，多遣逻卒于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轻其税而留其货，为之品定诸货之价，列贾区于官场。至开场之日，群商请货于官，依官所定价，与蛮为市，不许减价先售，悉驱译者导蛮恣买。遇夜则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许执覆监官，减价博易。诸商之事既毕，官乃抽解，并收税钱。赏信罚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无他縻费，且无冒禁之险。时邕州宽裕，而人皆便之。[35]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朝廷与招马官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朝廷需要借助右江洞酋帮助其从大理招马而归，同时，又必须提防其掌握贸易的主动权而损害朝廷的利益。但毋庸置疑的是，右江洞酋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迅速地崛起，在经济实力上超越了左江洞酋成为王朝在广西推行羁縻政策最重要的力量。
右江洞酋利用马纲贸易崛起的情况在右江地区的布洛陀信仰及元明以后土司的家谱中均能得到清楚的验证。布洛陀是右江地区最重要的神明，其为开创世间万物之神。“麽公”——当地社会的神职人员，在祈福、消灾时均要念诵《布洛陀经诗》。在仪式开始请神时，麽公要先念诵以下经文：
让我叙说前世的根源，让我传唱先世的根基，我妈是罗家女，嫁到陆家去，生下我们六兄弟，大哥来到人世间，他到上面去贩马；二哥来到人世间，他到下面去贩牛，三哥来到人世间，他行动敏捷去打贼，四哥来到人世间，手脚粗重当工匠，五哥来到人世间，他去朱何阳，他是前面走的英雄好汉，他去骑着石榴红大花马，土官头人见他不敢管，头人见他也不敢讲话。唯独剩下我老六，最后剩下我晚仔，布洛陀的经诗给我读，布洛陀的宝刀归我接，我嘴巴会念巫经……[36]
麽公念诵此段经文在于证明其身份的合法，而麽公身份的合法在于其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而文中所叙六兄弟的身世，基本上就是右江地区在南宋时期历史的投射。文本中提及的“大哥贩马”的身世，我们可以理解为右江洞酋崛起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37]
元明以后，洞酋由于逐步变为土司。在右江土司的源流谱中，亦能看到其祖先利用马纲贸易发迹的记述。如泗城州岑氏的源流谱中关于祖先的追述，有以下的描述：
岑仲淑，派自余姚，善于医道，立武功于宋高宗朝，授麒麟武卫怀远将军。随狄襄公征侬智高，克林州城，破邕州，志高奔广南。襄公还朝，仲淑公善后，驻扎邕州，建元帅府，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以御侬智高。始通市马于水西，大火合兵扫荡西南夷梗，有。布露上京，封越国公。[38]
对于此段记述虽仍有许多地方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与探讨，但回到南宋右江历史中，我们应能基本判断“通市马于水西”为岑氏土司祖先发迹过程的重要一步。
通过对马纲贸易过程的论述，我们看到在南宋时期，由于马纲贸易网络的建立，右江洞酋因其在地理上的位置比左江洞酋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左江地区的洞酋在这场贸易中则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
左右江政治格局的变化，除贸易内容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由于贸易而导致洞丁征调制度的变化。对于宋政府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长距离贸易如何在“蛮夷之区”得以通畅。因此，北宋沿袭下来的洞丁征调制度被吸纳至贸易机制中，而这一军事制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变化。被征调的洞丁不仅只是戍守边疆，还要承担起保护贸易的职责：
今邕州横山买马，诸蛮远来，入吾境内，见吾边面阔远，羁縻州数十，为国藩蔽，洞丁之强，足以御侮，而横山然远在邕州城七程之外，置寨立官，傍引左、右江诸寨丁兵，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时之，然后与之为市。其形势固如此![39]
材料清楚表明了洞丁征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同时，材料也揭示了洞丁调戍之地不断扩大。在北宋时期，洞丁仅在邕州一带戍守，而到此时，已扩至贸易沿路。而洞丁征调的范围也从以左江为主变为左、右两江区域并重。可调洞丁范围的增大，意味着朝廷在羁縻体制下的主动权愈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写道：
保丁则户一名；土丁则父子兄弟皆在其数……干道二年……复命邕、宜、钦籍等地土丁姓名、年甲，至五十岁既行拣汰，别选户丁承替，每春秋农隙，于逐乡各置教场，如法教习。[40]
此段材料描写的是朝廷在南宋期间对军事征调制度改革的情况。由于洞酋可籍征调获利，由此竞相被征调，甚至不惜以老、弱之人充征。南宋以后，朝廷对征调的制度控制愈严，而这一变革的基础正是来自于征调选择范围的扩大。右江洞酋则因其在贸易中的特殊位置而使其在征调制度中的地位得以提升。在贸易体制下，两江地区被王朝的整合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在此过程中，左江洞酋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其在整个广西区域格局中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朝廷借右江洞酋的因素更好地实现了对左江的羁縻。经历了南宋时期，左江失去了与朝廷抗衡的政治、军事资本，在地方政治激烈竞争的前提下，其被迫进一步整合至朝廷的权力体系之内。与此相反，右江地区的洞酋在王朝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则不断上升。凭借招马、军事征调这两个因素，右江洞酋奠定了其元明以后在广西区域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三、结语
学术界一般认为，宋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起源时期，元代是土司制度正式确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洞酋的身份逐步转变成“土司”。审视元明以后的广西区域社会变迁，左右江地区的土司无疑是影响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元素。尤其在有明一代，帝国版图的确立正是在土司军事征调制度的前提下展开的。此时期的左右江土司的格局正是左弱而右强。右江土司“尤称强悍”、“叛服不常”，而左江土司则“弱小易驭”。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宋代广西的历史脉络中回答，元明以后的土司制度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一历史过程又如何影响到区域的政治格局?
透过对两宋时期广西左右江地区社会结构、经济需求以及区域贸易的考察，我们认为地方社会经济对外高度的依赖性导致其基层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是土司制度建立的重要基础，其为后来土司制度中军事征调机制的来源。北宋侬智高叛乱被平定以后，王朝首先用“岁赐”与军事征调的方式逐步将左右江洞酋整合至王朝的羁縻体制之内。宋王朝南渡以后，岁赐不复存在，但洞丁戍守的制度延续了下来并成为了区域贸易的重要保障。宋王朝利用以马纲为核心的区域贸易实现了对广西地区的羁縻，而左右江的洞酋则籍贸易获得了经济利益，双方围绕着这一区域市场展开博弈。博弈的过程，既包含着双方对利益的争夺，也意味着彼此被市场逐步整合至一起。而在这一区域贸易中，左江与右江的洞酋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又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导致了地域政治格局的变化，造就了“左弱右强”的区域格局。直至清代，我们仍能感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清政府在左江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难度远比右江地区要小，其中缘由在于右江土司的实力远比左江要强大。在理解宋代广西羁縻制度的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对广西区域社会史有一些新的体会。
注释：
①[唐]刘恂：《岭表录异校补》卷上，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52页。②[元]脱脱：《宋史》卷495，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14页。③[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4页。④[元]脱脱：《宋史》卷495，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81页。⑤[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0，中华书局，1986年，第2588页。⑥[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9页。⑦[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6页。⑧[宋]余靖：《贺生擒侬智高母表》，《全宋文》第13册，巴蜀书社，第621页。⑨[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5页。⑩[元]脱脱：《宋史》卷191，中华书局，1977年，第4747页。[1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2页。[12][元]脱脱：《宋史》卷191，中华书局，1977年，第4746页。[13][元]脱脱：《宋史》卷191，中华书局，1977年，第4746页。[14][元]脱脱：《宋史》卷191，中华书局，1977年，第4748页。[15][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6页。[16][明]黄佐：《广西马政志》，[清]汪森：《粤西丛载》卷16，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页。[1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426页。[1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3，中华书局，1956年，1217页。[1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426页。[20][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9页。[2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7页。[22][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3页。[2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19，中华书局，1957年，第7638页。[2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426页。[2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7页。[26][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223页。[27]参见[宋]陈尧叟：《劝谕部民广种植麻苎疏》，[清]汪森：《粤西丛载》卷4，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3页。[28][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43页。[2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224页。[30][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5页。[31][宋]赵汝适：《诸蕃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95页。[32][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2页。[3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87页。[3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4页。[3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4页。[36]张声震编：《布洛陀经诗译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9～13页。[37]具体请参见拙文《<布洛陀经诗>与区域秩序的构建——以田州岑氏为中心》，《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38]《泗城岑氏宗支世系》，谷口房南、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3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90页。[4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417页。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