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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已经超过了51%，连续三年超过了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向服务业集聚，已突破了传统的对外投资动机，利用外资已经名副其实地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我国的服务贸易也迅速发展，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三位。服务业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顺应这一要求，把握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机遇、新格局，安全有序、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服务业对外开放：问题与风险共存
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首先表现在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不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过多地集中于房地产等利润较高的非传统服务业，以及中国服务业与外商投资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异，因此，外商投资并未给中国服务业带来明显的技术优势。另外，在服务业领域，由于我国企业在产品设计、管理技术、技术诀窍和服务水平等方面与跨国公司的差距远远大于制造业，中国服务业吸收能力不足以及缺乏与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切磋技艺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导致当前我国服务业技术吸收能力很有限。
其次，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大多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增长，其对我国服务业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不断增长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与内资企业关联度不高。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向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扩张，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跨国制造企业，在如此情形下，由于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不具有为外商制造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能力，必然造成本土企业技术难以升级的不利后果，从而导致我国内资生产性服务业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
再次，服务业外商投资并未显著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由于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品牌效应远大于国内企业，伴随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将对本土市场需求造成一定的压力，本土服务业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同时，服务业外商投资并未显著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远远小于其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
最后，外商投资还可能带来安全风险。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比制造业更为深刻，但是我国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国家安全”或者“国家经济安全”缺乏基本定义，其内涵与外延都非常模糊。例如，信用服务业规模虽小，但与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再如，由于我国审计等专业服务规模较小，如果国外相关企业全面控制我国高端审计市场，将有可能导致我国国家经济数据不安全。因此，中央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积极有序地推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最重要国际背景，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怎样抓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拓展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新空间，成为当前党和政府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当前重要的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的战略部署。按照部署，应坚持维护国家安全，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我国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服务业开放的区域结构。要扩大区域开放，缩小地区间服务业发展差距，以积极主动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推动区域服务业大发展；要积极吸引境外公司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地区总部，发展总部经济，并按照其对地区各级财政的贡献率由受益财政给予有吸引力的补贴；要调整招商引资的主攻方向和策略手段，拓展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有效途径，积极引进国外商贸流通业、旅游业、物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对具有牵动力的重大现代服务业项目，给予财政支持和补贴，促进服务业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以及管理手段创新。
第二，优化我国服务业内部的行业结构，特别要大力拓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放松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限制，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和充分发挥服务业自身需求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从产业层面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改造传统服务业，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通过政府的扶植与政策的倾斜等方法提升中国服务业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贡献度。此外，还要大力促进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攀升。
第三，以外贸结构转换为出发点，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为了增强我国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拉动作用，需要不断发挥服务贸易高附加值优势，逐渐提高我国货物贸易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延长货物贸易价值链，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同时，要逐步降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出口结构中的比重，改变因大量进口资本密集型设备而阻碍我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并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合作等方式逐步提升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水平，形成上下游完整的制造业产品生产链条，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发展。
第四，针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国，重点发展优势互补的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着眼于全面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针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国，要重点发展优势互补的服务贸易。例如，中韩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互补的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旅游、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金融服务等，因此，我国要重点发展与不同贸易伙伴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互补的行业之间的贸易往来。
第五，提高服务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缩小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那些在竞争能力上与外商投资企业差距较大的行业，要尽快出台激励与支持措施，帮助企业缩小差距，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或扶持本土企业的成长，不断增强本土企业竞争力。同时，引导服务业外商投资的行业投资方向，对服务业FDI项目的评价要从注重数量多少转变为注重评价服务业外商投资技术含量的高低。
第六，加强国内服务供应商与外资企业的联系，促进外资企业技术转移。鼓励外资企业与国内购买方和服务供应商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要间接地扩大制造业整体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范围，要不断提高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为外商制造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能力，从而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能显著地促进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
（作者夏杰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姚战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服务业对外开放：问题与风险共存
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首先表现在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不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过多地集中于房地产等利润较高的非传统服务业，以及中国服务业与外商投资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异，因此，外商投资并未给中国服务业带来明显的技术优势。另外，在服务业领域，由于我国企业在产品设计、管理技术、技术诀窍和服务水平等方面与跨国公司的差距远远大于制造业，中国服务业吸收能力不足以及缺乏与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切磋技艺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导致当前我国服务业技术吸收能力很有限。
其次，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大多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增长，其对我国服务业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不断增长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与内资企业关联度不高。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向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扩张，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跨国制造企业，在如此情形下，由于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不具有为外商制造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能力，必然造成本土企业技术难以升级的不利后果，从而导致我国内资生产性服务业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
再次，服务业外商投资并未显著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由于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品牌效应远大于国内企业，伴随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将对本土市场需求造成一定的压力，本土服务业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同时，服务业外商投资并未显著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远远小于其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
最后，外商投资还可能带来安全风险。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比制造业更为深刻，但是我国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国家安全”或者“国家经济安全”缺乏基本定义，其内涵与外延都非常模糊。例如，信用服务业规模虽小，但与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再如，由于我国审计等专业服务规模较小，如果国外相关企业全面控制我国高端审计市场，将有可能导致我国国家经济数据不安全。因此，中央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积极有序地推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最重要国际背景，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怎样抓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拓展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新空间，成为当前党和政府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当前重要的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的战略部署。按照部署，应坚持维护国家安全，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我国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服务业开放的区域结构。要扩大区域开放，缩小地区间服务业发展差距，以积极主动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推动区域服务业大发展；要积极吸引境外公司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地区总部，发展总部经济，并按照其对地区各级财政的贡献率由受益财政给予有吸引力的补贴；要调整招商引资的主攻方向和策略手段，拓展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有效途径，积极引进国外商贸流通业、旅游业、物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对具有牵动力的重大现代服务业项目，给予财政支持和补贴，促进服务业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以及管理手段创新。
第二，优化我国服务业内部的行业结构，特别要大力拓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放松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限制，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和充分发挥服务业自身需求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从产业层面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改造传统服务业，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通过政府的扶植与政策的倾斜等方法提升中国服务业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贡献度。此外，还要大力促进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攀升。
第三，以外贸结构转换为出发点，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为了增强我国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拉动作用，需要不断发挥服务贸易高附加值优势，逐渐提高我国货物贸易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延长货物贸易价值链，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同时，要逐步降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出口结构中的比重，改变因大量进口资本密集型设备而阻碍我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并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合作等方式逐步提升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水平，形成上下游完整的制造业产品生产链条，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发展。
第四，针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国，重点发展优势互补的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着眼于全面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针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国，要重点发展优势互补的服务贸易。例如，中韩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互补的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旅游、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金融服务等，因此，我国要重点发展与不同贸易伙伴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互补的行业之间的贸易往来。
第五，提高服务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缩小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那些在竞争能力上与外商投资企业差距较大的行业，要尽快出台激励与支持措施，帮助企业缩小差距，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或扶持本土企业的成长，不断增强本土企业竞争力。同时，引导服务业外商投资的行业投资方向，对服务业FDI项目的评价要从注重数量多少转变为注重评价服务业外商投资技术含量的高低。
第六，加强国内服务供应商与外资企业的联系，促进外资企业技术转移。鼓励外资企业与国内购买方和服务供应商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要间接地扩大制造业整体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范围，要不断提高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为外商制造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能力，从而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能显著地促进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
（作者夏杰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姚战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