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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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195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没有多少钱,政府财政很困难,但是当时的民族关系很好,现在政府的钱多了,我们的民族关系反而恶化了。例如上海、山东、广东、深圳4省市对口支援喀什地区的10个县,总金额达到600亿元,这笔钱数额不能算少,但是喀什的民族关系仍然没有改善,不断发生恶性暴力事件。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在建设、财力、科技等方面的能力和投入的力度很大,为什么这些地区的民众还是与政府有隔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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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大帝是中国传统阴司神灵系统中带有强烈地域性的神祗。本文通过碑刻和口传资料,探究总司大帝的源流、功能及其仪式意义,为研究中国民众的传统生死观提供一个完整的个案。
在文化大革命时,我是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中学生,1968年8月报名去插队,作为北京知青来到内蒙古牧区。当时北京知识青年插队去边疆地区的人数很多。我插队的地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沙麦公社,那五年的时间我们在这个纯蒙古族草原牧区当牧民,住蒙古包、骑马放羊,在不同季节逐水草游牧,知识青年努力学习蒙语,努力适应草原游牧生活。当年的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马戎: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50年代的形势是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些政策在50年代行之有效,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当年的许多VI号现在已经没有感召力了。一个文化革命把中国社会完全翻了一个个儿,把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干部的威信都破坏了。我们怎么能够把这种深层次的破坏再修复起来呢?
让我用两个假说来解释这种现象。一个是社会学里的“破窗理论”或“破车效应”;一个是生物人类学上的“建立者效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开国领导人在反复权衡和汲取长征到抗战再到三年内战胜利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基本政治制度设计。现在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开国领导人不成熟,或者是受苏联影响才选择了这项可能存在漏洞的制度,我觉得现代人这样想,是有些狂妄,
首先,今天的主题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但这个主题本身有一个误区:新的民族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始终在建构的一种关系,国家对民族关系也有一个基本的表述,到了1978年中央就明确表示这种关系已经形成。它的特征就是平等、团结、互助,提出和谐社会之后,增加了和谐这个内容。
马戎: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需要从落实平等、完整的公民权利的角度来建设现代的公民社会。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应该是国家公民,而不应该是汉族、维吾尔族这个层次的“民族”。我们现在讲的平等权利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体权利,另一个是群体权利。我们当然也需要考虑群体权利的保障,
郝时远:我们在参考国外经验的时候,首先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它。比如美国开一个超市,你必须按照政策招收特定数量的残疾人、黑人和拉美裔人,包括妇女作为超市人员,只有如此才能得到银行的贷款和政府的支持。所以在美国,甚至五百强的企业都加入它的平权行动,支持政府对黑人、拉美裔群体的优惠政策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上学、就业、贷款等。
马戎:关于优惠政策的问题,国外学者在非洲、印度做过很多调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以少数弱势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不如以某个发展滞后区域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后者实施效果比较好,也不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他们举了印度的一个例子,政府把一个群体认作是“落后群体”,对这个群体的成员给予优惠发补贴,结果是许多人去改身份,希望变成这个“落后群体”成员,最后这个群体的身份证在黑市上卖到了很高的价钱。
“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是生物学的原型人物,那么,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便是人类学的原型人物。”《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正是这位“人类学的原型人物”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马戎:第一,首先开展系统和深入的学术反思,比如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美国改善种族矛盾的思路和方法,中国历朝历代在边疆地区如何治理,以及20世纪这一百年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包括核心概念、制度、政策的设计思路等,最后是建国60多年来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践。我们首先应该在学术层面上把这些问题都讨论清楚,在讨论中逐步达成一定共识,把今天的大方向确定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