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做历史者大体不出三路：信古者，疑古者，以及释古者。过分迷信，有如信仰，做出的不是历史；过分怀疑，自坏根本，败坏的可能是文化。所以在这三者中，个人欣赏最后一种，即释古者。尤其欣赏陈寅恪先生那句人所共知的“同情与理解”。在民国那样一种学术氛围下，这并不是史学者的常态，与之持相近观点的钱穆先生在当时就是一个异类。但是，钱穆先生毕生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文化，浸淫于中国历史当中，真知灼见至今闪耀。他对历史采取的态度，我们依然不得不敬服。他在《国史大纲》中讲道：“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中国历来是一个史学繁荣的国家，长久绵延的历史、盛世修史的传统让中国的传统历史典籍汗牛充栋。官方修成的史书为数众多，至于稗官野史更是不可胜数。在没有西方学科分类的古老时代，史学承担着远比现在更加丰富的功能，也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没有政治学的时代，史学就是政治学，政治家从历史中得知兴亡治乱的故事，并以此为鉴烛照将来。长久修史带来的不只是厚厚的典籍书册，更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历史思维。龚鹏程先生甚至认为，国人与西方的根本差异即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持历史思维，而西方人是逻辑思维。
　　随着学科分类的不断精细，附着于史学之上的种种额外功能层层剥落。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今社会，史学面临着危机，史学者不时发出史学危机的哀鸣。但是，历史不会消亡，史学也不会消亡，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思维方式不会轻易改变。因为历史是人类存在的明证，正如记忆是个人证明自己存在的根据一样。如果不承认历史存在真实，等于否定了人类曾经的存在，会让那些凄怆、悲苦与崇高等都无处安放，最终流离失所无处容身的是人类自身。因而，历史的价值不在于致用，而在于证明，证明我们曾经活过、哭过、笑过、爱过。
　　也正由于此，信与疑都不是最好的态度，怀着同情与理解，带着温情与敬意去亲近历史，才能够体现史学研究的人文情怀，带领读者走进那样的时代，理解古人的种种彷徨、惊惶、无奈，以至种种不得已而为之，种种置于死地而后生。
　　但是，这样去做历史并不容易。因为同情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没有理解得来的是空泛的同情。而理解又来自于最传统的史学功夫——考据。仔细爬梳史料以后，才会得知历史事实是何种情形，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出思想、出真知，最后才是与古人思想上的共鸣和对古人精神世界的理解。
　　我认为，杨国强先生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是这样努力的。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史家幸”，历史上天崩地坼的年代，带来的固然是生灵涂炭、江山易色，却是史家之幸，这正为他们提供了纵横驰骋的空间。
　　二
　　刚刚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多灾多难，经历从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走过了从被侵略殖民到奋起反抗、民族自立的历程，这为历史学者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言说空间。同时，这一段也是被盖棺论定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中，这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线性谱系。其间的众多历史人物的形象也泾渭分明、黑白对立，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反而成了一段不大好言说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丰富、复杂与种种多面、吊诡，也着实考验着学者的史才。
　　作史者知道历史的结果，极容易从结果去寻找原因，以成败论英雄。如何写出变革的过程和世道人心的种种徘徊、困惑、抉择，端赖史家对于那一时代的感受以及对人性的体察。杨国强并非道德决定论者，也非只讲势不讲理者，而是以一只生花妙笔，展现了洋务运动三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文笔美妙而简约，议论精彩而短小。
　　这部《晚清的士人与世相》记述“关于晚清的社会与思想变迁。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他们在古老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撞击中间，一路徊徨，一路回应；其间的紧张、踔厉、愤郁、歌哭与其自身的节节丕变相伴随，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然而，这个过程中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等，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全书是杨先生历年论文的汇总，由《清代的功名与富贵》起，至《历史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止，年代跨度约400年，论题有社会史、移民史、学术史等众多方面。这众多问题庞而不杂，在逐步展开的丰富的历史图景中凸现出来的关注问题始终如一：即百年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及其中首当其冲的士大夫阶层的嬗变历程。
　　对于这一段天崩地坼的历史，他极力以工笔细描出两个世界碰撞时的扞格难通之处，入微地记述了中华士人值此3 000年未有之变局的心态与世界观的转变过程和其间的彷徨无奈、无计可施与悲怆交加。他还捎带提及流行于当下已经成为常识的一些历史知识与历史人物。寥寥几句话便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向我们展示所谓“常识”的荒谬，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历史本来的多面与吊诡，让历史变得立体丰富起来。
　　自鸦片战争起，古老中国便一步步被异族侵略欺凌。因为西方近代化与传统中国的种种不同甚至相反都是超出中国人的认知世界的，不知发生了多少后人看来荒谬的事件，出现了多少后人看来迂腐甚至迷信的人物。对于这些人，杨国强的眼光与众不同。他认为这些人和事身上恰恰体现了古老中国的固有认知方式，这些人的迷信、迂远体现的恰恰是初遇西方强敌时的一种难得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很难见于后人了。只是由于识见不够，它才成了为人耻笑的东西。
　　在《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中，杨国强发出数处精彩议论：
　　“千年清议之所以能够寄托于千年公论，本在于以义理为天下立普遍性、统一性和至上性。裁断、纠正、评判、褒贬、界分都是义理之外无原有。这种狭而且深决定了千年清议不讲利害，只论是非。”（176页）
　　“清议与洋务因富国与恤民相辩驳，这种抵牾和辩驳翻出来的正是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内含的深刻矛盾：洋务为富强而借西法，其初心本在与彼族相竞逐。然而借来的西法以侵食为本性，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在撕破旧经济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又在实现自己的过程里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样式。”（181页） 　　“不识历史变迁的清议倾力伸张恤民之旨义，又正是以其不识历史变迁的古老和陈旧，真实而具体地体现了这一段历史变迁中应有的矜愍与良心。”（182页）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因时势的逼拶而倾斜失衡，又在倾斜失衡里漠漠然碾过清议的道德忧愤。实事实功一次一次地碾过义理和道德，两千年的清议和光绪朝的清流便不能不再而衰三而竭。”（191页）
　　寥寥几段议论，已经展示出了古老中国旧有的维系人心道义的东西已经不能发挥价值，在西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下越发显得不能经世济时。在迫切的时势面前，气短的是长远的“理”；在急切的“事功”面前，义理显得越发迂远无用。而这种感受最为强烈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志气动摇、丧失信心历经了一个漫长但对个人冲击力极强的过程。随着这一阶层的自信丧失，中国文化也便一点点臣服于西方脚下。杨国强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出了这一过程，并展现其间士人的不屈而又无可奈何，左突右冲而不见出路，终于“以夷变夏”。
　　一方面，世易时移不以人心为转移；另一方面，义理道德存乎人心，又在世事激变中力挽人心。简单以后见之明，谱系瓜分根本不足以明晰当日之古今中外夹杂缠绕之复杂情态。
　　在百多年的“救亡图存”等致用目标的侵蚀下，传统中国的“道”“义”几乎被消磨殆尽。以今日观之，讲技术、技巧、技艺，讲速成、直达、捷径，而于“道”“义”“理”，不仅不信，甚至成嗤之以鼻之态。我们很难相信，也更难感受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内心的崇高精神世界，谈“道”持“道”也成了迂远的表现。
　　也只有在史家笔下，重新回顾那段历史，我们才会不由哀叹中国既有精神价值之节节败退，势压倒理，理幽隐不彰，长久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丢掉了自己最独特也最重要的东西。这恐怕是那段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只有在我们肯理解古人之后，才会认真地看到这样一个结论。
　　三
　　杨国强先生的著作突出体现了人文情怀，而人文情怀必有人文化之表达方式才能文尽其意。读杨国强的书与文，最深刻的感受在于其书写历史的方式。其遣词造句风格古朴雍容，优美深刻，是最典型的传统文章。做的是学术，而生硬的学术话语一个不见，行文与引文中的文言融为一体，这种表达方式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作者对于古人的同情与理解。
　　其实，选择什么样的学术表达方式，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文字问题。读西方汉学家的书，总觉得味道不对，正是因为其研究的历史是中国的，而表达方式却为西方的。写历史文章，难免不引述古文。古文与西洋表达方式原本就是两个东西，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文化，则文章看起来必然隔膜不亲。
　　可惜在百年西潮侵袭之下，中国学人为西方理论所俘获，研究是中国的，但理论却来自西方，思维形式和表达方式也日益西化。长此以往，难免丧失中国传统学术话语。话语产生隔膜，则很难深入到中国问题的肌理中去，更谈不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国学术成了一个既与传统文化隔绝，也与西方文化隔绝的东西。
　　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学术研究、教育学科建制并不存在于中国传统之中，传统中与“教”相连的不是“育”而是“化”，教育不独立成为系统。中国现代教育学自引进之初，就与急迫地造国民、造教师关联在一起，急切致用与时不我待的焦灼心态缠绕在一起，使得教育学多了一分术以致用，而少了一分学以论理，教育学的表达方式更加西化。
　　当下，对教育学学术水准不足的指责并不少见，我以为以杨国强先生的述学文体为启发，探究中国教育学术的独特表达方式，使这门学科能够接上地气，与传统对话，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尤其是教育史学科，兼具教育学与历史学的特性，既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学科，更应该尝试人文化的表达方式，亲近古人，进入古人的思想世界和话语系统，使教育学科接续悠久的历史传统，从而拥有深邃的文化根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柯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