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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以后，于1956年1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7年1月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会长，他同时又是国家科委下属的力学组组长，一身三任，堪称中国力学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的力学研究工作的发展，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
1956年4月，由于钱伟长先生的热情推荐，我从原工作单位江西南昌第一中学来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8年下半年，所领导经过研究，让我走上了业务管理的工作岗位，直至1967年。十年之中，我有幸在钱学森这位科学大师领导下工作，经常向他汇报工作，聆听他的指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钱学森逝世以后，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有关方面对他在国防科研方面的贡献，给出了翔实而全面的宣传，对他在力学事业方面的贡献涉及较少，令人感到美中不足。
以普通申请者的身份在力学所入党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初，当时所的规模很小，全所在编人员不过20余人。临时租借了中关村化学研究所大楼五层的西半边作为办公室。我到所不久，大约是1956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所图书室浏览新到的书籍时，首次遇见钱学森。他听见我自报姓名后，很和蔼地笑了一笑，说他看过我前不久在物理学报发表的有关扭转问题的论文，并知道我来自江西，这说明他对我的基本情况已有所了解。尽管如此，由于我当时只是新到所的初级研究人员，他是力学所的主要领导，地位相差悬殊，再加上他忙于科学规划等工作，彼此之间接触并不很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下半年。当时担任力学所副学术秘书（主要负责科研任务的计划、协调等工作，学术秘书由郭永怀兼任，一直到他去世——作者注）并且事实上总管业务工作的朱兆祥同志，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调离了力学研究所，业务管理人员陷于空缺，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我来补上这个空缺，我几经推辞，这时候钱学森以所长身份几次与我促膝谈心，对我进行动员。考虑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理应遵守党的纪律，最终还是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走上了业务管理的工作岗位。
钱学森十分重视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他多次说过：当今研究工作早已告别了十八九世纪那种一支笔几张纸，靠个别科学家苦思冥想就可解决问题的时代。凡是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完成需要不同单位的协作，需要庞大复杂的实验手段。而这些协调、组织工作是靠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知识面广，同时又掌握科学管理方法的专门人员来完成的。他把研究单位的业务处（或计划处）比做军队的参谋部，在他的重视和关怀下，力学研究所的业务管理工作的队伍逐年得到扩大。我们的工作包括协助研究室制订研究计划，掌握研究计划执行情况和分阶段总结，所内外的协作，研究资源（经费、器材、人员）的分配等等。力学研究所又是国家科委力学组和中国力学学会的挂靠单位，力学研究所同时应该承接两个单位的各种管理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起，钱学森在国防部五院工作日见繁重，经过上级协调他逐步减少了来所工作时间每周只剩下一天。这时候力学研究所已经拥有十几个研究室和一个分部，所的规模日益扩大。作为计划部门，我们每次都在钱学森来所以前，向他提供一份全面、准确的情况总结供他参阅，钱学森深入重点研究室（组），我们也一定要跟随在侧，记录他对研究工作的具体指示，研究贯彻落实。所以钱学森来所时间变少以后，我们与他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了。这种情况一直到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力学研究所乃至科学院事实上已经瘫痪。不久我也受到波及，被迫离开力学研究所。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不会说出过多的政治理论，但是他与祖国人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并时时事事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思考问题，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
力学研究所成立之初，钱学森开会时多次讲到：在研究所内一定要建立一种新型人际关系，研究人员切忌有优越感。全所上下从研究人员到炊事员、清洁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贵贱高下之分，他对工人或其他劳动者都是十分尊重的。1957年力学研究所准备兴建一座五层大楼作为办公场所。在审查图纸时，钱学森认为装饰标准太高，他一口气取消了包括豪华吊灯在内的多项装饰。他认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每一元钱都是劳动人民通过艰苦劳动积累起来的，必须尽量节省。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向上级组织要求减薪，并放弃国家对他的特殊供应，力求做到与广大人民同甘共苦。
钱学森身上同时肩负着领导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导弹技术）和发展力学两项重任。为此，他总是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当他仍住在中关村时，力学研究所三楼的所长办公室入夜总是灯火通明，星期日到所办公或开会也是常事。在旁人看来，钱学森真像一盘绷紧的发条，永不停息在运转着，几十年如一日。如果没有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根本达不到这种精神境界的。
钱学森回国两年以后，他目睹了解放以后中国的新气象。全国城乡到处欣欣向荣，绝大部分干部勤政廉洁，在旧中国到处肆虐的黄、黑、赌、毒，已经改变，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使他深受鼓舞。通过回国以后的各方面表现，党组织对他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于是钱学森向党组织表达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意愿。由于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科学家，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所以他的申请最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获得通过（记得同时得到中央批准的还有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钱学森仍以普通申请者的身份在基层支部履行了入党手续。当时我恰好是所办公室支部的组织委员，因此由我接收了钱学森亲手递交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并在支部大会上介绍了他的自传的主要内容。
为发展中国力学事业呕心沥血
力学和人类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是密不可分的。从建造房屋，架设桥梁到飞机火箭的设计制造乃至水利建设，石油和各种矿产品的开采，处处都会遇到不同的力学问题。中国在20世纪初就有一些老科学家如周培源、王俊奎等从事力学研究工作。但是那时的研究大多比较零散，没有形成系统。5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力学研究所、岩土力学研究所，国防科研部门先后成立了五院（航天）、六院（航空）和七院（船舶），它们当中有一大部分工作是与力学密切相关的。此外各产业部门如机械、水利、土建下属的专门研究员都聚集了一部分力学研究人员。与此同时，继北大、清华以后，全国陆续有10余所高校成立了力学系（专业），地方科学院有的也成立了力学研究所。
这期间，中国的力学研究工作，不论研究领域的拓宽，水平的提高乃至机构人员的壮大都获得巨大进步。
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工作找准定位。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先是航空，二战以后再加上航天事业突飞猛进，而空气动力学，结构力学，飞行力学等就是支撑这些新兴产业的科学基础。1958年“大跃进”期间，力学研究所曾设想联合科学院内有关研究所，自行设计，制造探空火箭。由于财力，物力和人力得不到支撑，后继乏力被迫下马。这件事不仅挫伤了科研人员积极性，而且造成一部分实验设备的闲置和浪费。此后，钱学森不止一次表示：设计制造火箭，从事航天探索是一件需要投入庞大人力、物力的系统工程，即使国力远比我们雄厚的美国也只有太空总署（NASA）一家在搞。我们没有必要在五院之外另起炉灶。但这绝不意味力学研究所在发展我国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无所作为，他认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有一个分阶段的过程，有今天的技术，又有明天的技术，我们应该对未来技术深入调查研究，确定其中关键的力学问题作为研究内容。一般说来研究制造部门是无力在当前任务以外研究未来问题的，我们带有前瞻性研究的成果，可以大大地缩短设计制造部门的摸索过程。他把这种关系形象地称之为“接力”。钱学森对力学研究工作的定位，并没有成为全体人员的共识（个别领导同志对此也持有异议），但是实践表明，他的想法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的，对研究部门和设计制造部门的分工也是合理的。
1961年前后，在钱学森的倡议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签订了包括从第101到第105五项协作项目的协议书。
在民用项目方面，钱学森也强调项目的前瞻性。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尝试在水利建设中利用爆破工程。力学研究所即开始爆破力学的研究，派一批研究人员参加工程设计计算，每逢大型工程爆破都进行实地观测。他们对爆破工程的药包堆放、起爆时间一系列技术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不仅如此，对爆破工程中介质的运动变化规律，郑哲敏几乎与国外同行同时提出液体——弹性——塑性理论。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
积极倡导力学向新领域扩展，使研究工作更富创新精神。
早在我国1956年制定第一个十二年自然发展远景规划时，钱学森同志就提出在我国开展化学流体力学和物理力学研究的倡议。在化学流体力学方面，开始研究的重点是与化工冶金有关的流态化床的问题。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与火箭发动机有关的燃烧问题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在物理力学方面力学研究所开展过对高温气体（几千度）以上气体分子离解和电离的研究。高温气体的热力学性质和输运性质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得出的数据是研究导弹弹头再入大气层和回收人造地球卫星乃至对远程导弹进行识别所必需的。
除了化学流体力学和物理力学，力学研究所还成立了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六室），他们研究方向有等离子体的稳定性问题和磁流体直接发电的研究。它们和人类寻找代替能源的努力密切相关。比较遗憾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五六十年代刚刚起步的新兴学科的研究走上了曲折崎岖的道路。
对于科学研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钱学森是异常敏感。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受苏联科学院一位专家的启发，他很快意识到计算技术有可能取代一部分科学实验。并在几次公开演讲中阐述其观点。到了上世纪末数字模拟获得极大发展。从核爆炸，热核反应过程乃至化学工程处处可见数字模拟的身影，可见其见解的超前。
很好地团结老科学家，扶植培育中青年一代，使大家各得其所。
在对老一辈科学家方面，只要有真才实学的，钱学森都给以充分尊重与信任。郭永怀先生1941年到加拿大留学，以后转入美国，师从冯·卡门教授。钱学森对郭永怀先生学术造诣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郭永怀在研究跨声速流动时，上临界马赫数重大作用的发现和研究激波与边界层相互作用，对发展高速空气动力学是两个重大贡献。他把由庞加莱、莱特希尔和郭永怀先后发展的奇异摄动法命名为P.L.K法。郭永怀回国以后担任了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经钱学森推荐，参加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并作出了出色贡献。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之一。遗憾的是，1968年末，郭永怀参加完原子弹试爆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不幸殉职。
钱伟长先生也是我国著名力学专家。他在弹性薄壳的内禀理论、薄板大挠度计算方面做出了出色贡献。钱学森回国之初，因钱伟长先生回国早，对国内情况较熟悉，对党的方针政策比较熟悉，他对钱伟长先生非常倚重。1957年反右时，钱伟长先生受到不公正对待，身处逆境。我曾不止一次随钱学森和郭永怀到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家开会。会议开完后，钱、郭两位经常借故留下，他们对张维说：钱伟长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希望清华大学能创造条件，发挥其专长。
吴仲华先生是从美国归来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以叶轮机械的三元流动理论蜚声国际。1956年回国后不久担任中国科学院动力室主任。1962年为了缩短战线，动力室并入力学研究所。原动力室科研人员组建了一、三、五三个研究室从事动力机械燃烧、气动、传热方面的研究。钱学森非常尊重吴仲华先生的工作权限，极少插手这三个研究室的研究业务。在我记忆中，钱学森得知国防科委将在三线建设一系列航空发动机高空试车台等实验室。这些实验室设备造价昂贵是力学研究所无法承受的，就建议吴仲华放弃与此相关的研究，专注于民用动力机械，其口气也相当委婉，希望加以考虑。钱学森对其他科学家的尊重与支持，表现了一个伟大科学家开阔的胸怀。
在尊重老科学家的同时，对于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钱学森有一整套自己的办法，如边干边学。因为大学所学的毕竟都是基础知识，要研究新问题需补充大量知识，所以研究室甚至研究组都有自己的讨论班。钱学森虽然工作繁忙，但是他在百忙中还是参加了例如物理力学方面的专题讨论。对于青年人，钱学森主张大胆放手使用，特别是在一些新领域。老科学家的经验也许只能派上一部分用场，干脆让青年人来挑头，如力学研究所的郑哲敏、林鸿荪、解伯民、俞鸿儒、胡文瑞、崔季平等同志，当时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人。他们分别在爆炸力学、化学流体、实验室气动力学、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负责一个方面的课题，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十分重视地方力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力学系的发展。
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国经历了一个力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力学系（专业）大发展时期。据统计各地新增的地方性力学研究所有10余所之多，全国高等学校也增加了10余个力学系（专业）。到了次年，由于研究机构（或力学系）没有得到适当的人力、财力支持，对如何确定研究方向和内容又举棋不定，这些单位处于存亡续绝的紧急关头。
对此，钱学森倍感关切。他组建了一个由自己领导的，包括郭永怀、钱寿易、郑哲敏、赵景森、李毓昌、王环共7人的调研小组。1959年8月1日从北京出发，途经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大连、青岛、济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共15个市，历时50余天的调研活动。此行有三个内容：一是趁省市领导接见之机呼吁他们支持科学研究，支持新成立的地方力学机构。各省市对我们这次出行都很重视，许多省市主要负责人如江渭清、曾希圣等都接见了我们。二是参观当地工矿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特别是摸清产业结构。三是与力学所或力学系有关同志进行座谈。对于这些单位的发展，钱学森订了两个原则，即“面向生产，因地制宜”，如东北是我国装备工业基地，应从当地工厂中找问题。对大连、青岛就建议力学机构多从海港建设、海洋动力学和船舶制造中找课题。当然对条件不具备的调研组也劝他们不必勉为其难，妥善解决下马以后人员安顿等问题。
中国力学学会是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它成员众多，接触面广。钱学森认为必须有计划地发挥它在学术交流的作用。鉴于过去学术会议内容庞杂，针对性不强，在60年代中国力学学会召开的每次会议都有一专门内容：大型的如塑性力学与极限设计，弹性壳体理论等，小型会议如飞行力学与陀螺仪理论，实验应力分析等，也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起到了推动某一方面专题研究在我国迅速发展的作用。
非凡的智慧人生
通过长期的接触，我了解到了钱学森的很多早年往事。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早年全家定居北京。他曾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学习机车制造。曾短期在清华大学航空系当研究生，1935年赴美深造。
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赴美留学已14年。此时，钱学森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过人的天赋，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与冯·卡门共同创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提出了圆壳和圆柱壳体失稳的非线性理论；等等。他还先后担任过美国著名高校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并且是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1981年秋作为中国科技大学访美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我曾到该实验室参观，进大楼后不久就看到一组包括实验室领导，如冯·卡门及重要科学家画像，其中钱学森画像摆放在十分醒目的位置，全代表团成员感到自豪和振奋。代表团中朱兆祥和我与钱学森均有过密切接触，因此更是倍感亲切），卡门学派中重要的一位成员。凭借业已形成的学术地位，如继续留在美国，将获得十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个人发展或许也有更大的空间。
但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下定决心，置个人得失于不顾，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的路程。不幸的是美国政府以钱学森曾经接触过军事机密为借口强行进行阻拦。钱学森在回忆中写道：1952年郭永怀先生应邀到加州理工学院讲学，两位老朋友又重新会面，这时他的心境因回国受阻十分沮丧。郭永怀先生安慰他说：1960年美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总统易人以后，估计政策会有所松动，届时两人可以同时回国。由于我国政府不懈努力，钱学森、郭永怀两位科学家先后于1955年和1956年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
据我所知，钱学森身上具有成为一位卓越科学家必不可少的悟性，同时也具有艺术家天生的灵性。1956年初夏，我参加了由钱学森担任讲解的唱片音乐会。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解中，他介绍西洋古典音乐中使用的小提琴和钢琴，介绍了为钢琴、小提琴谱写的奏鸣曲，介绍了内容更为复杂的室内乐，最后介绍的是大型交响曲和古典音乐的主流派（他和蒋英教授的结合也正源于此）。
钱学森年轻时还喜欢绘画。他在交大读书期间曾身患重病，病愈以后身体虚弱，于是回到杭州休养。西湖是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钱学森经常夹着画板到西湖写生，这时候他经常叩问自己，人的美感从何而来。这当然不是一个靠个人苦思冥想就可以解答的问题，为此他翻阅了许多哲学著作试图从中找到答案。其结果却是马克思有关美学的论述最令他折服。钱学森对马克思学说的学习并未到此止步，他仍继续学习，马克思关于认识论、历史观方面深刻的阐述，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知道中国今后应何去何从。他病愈回校后，向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介绍了他的学习心得。在离开母校20余年以后，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又与当年同学顾德欢会合。顾德欢在校期间是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坚和领导，他离开交大以后，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过中科院电子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据说顾德欢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初还是受到钱学森的影响。
中国科学界和知识分子圈内广泛流传着“三钱”的称呼。“三钱”指的是：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以“三钱”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在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身后还遗留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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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由于钱伟长先生的热情推荐，我从原工作单位江西南昌第一中学来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8年下半年，所领导经过研究，让我走上了业务管理的工作岗位，直至1967年。十年之中，我有幸在钱学森这位科学大师领导下工作，经常向他汇报工作，聆听他的指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钱学森逝世以后，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有关方面对他在国防科研方面的贡献，给出了翔实而全面的宣传，对他在力学事业方面的贡献涉及较少，令人感到美中不足。
以普通申请者的身份在力学所入党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初，当时所的规模很小，全所在编人员不过20余人。临时租借了中关村化学研究所大楼五层的西半边作为办公室。我到所不久，大约是1956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所图书室浏览新到的书籍时，首次遇见钱学森。他听见我自报姓名后，很和蔼地笑了一笑，说他看过我前不久在物理学报发表的有关扭转问题的论文，并知道我来自江西，这说明他对我的基本情况已有所了解。尽管如此，由于我当时只是新到所的初级研究人员，他是力学所的主要领导，地位相差悬殊，再加上他忙于科学规划等工作，彼此之间接触并不很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下半年。当时担任力学所副学术秘书（主要负责科研任务的计划、协调等工作，学术秘书由郭永怀兼任，一直到他去世——作者注）并且事实上总管业务工作的朱兆祥同志，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调离了力学研究所，业务管理人员陷于空缺，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我来补上这个空缺，我几经推辞，这时候钱学森以所长身份几次与我促膝谈心，对我进行动员。考虑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理应遵守党的纪律，最终还是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走上了业务管理的工作岗位。
钱学森十分重视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他多次说过：当今研究工作早已告别了十八九世纪那种一支笔几张纸，靠个别科学家苦思冥想就可解决问题的时代。凡是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完成需要不同单位的协作，需要庞大复杂的实验手段。而这些协调、组织工作是靠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知识面广，同时又掌握科学管理方法的专门人员来完成的。他把研究单位的业务处（或计划处）比做军队的参谋部，在他的重视和关怀下，力学研究所的业务管理工作的队伍逐年得到扩大。我们的工作包括协助研究室制订研究计划，掌握研究计划执行情况和分阶段总结，所内外的协作，研究资源（经费、器材、人员）的分配等等。力学研究所又是国家科委力学组和中国力学学会的挂靠单位，力学研究所同时应该承接两个单位的各种管理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起，钱学森在国防部五院工作日见繁重，经过上级协调他逐步减少了来所工作时间每周只剩下一天。这时候力学研究所已经拥有十几个研究室和一个分部，所的规模日益扩大。作为计划部门，我们每次都在钱学森来所以前，向他提供一份全面、准确的情况总结供他参阅，钱学森深入重点研究室（组），我们也一定要跟随在侧，记录他对研究工作的具体指示，研究贯彻落实。所以钱学森来所时间变少以后，我们与他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了。这种情况一直到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力学研究所乃至科学院事实上已经瘫痪。不久我也受到波及，被迫离开力学研究所。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不会说出过多的政治理论，但是他与祖国人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并时时事事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思考问题，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
力学研究所成立之初，钱学森开会时多次讲到：在研究所内一定要建立一种新型人际关系，研究人员切忌有优越感。全所上下从研究人员到炊事员、清洁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贵贱高下之分，他对工人或其他劳动者都是十分尊重的。1957年力学研究所准备兴建一座五层大楼作为办公场所。在审查图纸时，钱学森认为装饰标准太高，他一口气取消了包括豪华吊灯在内的多项装饰。他认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每一元钱都是劳动人民通过艰苦劳动积累起来的，必须尽量节省。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向上级组织要求减薪，并放弃国家对他的特殊供应，力求做到与广大人民同甘共苦。
钱学森身上同时肩负着领导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导弹技术）和发展力学两项重任。为此，他总是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当他仍住在中关村时，力学研究所三楼的所长办公室入夜总是灯火通明，星期日到所办公或开会也是常事。在旁人看来，钱学森真像一盘绷紧的发条，永不停息在运转着，几十年如一日。如果没有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根本达不到这种精神境界的。
钱学森回国两年以后，他目睹了解放以后中国的新气象。全国城乡到处欣欣向荣，绝大部分干部勤政廉洁，在旧中国到处肆虐的黄、黑、赌、毒，已经改变，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使他深受鼓舞。通过回国以后的各方面表现，党组织对他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于是钱学森向党组织表达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意愿。由于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科学家，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所以他的申请最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获得通过（记得同时得到中央批准的还有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钱学森仍以普通申请者的身份在基层支部履行了入党手续。当时我恰好是所办公室支部的组织委员，因此由我接收了钱学森亲手递交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并在支部大会上介绍了他的自传的主要内容。
为发展中国力学事业呕心沥血
力学和人类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是密不可分的。从建造房屋，架设桥梁到飞机火箭的设计制造乃至水利建设，石油和各种矿产品的开采，处处都会遇到不同的力学问题。中国在20世纪初就有一些老科学家如周培源、王俊奎等从事力学研究工作。但是那时的研究大多比较零散，没有形成系统。5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力学研究所、岩土力学研究所，国防科研部门先后成立了五院（航天）、六院（航空）和七院（船舶），它们当中有一大部分工作是与力学密切相关的。此外各产业部门如机械、水利、土建下属的专门研究员都聚集了一部分力学研究人员。与此同时，继北大、清华以后，全国陆续有10余所高校成立了力学系（专业），地方科学院有的也成立了力学研究所。
这期间，中国的力学研究工作，不论研究领域的拓宽，水平的提高乃至机构人员的壮大都获得巨大进步。
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工作找准定位。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先是航空，二战以后再加上航天事业突飞猛进，而空气动力学，结构力学，飞行力学等就是支撑这些新兴产业的科学基础。1958年“大跃进”期间，力学研究所曾设想联合科学院内有关研究所，自行设计，制造探空火箭。由于财力，物力和人力得不到支撑，后继乏力被迫下马。这件事不仅挫伤了科研人员积极性，而且造成一部分实验设备的闲置和浪费。此后，钱学森不止一次表示：设计制造火箭，从事航天探索是一件需要投入庞大人力、物力的系统工程，即使国力远比我们雄厚的美国也只有太空总署（NASA）一家在搞。我们没有必要在五院之外另起炉灶。但这绝不意味力学研究所在发展我国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无所作为，他认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有一个分阶段的过程，有今天的技术，又有明天的技术，我们应该对未来技术深入调查研究，确定其中关键的力学问题作为研究内容。一般说来研究制造部门是无力在当前任务以外研究未来问题的，我们带有前瞻性研究的成果，可以大大地缩短设计制造部门的摸索过程。他把这种关系形象地称之为“接力”。钱学森对力学研究工作的定位，并没有成为全体人员的共识（个别领导同志对此也持有异议），但是实践表明，他的想法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的，对研究部门和设计制造部门的分工也是合理的。
1961年前后，在钱学森的倡议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签订了包括从第101到第105五项协作项目的协议书。
在民用项目方面，钱学森也强调项目的前瞻性。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尝试在水利建设中利用爆破工程。力学研究所即开始爆破力学的研究，派一批研究人员参加工程设计计算，每逢大型工程爆破都进行实地观测。他们对爆破工程的药包堆放、起爆时间一系列技术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不仅如此，对爆破工程中介质的运动变化规律，郑哲敏几乎与国外同行同时提出液体——弹性——塑性理论。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
积极倡导力学向新领域扩展，使研究工作更富创新精神。
早在我国1956年制定第一个十二年自然发展远景规划时，钱学森同志就提出在我国开展化学流体力学和物理力学研究的倡议。在化学流体力学方面，开始研究的重点是与化工冶金有关的流态化床的问题。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与火箭发动机有关的燃烧问题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在物理力学方面力学研究所开展过对高温气体（几千度）以上气体分子离解和电离的研究。高温气体的热力学性质和输运性质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得出的数据是研究导弹弹头再入大气层和回收人造地球卫星乃至对远程导弹进行识别所必需的。
除了化学流体力学和物理力学，力学研究所还成立了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六室），他们研究方向有等离子体的稳定性问题和磁流体直接发电的研究。它们和人类寻找代替能源的努力密切相关。比较遗憾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五六十年代刚刚起步的新兴学科的研究走上了曲折崎岖的道路。
对于科学研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钱学森是异常敏感。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受苏联科学院一位专家的启发，他很快意识到计算技术有可能取代一部分科学实验。并在几次公开演讲中阐述其观点。到了上世纪末数字模拟获得极大发展。从核爆炸，热核反应过程乃至化学工程处处可见数字模拟的身影，可见其见解的超前。
很好地团结老科学家，扶植培育中青年一代，使大家各得其所。
在对老一辈科学家方面，只要有真才实学的，钱学森都给以充分尊重与信任。郭永怀先生1941年到加拿大留学，以后转入美国，师从冯·卡门教授。钱学森对郭永怀先生学术造诣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郭永怀在研究跨声速流动时，上临界马赫数重大作用的发现和研究激波与边界层相互作用，对发展高速空气动力学是两个重大贡献。他把由庞加莱、莱特希尔和郭永怀先后发展的奇异摄动法命名为P.L.K法。郭永怀回国以后担任了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经钱学森推荐，参加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并作出了出色贡献。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之一。遗憾的是，1968年末，郭永怀参加完原子弹试爆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不幸殉职。
钱伟长先生也是我国著名力学专家。他在弹性薄壳的内禀理论、薄板大挠度计算方面做出了出色贡献。钱学森回国之初，因钱伟长先生回国早，对国内情况较熟悉，对党的方针政策比较熟悉，他对钱伟长先生非常倚重。1957年反右时，钱伟长先生受到不公正对待，身处逆境。我曾不止一次随钱学森和郭永怀到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家开会。会议开完后，钱、郭两位经常借故留下，他们对张维说：钱伟长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希望清华大学能创造条件，发挥其专长。
吴仲华先生是从美国归来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以叶轮机械的三元流动理论蜚声国际。1956年回国后不久担任中国科学院动力室主任。1962年为了缩短战线，动力室并入力学研究所。原动力室科研人员组建了一、三、五三个研究室从事动力机械燃烧、气动、传热方面的研究。钱学森非常尊重吴仲华先生的工作权限，极少插手这三个研究室的研究业务。在我记忆中，钱学森得知国防科委将在三线建设一系列航空发动机高空试车台等实验室。这些实验室设备造价昂贵是力学研究所无法承受的，就建议吴仲华放弃与此相关的研究，专注于民用动力机械，其口气也相当委婉，希望加以考虑。钱学森对其他科学家的尊重与支持，表现了一个伟大科学家开阔的胸怀。
在尊重老科学家的同时，对于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钱学森有一整套自己的办法，如边干边学。因为大学所学的毕竟都是基础知识，要研究新问题需补充大量知识，所以研究室甚至研究组都有自己的讨论班。钱学森虽然工作繁忙，但是他在百忙中还是参加了例如物理力学方面的专题讨论。对于青年人，钱学森主张大胆放手使用，特别是在一些新领域。老科学家的经验也许只能派上一部分用场，干脆让青年人来挑头，如力学研究所的郑哲敏、林鸿荪、解伯民、俞鸿儒、胡文瑞、崔季平等同志，当时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人。他们分别在爆炸力学、化学流体、实验室气动力学、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负责一个方面的课题，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十分重视地方力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力学系的发展。
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国经历了一个力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力学系（专业）大发展时期。据统计各地新增的地方性力学研究所有10余所之多，全国高等学校也增加了10余个力学系（专业）。到了次年，由于研究机构（或力学系）没有得到适当的人力、财力支持，对如何确定研究方向和内容又举棋不定，这些单位处于存亡续绝的紧急关头。
对此，钱学森倍感关切。他组建了一个由自己领导的，包括郭永怀、钱寿易、郑哲敏、赵景森、李毓昌、王环共7人的调研小组。1959年8月1日从北京出发，途经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大连、青岛、济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共15个市，历时50余天的调研活动。此行有三个内容：一是趁省市领导接见之机呼吁他们支持科学研究，支持新成立的地方力学机构。各省市对我们这次出行都很重视，许多省市主要负责人如江渭清、曾希圣等都接见了我们。二是参观当地工矿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特别是摸清产业结构。三是与力学所或力学系有关同志进行座谈。对于这些单位的发展，钱学森订了两个原则，即“面向生产，因地制宜”，如东北是我国装备工业基地，应从当地工厂中找问题。对大连、青岛就建议力学机构多从海港建设、海洋动力学和船舶制造中找课题。当然对条件不具备的调研组也劝他们不必勉为其难，妥善解决下马以后人员安顿等问题。
中国力学学会是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它成员众多，接触面广。钱学森认为必须有计划地发挥它在学术交流的作用。鉴于过去学术会议内容庞杂，针对性不强，在60年代中国力学学会召开的每次会议都有一专门内容：大型的如塑性力学与极限设计，弹性壳体理论等，小型会议如飞行力学与陀螺仪理论，实验应力分析等，也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起到了推动某一方面专题研究在我国迅速发展的作用。
非凡的智慧人生
通过长期的接触，我了解到了钱学森的很多早年往事。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早年全家定居北京。他曾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学习机车制造。曾短期在清华大学航空系当研究生，1935年赴美深造。
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赴美留学已14年。此时，钱学森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过人的天赋，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与冯·卡门共同创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提出了圆壳和圆柱壳体失稳的非线性理论；等等。他还先后担任过美国著名高校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并且是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1981年秋作为中国科技大学访美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我曾到该实验室参观，进大楼后不久就看到一组包括实验室领导，如冯·卡门及重要科学家画像，其中钱学森画像摆放在十分醒目的位置，全代表团成员感到自豪和振奋。代表团中朱兆祥和我与钱学森均有过密切接触，因此更是倍感亲切），卡门学派中重要的一位成员。凭借业已形成的学术地位，如继续留在美国，将获得十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个人发展或许也有更大的空间。
但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下定决心，置个人得失于不顾，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的路程。不幸的是美国政府以钱学森曾经接触过军事机密为借口强行进行阻拦。钱学森在回忆中写道：1952年郭永怀先生应邀到加州理工学院讲学，两位老朋友又重新会面，这时他的心境因回国受阻十分沮丧。郭永怀先生安慰他说：1960年美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总统易人以后，估计政策会有所松动，届时两人可以同时回国。由于我国政府不懈努力，钱学森、郭永怀两位科学家先后于1955年和1956年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
据我所知，钱学森身上具有成为一位卓越科学家必不可少的悟性，同时也具有艺术家天生的灵性。1956年初夏，我参加了由钱学森担任讲解的唱片音乐会。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解中，他介绍西洋古典音乐中使用的小提琴和钢琴，介绍了为钢琴、小提琴谱写的奏鸣曲，介绍了内容更为复杂的室内乐，最后介绍的是大型交响曲和古典音乐的主流派（他和蒋英教授的结合也正源于此）。
钱学森年轻时还喜欢绘画。他在交大读书期间曾身患重病，病愈以后身体虚弱，于是回到杭州休养。西湖是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钱学森经常夹着画板到西湖写生，这时候他经常叩问自己，人的美感从何而来。这当然不是一个靠个人苦思冥想就可以解答的问题，为此他翻阅了许多哲学著作试图从中找到答案。其结果却是马克思有关美学的论述最令他折服。钱学森对马克思学说的学习并未到此止步，他仍继续学习，马克思关于认识论、历史观方面深刻的阐述，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知道中国今后应何去何从。他病愈回校后，向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介绍了他的学习心得。在离开母校20余年以后，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又与当年同学顾德欢会合。顾德欢在校期间是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坚和领导，他离开交大以后，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过中科院电子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据说顾德欢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初还是受到钱学森的影响。
中国科学界和知识分子圈内广泛流传着“三钱”的称呼。“三钱”指的是：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以“三钱”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在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身后还遗留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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