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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长人选的最后确定中，是将听党指挥作为必备条件的
“当兵要当新四军，跟着胡服去东征”
民运队从老革命人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希望
代軍长陈毅：开辟茅山根据地，打开苏北抗战局面
关于选择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决定因素，可从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看出端倪。
毛泽东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刘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震林、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所以，新四军重建时对军长人选的最后确定中，是将听党指挥作为必备条件的。
1938年2月，即新四军建立不久，党中央发出指示，向敌后进军，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此时的陈毅，就在考虑集中于岩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东部）的新四军面临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并提出挺进江南敌后的主张。而项英则主张向还不是敌后的苏浙皖边地区发展。
陈毅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立即派出先遣队深入江南敌后侦察，后又亲率第一支队挺进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实行了党中央要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发展方针。这一抉择，对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发展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陈毅到达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茅山地处京、镇、芜之间，江南沦陷前，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江南沦陷后，又成了日军向华中内地侵犯的战略要地。这个根据地既是新四军在江南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起点，又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桥头堡，还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跳板。1940年4月，陈毅在江南指挥部的干部会议上说，茅山根据地的建立宣布了“江南平原不能创造根据地”的破产。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开始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政策。国民党顽固派转而对共产党军队实行限制、控制甚至摩擦、“剿灭”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军队要抗日就必须反顽。反顽，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争取中间势力，则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顽固派的中心环节。陈毅在发展苏北的过程中，就是把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时任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区正、副指挥，简称“二李”）作为一个策略。
陈毅通过新四军第一支队丹阳游击纵队司令员管文蔚、苏北特委书记惠浴宇等人详细了解了苏北各方力量：日伪力量最强;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次之;“二李”第三;新四军第四。他还了解了“二李”和江苏税警团陈运泰（其军官多属黄埔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与韩德勤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创造性地制订了“灭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
为争取“二李”，陈毅三进泰州与其商谈合作抗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二李”助新四军东进。特别是黄桥决战中，“二李”、陈运泰的右路军消极观战，利于新四军集中兵力歼灭韩顽主力。黄桥决战胜利后，“二李”又帮助新四军与苏北韩国钧、朱履先等社会上层人士取得联系，使韩德勤陷入极端孤立。同时，通过国民党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黄逸峰主动与新四军组成“联抗”部队，以中立面貌出现，稳定了社会秩序，收容了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成为了新四军领导的外围军。
陈毅争取“二李”、陈运泰等中间势力的成功，是黄桥决战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连续三次推广陈毅开展统一战线的经验，也表明这些经验对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政委刘少奇：化名“胡服”，却被误为是“伙夫”
1941年，第4师参谋长刘震率第10旅抵达安徽省蒙城县涡河边的龙亢镇后，突然接到上级电令：“胡服同志由延安到苏北，途经你部，必须派可靠部队接送，确保安全。”接此任务后，刘震立即派警卫连前去接送，对连长交代说：“你们去接送一个负责同志，名叫胡服，沿途要绝对保密和保证安全。”
谁知这连长把“胡服”听成了“伙夫”，说：“保证把‘伙夫’安全送到旅部！”战士们听说要接一个“伙夫”，就议论说：“接一个‘伙夫’要用一个连，这个‘伙夫’做的饭菜一定特别好吃。”有的说：“接到了旅部，一定叫他做顿饭菜给我们尝尝。”
刘震听后，哈哈大笑：“什么‘伙夫’啊，他叫胡服，是我们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一生用过很多化名，但胡服是他用得最多、时间最长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无论在华北、华中还是山东根据地用的都是这个化名，民间歌谣中亦有“当兵要当新四军，跟着胡服去东征”之句。
1941年夏，日军出动10多万兵力，向新四军军部盐城扑来。他们还扬言：“抓住刘少奇，大大的有赏。”刘少奇知道日伪军这次扫荡把目标集中在自己身上，于是决定只带一名通信员，用智谋闯出盐城，把敌人引至城外，再安排新四军主力部队转移。
这时，刘少奇的肺病很重，跑路就咳嗽，他担心汉奸、特务抓住自己的这个特点，所以在转移中一咳嗽他就把用袖口堵住嘴，尽量不发出声音。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他和通信员来到了隐蔽性极好的新四军18团团部驻地——马庄，拟在这里过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在这个团部的附近，刘少奇认出了群众积极分子马玉甫。马玉甫给他出了一个“舆榇脱险”的主意：“弄两口棺材，把文件放进一口空棺材，藏到麦田里;将另一口空棺材弄成葬人的模样，找两三个人划船，我和你及这位通信员小兄弟，头戴白布帽，腰束白布，手抱孝杖，大家一起送棺出庄。”
拂晓时分，日军打起了信号弹，从四面八方向马庄包抄过来。刘少奇下令行动，“送葬”的人一边哭，一边把棺材抬到了船上，“孝子们”守在棺材四周，刘少奇紧靠着马玉甫，随时准备帮他出主意应对敌人。 就在船离岸向北驶去时，西面围过来一群日军，吆喝着让船停下来。马玉甫高声对日军说：“送死人的！”汉奸翻译向日军指挥官翻译了几句，手一扬便让船过去了。
一会儿，北边又围上来一群日军，一定要上船检查。刘少奇悄声对马玉甫说：“就说你父亲得的是霍乱，靠近了会被传染。”接着，又让船上的人装出呕吐的样子。
船靠了岸，马玉甫两眼泪涟涟，对日本军官说：“我父亲得的是急性霍乱，靠近了会得传染病的，危险啊！”边说边呕吐起来。此时船上的人也都大吐起来，显得十分难受。一个翻译带着日本军官正准备往船上爬，见此情景急忙回撤。慌乱中，翻译脚下一滑掉进了河里，待其狼狈地爬上岸，真的呕吐起来。那个日本军官捂着鼻子，指挥刀一挥让船离开。船飞快地向河中央驶去，就这样，刘少奇只带了一名通信员，安全地撤到了盐城郊外的大河北岸。
副军长张云逸：“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极具传奇色彩：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工资级别最高，是唯一拿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张云逸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在组建新四军的谈判中，张云逸是中共代表之一，由于他资格老，有威望，大家很尊重他，谈判也很顺利。毛泽东也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37年夏，国共两党就组建新四军达成初步共识后，党中央给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张云逸下达了两个任务。一是请叶挺复出，参加抗战。1937年8月，张云逸在地下党员柯麟的带领下到澳门会见叶挺。张云逸向叶挺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央实行的战略转变，并代表中共中央敦请叶挺复出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叶挺闻言激动不已，当即表示绝不辜负共产黨对自己的信任。
党中央交给张云逸的第二个任务，是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闽、粤、桂一带与国民党当局商谈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并向南方游击队传达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1937年6月，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与国民党驻闽粤军第65军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将特委领导的近千人的闽粤边独立大队开进漳浦驻防。结果于7月16日被国民党军以点编发饷为名包围缴械，史称“漳浦事件”，亦称“何鸣事件”。
交涉“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是张云逸与福建省主席陈仪等人进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云逸就“漳浦事件”与陈仪、驻闽粤军黄涛、粤军最高长官余汉谋等人反复交涉周旋，最后福建国民党当局归还了300余支枪，被扣的红军指战员除一部分被继续关押或遭到杀害外，大部分被强行编入驻闽粤军。
张云逸还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人去赣粤边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纠正中共赣粤边特委在与江西国民党谈判中出现的偏差。赣粤边特委是1937年9月上旬开始就游击队改编同江西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由于赣粤边特委与中央久失联络，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未能完全了解，以致答应对方将红军游击队调离赣粤边游击区。这种做法有悖于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方针。由于张云逸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人及时向赣粤边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而使其在谈判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得到纠正，没有造成不良的后果。
与此同时，张云逸接到陈仪邀请他去福建商谈游击队改编事宜的电报。陈仪邀请张云逸来福建的真实目的，是想和中共方面商谈，将福建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收编，为其所用，或由中共将其全部调离闽境，以达到稳固其统治福建的目的。
张云逸对陈仪的邀请感到意外，他知道陈仪和福建省当时对抗日态度消极，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消灭红军游击队，仍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尽管对陈仪的真实目的有所怀疑，但张云逸还是借此机会去了一趟福建。一方面可就游击队改编问题与陈仪谈判，一方面耐心地做陈仪的工作，促使他认识到：“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在同陈仪谈判时，张云逸提出要到闽东联络叶飞部队时，国民党代表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张云逸一再坚持要亲往会见叶飞，国民党百般刁难无法成行。张云逸退让一步，提出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我方派孙克骥同志，国民党派保安处一人前往。事前，孙克骥将中央文件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张云逸告诫他：“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嘱咐孙克骥：“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指派与你同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书记。闽北已同国民党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达。”这时闽北红军游击队通过谈判后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还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集中。孙克骥通过关系找到黄道，请他们尽快派交通员将文件送给叶飞。
1937年11月9日，叶挺由延安来到武汉。张云逸于12月19日到达汉口，立即与先期到达的叶挺取得联系，共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2月23日，项英率领由延安赴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到达汉口与叶挺、张云逸会合。
1938年1月4日，张云逸与项英、曾山、周子昆等离开汉口，于6日到达南昌，1月9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办公。张云逸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2月下旬，叶飞率部到达浙江开化华埠镇。在张云逸主持下，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6团。
参谋长赖传珠：新四军的“大管家”
赖传珠在新四军工作8年，先后任新四军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等职。
新军部组建后，赖传珠为了适应新的战斗环境，坚持华中抗日阵地，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对全军部队进行了整编。赖传珠根据各部队当前战斗地域，重新划定各作战单位的战略区，经陈毅、刘少奇、张云逸确定后，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划分、确定了各战略区和整编后各部队军政主官。 赖传珠除了参与同陈毅、张云逸等军事主官，对重大军事行动重要工作、关键问题的研究、决策外，对军部的决定、工作任务，他也是身先士卒，率先执行，检查落实，及时总结。他既为军部、军政主官起草文件报告，也常给军部刊物撰写文稿，还常到军政干校抗大分校、党校讲课。对上呈的报告、下发的文件，只要是自己参与了，他会和主官一道署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
1941年5月中共华中局成立，并同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赖传珠任华中局常委和分会委员。参与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军事建设方面，对加强军事训练和司令部工作建设，健全司令部机关和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建立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以及培养坚决服从命令的作风，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之后，他又協助陈毅指挥新四军部队，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及战略反攻阶段的攻势作战。仅在大反攻阶段作战的20余天中，就大力协助新四军军政主官组织华中解放区军民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解放县城32座、重要乡镇400余个，使苏中、苏北、淮南和淮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新四军从组建到撤销建制的10年中，军长、副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主要领导都有过人员更迭，唯有参谋长一职，从参谋处长到参谋长，一直由赖传珠担任。如果说在“皖南事变”之前的新四军军部中，赖传珠的主要角色只是军首长的助手性管家，那么在“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中他就是军长、政委为中心的军部领导层的主要成员之一、军政首长的得力助手、新四军名副其实的大管家。
在解放战争中，赖传珠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解放海南岛是一个新的战场，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乘木帆渡海作战的就是海南岛之战。毛泽东对于此次渡海作战非常重视，把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交由邓华、赖传珠担任指挥，提出要在1950年春夏解决海南的问题，还提出一次渡海要能过去一万人，并且由指挥机关建立立足点，以待其他后续部队继续渡海。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赖传珠和邓华讨论决定了渡海作战采取的措施，即“集体偷渡”和“小部分强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赖传珠强调要做好渡海作战的思想准备，解除怕海、怕敌人的思想，树立勇敢战斗、勇往直前的决心，练出能在海上作战的士兵。
解放海南岛同时采用“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方针。大军不可能一次全部偷渡，因此第一次渡海采用偷渡，后继部队偷渡和强渡相结合。最后是主力强渡，并且得到了之前登岛部队和琼崖纵队的接应，所以这个方针是成功的。
进入了海南岛后，部队进行了阻击和反击，并乘胜追击，在5月1日解放了海南岛，使我国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海防平台和先进的基地。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我党的农民运动专家”
1938年3月，邓子恢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重建后任政治部主任），接到任命时，他正在闽西集结留在闽西南地区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新四军第二支队整编结束后，邓子恢和第二支队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等立即率部队向皖南开进，于4月初到达歙县岩寺。
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在岩寺经短暂整编后，粟裕、陈毅先后率部队开赴江南抗日前线，邓子恢也随军部来到泾县云岭。
军部驻云岭期间，新四军的民运工作在政治部和邓子恢领导下，在新四军活动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广大民众发动起来了，民众组织也建立起来，邓子恢被新四军指战员和群众亲切地称为“农运专家”。说起这一称号，还颇有一番来历。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邓子恢就在闽西龙岩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他穿着朴素，一身农民装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在群众中讲解，穷人之所以穷苦的道理，号召农民团结与组织起来，推翻官府的黑暗统治。由于他深入群众，深受群众爱戴，在闽西开展农运的一段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以后从事民运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四军进驻皖南后，邓子恢领导的民运部很快派出了皖南第一支民运工作队——茂林工作队（对内称茂林工作委员会），他对这支工作队十分重视，亲自从军民运部、皖南特委和战地服务团中挑选得力干部30余人，由皖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时夫带队进驻茂林。同时，军部还派一个营暂驻茂林，负责保障安全。
邓子恢十分重视民运工作队的培训，还教他们到群众家里，要先掀开锅盖看看，伸手到米缸里摸摸，帮助乡亲们挑水、扫院子、劈柴、烧火，拉拉家常，得到群众的信任，再进行抗日宣传，就会得到好的效果。邓子恢还特别提醒年轻人，皖南山区比较闭塞，做妇女工作时要特别注意，梳巴巴头（把长长的头发经过梳理成辫形，盘结在脑后，用发夹嵌住罩上丝网）和不梳巴巴头的、扎辫子和不扎辫子的，都不一样。大娘、大嫂、大姐，不能乱叫。这种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给民运工作队的同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一次抗日宣传后，中午在农家吃饭，稀饭、糠馍和一碗腌菜，菜里面夹着蛆，民运队员们望着白蛆不敢下筷，邓子恢先把有蛆的菜夹进自己碗里，带头吃了起来。这件事虽小，却在当地人中争相传颂，民运工作队受到广泛的好评。而民运工作队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从这位曾经留洋的老革命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希望。
1938年8月，邓子恢在陈毅、张鼎丞陪同下到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作战地视察。一天，陈毅陪同邓子恢来到苏南句容，检查当地民运工作开展情况。当这一地区负责民运工作的同志汇报说他们不会组织农抗会，不会搞减租减息斗争时，陈毅指着邓子恢，笑着对他们说：“真算你们有福气，他是我党的农民运动专家，你们的难题，他完全可以帮助解决。”接着，邓子恢就向他们详细说明如何组织农抗会，如何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方法，使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得到满意的答案。从此，“农运专家”邓子恢，这一称呼不胫而走，在新四军活动地区广为流传。
新四军在皖南的民运工作，短短两年多时间就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组织起来了，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群众自动参军，部队也得到了壮大。“皖南事变”中，我军千余名指战员，在地方党和群众掩护下，分批投奔江北继续革命斗争，成为新四军第7师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地下党组织一直在原地坚持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直至皖南解放。而邓子恢在皖南民运工作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参考资料：《为什么会选择陈毅当新四军代军长》《铁军》2020年6月9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刘少奇把这视为天大的好事》人民网2016年8月9日、《“胡服同志”原是他——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故事》《湖南日报》2015年8月17日、《张云逸与新四军的组建》《海南日报》2017年12月25日、《张云逸与新四军的组建：专程赴澳门寻找叶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9月3日、《新四军“大管家”赖传珠》《铁军》2010年第4期、《赖传珠在新四军抗战中的重大贡献》《铁军》2010年第4期、《军中老照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版、《邓子恢和抗战初期新四军的民运工作》《云岭烽火》第6期等;作者：陶洪仁、木胜玉、杨良旺、杨翼、谢磊、王婷、刘勉钰、刘顺发、岳思平、郑鲁南、宋承志等）
“当兵要当新四军，跟着胡服去东征”
民运队从老革命人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希望
代軍长陈毅：开辟茅山根据地，打开苏北抗战局面
关于选择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决定因素，可从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看出端倪。
毛泽东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刘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震林、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所以，新四军重建时对军长人选的最后确定中，是将听党指挥作为必备条件的。
1938年2月，即新四军建立不久，党中央发出指示，向敌后进军，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此时的陈毅，就在考虑集中于岩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东部）的新四军面临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并提出挺进江南敌后的主张。而项英则主张向还不是敌后的苏浙皖边地区发展。
陈毅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立即派出先遣队深入江南敌后侦察，后又亲率第一支队挺进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实行了党中央要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发展方针。这一抉择，对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发展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陈毅到达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茅山地处京、镇、芜之间，江南沦陷前，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江南沦陷后，又成了日军向华中内地侵犯的战略要地。这个根据地既是新四军在江南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起点，又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桥头堡，还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跳板。1940年4月，陈毅在江南指挥部的干部会议上说，茅山根据地的建立宣布了“江南平原不能创造根据地”的破产。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开始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政策。国民党顽固派转而对共产党军队实行限制、控制甚至摩擦、“剿灭”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军队要抗日就必须反顽。反顽，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争取中间势力，则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顽固派的中心环节。陈毅在发展苏北的过程中，就是把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时任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区正、副指挥，简称“二李”）作为一个策略。
陈毅通过新四军第一支队丹阳游击纵队司令员管文蔚、苏北特委书记惠浴宇等人详细了解了苏北各方力量：日伪力量最强;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次之;“二李”第三;新四军第四。他还了解了“二李”和江苏税警团陈运泰（其军官多属黄埔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与韩德勤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创造性地制订了“灭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
为争取“二李”，陈毅三进泰州与其商谈合作抗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二李”助新四军东进。特别是黄桥决战中，“二李”、陈运泰的右路军消极观战，利于新四军集中兵力歼灭韩顽主力。黄桥决战胜利后，“二李”又帮助新四军与苏北韩国钧、朱履先等社会上层人士取得联系，使韩德勤陷入极端孤立。同时，通过国民党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黄逸峰主动与新四军组成“联抗”部队，以中立面貌出现，稳定了社会秩序，收容了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成为了新四军领导的外围军。
陈毅争取“二李”、陈运泰等中间势力的成功，是黄桥决战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连续三次推广陈毅开展统一战线的经验，也表明这些经验对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政委刘少奇：化名“胡服”，却被误为是“伙夫”
1941年，第4师参谋长刘震率第10旅抵达安徽省蒙城县涡河边的龙亢镇后，突然接到上级电令：“胡服同志由延安到苏北，途经你部，必须派可靠部队接送，确保安全。”接此任务后，刘震立即派警卫连前去接送，对连长交代说：“你们去接送一个负责同志，名叫胡服，沿途要绝对保密和保证安全。”
谁知这连长把“胡服”听成了“伙夫”，说：“保证把‘伙夫’安全送到旅部！”战士们听说要接一个“伙夫”，就议论说：“接一个‘伙夫’要用一个连，这个‘伙夫’做的饭菜一定特别好吃。”有的说：“接到了旅部，一定叫他做顿饭菜给我们尝尝。”
刘震听后，哈哈大笑：“什么‘伙夫’啊，他叫胡服，是我们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一生用过很多化名，但胡服是他用得最多、时间最长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无论在华北、华中还是山东根据地用的都是这个化名，民间歌谣中亦有“当兵要当新四军，跟着胡服去东征”之句。
1941年夏，日军出动10多万兵力，向新四军军部盐城扑来。他们还扬言：“抓住刘少奇，大大的有赏。”刘少奇知道日伪军这次扫荡把目标集中在自己身上，于是决定只带一名通信员，用智谋闯出盐城，把敌人引至城外，再安排新四军主力部队转移。
这时，刘少奇的肺病很重，跑路就咳嗽，他担心汉奸、特务抓住自己的这个特点，所以在转移中一咳嗽他就把用袖口堵住嘴，尽量不发出声音。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他和通信员来到了隐蔽性极好的新四军18团团部驻地——马庄，拟在这里过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在这个团部的附近，刘少奇认出了群众积极分子马玉甫。马玉甫给他出了一个“舆榇脱险”的主意：“弄两口棺材，把文件放进一口空棺材，藏到麦田里;将另一口空棺材弄成葬人的模样，找两三个人划船，我和你及这位通信员小兄弟，头戴白布帽，腰束白布，手抱孝杖，大家一起送棺出庄。”
拂晓时分，日军打起了信号弹，从四面八方向马庄包抄过来。刘少奇下令行动，“送葬”的人一边哭，一边把棺材抬到了船上，“孝子们”守在棺材四周，刘少奇紧靠着马玉甫，随时准备帮他出主意应对敌人。 就在船离岸向北驶去时，西面围过来一群日军，吆喝着让船停下来。马玉甫高声对日军说：“送死人的！”汉奸翻译向日军指挥官翻译了几句，手一扬便让船过去了。
一会儿，北边又围上来一群日军，一定要上船检查。刘少奇悄声对马玉甫说：“就说你父亲得的是霍乱，靠近了会被传染。”接着，又让船上的人装出呕吐的样子。
船靠了岸，马玉甫两眼泪涟涟，对日本军官说：“我父亲得的是急性霍乱，靠近了会得传染病的，危险啊！”边说边呕吐起来。此时船上的人也都大吐起来，显得十分难受。一个翻译带着日本军官正准备往船上爬，见此情景急忙回撤。慌乱中，翻译脚下一滑掉进了河里，待其狼狈地爬上岸，真的呕吐起来。那个日本军官捂着鼻子，指挥刀一挥让船离开。船飞快地向河中央驶去，就这样，刘少奇只带了一名通信员，安全地撤到了盐城郊外的大河北岸。
副军长张云逸：“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极具传奇色彩：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工资级别最高，是唯一拿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张云逸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在组建新四军的谈判中，张云逸是中共代表之一，由于他资格老，有威望，大家很尊重他，谈判也很顺利。毛泽东也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37年夏，国共两党就组建新四军达成初步共识后，党中央给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张云逸下达了两个任务。一是请叶挺复出，参加抗战。1937年8月，张云逸在地下党员柯麟的带领下到澳门会见叶挺。张云逸向叶挺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央实行的战略转变，并代表中共中央敦请叶挺复出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叶挺闻言激动不已，当即表示绝不辜负共产黨对自己的信任。
党中央交给张云逸的第二个任务，是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闽、粤、桂一带与国民党当局商谈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并向南方游击队传达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1937年6月，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与国民党驻闽粤军第65军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将特委领导的近千人的闽粤边独立大队开进漳浦驻防。结果于7月16日被国民党军以点编发饷为名包围缴械，史称“漳浦事件”，亦称“何鸣事件”。
交涉“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是张云逸与福建省主席陈仪等人进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云逸就“漳浦事件”与陈仪、驻闽粤军黄涛、粤军最高长官余汉谋等人反复交涉周旋，最后福建国民党当局归还了300余支枪，被扣的红军指战员除一部分被继续关押或遭到杀害外，大部分被强行编入驻闽粤军。
张云逸还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人去赣粤边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纠正中共赣粤边特委在与江西国民党谈判中出现的偏差。赣粤边特委是1937年9月上旬开始就游击队改编同江西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由于赣粤边特委与中央久失联络，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未能完全了解，以致答应对方将红军游击队调离赣粤边游击区。这种做法有悖于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方针。由于张云逸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人及时向赣粤边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而使其在谈判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得到纠正，没有造成不良的后果。
与此同时，张云逸接到陈仪邀请他去福建商谈游击队改编事宜的电报。陈仪邀请张云逸来福建的真实目的，是想和中共方面商谈，将福建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收编，为其所用，或由中共将其全部调离闽境，以达到稳固其统治福建的目的。
张云逸对陈仪的邀请感到意外，他知道陈仪和福建省当时对抗日态度消极，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消灭红军游击队，仍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尽管对陈仪的真实目的有所怀疑，但张云逸还是借此机会去了一趟福建。一方面可就游击队改编问题与陈仪谈判，一方面耐心地做陈仪的工作，促使他认识到：“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在同陈仪谈判时，张云逸提出要到闽东联络叶飞部队时，国民党代表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张云逸一再坚持要亲往会见叶飞，国民党百般刁难无法成行。张云逸退让一步，提出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我方派孙克骥同志，国民党派保安处一人前往。事前，孙克骥将中央文件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张云逸告诫他：“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嘱咐孙克骥：“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指派与你同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书记。闽北已同国民党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达。”这时闽北红军游击队通过谈判后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还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集中。孙克骥通过关系找到黄道，请他们尽快派交通员将文件送给叶飞。
1937年11月9日，叶挺由延安来到武汉。张云逸于12月19日到达汉口，立即与先期到达的叶挺取得联系，共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2月23日，项英率领由延安赴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到达汉口与叶挺、张云逸会合。
1938年1月4日，张云逸与项英、曾山、周子昆等离开汉口，于6日到达南昌，1月9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办公。张云逸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2月下旬，叶飞率部到达浙江开化华埠镇。在张云逸主持下，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6团。
参谋长赖传珠：新四军的“大管家”
赖传珠在新四军工作8年，先后任新四军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等职。
新军部组建后，赖传珠为了适应新的战斗环境，坚持华中抗日阵地，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对全军部队进行了整编。赖传珠根据各部队当前战斗地域，重新划定各作战单位的战略区，经陈毅、刘少奇、张云逸确定后，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划分、确定了各战略区和整编后各部队军政主官。 赖传珠除了参与同陈毅、张云逸等军事主官，对重大军事行动重要工作、关键问题的研究、决策外，对军部的决定、工作任务，他也是身先士卒，率先执行，检查落实，及时总结。他既为军部、军政主官起草文件报告，也常给军部刊物撰写文稿，还常到军政干校抗大分校、党校讲课。对上呈的报告、下发的文件，只要是自己参与了，他会和主官一道署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
1941年5月中共华中局成立，并同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赖传珠任华中局常委和分会委员。参与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军事建设方面，对加强军事训练和司令部工作建设，健全司令部机关和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建立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以及培养坚决服从命令的作风，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之后，他又協助陈毅指挥新四军部队，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及战略反攻阶段的攻势作战。仅在大反攻阶段作战的20余天中，就大力协助新四军军政主官组织华中解放区军民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解放县城32座、重要乡镇400余个，使苏中、苏北、淮南和淮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新四军从组建到撤销建制的10年中，军长、副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主要领导都有过人员更迭，唯有参谋长一职，从参谋处长到参谋长，一直由赖传珠担任。如果说在“皖南事变”之前的新四军军部中，赖传珠的主要角色只是军首长的助手性管家，那么在“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中他就是军长、政委为中心的军部领导层的主要成员之一、军政首长的得力助手、新四军名副其实的大管家。
在解放战争中，赖传珠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解放海南岛是一个新的战场，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乘木帆渡海作战的就是海南岛之战。毛泽东对于此次渡海作战非常重视，把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交由邓华、赖传珠担任指挥，提出要在1950年春夏解决海南的问题，还提出一次渡海要能过去一万人，并且由指挥机关建立立足点，以待其他后续部队继续渡海。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赖传珠和邓华讨论决定了渡海作战采取的措施，即“集体偷渡”和“小部分强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赖传珠强调要做好渡海作战的思想准备，解除怕海、怕敌人的思想，树立勇敢战斗、勇往直前的决心，练出能在海上作战的士兵。
解放海南岛同时采用“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方针。大军不可能一次全部偷渡，因此第一次渡海采用偷渡，后继部队偷渡和强渡相结合。最后是主力强渡，并且得到了之前登岛部队和琼崖纵队的接应，所以这个方针是成功的。
进入了海南岛后，部队进行了阻击和反击，并乘胜追击，在5月1日解放了海南岛，使我国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海防平台和先进的基地。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我党的农民运动专家”
1938年3月，邓子恢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重建后任政治部主任），接到任命时，他正在闽西集结留在闽西南地区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新四军第二支队整编结束后，邓子恢和第二支队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等立即率部队向皖南开进，于4月初到达歙县岩寺。
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在岩寺经短暂整编后，粟裕、陈毅先后率部队开赴江南抗日前线，邓子恢也随军部来到泾县云岭。
军部驻云岭期间，新四军的民运工作在政治部和邓子恢领导下，在新四军活动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广大民众发动起来了，民众组织也建立起来，邓子恢被新四军指战员和群众亲切地称为“农运专家”。说起这一称号，还颇有一番来历。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邓子恢就在闽西龙岩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他穿着朴素，一身农民装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在群众中讲解，穷人之所以穷苦的道理，号召农民团结与组织起来，推翻官府的黑暗统治。由于他深入群众，深受群众爱戴，在闽西开展农运的一段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以后从事民运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四军进驻皖南后，邓子恢领导的民运部很快派出了皖南第一支民运工作队——茂林工作队（对内称茂林工作委员会），他对这支工作队十分重视，亲自从军民运部、皖南特委和战地服务团中挑选得力干部30余人，由皖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时夫带队进驻茂林。同时，军部还派一个营暂驻茂林，负责保障安全。
邓子恢十分重视民运工作队的培训，还教他们到群众家里，要先掀开锅盖看看，伸手到米缸里摸摸，帮助乡亲们挑水、扫院子、劈柴、烧火，拉拉家常，得到群众的信任，再进行抗日宣传，就会得到好的效果。邓子恢还特别提醒年轻人，皖南山区比较闭塞，做妇女工作时要特别注意，梳巴巴头（把长长的头发经过梳理成辫形，盘结在脑后，用发夹嵌住罩上丝网）和不梳巴巴头的、扎辫子和不扎辫子的，都不一样。大娘、大嫂、大姐，不能乱叫。这种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给民运工作队的同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一次抗日宣传后，中午在农家吃饭，稀饭、糠馍和一碗腌菜，菜里面夹着蛆，民运队员们望着白蛆不敢下筷，邓子恢先把有蛆的菜夹进自己碗里，带头吃了起来。这件事虽小，却在当地人中争相传颂，民运工作队受到广泛的好评。而民运工作队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从这位曾经留洋的老革命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希望。
1938年8月，邓子恢在陈毅、张鼎丞陪同下到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作战地视察。一天，陈毅陪同邓子恢来到苏南句容，检查当地民运工作开展情况。当这一地区负责民运工作的同志汇报说他们不会组织农抗会，不会搞减租减息斗争时，陈毅指着邓子恢，笑着对他们说：“真算你们有福气，他是我党的农民运动专家，你们的难题，他完全可以帮助解决。”接着，邓子恢就向他们详细说明如何组织农抗会，如何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方法，使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得到满意的答案。从此，“农运专家”邓子恢，这一称呼不胫而走，在新四军活动地区广为流传。
新四军在皖南的民运工作，短短两年多时间就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组织起来了，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群众自动参军，部队也得到了壮大。“皖南事变”中，我军千余名指战员，在地方党和群众掩护下，分批投奔江北继续革命斗争，成为新四军第7师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地下党组织一直在原地坚持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直至皖南解放。而邓子恢在皖南民运工作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参考资料：《为什么会选择陈毅当新四军代军长》《铁军》2020年6月9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刘少奇把这视为天大的好事》人民网2016年8月9日、《“胡服同志”原是他——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故事》《湖南日报》2015年8月17日、《张云逸与新四军的组建》《海南日报》2017年12月25日、《张云逸与新四军的组建：专程赴澳门寻找叶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9月3日、《新四军“大管家”赖传珠》《铁军》2010年第4期、《赖传珠在新四军抗战中的重大贡献》《铁军》2010年第4期、《军中老照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版、《邓子恢和抗战初期新四军的民运工作》《云岭烽火》第6期等;作者：陶洪仁、木胜玉、杨良旺、杨翼、谢磊、王婷、刘勉钰、刘顺发、岳思平、郑鲁南、宋承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