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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曾经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也是后来新四军的全部家底。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他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新四军抓在自己手里。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怀有一颗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受到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责任编辑/闻立
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后来成为新四军的全部家底
“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对峙的10年内战，极大地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之下，两党的军队合作抗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国共搞党内合作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
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蒋介石却迟迟不愿给番号。与十几年前孙中山主动实行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出于被逼无奈。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条件，但实质上，他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一直没变。他想通过“合作”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人事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
从1937年2月中旬到5月中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各路诸侯进行过三次谈判。蒋介石始终从控制、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出发，先是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设总部，军官由共产党派，但总司令由国民党委派;后又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国重新安排，师副职由国民党派，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中“做事”。而共产党坚持对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派人到部队任职。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共产党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日，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接着，叶剑英于7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蒋介石，并提议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7月17日，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举行第四次谈判。这次谈判中，另一支队伍的前途被周恩来提到了桌面上。他提议，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的方针，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改编，尽快投入到抗日战场。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曾经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也是后来新四军的全部家底。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共2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斗争。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国民党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央苏区腹地，以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兵力优势，对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堵剿”“追剿”和“驻剿”，叫嚷着“即使挖地三尺，也要斩草除根”，妄图一举扑灭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1935年2月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决定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将第24师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带转入游击战争。但由于敌人进攻猖狂，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部队在分散突围过程中遭受巨大损失，留在苏区的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如何叔衡、阮啸仙、毛泽覃等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捕后英勇就义。少数突围的部队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先后转移到赣粤边、闽西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继续斗争。
在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部队实行战略转变的同时，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相继就地开展游击戰，与敌人周旋。但在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兵力的“围剿”“清剿”下，这些游击力量处于被包围分割的状态，相继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在赣、闽、粤、湘、鄂、皖、浙、豫等南方8省，逐渐发展为14个各自为战的游击区、数十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和游击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生存条件异常艰苦和险恶的情况下，顽强地克服重重困难，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坚持了长达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虽然原则上同意联合红军抗日，在西北停止了对主力红军的进攻，但在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却制定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密令南方8省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先后调集40个正规师、60个保安团，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残酷的“搜剿”“追剿”“清剿”，使得已坚持了3年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处境更加困难，一大批骨干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部分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的建议，蒋介石并未采纳。虽然谈判无果，但全国的抗战形势使红军的整编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泽东已经命令红军部队在云阳（今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集中，并在做好自行整编准备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亲笔给蔡元培等70余名学者写信，通报两党会谈情况和红军急于上前线的决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赶赴南京，绝食3天，逼蒋介石答复红军改编。
8月上旬，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与国民党行第五次谈判，其间拜会了冯玉祥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阐明了共产党共同抗日和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使两党半年会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冯玉祥以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逼蒋介石同意红军编3个师。蒋介石深知不同意共产党的整编方案，红军上不了前线，自己罪责难逃。
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心里仍在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谈判伊始，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部长黄绍竑和副参谋长白崇禧提出“黄白案”：八路军以2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看后轻蔑地一笑：“胃口不小啊，他们这是想吃掉我的整个红军啊！”因此“黄白案”遭到拒绝，谈判再被搁置。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有点恐慌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喂不饱侵略者，这次日本人直掐咽喉，威逼首都。此外，江浙是蒋介石发迹之地，也是英美等国在华重要利益所在地，日本人打上海，是要抄他老家、断其后路了。
蒋介石在调动国民党军进行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了红军整编方案。红军整编后的番号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军，3个师的番号则是因吃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115师、120师、129师。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师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有心利用南方的红军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以改变华中抗日的被动局面。当周恩来再次提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表示同意由共产党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国民政府协助改编。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总算是达成了共识。
蒋介石为何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937年8月，周恩来再次提出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成立一个军用于抗日后，国民党代表陈诚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说：“可以。但军长必须是我们的人，由我们委任。并且，必须离开南方，开到抗日前线去！”
借日寇之刀，拔喉中鱼刺，蒋介石虽然老谋深算，但周恩来也绝非等闲之人。他提出：“既是抗日队伍，开赴前线无可非议，但是军长一定要是共产党人。并且，队伍须隶属八路军建制。”国民党随后表示：这支军队不能隶属八路军，但军长人选可考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
其实，早在一個月前，周恩来已经开始了布局。在南京，他得知北伐名将叶挺正在上海的消息，考虑到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后，国共两党必然会就这支部队的领导人选而有一争，而叶挺在海外流亡10年，早已脱离共产党，而且在1937年4月经蒋介石亲自提名，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若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应易被蒋介石所接受，因此决定秘密赴沪会见叶挺。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曾因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支持黄花岗起义而被捕。此后受到武昌起义的影响，立志从军报国，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叶挺加入建国粤军，担任支队副官。1920年，在攻打桂系军阀的黄皮径战役中，叶挺率部一举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敌人，声名大振，随即被任命为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
1921年，调任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2营营长。在此期间，叶挺指挥部队击退陈炯明叛军对总统府的进攻，保护了宋庆龄的安全。
1924年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叶挺被孙中山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旋即奉命前往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该部成为北伐战争中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领独立团担任先遣队，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屡建功勋。
部队扩编后，叶挺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担任前敌总指挥兼任第11军军长。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广州起义时，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叶挺受到中央代表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叶挺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1928年，叶挺在德国柏林开饭店度日时，周恩来路过此地，曾去看望他，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和批评。1936年5月，潘汉年约见正在香港隐居的叶挺，通报了共产党的最新主张，希望他继续为党工作。叶挺对此非常高兴，遇到熟人就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共产党）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也就是这次见面，为周恩来和他的上海联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到上海后，由潘汉年安排，见到了叶挺。这是他们柏林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直言相告：他正和蒋介石谈判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问题，希望叶挺能够参加改编工作。
叶挺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利用个人旧有关系，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跟他有保定军校同窗之谊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参加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工作的意愿，并通过陈诚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和国军一起共同抗日，同时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北伐时期他所供职的第四军的光荣传统。
第四军是北伐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蒋介石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1926年8月下旬，在进攻湖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面对吴佩孚3万余精锐主力，叶挺独立团的2000多名勇士勇猛血战，连战连胜。1927年1月15日，武汉的粤侨联欢社将精心铸造的一巨型铁盾赠送给第四军将士。该盾正面中央铸有“铁军”两个大字，铁盾右上方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因为这支军队“独负盛名、战绩辉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红色第一军。因此，国共双方都认可“新四军”的番号。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除了欣赏叶挺的军事才干，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现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他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新四军抓在自己手里。 但是，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叶挺还不能走马上任，毕竟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起初，远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了解详情，首先的反应就是怀疑这可能是蒋介石变换手法，企图“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来拔掉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一个阴谋。
毛泽东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也所知不详，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他，于是一面向正在山西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跟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叶剑英等人，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作为一名已脱离党组织多年的爱国军人，在博古、叶剑英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要求后，叶挺当即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表示非常愿意去延安向中央报告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电令：“一、鄂豫皖边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部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公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后来，10月12日被确立为新四军建军纪念日。共产党随即表示，接受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了解了叶挺脱党的经过，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则说了一段自疚且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
11月9日，叶挺告別延安回到武汉。他遵照毛泽东“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在武汉大和街26号成立新四军筹备处。随即便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谈话，他说：“日本顶怕我们的，就是团结;而顶希望我们的，是散漫。凡日本怕的，我们要去做;凡日本希望我们的，要避免。这是制胜的道理。”接着，叶挺带着新四军改编的初步方案去南京，于21日与叶剑英一起会见蒋介石，协商新四军的编制及任务。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怀有一颗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受到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新四军改编过程极为曲折和复杂，连陈毅都被怀疑为叛徒
与改编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改编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由于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长期分散战斗在深山密林之中，处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下，很难了解外界的形势，更谈不上与中央进行联系以获取指示，一些红军领导人只能通过报纸、杂志等渠道零星地了解到时局的发展和两党政策变化的信息。
其中，赣粤边游击队实现战略任务转变较早。1937年9月12日，陈毅与项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到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第46师代表谈判。9月24日，项英在南昌同江西省政府代表达成协议，议定江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退。项英返回游击区后，即令各处部队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准备集中。
南方红军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的过程，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痛苦的、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血战10年，历尽艰险，结下了血海深仇。因此，对于由反蒋变为联蒋，停止打土豪，由红军改编成国军，红五星旗要换成青天白日旗，不少官兵感情上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弯来。
加之，有的国民党地方当局把红军游击队代表下山谈判说成“投诚”，并故意散布“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等谣言，以扰乱军心。这就使得一些红军游击队和党的组织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与蒋介石合作，就是丧失立场。有人甚至怀疑中央决策层出了问题。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上级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一些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连陈毅都被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怀疑为叛徒。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又连续发出指示，具体指导了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9月10日，毛泽东电林伯渠转告董必武，指示湘鄂赣区，与国民党谈判时，不许轻易移驻大城市，不许国民党派人到我军任职。在此之前，湘鄂赣游击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等，在接到毛泽东指示后，便将国民党派来的军官“礼送”出境。9月14日，毛泽东、张闻天又指示各区：“谈判时须坚持以下原则：不准国民党插进我军一人，要依靠山地，不得重蹈湘鄂赣、闽粤边覆辙。”
关于新四军编制问题，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所提出的“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11月21日，蒋介石在接见叶挺、叶剑英时说，南方游击队“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
12月14日，中共中央通过叶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新四军编7个支队，“各支队以上最好能争到编两个纵队”，该建议被蒋介石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不是正规部队，不能给师和旅的番号为借口予以否决。
1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编制问题上再作一些让步，即新四军编一个军，军以下不设师、旅，军部直辖四个游击支队，每个支队设两个团，隶属八路军。国民党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仍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最后双方确定隶属国民党第三战区。第4支队则由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12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编制。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正式核准了这个编制。
为了保持改编后部队的独立性，中共再次明确表示，不接受国民党派任何干部，一切人事必须由中共独立安排。后经多次磋商和斗争，共产党同意国民党在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派驻联络员。
1938年1月，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移驻南昌。2月，部队开始集结整编。新四军全军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后来又陆续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改编结束后，新四军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参考资料：《毛泽东与蒋介石》天地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新四军抗战秘档全公开》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新四军组建始末》《铁军》2017年第12期、《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始末》《党史文苑》2005年第11期;作者：叶永烈、王苏红、王玉彬、孟昭庚、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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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后来成为新四军的全部家底
“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对峙的10年内战，极大地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之下，两党的军队合作抗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国共搞党内合作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
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蒋介石却迟迟不愿给番号。与十几年前孙中山主动实行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出于被逼无奈。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条件，但实质上，他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一直没变。他想通过“合作”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人事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
从1937年2月中旬到5月中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各路诸侯进行过三次谈判。蒋介石始终从控制、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出发，先是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设总部，军官由共产党派，但总司令由国民党委派;后又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国重新安排，师副职由国民党派，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中“做事”。而共产党坚持对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派人到部队任职。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共产党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日，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接着，叶剑英于7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蒋介石，并提议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7月17日，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举行第四次谈判。这次谈判中，另一支队伍的前途被周恩来提到了桌面上。他提议，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的方针，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改编，尽快投入到抗日战场。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曾经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也是后来新四军的全部家底。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共2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斗争。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国民党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央苏区腹地，以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兵力优势，对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堵剿”“追剿”和“驻剿”，叫嚷着“即使挖地三尺，也要斩草除根”，妄图一举扑灭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1935年2月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决定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将第24师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带转入游击战争。但由于敌人进攻猖狂，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部队在分散突围过程中遭受巨大损失，留在苏区的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如何叔衡、阮啸仙、毛泽覃等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捕后英勇就义。少数突围的部队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先后转移到赣粤边、闽西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继续斗争。
在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部队实行战略转变的同时，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相继就地开展游击戰，与敌人周旋。但在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兵力的“围剿”“清剿”下，这些游击力量处于被包围分割的状态，相继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在赣、闽、粤、湘、鄂、皖、浙、豫等南方8省，逐渐发展为14个各自为战的游击区、数十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和游击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生存条件异常艰苦和险恶的情况下，顽强地克服重重困难，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坚持了长达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虽然原则上同意联合红军抗日，在西北停止了对主力红军的进攻，但在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却制定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密令南方8省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先后调集40个正规师、60个保安团，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残酷的“搜剿”“追剿”“清剿”，使得已坚持了3年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处境更加困难，一大批骨干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部分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的建议，蒋介石并未采纳。虽然谈判无果，但全国的抗战形势使红军的整编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泽东已经命令红军部队在云阳（今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集中，并在做好自行整编准备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亲笔给蔡元培等70余名学者写信，通报两党会谈情况和红军急于上前线的决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赶赴南京，绝食3天，逼蒋介石答复红军改编。
8月上旬，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与国民党行第五次谈判，其间拜会了冯玉祥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阐明了共产党共同抗日和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使两党半年会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冯玉祥以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逼蒋介石同意红军编3个师。蒋介石深知不同意共产党的整编方案，红军上不了前线，自己罪责难逃。
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心里仍在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谈判伊始，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部长黄绍竑和副参谋长白崇禧提出“黄白案”：八路军以2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看后轻蔑地一笑：“胃口不小啊，他们这是想吃掉我的整个红军啊！”因此“黄白案”遭到拒绝，谈判再被搁置。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有点恐慌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喂不饱侵略者，这次日本人直掐咽喉，威逼首都。此外，江浙是蒋介石发迹之地，也是英美等国在华重要利益所在地，日本人打上海，是要抄他老家、断其后路了。
蒋介石在调动国民党军进行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了红军整编方案。红军整编后的番号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军，3个师的番号则是因吃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115师、120师、129师。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师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有心利用南方的红军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以改变华中抗日的被动局面。当周恩来再次提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表示同意由共产党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国民政府协助改编。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总算是达成了共识。
蒋介石为何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937年8月，周恩来再次提出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成立一个军用于抗日后，国民党代表陈诚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说：“可以。但军长必须是我们的人，由我们委任。并且，必须离开南方，开到抗日前线去！”
借日寇之刀，拔喉中鱼刺，蒋介石虽然老谋深算，但周恩来也绝非等闲之人。他提出：“既是抗日队伍，开赴前线无可非议，但是军长一定要是共产党人。并且，队伍须隶属八路军建制。”国民党随后表示：这支军队不能隶属八路军，但军长人选可考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
其实，早在一個月前，周恩来已经开始了布局。在南京，他得知北伐名将叶挺正在上海的消息，考虑到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后，国共两党必然会就这支部队的领导人选而有一争，而叶挺在海外流亡10年，早已脱离共产党，而且在1937年4月经蒋介石亲自提名，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若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应易被蒋介石所接受，因此决定秘密赴沪会见叶挺。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曾因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支持黄花岗起义而被捕。此后受到武昌起义的影响，立志从军报国，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叶挺加入建国粤军，担任支队副官。1920年，在攻打桂系军阀的黄皮径战役中，叶挺率部一举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敌人，声名大振，随即被任命为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
1921年，调任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2营营长。在此期间，叶挺指挥部队击退陈炯明叛军对总统府的进攻，保护了宋庆龄的安全。
1924年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叶挺被孙中山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旋即奉命前往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该部成为北伐战争中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领独立团担任先遣队，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屡建功勋。
部队扩编后，叶挺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担任前敌总指挥兼任第11军军长。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广州起义时，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叶挺受到中央代表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叶挺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1928年，叶挺在德国柏林开饭店度日时，周恩来路过此地，曾去看望他，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和批评。1936年5月，潘汉年约见正在香港隐居的叶挺，通报了共产党的最新主张，希望他继续为党工作。叶挺对此非常高兴，遇到熟人就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共产党）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也就是这次见面，为周恩来和他的上海联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到上海后，由潘汉年安排，见到了叶挺。这是他们柏林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直言相告：他正和蒋介石谈判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问题，希望叶挺能够参加改编工作。
叶挺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利用个人旧有关系，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跟他有保定军校同窗之谊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参加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工作的意愿，并通过陈诚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和国军一起共同抗日，同时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北伐时期他所供职的第四军的光荣传统。
第四军是北伐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蒋介石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1926年8月下旬，在进攻湖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面对吴佩孚3万余精锐主力，叶挺独立团的2000多名勇士勇猛血战，连战连胜。1927年1月15日，武汉的粤侨联欢社将精心铸造的一巨型铁盾赠送给第四军将士。该盾正面中央铸有“铁军”两个大字，铁盾右上方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因为这支军队“独负盛名、战绩辉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红色第一军。因此，国共双方都认可“新四军”的番号。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除了欣赏叶挺的军事才干，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现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他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新四军抓在自己手里。 但是，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叶挺还不能走马上任，毕竟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起初，远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了解详情，首先的反应就是怀疑这可能是蒋介石变换手法，企图“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来拔掉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一个阴谋。
毛泽东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也所知不详，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他，于是一面向正在山西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跟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叶剑英等人，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作为一名已脱离党组织多年的爱国军人，在博古、叶剑英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要求后，叶挺当即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表示非常愿意去延安向中央报告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电令：“一、鄂豫皖边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部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公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后来，10月12日被确立为新四军建军纪念日。共产党随即表示，接受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了解了叶挺脱党的经过，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则说了一段自疚且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
11月9日，叶挺告別延安回到武汉。他遵照毛泽东“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在武汉大和街26号成立新四军筹备处。随即便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谈话，他说：“日本顶怕我们的，就是团结;而顶希望我们的，是散漫。凡日本怕的，我们要去做;凡日本希望我们的，要避免。这是制胜的道理。”接着，叶挺带着新四军改编的初步方案去南京，于21日与叶剑英一起会见蒋介石，协商新四军的编制及任务。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怀有一颗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受到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新四军改编过程极为曲折和复杂，连陈毅都被怀疑为叛徒
与改编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改编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由于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长期分散战斗在深山密林之中，处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下，很难了解外界的形势，更谈不上与中央进行联系以获取指示，一些红军领导人只能通过报纸、杂志等渠道零星地了解到时局的发展和两党政策变化的信息。
其中，赣粤边游击队实现战略任务转变较早。1937年9月12日，陈毅与项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到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第46师代表谈判。9月24日，项英在南昌同江西省政府代表达成协议，议定江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退。项英返回游击区后，即令各处部队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准备集中。
南方红军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的过程，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痛苦的、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血战10年，历尽艰险，结下了血海深仇。因此，对于由反蒋变为联蒋，停止打土豪，由红军改编成国军，红五星旗要换成青天白日旗，不少官兵感情上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弯来。
加之，有的国民党地方当局把红军游击队代表下山谈判说成“投诚”，并故意散布“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等谣言，以扰乱军心。这就使得一些红军游击队和党的组织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与蒋介石合作，就是丧失立场。有人甚至怀疑中央决策层出了问题。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上级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一些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连陈毅都被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怀疑为叛徒。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又连续发出指示，具体指导了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9月10日，毛泽东电林伯渠转告董必武，指示湘鄂赣区，与国民党谈判时，不许轻易移驻大城市，不许国民党派人到我军任职。在此之前，湘鄂赣游击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等，在接到毛泽东指示后，便将国民党派来的军官“礼送”出境。9月14日，毛泽东、张闻天又指示各区：“谈判时须坚持以下原则：不准国民党插进我军一人，要依靠山地，不得重蹈湘鄂赣、闽粤边覆辙。”
关于新四军编制问题，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所提出的“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11月21日，蒋介石在接见叶挺、叶剑英时说，南方游击队“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
12月14日，中共中央通过叶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新四军编7个支队，“各支队以上最好能争到编两个纵队”，该建议被蒋介石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不是正规部队，不能给师和旅的番号为借口予以否决。
1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编制问题上再作一些让步，即新四军编一个军，军以下不设师、旅，军部直辖四个游击支队，每个支队设两个团，隶属八路军。国民党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仍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最后双方确定隶属国民党第三战区。第4支队则由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12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编制。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正式核准了这个编制。
为了保持改编后部队的独立性，中共再次明确表示，不接受国民党派任何干部，一切人事必须由中共独立安排。后经多次磋商和斗争，共产党同意国民党在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派驻联络员。
1938年1月，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移驻南昌。2月，部队开始集结整编。新四军全军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后来又陆续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改编结束后，新四军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参考资料：《毛泽东与蒋介石》天地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新四军抗战秘档全公开》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新四军组建始末》《铁军》2017年第12期、《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始末》《党史文苑》2005年第11期;作者：叶永烈、王苏红、王玉彬、孟昭庚、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