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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向以“文俗而雅”著称，《金岳霖先生》（以下简称《金》文）也不例外；但究竟如何而“俗”，又“雅”到何处，却缺乏细致的研究。其实，“文俗而雅”并不能准确全面地概括《金》文的语言风格。“俗”谓语言通俗；“雅”即高雅，不同凡俗。而《金》文的语言则是平淡至极却意味隽永，不是“俗”“雅”两个标签可以随便贴得住的，“平淡”和“通俗”自有不同，“隽永”与“高雅”也大异其趣。我曾写过一篇关于《金》文内容方面的文章（《小趣味，真性情，大孤独——细读<金岳霖先生>》），觉得《金》文在形式上的特色，更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金》文的语言确实平淡之极，两千字左右的篇幅几乎找不到一处运用比喻、拟人、夸张、通感、移用之类修辞手法的痕迹，通篇语言直白如话。诸如“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语言就好像是一个忠厚长者在给不识字的老太太们讲故事，平易亲切。这里没有渲染，没有描绘，没有抒情，甚至也没有议论；有的只是叙述。有人说细节描写是《金》文的特色之一，窃以为不妥。描是描绘，写是摹写；描写就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或景物的状态具体地表现出来。如果同《荷塘月色》《听听那冷雨》比较，则《金》文的语言既称不上生动，也难言形象。《金》文确有许多“细节”（细小的情节，此“情节”非小说的情节），但都只有冷静客观的叙述，没有“生动形象”地“描写”，甚至连形容词都找不出几个。可就是这样一篇平淡之极的文章，却让我们爱不释手，反复咀嚼。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语虽极平淡而其情却极浓长。
“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前一句暗示“我”和金先生并没有特别的师承关系（因为必修，大一时“我”可能听过他的逻辑课），“我”和他并没有特别的交往的故事，所以才有下文“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并不熟知。即便是这样，“我”不仅自己写了又写（写于1986年1月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提到过金先生，次年2月又专门写《金岳霖先生》），还呼吁熟知金先生的人写，可见金先生是一个多么值得写的人，而现在却少有人写，十分可惜！而更让作者忧心忡忡的是，熟知金先生的人不但少有人写，而且这些人大多已然逝世（如时常来往的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分别于1972年、1955年、1973年逝世，沈从文先生还在，但第二年也驾鹤西去了）和走远（如王浩）！后半句则表明金先生为人可亲又可敬，而且为众人所熟知，很有名气。沈从文先生“当面”叫他“老金”是出于亲敬；“背后”也叫他“老金”，一是因为亲敬发自肺腑，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老金”是谁，不需要说名字。这种类似交代背景式的语言，全文比比皆是，而且句句意味隽永。
“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金先生的眼睛不仅有毛病，而且很严重，即便是在美国治疗过，依然只是“好一些”；“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更是说明长期严重的眼疾给他的身体所带来的伤害。不仅如此，眼疾还使得他的生活十分不便，治疗以后尚且“深一脚浅一脚”，治疗以前的生活窘状就可想而知了。眼疾好了一些以后就换了眼镜，说明戴那个一片白一片黑的眼镜确为迫不得已。有老师认为金先生的这个样子“很有趣”，窃以为恐怕是没有明白作者隐藏在平淡文字背后的深意。“有趣”可能是陌生人对金先生的第一印象，而熟悉的人是不能以此为趣的。身体有缺陷，生活不方便，如此情形，怎“有趣”二字了得？然而正因为这个，金先生还能天真乐观，才是弥足珍贵的，才值得“好好写一写”。同时，要到美国治眼疾，说明战时的昆明物质条件是十分有限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能够赴美讲学，也说明金先生学问精深，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平平淡淡的几句话，交代的是金先生的外貌情状，字里行间却是大有深意的。
“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教授衣服各色各样，本不足为奇，如果所有教授都穿一样的衣服，那才奇怪呢。但“各色各样”不是各不相同，那么多的教授，全都不一样，也是不太可能的。而穿夹克的却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身材相当高大”，如此高大的个子却“经常”穿着相对短小的夹克，确也是比较奇怪的。而且夹克可能只有一件，就是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一则可能正印证了当时物质资料的匮乏；二则也可能说明了金先生的朴素自然，并不以如何穿着打扮为意。闻一多先生也是如此，“亲戚送”“过时”“旧”，依然穿着，清贫可见；同时也说明闻先生所在意的并不在衣着，而在别的，比如民主和自由。既然这样，金先生的夹克短装，也就见怪不怪了。
作者写金先生的较为奇怪的服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联大里其他教授的装束，甚至想到了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记的校友会，闻一多先生穿着旧夹袍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更是让人记忆犹新。有人说这是所谓闲笔，窃以为并不妥当。“闲笔”一词，是金圣叹先生用来评点《水浒传》等名著的写作方法的，主要是指小说中关于非情节因素的描写。金圣叹认为“闲笔”能“向闲处设色”，即丰富小说的审美情趣，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金》文是一篇写人记事的散文，“散”“闲”本就是其文体的内在要求，况且散文并不十分强调“情节”，闲笔之说是有些站不住脚的。后文写“我”和王浩的交往类此。作者之所以有此联想，主要是因为联大里“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故事。仅就服装而言，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就比较奇特，闻先生毕生以民族的民主、自由为业，死而无悔；朱先生向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颇具民族风骨；金先生则醉心于学问，追求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写金先生时写闻先生和朱先生，既是照应了“许多很有趣的教授”，也是一种类比，正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后文写“我”和王浩的交往，也是一种烘托，金先生的学生尚且如此优异，金先生本人就不言自明了。 《金》文中金先生的言语不多，少有的几句话也都是平淡之极。像“林国达死了，很不幸”“我觉得它很好玩”，等等。这些话虽说是金先生说的，但却是作者写的，并不一定就是金先生的原话，估计跟原话也没有太大出入。学生死了，如果在课堂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可能有些过头，“很不幸”的表达则显得恰如其分。“这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说明金先生是真的很痛心，这比说再多的“同情”“痛心”之类的话更显真实；同时也暗示金先生平时上课也是有笑容的，是个可亲的人。很多学生以学逻辑为苦，金先生却觉得它“很好玩”。这并不是无言以对时的自我解嘲，而是他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好玩喜欢玩是因为有兴趣，有兴趣才会有动力，金先生精深的学问就是这么“玩”出来的。反过来说，如果金先生不喜欢逻辑，他是决然“玩”不出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可见兴趣之于学问是何等重要！金先生是如此，联大的教授们其实无不如此，联大的学生们（如王浩）亦是如此。他们硬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造了近代以来大学在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奇迹，至今未被超越，凭的就是兴趣以及信念。
金先生有很多故事，捉跳蚤就是颇受关注的一件。记得有个老师上课叫学生找细节描写，并分析细节里体现出的金先生的性格或形象特征。就有学生找到这个细节，说金先生不爱干净，邋遢之极，跳蚤都长出来了，还捏在手里，相当恶心。我们不能责怪学生，他们可能真的和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是非常隔膜的。老师似乎也没有抓住要领，还拿阿Q捉虱子（跳蚤和虱子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寄生虫）和金先生比较，并说阿Q那才叫恶心，他还放在嘴里咬呢；金先生是个大学问家，他抓虱子，实属有趣。我觉得这种理解可能还是非常不够的。因为金先生身上生跳蚤，多半是因为条件限制，而非不讲卫生。西南联大确实是十分艰苦的，连教学楼都是一座座低矮的茅草房；教授们的工资本就不高，加上通货膨胀，那点工资的购买力真是有限。联大师生几乎都是逃难到滇（闻一多先生就是徒步68天才到达昆明的），也根本谈不上积蓄。金先生的跳蚤，一则主要是因为没有多少衣服可换洗，二则可能连洗澡的机会也不多（教室尚且是茅草房，教授们的宿舍就可想而知了，有些教授甚至寄寓在农户家里）。我们这样估计也不为过：联大教授身上长跳蚤的应该不止金先生一个，学生里肯定更多。抓跳蚤只是金先生苦中作乐罢了，是其天真童趣的表现，和下文斗鸡比赛是异曲同工的，作者想告诉我们的可能正是这个意思。
《金》文有对相关背景的简单交代，有对金先生的外貌服饰、言语行为的简洁叙写，有对金先生身边的教授、学生的联想，从金先生四十来岁写到八十来岁，头绪纷繁，错综复杂。可作者却举重若轻，娓娓道来，既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又包含现实的深意。除了其以极平淡的语言表现极浓烈的情味之外，他在结构上的匠心独运是功不可没的。结尾“所知甚少”“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等和开头的呼应，首尾圆合，就无需多言了。纷繁的头绪、众多的事件用“有趣”一线串珠，使整篇文章浑然一体，亦毋庸赘言。单是文中收放自如、疏密有间的结构特点就值得细细玩味。前文提及的写金先生服装而联想到闻、朱二位先生，就是放手写开去；而末了又写到只有金先生穿夹克，则又是收笔合拢来。写王浩类此。整堂课师生二人对话，“我”和王浩的交往，则是“放”是“开”；写金先生的好学生则是“收”是“合”。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并不赞同把这两处当做所谓“闲笔”看待。
《金》文提到了很多联大里的教授、学生，教授大都称“先生”，学生大都直呼其名，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四五个之多。有些人不写具体名字也无不可，如问金先生为什么要搞逻辑的萧珊，住在金鸡巷的四个同学；但作者不仅写了名字，有的还注明其别名，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大开合，放开手笔去写到这么多人；合起来又表达了几个明确的意思。一是突出这些事件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有这么多有名有姓之人为证，强调了真实性和可靠性。二是跟金先生相关的对金先生有一定了解的人并不在少数，如若读者诸君想更多了解金先生的相关情况，可以到他们留下来的资料里去寻找，健在的说不准还可以做个采访呢。三是这些人都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学习过、生活过，他们熟知联大的真实情况，留下这些名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四是即便有这么多人了解金先生，但依然少有人写到他，一个这么值得好好写一写的人，最终还要“我”这个所知甚少的人来写，内心深处的失落和苦闷，便跃然纸上了。
《金》文的首尾明确告诉我们，金岳霖先生是联大教授的一个代表。联大教授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正如上文所言，觉得学问“好玩”对自己学问领域兴趣盎然的绝不止金先生一个，而是所有人；不止是教授，学生亦然。即便是像抓跳蚤这等不登大雅之堂被现代人嗤之以鼻的糗事，可能也不止金先生一个。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大开合，它从金先生一个人放开去，又以其所代表之群体合拢来。此类例子不止这两个，有心的读者仔细研读文章后应不难发现。
《金岳霖先生》是不简单的，平平淡淡的文字背后大有深意。近日从语言和结构的角度重读《金》文，对此更有体会。
《金》文的语言确实平淡之极，两千字左右的篇幅几乎找不到一处运用比喻、拟人、夸张、通感、移用之类修辞手法的痕迹，通篇语言直白如话。诸如“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语言就好像是一个忠厚长者在给不识字的老太太们讲故事，平易亲切。这里没有渲染，没有描绘，没有抒情，甚至也没有议论；有的只是叙述。有人说细节描写是《金》文的特色之一，窃以为不妥。描是描绘，写是摹写；描写就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或景物的状态具体地表现出来。如果同《荷塘月色》《听听那冷雨》比较，则《金》文的语言既称不上生动，也难言形象。《金》文确有许多“细节”（细小的情节，此“情节”非小说的情节），但都只有冷静客观的叙述，没有“生动形象”地“描写”，甚至连形容词都找不出几个。可就是这样一篇平淡之极的文章，却让我们爱不释手，反复咀嚼。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语虽极平淡而其情却极浓长。
“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前一句暗示“我”和金先生并没有特别的师承关系（因为必修，大一时“我”可能听过他的逻辑课），“我”和他并没有特别的交往的故事，所以才有下文“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并不熟知。即便是这样，“我”不仅自己写了又写（写于1986年1月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提到过金先生，次年2月又专门写《金岳霖先生》），还呼吁熟知金先生的人写，可见金先生是一个多么值得写的人，而现在却少有人写，十分可惜！而更让作者忧心忡忡的是，熟知金先生的人不但少有人写，而且这些人大多已然逝世（如时常来往的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分别于1972年、1955年、1973年逝世，沈从文先生还在，但第二年也驾鹤西去了）和走远（如王浩）！后半句则表明金先生为人可亲又可敬，而且为众人所熟知，很有名气。沈从文先生“当面”叫他“老金”是出于亲敬；“背后”也叫他“老金”，一是因为亲敬发自肺腑，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老金”是谁，不需要说名字。这种类似交代背景式的语言，全文比比皆是，而且句句意味隽永。
“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金先生的眼睛不仅有毛病，而且很严重，即便是在美国治疗过，依然只是“好一些”；“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更是说明长期严重的眼疾给他的身体所带来的伤害。不仅如此，眼疾还使得他的生活十分不便，治疗以后尚且“深一脚浅一脚”，治疗以前的生活窘状就可想而知了。眼疾好了一些以后就换了眼镜，说明戴那个一片白一片黑的眼镜确为迫不得已。有老师认为金先生的这个样子“很有趣”，窃以为恐怕是没有明白作者隐藏在平淡文字背后的深意。“有趣”可能是陌生人对金先生的第一印象，而熟悉的人是不能以此为趣的。身体有缺陷，生活不方便，如此情形，怎“有趣”二字了得？然而正因为这个，金先生还能天真乐观，才是弥足珍贵的，才值得“好好写一写”。同时，要到美国治眼疾，说明战时的昆明物质条件是十分有限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能够赴美讲学，也说明金先生学问精深，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平平淡淡的几句话，交代的是金先生的外貌情状，字里行间却是大有深意的。
“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教授衣服各色各样，本不足为奇，如果所有教授都穿一样的衣服，那才奇怪呢。但“各色各样”不是各不相同，那么多的教授，全都不一样，也是不太可能的。而穿夹克的却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身材相当高大”，如此高大的个子却“经常”穿着相对短小的夹克，确也是比较奇怪的。而且夹克可能只有一件，就是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一则可能正印证了当时物质资料的匮乏；二则也可能说明了金先生的朴素自然，并不以如何穿着打扮为意。闻一多先生也是如此，“亲戚送”“过时”“旧”，依然穿着，清贫可见；同时也说明闻先生所在意的并不在衣着，而在别的，比如民主和自由。既然这样，金先生的夹克短装，也就见怪不怪了。
作者写金先生的较为奇怪的服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联大里其他教授的装束，甚至想到了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记的校友会，闻一多先生穿着旧夹袍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更是让人记忆犹新。有人说这是所谓闲笔，窃以为并不妥当。“闲笔”一词，是金圣叹先生用来评点《水浒传》等名著的写作方法的，主要是指小说中关于非情节因素的描写。金圣叹认为“闲笔”能“向闲处设色”，即丰富小说的审美情趣，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金》文是一篇写人记事的散文，“散”“闲”本就是其文体的内在要求，况且散文并不十分强调“情节”，闲笔之说是有些站不住脚的。后文写“我”和王浩的交往类此。作者之所以有此联想，主要是因为联大里“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故事。仅就服装而言，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就比较奇特，闻先生毕生以民族的民主、自由为业，死而无悔；朱先生向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颇具民族风骨；金先生则醉心于学问，追求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写金先生时写闻先生和朱先生，既是照应了“许多很有趣的教授”，也是一种类比，正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后文写“我”和王浩的交往，也是一种烘托，金先生的学生尚且如此优异，金先生本人就不言自明了。 《金》文中金先生的言语不多，少有的几句话也都是平淡之极。像“林国达死了，很不幸”“我觉得它很好玩”，等等。这些话虽说是金先生说的，但却是作者写的，并不一定就是金先生的原话，估计跟原话也没有太大出入。学生死了，如果在课堂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可能有些过头，“很不幸”的表达则显得恰如其分。“这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说明金先生是真的很痛心，这比说再多的“同情”“痛心”之类的话更显真实；同时也暗示金先生平时上课也是有笑容的，是个可亲的人。很多学生以学逻辑为苦，金先生却觉得它“很好玩”。这并不是无言以对时的自我解嘲，而是他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好玩喜欢玩是因为有兴趣，有兴趣才会有动力，金先生精深的学问就是这么“玩”出来的。反过来说，如果金先生不喜欢逻辑，他是决然“玩”不出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可见兴趣之于学问是何等重要！金先生是如此，联大的教授们其实无不如此，联大的学生们（如王浩）亦是如此。他们硬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造了近代以来大学在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奇迹，至今未被超越，凭的就是兴趣以及信念。
金先生有很多故事，捉跳蚤就是颇受关注的一件。记得有个老师上课叫学生找细节描写，并分析细节里体现出的金先生的性格或形象特征。就有学生找到这个细节，说金先生不爱干净，邋遢之极，跳蚤都长出来了，还捏在手里，相当恶心。我们不能责怪学生，他们可能真的和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是非常隔膜的。老师似乎也没有抓住要领，还拿阿Q捉虱子（跳蚤和虱子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寄生虫）和金先生比较，并说阿Q那才叫恶心，他还放在嘴里咬呢；金先生是个大学问家，他抓虱子，实属有趣。我觉得这种理解可能还是非常不够的。因为金先生身上生跳蚤，多半是因为条件限制，而非不讲卫生。西南联大确实是十分艰苦的，连教学楼都是一座座低矮的茅草房；教授们的工资本就不高，加上通货膨胀，那点工资的购买力真是有限。联大师生几乎都是逃难到滇（闻一多先生就是徒步68天才到达昆明的），也根本谈不上积蓄。金先生的跳蚤，一则主要是因为没有多少衣服可换洗，二则可能连洗澡的机会也不多（教室尚且是茅草房，教授们的宿舍就可想而知了，有些教授甚至寄寓在农户家里）。我们这样估计也不为过：联大教授身上长跳蚤的应该不止金先生一个，学生里肯定更多。抓跳蚤只是金先生苦中作乐罢了，是其天真童趣的表现，和下文斗鸡比赛是异曲同工的，作者想告诉我们的可能正是这个意思。
《金》文有对相关背景的简单交代，有对金先生的外貌服饰、言语行为的简洁叙写，有对金先生身边的教授、学生的联想，从金先生四十来岁写到八十来岁，头绪纷繁，错综复杂。可作者却举重若轻，娓娓道来，既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又包含现实的深意。除了其以极平淡的语言表现极浓烈的情味之外，他在结构上的匠心独运是功不可没的。结尾“所知甚少”“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等和开头的呼应，首尾圆合，就无需多言了。纷繁的头绪、众多的事件用“有趣”一线串珠，使整篇文章浑然一体，亦毋庸赘言。单是文中收放自如、疏密有间的结构特点就值得细细玩味。前文提及的写金先生服装而联想到闻、朱二位先生，就是放手写开去；而末了又写到只有金先生穿夹克，则又是收笔合拢来。写王浩类此。整堂课师生二人对话，“我”和王浩的交往，则是“放”是“开”；写金先生的好学生则是“收”是“合”。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并不赞同把这两处当做所谓“闲笔”看待。
《金》文提到了很多联大里的教授、学生，教授大都称“先生”，学生大都直呼其名，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四五个之多。有些人不写具体名字也无不可，如问金先生为什么要搞逻辑的萧珊，住在金鸡巷的四个同学；但作者不仅写了名字，有的还注明其别名，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大开合，放开手笔去写到这么多人；合起来又表达了几个明确的意思。一是突出这些事件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有这么多有名有姓之人为证，强调了真实性和可靠性。二是跟金先生相关的对金先生有一定了解的人并不在少数，如若读者诸君想更多了解金先生的相关情况，可以到他们留下来的资料里去寻找，健在的说不准还可以做个采访呢。三是这些人都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学习过、生活过，他们熟知联大的真实情况，留下这些名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四是即便有这么多人了解金先生，但依然少有人写到他，一个这么值得好好写一写的人，最终还要“我”这个所知甚少的人来写，内心深处的失落和苦闷，便跃然纸上了。
《金》文的首尾明确告诉我们，金岳霖先生是联大教授的一个代表。联大教授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正如上文所言，觉得学问“好玩”对自己学问领域兴趣盎然的绝不止金先生一个，而是所有人；不止是教授，学生亦然。即便是像抓跳蚤这等不登大雅之堂被现代人嗤之以鼻的糗事，可能也不止金先生一个。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大开合，它从金先生一个人放开去，又以其所代表之群体合拢来。此类例子不止这两个，有心的读者仔细研读文章后应不难发现。
《金岳霖先生》是不简单的，平平淡淡的文字背后大有深意。近日从语言和结构的角度重读《金》文，对此更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