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毛继鸿决定在广州开一家“方所”书店时，看好的人不多。著名书店“光合作用”倒闭不久，实体书店似乎已是明日黄花，要在广州这片“文化沙漠”里掘一弯绿洲，近乎理想主义者祭拜的仪式。
　　他对书店的感情更接近于好奇和憧憬。“书店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人生很重要的地方。人只有对知识有真正的好奇和渴望，那些知识才会变成一种力量，为自己的命运带来改变的可能性。你无法改变环境，能改变的只有自己，知识能让你变得更强大、更清醒也更主动。”
　　事实证明，毛继鸿的信心并非纸上谈兵。“方所”不仅成了广州的文化地标，今年年初还挺进了成都。“一年接待200万顾客，这种号召力就是一种肯定。我从来觉得只有做不好的人，没有真正做不好的市场或做不好的事。”他只是凭_股热情想圆一个心愿，他说他更相信人心，“社会认同的重要性远大于短时间的盈利，它让我有一种自我的超越感。”
　　广州的成功坚定了他继续打造“公共文化空间”的决心，不过毛继鸿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先见性的胜利。“所谓的战略，许多都是回头时才看到线索。在决策的那一刻，其实它并不是按照你的计划去走的。”他们的首选目标地是上海，但那里没有合适的条件。“在中国做事情，好玩和不好玩的地方都在这里：没人做过的事情，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做到，但一旦有人做了，就立刻有许多人跟随。”
　　成都方所的巨大空间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四千多平方米的空间高挑且深邃，毛继鸿第一次看到它时就被深深震撼，他觉得这里应该有一种梦幻感，能让进入的人体会到一种“超现实”。
　　“最近我看到很多智能化和传感技术的发展。我们希望用科技改变生活，但一直又在追问人文关怀到底和未来有什么关系。前阵子我看到一种说法：我们现在逐渐用许多东西代替手、延伸手，但我们把手伸得越长，离物质的欲望越近，反过来离脑袋和心越远。网络非常有黏度，我们不知不觉中也把时间都打发掉。所以，我们需要给一个更强的理由，让大家从线上回到实体中。”
　　成都人热爱并且懂得生活，又出了许多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毛继鸿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与当地文化相通，但又具有异域感的环境。“西方人的生活区域总是有一座教堂，前面总有一个广场，那是整个城市的公共生活区域。我希望也为这个城市带来融汇知识、文化、生活的区域，并且把它的从善性、刚用性拉回来。”
　　广场舞这样同质化的集体活动虽然也是中国现状，但让毛继鸿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看到一个具有知识分子属性的乌托邦环境。“阅读本身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对智慧或者知识本来就应该有一种拜膜感。所以在成都我更强调‘沟通’，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拥有不同一般的生活状态。”
　　这是否一种太过理想化的偏执？毛继鸿不在乎。“我经常会做一些别人觉得假，但我自己认为真的事情。别人认为是很残酷、很现实、很古板的环境，我会刻意去屏蔽那些部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很多时候，关键在于你是否可以去做那个你相信是美好的东西。”
　　广州方所良性的盈利也是团队的信心基石。毛继鸿笃信“非洲卖鞋”的故事，他认定，一个没有人穿鞋的地方才是卖鞋最佳的市场。他觉得自己的角色是一个创作人而非单纯的投资人，“就是把我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做了完整的呈现”。
　　从“例外”到“方所”，他从来没有离开文化与艺术的领域，也始终觉得自己要敢为天下先。“生活如果只能重复，那就太枯燥太没有憧憬了。他尊重每一个偶然性，也尊重自己的直觉，“随心做出来的东西也有规律，它遵循的依据就是你的感知。反过来放到商业逻辑上，别人就永远摸不到你出牌的方式。”
　　他最强调的始终是“出心”。数据是死的，如何去阅读去激活才是重要的，“就是要用你的心力去调动它。心的力量无穷大，你要先想到别人，想到活生生的人本身，有了愿景，才有做成这个事情的勇气。太理性的东西会失掉温暖的部分，生命可能永远都存活在残酷的现实中，你还是可以选择制造更多的美好。”
　　曾有做房地产的朋友为他惋惜，觉得他拧着这股知识分子的清高，始终在做些“性价比不高”的事。他自认放不下那些情操和骨气，不如认了命。“做房地产赚钱，但有一天所有人都在盖房子的时候我还在做书店，它就变得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