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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丹德(Daniel J.Dudek)博士是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是著名的历史最悠久的非政府非赢利性环保组织，目前拥有50多万名会员。
美国环保协会成立于1967年，致力于综合运用经济、科学与法律手段创新思路，为解决人类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提出创新的、公平的、有效的方案。杜丹德博士2002年起担任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在1989年-1992年间，杜丹德博士领导了一个工作小组提出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美国的酸雨问题，并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就。对此前总统布什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一提议和实践成就打破了僵局。为此，杜丹德博士还受邀担任了美国前总统布什的环保顾问。
自1996年开始，杜丹德博士作为美国环保协会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在中国开展了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美国环保协会与中国国家环保局一起，通过在7省市的试点工作在中国建立和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以期更好地保护环境。除此之外，美国环保协会还与全国人大、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地方政府等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由于杜丹德博士对中国环保事业的突出贡献，2004年他获得了由中国政府颁发的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奖项——“友谊奖”，并且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7年6月，杜丹德先生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的23位外籍委员之一。
杜丹德博士还担任了诸多国家公共及私人机构的环境问题顾问。如波兰环境部，布达佩斯区域环境中心，美国联邦环保局，芝加哥贸易委员会能源顾问委员会，英国石油公司，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国家环保局等。
成功，有赖于长期合作的承诺
《国际人才交流》：杜博士，听说您这次是带两个“中国女儿”从美国来北京看奥运会比赛的？
杜丹德：是的。这也是我在中国领养的两个“女儿”第一次回“家”，奥运会让我们有机会在北京相逢，非常高兴！
《国际人才交流》：作为一位国际环境保护专家，您在中国有十多年工作经历，并取得了不少环保成就，荣获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在您看来，中国的引进国际环保人才工作，如何才能取得较大成功？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
杜丹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中国方面，一个是引进的人才方面。从中国来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日益加快，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开放领域越来越宽，上至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下至环保领域的从业人员，都抱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对接受外界新事物的敏锐性和新鲜感，希望尝试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去解决环保问题。这就是一个基本态度。有了这个态度，才能持续推进引进国际人才工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才能取得成效。
近些年，中美双方多位国家领导人在互访中达成的多项环境保护协议和合作协定等，都表明了中国的这种开放态度和明智之举，这也是引进国际环保人才成功的最根本保证。
从引进人才这方面来说，外国专家或人才来中国工作，要打开心扉，去面对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习俗，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行政治体制结构，有了这些了解，也就是说入乡随了俗，才能够把你的思想、观念等逐渐引入、渗透进去，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还有一点，外国专家一定要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这样事情才能办得更有效率。对此，中国相关机构——国家外国专家局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帮助外国专家寻找到最适宜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引进人才和开展合作能否成功，以前也曾有过不少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再有，对于中外合作双方来说，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合作承诺或者说合作关系，需要耐心、时间，需要彼此不断加深互相的理解。而不是以一个游客走马观花的目光，或对待游客的短暂态度，一定要有长期合作的承诺，才能取得引进国际人才的长期显著成效。
先进的理念和精妙思想，才是最宝贵的
《国际人才交流》：引进国际环保人才，也会带来一些资金、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引进。您认为在这些引进中，什么是更为重要的？
杜丹德：我觉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引进、支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外国专家引进来的一些先进理念，精妙思想，这才是最宝贵的。
《国际人才交流》：那就这个话题，能否请您谈谈美国环保协会在中国项目中所引入的一些先进理念和精妙思想？
杜丹德：我们这个环保NGO组织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通过市场运作机制，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和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
1991年时，我受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美国在重新修改的“空气清洁法案”里，加入了用市场的手段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控制酸雨的条款。这就是我在美国环保协会一直研究和成功操作的课题。国家环保局邀请我，是因为中国也迫切需要解决类似的环境问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当时就提出了要对二氧化硫的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中国有需求，美国有想法，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合作项目。其核心就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把排污权交易的理念变为现实。这个理念简言之，就是把排放污染物的权利拿到市场上去公开买卖。
2000年，我们选择了江苏南通和辽宁本溪开展了中国最早的排污权交易项目进行试点。这是两个典型，一个是北方的重工业城市，一个是南方的轻工业城市，我们帮助当地制定了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的法规、协调现行政策、规定排放物测量办法以及制定试验执行步骤。
概念有了之后，要把整个实施系统建立起来，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因为二氧化硫的排放是跨边界的，没有行政区域的限制。于是自2002年开始，在前期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联合国家环保总局，又在江苏、山东、山西、河南4省、上海、天津、柳州3市及中国华能电力总公司推广排污权交易项目。俗称4+3+1项目。
我们的努力结出了硕果。2002年成功实现了中国第一例二氧化硫排污权的交易，2003年在江苏实现了第一例异地排污权交易。
现在我们正积极努力在长三角地区通过区域环境合作建立一个区域，将排污交易在中国再向前推进一步。
对于多年努力所创造的成效，一份专门介绍中国排污权交易进展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道：美国环保协会“在帮助中国防治空气污染及推行排污权交易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的作用。”
这个项目从前期宣传、少量试点到全面推开，大约经历了10年之久的跨度，来实现这个理念，进行这项工作和试验，这也证明了我前面所说的长期承诺的重要性。
可以说，运用市场化手段防治环境污染，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和流行，我们很快就把它运用到了中国的环保项目中，收到了很好效果。
除了排污权交易项目外，我们还在四川、新疆开展了温室气体减排的试验，并且和扶贫结合起来。改变传统的耕作手段。
北京奥运会，接纳了“城市绿色出行”新概念
《国际人才交流》：2006年6月1日，美国环保协会还联合中国数家单位发起了一个“城市绿色出行”项目，并在全国20多个城市广为推开，这是否也和“环保出行”的新概念有所关联？
杜丹德：是的。这就是尝试把“绿色出行”的环保概念，化为市民实际出行方式的行动。“绿色出行”概念，即指通过乘坐公交、拼车、弹性上班等环保出行手段，公司和政府对绿色出行给予鼓励等措施，减少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近几年来，“绿色出行”概念在美国广为流行。比如在纽约，政府鼓励市民乘坐地铁，买地铁票可以免税、退税。政府认为这样的鼓励手段，比先污染了再去治理要合算。许多公司也对拼车上班的员工给予一定奖励。
在中国的“绿色出行”的宣传活动中，我常给大家算这样一笔账，乘坐公交和驾驶轿车，能源消耗相差20倍，污染物排放相差5到10倍。如果驾驶轿车出行的人有1%转乘公共交通，仅此一项，每年可为中国节省燃油8000万升。
在大力宣传推广中，绿色出行的概念不仅为中国政府所采纳，而且在2007年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环境体育大会上，“绿色出行”概念还被推荐为帮助北京实现绿色奥运的重要手段之一。
此后，绿色出行和绿色奥运的概念融为一体，北京奥组委也响亮地提出了“绿色奥运，绿色出行”的口号，特别是奥运期间北京实行了车辆单双号限行后，绿色出行的概念一下变得更为实际和流行，这也是我们这个环保NGO组织对中国，对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的一个贡献。
培训，实现国际人才引进效应的最大化
《国际人才交流》：我还注意到，您在实施中国项目的同时，还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中国各地授课、演讲，对中国各地的环保人才进行培训。在您看来，培训人才和引进人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杜丹德：培训人才，是引进人才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培训，使引进人才的先进思想、理念等得到广泛传播，直接作用于对口机构和对口人才，这就实现了国际人才引进效应的最大化。
美国环保协会在中国开展的一系列项目，本身就包含了对中国各级环保人才的培训。我们认为，人才是第一重要的，再好的环保理念，环保项目，如果没有人来正确理解，不折不扣地执行，都难以取得成效。
在中国工作中，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些环保部门和企业管理人员，他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如环保监察部门，只考虑如何去完成环保任务，排污企业，只考虑如何节省投入和成本等，而不能从对方的立场、对方的利益去考虑。而要寻求环保部门和企业双方的一个共同点，那就要学习用经济的思维去考虑环境问题，用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去处理环保问题。
这些问题也促使我们对培训中国环保人才的工作格外重视，让更多的环保人才、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能通过培训了解、接受国际先进环保理念、环保方式和环保手段，从而更新观念，提高自己管辖部门的环保工作水平。
2005年以来，我们美国环保协会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治理能力拓展”培训项目。其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为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保问题，培养一支具有强烈责任感、敏锐洞察力、掌握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技能，能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创新性地解决环境问题的环保人才队伍，提升中国的环境治理能力。
这个又叫做“拓新者”的培训计划，目前已举办了4期，共培训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的环境监察部门人员近1000人。许多学员反映，这种从实际出发，一面学习、吸收国际先进环保理念和经验，一面与各地环保同行进行交流的培训方法，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启发和促进。
我们的培训计划还有很多项，培训环保人才的工作今后还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中国环保，一定要加强国际交流
《国际人才交流》：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起步很晚，但发展很迅速，中国环保人才的国际交流也显得更为需要和迫切，您对此有何建议和看法？
杜丹德：坦率地说，中国环保人才的国际交流还很不够，有许多欠缺。而在这方面，正是外国专家和人才大有可为的。比如一些在国外大公司里做环境卫生、环境安全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和中国相同领域、相同位置的人员进行对口交流，这样可以更直接地学习国外经验和具体做法，这种交流更具针对性。同时，国外环保管理人才在退休后也可以来中国，直接参与中国的工作，相互交流经验。
其实，现在的中国，上自高层官员、下至各级环保部门、环保NGO组织、普通百姓，都很关注环保，但国外的媒体、公众并不了解，产生了许多误解。这说明在环境方面，中国与国际间的交流还很不够，中国缺少把自己的环保成就展现给更多的人，包括国际社会。这也是我们这个美国环保NGO组织所要担负的责任，促进中国环保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相互理解。
中美是两个环境保护的大国，环境保护也是两个国家最大的问题之一，处理好环境问题，对两个大国都是极为重要和有益的事情。这里，我想借用我的“中国女儿”在看北京奥运会中美篮球比赛前问我的一句话作比喻，她说：“我非常想看中美篮球比赛，但我不知道哪一方会赢？”
我用环保的概念回答了她：“我想，要找到一个使两个国家都能赢的结果，就是说，去创造双赢的结局！”女儿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答案。
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是著名的历史最悠久的非政府非赢利性环保组织，目前拥有50多万名会员。
美国环保协会成立于1967年，致力于综合运用经济、科学与法律手段创新思路，为解决人类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提出创新的、公平的、有效的方案。杜丹德博士2002年起担任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在1989年-1992年间，杜丹德博士领导了一个工作小组提出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美国的酸雨问题，并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就。对此前总统布什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一提议和实践成就打破了僵局。为此，杜丹德博士还受邀担任了美国前总统布什的环保顾问。
自1996年开始，杜丹德博士作为美国环保协会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在中国开展了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美国环保协会与中国国家环保局一起，通过在7省市的试点工作在中国建立和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以期更好地保护环境。除此之外，美国环保协会还与全国人大、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地方政府等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由于杜丹德博士对中国环保事业的突出贡献，2004年他获得了由中国政府颁发的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奖项——“友谊奖”，并且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7年6月，杜丹德先生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的23位外籍委员之一。
杜丹德博士还担任了诸多国家公共及私人机构的环境问题顾问。如波兰环境部，布达佩斯区域环境中心，美国联邦环保局，芝加哥贸易委员会能源顾问委员会，英国石油公司，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国家环保局等。
成功，有赖于长期合作的承诺
《国际人才交流》：杜博士，听说您这次是带两个“中国女儿”从美国来北京看奥运会比赛的？
杜丹德：是的。这也是我在中国领养的两个“女儿”第一次回“家”，奥运会让我们有机会在北京相逢，非常高兴！
《国际人才交流》：作为一位国际环境保护专家，您在中国有十多年工作经历，并取得了不少环保成就，荣获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在您看来，中国的引进国际环保人才工作，如何才能取得较大成功？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
杜丹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中国方面，一个是引进的人才方面。从中国来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日益加快，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开放领域越来越宽，上至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下至环保领域的从业人员，都抱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对接受外界新事物的敏锐性和新鲜感，希望尝试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去解决环保问题。这就是一个基本态度。有了这个态度，才能持续推进引进国际人才工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才能取得成效。
近些年，中美双方多位国家领导人在互访中达成的多项环境保护协议和合作协定等，都表明了中国的这种开放态度和明智之举，这也是引进国际环保人才成功的最根本保证。
从引进人才这方面来说，外国专家或人才来中国工作，要打开心扉，去面对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习俗，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行政治体制结构，有了这些了解，也就是说入乡随了俗，才能够把你的思想、观念等逐渐引入、渗透进去，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还有一点，外国专家一定要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这样事情才能办得更有效率。对此，中国相关机构——国家外国专家局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帮助外国专家寻找到最适宜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引进人才和开展合作能否成功，以前也曾有过不少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再有，对于中外合作双方来说，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合作承诺或者说合作关系，需要耐心、时间，需要彼此不断加深互相的理解。而不是以一个游客走马观花的目光，或对待游客的短暂态度，一定要有长期合作的承诺，才能取得引进国际人才的长期显著成效。
先进的理念和精妙思想，才是最宝贵的
《国际人才交流》：引进国际环保人才，也会带来一些资金、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引进。您认为在这些引进中，什么是更为重要的？
杜丹德：我觉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引进、支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外国专家引进来的一些先进理念，精妙思想，这才是最宝贵的。
《国际人才交流》：那就这个话题，能否请您谈谈美国环保协会在中国项目中所引入的一些先进理念和精妙思想？
杜丹德：我们这个环保NGO组织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通过市场运作机制，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和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
1991年时，我受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美国在重新修改的“空气清洁法案”里，加入了用市场的手段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控制酸雨的条款。这就是我在美国环保协会一直研究和成功操作的课题。国家环保局邀请我，是因为中国也迫切需要解决类似的环境问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当时就提出了要对二氧化硫的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中国有需求，美国有想法，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合作项目。其核心就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把排污权交易的理念变为现实。这个理念简言之，就是把排放污染物的权利拿到市场上去公开买卖。
2000年，我们选择了江苏南通和辽宁本溪开展了中国最早的排污权交易项目进行试点。这是两个典型，一个是北方的重工业城市，一个是南方的轻工业城市，我们帮助当地制定了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的法规、协调现行政策、规定排放物测量办法以及制定试验执行步骤。
概念有了之后，要把整个实施系统建立起来，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因为二氧化硫的排放是跨边界的，没有行政区域的限制。于是自2002年开始，在前期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联合国家环保总局，又在江苏、山东、山西、河南4省、上海、天津、柳州3市及中国华能电力总公司推广排污权交易项目。俗称4+3+1项目。
我们的努力结出了硕果。2002年成功实现了中国第一例二氧化硫排污权的交易，2003年在江苏实现了第一例异地排污权交易。
现在我们正积极努力在长三角地区通过区域环境合作建立一个区域，将排污交易在中国再向前推进一步。
对于多年努力所创造的成效，一份专门介绍中国排污权交易进展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道：美国环保协会“在帮助中国防治空气污染及推行排污权交易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的作用。”
这个项目从前期宣传、少量试点到全面推开，大约经历了10年之久的跨度，来实现这个理念，进行这项工作和试验，这也证明了我前面所说的长期承诺的重要性。
可以说，运用市场化手段防治环境污染，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和流行，我们很快就把它运用到了中国的环保项目中，收到了很好效果。
除了排污权交易项目外，我们还在四川、新疆开展了温室气体减排的试验，并且和扶贫结合起来。改变传统的耕作手段。
北京奥运会，接纳了“城市绿色出行”新概念
《国际人才交流》：2006年6月1日，美国环保协会还联合中国数家单位发起了一个“城市绿色出行”项目，并在全国20多个城市广为推开，这是否也和“环保出行”的新概念有所关联？
杜丹德：是的。这就是尝试把“绿色出行”的环保概念，化为市民实际出行方式的行动。“绿色出行”概念，即指通过乘坐公交、拼车、弹性上班等环保出行手段，公司和政府对绿色出行给予鼓励等措施，减少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近几年来，“绿色出行”概念在美国广为流行。比如在纽约，政府鼓励市民乘坐地铁，买地铁票可以免税、退税。政府认为这样的鼓励手段，比先污染了再去治理要合算。许多公司也对拼车上班的员工给予一定奖励。
在中国的“绿色出行”的宣传活动中，我常给大家算这样一笔账，乘坐公交和驾驶轿车，能源消耗相差20倍，污染物排放相差5到10倍。如果驾驶轿车出行的人有1%转乘公共交通，仅此一项，每年可为中国节省燃油8000万升。
在大力宣传推广中，绿色出行的概念不仅为中国政府所采纳，而且在2007年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环境体育大会上，“绿色出行”概念还被推荐为帮助北京实现绿色奥运的重要手段之一。
此后，绿色出行和绿色奥运的概念融为一体，北京奥组委也响亮地提出了“绿色奥运，绿色出行”的口号，特别是奥运期间北京实行了车辆单双号限行后，绿色出行的概念一下变得更为实际和流行，这也是我们这个环保NGO组织对中国，对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的一个贡献。
培训，实现国际人才引进效应的最大化
《国际人才交流》：我还注意到，您在实施中国项目的同时，还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中国各地授课、演讲，对中国各地的环保人才进行培训。在您看来，培训人才和引进人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杜丹德：培训人才，是引进人才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培训，使引进人才的先进思想、理念等得到广泛传播，直接作用于对口机构和对口人才，这就实现了国际人才引进效应的最大化。
美国环保协会在中国开展的一系列项目，本身就包含了对中国各级环保人才的培训。我们认为，人才是第一重要的，再好的环保理念，环保项目，如果没有人来正确理解，不折不扣地执行，都难以取得成效。
在中国工作中，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些环保部门和企业管理人员，他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如环保监察部门，只考虑如何去完成环保任务，排污企业，只考虑如何节省投入和成本等，而不能从对方的立场、对方的利益去考虑。而要寻求环保部门和企业双方的一个共同点，那就要学习用经济的思维去考虑环境问题，用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去处理环保问题。
这些问题也促使我们对培训中国环保人才的工作格外重视，让更多的环保人才、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能通过培训了解、接受国际先进环保理念、环保方式和环保手段，从而更新观念，提高自己管辖部门的环保工作水平。
2005年以来，我们美国环保协会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治理能力拓展”培训项目。其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为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保问题，培养一支具有强烈责任感、敏锐洞察力、掌握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技能，能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创新性地解决环境问题的环保人才队伍，提升中国的环境治理能力。
这个又叫做“拓新者”的培训计划，目前已举办了4期，共培训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的环境监察部门人员近1000人。许多学员反映，这种从实际出发，一面学习、吸收国际先进环保理念和经验，一面与各地环保同行进行交流的培训方法，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启发和促进。
我们的培训计划还有很多项，培训环保人才的工作今后还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中国环保，一定要加强国际交流
《国际人才交流》：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起步很晚，但发展很迅速，中国环保人才的国际交流也显得更为需要和迫切，您对此有何建议和看法？
杜丹德：坦率地说，中国环保人才的国际交流还很不够，有许多欠缺。而在这方面，正是外国专家和人才大有可为的。比如一些在国外大公司里做环境卫生、环境安全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和中国相同领域、相同位置的人员进行对口交流，这样可以更直接地学习国外经验和具体做法，这种交流更具针对性。同时，国外环保管理人才在退休后也可以来中国，直接参与中国的工作，相互交流经验。
其实，现在的中国，上自高层官员、下至各级环保部门、环保NGO组织、普通百姓，都很关注环保，但国外的媒体、公众并不了解，产生了许多误解。这说明在环境方面，中国与国际间的交流还很不够，中国缺少把自己的环保成就展现给更多的人，包括国际社会。这也是我们这个美国环保NGO组织所要担负的责任，促进中国环保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相互理解。
中美是两个环境保护的大国，环境保护也是两个国家最大的问题之一，处理好环境问题，对两个大国都是极为重要和有益的事情。这里，我想借用我的“中国女儿”在看北京奥运会中美篮球比赛前问我的一句话作比喻，她说：“我非常想看中美篮球比赛，但我不知道哪一方会赢？”
我用环保的概念回答了她：“我想，要找到一个使两个国家都能赢的结果，就是说，去创造双赢的结局！”女儿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