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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有篇课文《老王》，作者杨绛在文章末尾这样写道：“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如何理解这“愧怍”成了教学的一大难点。
关心和帮助“还不够”
表面上看，“我”及家人和老王之间相互帮衬，相互关心。“我”时常照顾老王的生意；女儿得知他有夜盲症后，送了一大瓶鱼肝油，使他在晚上也看得见；载客三轮取缔后，“我们”关心他的生活；老王送香油鸡蛋时，硬塞给他钱。而老王呢，给“我们”家送冰，车费减半，冰块比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却相同，还代“我们”放进冰箱；钱默存生腿疾时，老王热心地免费送他去医院；在身体极度虚弱之时仍给“我们”家送来香油鸡蛋。从这些现象来看，双方的关系是平衡的。
对于“愧怍”，教参给出的解释是：“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和义务关注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作者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对老王的关心和帮助都还不够，所以他觉得愧怍。”这依然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对老王的关心和帮助都“还不够”，那么，“不够”具体表现在何处？
首先，老王的身份是拉三轮的，由于生理残疾，又没赶上形势，成了“单干户”，生意也惨淡。加上没有什么亲人，日子过得很是凄凉。他不认为自己有个“家”，破落塌败的小屋就是他的住处。对于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最要追求的便是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换言之，得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满足生存的需要，然后才是社交的需求。而“我”和钱默存都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文革开始后，生活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被践踏，自己的信念也或多或少地遭受了扭曲。同样，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当时迫切追求的是被尊重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双方不同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各自需求的差异。
双方的程度不一样
再看“我”及家人对老王的关心程度以及老王对“我”和默存的关心程度：
主雇关系存在一段时间了，“我们”散步时无意间发现老王蹬着三轮进入一个破落的大院，才知道原来他住这儿，可见之前“我们”从未主动关心过老王的基本生活。而对应着来看，老王对“我们”家却是熟门熟路的，没事时也经常探访。如生病后“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最后还特意送来鸡蛋香油。对应着来看，老王后来生病了，“我们”却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虽然老王时常来“我”家中，不能来时还要托同院的老李带话。有那么多次机会“我们”可以表达关切，却一次也没有过。更可以想见的是，“我们”也从未到过老王的住处，去探望一下，去宽慰他。可见老王拿“我们”一家当作亲人来对待，而“我们”对他却太过忽视。这种不对等关系就建立了。
文革开始后，“我”和钱默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连坐三轮都不敢，怕被指摘成“资产阶级”。在当时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家都选择明哲保身；父子弟兄反目的也屡见不鲜。这时，人人避之而不及，唯恐受到牵连，饭碗不保。而老王在这样特殊的境遇下依然保持对“我们”的关心，不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他悄悄地问“我们”是否还有钱，言下之意，只要“我们”一说“没有”，他便毫不犹豫地想方设法再“接济”一点。当听到回答说“还有”时，他接过钱，却还不大放心。在人人自危、互相防备之时，老王能够不顾一切，与“我们”休戚与共，足见其心无芥蒂，一心真诚。老王在精神饥荒时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满足了“我”一拉货。“我”对老王做的唯一一件事，只是询问他的生活能否维持，并未作出实际的有助老王生活的举动。“我们”连老王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不曾很好地满足。这样，“我”和老王间的不对等关系便被放大了，距离愈远。
不对等关系逐渐拉开
老王对“我们”的关爱已经超越了对普通亲人的情谊。他行将就木时，提着对他来说颇为奢侈的营养品来“我”家，并且自己一点都不享用，全部给“我们”。临死前仍惦記着的，一定是对他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老王待“我们”拳拳之心日月昭彰。对应着来看，“我”开了门之后没有接过老王手里的东西帮他减轻负重，更没有搀着老王进屋，反倒是他自己“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这固然一部分因为“我”当时吓坏了，但也更可以看出“我”对老王的关心实在太少太少。他已然病入膏肓，“我”本太早可以了解，当时却一概不知。到这里，“我”和老王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已经最大限度地被拉开。在此之后十多天，“我”见着老王同院的老李，才问起老王的情况。可见这之前十余天“我”对老王仍然无所作为。老李言辞间的淡漠也让“我们”看到了老王生前景况的悲戚。得知老王死讯后，“我也不懂，没多问”。一个“没多问”足见哪怕在老王死后，“我”对他依然太少关心！
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王，视“我们”一家为亲人，无私给予“我们”最需要又最缺乏的被尊重；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只对老王表现出一般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尊重”或“客气”，对他最迫切的需求没有提供足够帮助，甚至在他临死前表现冷漠，以致在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才益发觉得愧怍。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光明中学）
关心和帮助“还不够”
表面上看，“我”及家人和老王之间相互帮衬，相互关心。“我”时常照顾老王的生意；女儿得知他有夜盲症后，送了一大瓶鱼肝油，使他在晚上也看得见；载客三轮取缔后，“我们”关心他的生活；老王送香油鸡蛋时，硬塞给他钱。而老王呢，给“我们”家送冰，车费减半，冰块比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却相同，还代“我们”放进冰箱；钱默存生腿疾时，老王热心地免费送他去医院；在身体极度虚弱之时仍给“我们”家送来香油鸡蛋。从这些现象来看，双方的关系是平衡的。
对于“愧怍”，教参给出的解释是：“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和义务关注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作者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对老王的关心和帮助都还不够，所以他觉得愧怍。”这依然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对老王的关心和帮助都“还不够”，那么，“不够”具体表现在何处？
首先，老王的身份是拉三轮的，由于生理残疾，又没赶上形势，成了“单干户”，生意也惨淡。加上没有什么亲人，日子过得很是凄凉。他不认为自己有个“家”，破落塌败的小屋就是他的住处。对于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最要追求的便是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换言之，得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满足生存的需要，然后才是社交的需求。而“我”和钱默存都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文革开始后，生活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被践踏，自己的信念也或多或少地遭受了扭曲。同样，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当时迫切追求的是被尊重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双方不同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各自需求的差异。
双方的程度不一样
再看“我”及家人对老王的关心程度以及老王对“我”和默存的关心程度：
主雇关系存在一段时间了，“我们”散步时无意间发现老王蹬着三轮进入一个破落的大院，才知道原来他住这儿，可见之前“我们”从未主动关心过老王的基本生活。而对应着来看，老王对“我们”家却是熟门熟路的，没事时也经常探访。如生病后“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最后还特意送来鸡蛋香油。对应着来看，老王后来生病了，“我们”却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虽然老王时常来“我”家中，不能来时还要托同院的老李带话。有那么多次机会“我们”可以表达关切，却一次也没有过。更可以想见的是，“我们”也从未到过老王的住处，去探望一下，去宽慰他。可见老王拿“我们”一家当作亲人来对待，而“我们”对他却太过忽视。这种不对等关系就建立了。
文革开始后，“我”和钱默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连坐三轮都不敢，怕被指摘成“资产阶级”。在当时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家都选择明哲保身；父子弟兄反目的也屡见不鲜。这时，人人避之而不及，唯恐受到牵连，饭碗不保。而老王在这样特殊的境遇下依然保持对“我们”的关心，不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他悄悄地问“我们”是否还有钱，言下之意，只要“我们”一说“没有”，他便毫不犹豫地想方设法再“接济”一点。当听到回答说“还有”时，他接过钱，却还不大放心。在人人自危、互相防备之时，老王能够不顾一切，与“我们”休戚与共，足见其心无芥蒂，一心真诚。老王在精神饥荒时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满足了“我”一拉货。“我”对老王做的唯一一件事，只是询问他的生活能否维持，并未作出实际的有助老王生活的举动。“我们”连老王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不曾很好地满足。这样，“我”和老王间的不对等关系便被放大了，距离愈远。
不对等关系逐渐拉开
老王对“我们”的关爱已经超越了对普通亲人的情谊。他行将就木时，提着对他来说颇为奢侈的营养品来“我”家，并且自己一点都不享用，全部给“我们”。临死前仍惦記着的，一定是对他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老王待“我们”拳拳之心日月昭彰。对应着来看，“我”开了门之后没有接过老王手里的东西帮他减轻负重，更没有搀着老王进屋，反倒是他自己“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这固然一部分因为“我”当时吓坏了，但也更可以看出“我”对老王的关心实在太少太少。他已然病入膏肓，“我”本太早可以了解，当时却一概不知。到这里，“我”和老王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已经最大限度地被拉开。在此之后十多天，“我”见着老王同院的老李，才问起老王的情况。可见这之前十余天“我”对老王仍然无所作为。老李言辞间的淡漠也让“我们”看到了老王生前景况的悲戚。得知老王死讯后，“我也不懂，没多问”。一个“没多问”足见哪怕在老王死后，“我”对他依然太少关心！
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王，视“我们”一家为亲人，无私给予“我们”最需要又最缺乏的被尊重；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只对老王表现出一般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尊重”或“客气”，对他最迫切的需求没有提供足够帮助，甚至在他临死前表现冷漠，以致在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才益发觉得愧怍。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光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