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是新型城镇化视域中的热点问题。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认知程度，是了解两大群体关系的切入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基于河北省石家庄、邯郸、衡水、承德、唐山等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借助SPSS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城镇居民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并不十分了解的结论，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居民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4-0039-04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微观也可以说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极大提高了城镇化率。各地方政府积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配套措施，有效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居民群体作为城镇原有居住者，对农业转移人口群体认知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速度以及效率。
了解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认知现状，对于进一步了解城镇居民面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社会心理，有效化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有针对性改善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关系，出台有关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措施，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因此，全面了解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认知现状，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基础，是化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风险的途径之一。
二、文献综述
国内有关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太多。从检索的文献看，研究仍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体的研究更少。需要明确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外延要比农民工范围大的多，这一群体包括了农民工的子女以及父母等。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以往研究中获取极高借鉴价值。从论文资料看，经中国知网检索有多篇文章，以二者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研究。此外，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或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著作中。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类是分别通过对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的社会调查，通过实证性研究，对双方的关系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结论认为二者关系是以冲突为主，存在部分接纳、总体排斥的情况，双方的理解和融合是社会稳定和推进城镇化的需要。如赵恒等在《冲突与融合：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基于西安市农民工和市民的社会调查》提出“当前农民工入城已达2亿，如此巨大的外来群体的闯入对城市文明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中由此引发的外来农民工群体和原有城市市民群体的紧张关系局面是一个决不容忽视的问题”[1]。
另外一类是从农民工融入城市角度进行调查研究。这些研究一般认为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要素影响着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最终也会影响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效果。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著作《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意愿以及推进措施进行了研究。而褚荣伟等在《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中，“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發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2]
最后一类研究着重于理论性思考，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影响。欧阳兵在《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新视角》提出：“关系视阈”和“实体视阈”构成探索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两大窗口，而“关系视阈”的核心在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关系视阈”还必须借助人际信任这个下位概念方能展示实际的功能效用，由此就形成关系视阈→信任→认同→均衡的认识逻辑。这一逻辑的本质是农民工和市民在“关系”帕累托均衡的基础上产生认同、生成信任，直至实现“人”的意义上的市民化，技术层面囊括了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行事方式等七大方面的渐次改进，以及政府和社会为实现这些改进所作的相应跟进[3]。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本课题组于2016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对河北省5市（石家庄、唐山、邯郸、衡水、承德）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城市居民的年龄、居住在本市年限、周围务工人员情况、务工人员与自身生活关系、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了解程度等。为保障调查数据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本次调查采用随机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放调查问卷共计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24份，有效率84.8%。
（二）样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有424个样本，其中男性242人，占57.1%，女性182人，占42.9%；在年龄段分布上，16-20岁有72人，占17%；21-30岁有133人，占31.4%；31-40岁有92人，占21.7%；41-50岁有61人，占14.4%，50（不含50岁）岁以上有66人，占15.6%。样本性别比例合理，涉及到了城镇居民的各个年龄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调查分析
本次调查以描述性调查为主，根据研究需要，将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程度设定为因变量。在调查中，围绕这一因变量设定了性别、年龄、本市生活时间等多个自变量。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了解，对农业转移人口与自身生活、城市运转的了解不多，农业转移人口对自身的生活影响也不明显。 （一）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熟知程度
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往往从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因此在该项目调查上设置三个项目，分别是自己周围是否有务工人员、自己是否有进城务工的朋友、自己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印象。从调查结果看，73.8%的被调查者身边有务工人员、63.7%的被调查者有进城务工的朋友、80.9%的被调查者对进城务工人员印象良好。调查说明，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程度较高，这一群体在城镇中已经不是少数者群体，他们高频率地出现于城镇居民的生活中，成为了城镇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类主体。
（二）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交往意愿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农业转移人口仍然属于“外来者”，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身生活的“侵入者”，具体到某一个城镇居民，当自我独立面对农业转移人口时，他是否愿意主动接纳并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在该项目调查上共设置两个问题，一是是否愿意主动和农业转移人口交朋友（表1），调查显示大部分人对于主动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抱有保留态度；二是是否愿意自己居住的小区搬进农业转移人口（表2），剔除没有回答该问题的被调查者，不愿意和说不清的比例达到58.7%。综合这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可以明确知道城镇居民在心理上对于和农业转移人口交往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
（三）农业转移人口对于城镇居民生活的关联
农业转移人口不仅是到城镇谋生的群体，同时也是城镇发展的推动者。他们从事的工作与城镇居民生活有的甚至有直接关联，考察城镇居民对于农业转移人口与自身生活的关系，可以有效探知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态度的真实情况。在该项目调查中，共设置如下几个问题：
1.进城务工人员与您的日常生活关系（表3）：有近6成的被调查者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系，这充分体现了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居民生活中的影响力很大。
2.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的正常运转的关系（表4）：有52.6%的被调查者认识到了进城务工人员对城镇运转的重要作用。这说明，城镇居民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认识比较理性，对他们在城市中的作用认知比较客观。
3.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影响（表5）：调查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对于城镇公共交通的压力并不大，城镇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感受受农业转移人口影响较小。
（四）城镇居民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了解程度
对于此维度调查，仅设置一个问题：“您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落户的相关政策吗？”从调查结果（表6）看，有56.8%的被调查者不了解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十分了解的仅有5.4%，这在一个侧面说明在农业转移人口问题并没有成为城镇居民关注的重点。
五、结论与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尽管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城镇居民的生活。但根据调查结果综合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居民影响并不大。综合各项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城镇居民作为城镇的原有“主人”，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并不了解，他们认知到了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自身生活和城镇运转的作用，但由于生活境遇很不相同，导致二者的交往很少，再加上城镇居民自身生活条件的优越感，他们主动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的意愿并不强烈。为了维护城镇发展的和谐稳定，结合本次调查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借助大众传媒开展农业转移人口形象宣传活动
从调查结果看，许多城镇居民并不完全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中的活动。促进二者的交往，改变城镇居民对于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外来者”的心理防御体系，可以借助大众传媒来塑造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居民心中的形象。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良好形象的快速树立，向城镇居民乃至全社会传达农业转移人口真实生活状态具有极大作用。
（二）出台促进以用人单位为平台的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的规定
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交集很少，对于个体城镇居民和个体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在用人单位相处的几率远远大于其他环境。用人单位的工作联系，可以把城镇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的相互认知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处于自发状态，通过相关政策规定的出台，激发用人单位的积极性，能够有效提高二者交往的效率，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覆盖范围
尽管本次调查仅涉及到了公共交通方面，但也有部分城镇居民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影响到了他们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感受。从这方面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必然会冲击城镇公共服务的供给，因此促进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和谐，其方法也必然是加大城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动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相关公共服务产品及服务。
参考文献：
[1]赵恒等.冲突与融合：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基于西安市农民工和市民的社会调查[J].特区经济，2007，（8）：195-197.
[2]褚荣伟.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2，（1）：44-51.
[3]歐阳兵.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新视角[J].甘肃理论学刊，2016，（1）：80-84.
责任编辑：邓小龙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居民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4-0039-04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微观也可以说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极大提高了城镇化率。各地方政府积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配套措施，有效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居民群体作为城镇原有居住者，对农业转移人口群体认知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速度以及效率。
了解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认知现状，对于进一步了解城镇居民面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社会心理，有效化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有针对性改善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关系，出台有关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措施，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因此，全面了解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认知现状，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基础，是化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风险的途径之一。
二、文献综述
国内有关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太多。从检索的文献看，研究仍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体的研究更少。需要明确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外延要比农民工范围大的多，这一群体包括了农民工的子女以及父母等。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以往研究中获取极高借鉴价值。从论文资料看，经中国知网检索有多篇文章，以二者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研究。此外，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或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著作中。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类是分别通过对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的社会调查，通过实证性研究，对双方的关系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结论认为二者关系是以冲突为主，存在部分接纳、总体排斥的情况，双方的理解和融合是社会稳定和推进城镇化的需要。如赵恒等在《冲突与融合：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基于西安市农民工和市民的社会调查》提出“当前农民工入城已达2亿，如此巨大的外来群体的闯入对城市文明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中由此引发的外来农民工群体和原有城市市民群体的紧张关系局面是一个决不容忽视的问题”[1]。
另外一类是从农民工融入城市角度进行调查研究。这些研究一般认为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要素影响着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最终也会影响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效果。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著作《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意愿以及推进措施进行了研究。而褚荣伟等在《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中，“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發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2]
最后一类研究着重于理论性思考，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影响。欧阳兵在《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新视角》提出：“关系视阈”和“实体视阈”构成探索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两大窗口，而“关系视阈”的核心在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关系视阈”还必须借助人际信任这个下位概念方能展示实际的功能效用，由此就形成关系视阈→信任→认同→均衡的认识逻辑。这一逻辑的本质是农民工和市民在“关系”帕累托均衡的基础上产生认同、生成信任，直至实现“人”的意义上的市民化，技术层面囊括了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行事方式等七大方面的渐次改进，以及政府和社会为实现这些改进所作的相应跟进[3]。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本课题组于2016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对河北省5市（石家庄、唐山、邯郸、衡水、承德）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城市居民的年龄、居住在本市年限、周围务工人员情况、务工人员与自身生活关系、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了解程度等。为保障调查数据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本次调查采用随机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放调查问卷共计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24份，有效率84.8%。
（二）样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有424个样本，其中男性242人，占57.1%，女性182人，占42.9%；在年龄段分布上，16-20岁有72人，占17%；21-30岁有133人，占31.4%；31-40岁有92人，占21.7%；41-50岁有61人，占14.4%，50（不含50岁）岁以上有66人，占15.6%。样本性别比例合理，涉及到了城镇居民的各个年龄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调查分析
本次调查以描述性调查为主，根据研究需要，将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程度设定为因变量。在调查中，围绕这一因变量设定了性别、年龄、本市生活时间等多个自变量。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了解，对农业转移人口与自身生活、城市运转的了解不多，农业转移人口对自身的生活影响也不明显。 （一）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熟知程度
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往往从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因此在该项目调查上设置三个项目，分别是自己周围是否有务工人员、自己是否有进城务工的朋友、自己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印象。从调查结果看，73.8%的被调查者身边有务工人员、63.7%的被调查者有进城务工的朋友、80.9%的被调查者对进城务工人员印象良好。调查说明，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程度较高，这一群体在城镇中已经不是少数者群体，他们高频率地出现于城镇居民的生活中，成为了城镇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类主体。
（二）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交往意愿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农业转移人口仍然属于“外来者”，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身生活的“侵入者”，具体到某一个城镇居民，当自我独立面对农业转移人口时，他是否愿意主动接纳并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在该项目调查上共设置两个问题，一是是否愿意主动和农业转移人口交朋友（表1），调查显示大部分人对于主动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抱有保留态度；二是是否愿意自己居住的小区搬进农业转移人口（表2），剔除没有回答该问题的被调查者，不愿意和说不清的比例达到58.7%。综合这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可以明确知道城镇居民在心理上对于和农业转移人口交往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
（三）农业转移人口对于城镇居民生活的关联
农业转移人口不仅是到城镇谋生的群体，同时也是城镇发展的推动者。他们从事的工作与城镇居民生活有的甚至有直接关联，考察城镇居民对于农业转移人口与自身生活的关系，可以有效探知城镇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认知态度的真实情况。在该项目调查中，共设置如下几个问题：
1.进城务工人员与您的日常生活关系（表3）：有近6成的被调查者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系，这充分体现了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居民生活中的影响力很大。
2.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的正常运转的关系（表4）：有52.6%的被调查者认识到了进城务工人员对城镇运转的重要作用。这说明，城镇居民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认识比较理性，对他们在城市中的作用认知比较客观。
3.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影响（表5）：调查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对于城镇公共交通的压力并不大，城镇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感受受农业转移人口影响较小。
（四）城镇居民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了解程度
对于此维度调查，仅设置一个问题：“您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落户的相关政策吗？”从调查结果（表6）看，有56.8%的被调查者不了解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十分了解的仅有5.4%，这在一个侧面说明在农业转移人口问题并没有成为城镇居民关注的重点。
五、结论与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尽管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城镇居民的生活。但根据调查结果综合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居民影响并不大。综合各项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城镇居民作为城镇的原有“主人”，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并不了解，他们认知到了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自身生活和城镇运转的作用，但由于生活境遇很不相同，导致二者的交往很少，再加上城镇居民自身生活条件的优越感，他们主动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的意愿并不强烈。为了维护城镇发展的和谐稳定，结合本次调查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借助大众传媒开展农业转移人口形象宣传活动
从调查结果看，许多城镇居民并不完全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中的活动。促进二者的交往，改变城镇居民对于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外来者”的心理防御体系，可以借助大众传媒来塑造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居民心中的形象。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良好形象的快速树立，向城镇居民乃至全社会传达农业转移人口真实生活状态具有极大作用。
（二）出台促进以用人单位为平台的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的规定
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交集很少，对于个体城镇居民和个体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在用人单位相处的几率远远大于其他环境。用人单位的工作联系，可以把城镇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的相互认知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交往处于自发状态，通过相关政策规定的出台，激发用人单位的积极性，能够有效提高二者交往的效率，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覆盖范围
尽管本次调查仅涉及到了公共交通方面，但也有部分城镇居民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影响到了他们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感受。从这方面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必然会冲击城镇公共服务的供给，因此促进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和谐，其方法也必然是加大城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动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相关公共服务产品及服务。
参考文献：
[1]赵恒等.冲突与融合：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基于西安市农民工和市民的社会调查[J].特区经济，2007，（8）：195-197.
[2]褚荣伟.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2，（1）：44-51.
[3]歐阳兵.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新视角[J].甘肃理论学刊，2016，（1）：80-84.
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