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廉政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官员重要德行，同时也是当代党员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迈向深入。我们需要以史为鉴，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契合当代实践的廉政之道，将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重要内容补给到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中去，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当代价值；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8-0023-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正风反腐，积极探索消除政治雾霾、重塑政治生态的现实路径。廉政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官员重要德行，同时也是当代党员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在党风廉政建设迈向深入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以史为鉴，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契合当代实践的廉政之道，将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重要内容补给到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中去，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廉政及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
“廉政”一词虽在古籍中鲜见，但从近代以来得到频繁使用，体现出了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与日俱增、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政治透明度的提高，是政治日益现代化的一大标志。廉政文化是一种社会氛围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是保证政治发展有益于人民的必然选择，是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应有之义。
（一）廉政的基本内涵
廉政一词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科学的界定。古籍中的“廉政而长久”“廉政而速亡”是取了“廉正”的意思，意为刚正不阿、方正严谨。笔者认为，当今社会中广泛提及的“廉政”应该主要针对为官之人的政治行为方面，即要求为政不贪大公无私，能够在职权范围内公正合理的行使权力并承担义务。其最起码应当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1）清正。为官要为民办事、正直正派、克己奉公、杜绝“四风”与各种形式的团团伙伙、拉帮结派。（2）廉洁。这是为官者必须守住的底线和红线，不贪污、不腐败，不搞权力寻租和权钱、权权、权色等交易，清清白白做人、为政、服务。（3）勤政。“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民间谚语，深刻地揭示了为官者的责任与应有的担当，为政者要勤于工作、勤于为群众排忧解难，服务意识应常挂心间，在服务群众的实践过程中，做好本职工作、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真正成为人民公仆。（4）务实。立足当地、国情、现实，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发扬下去，求真务实，杜绝各种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将各项工作的实效最大化，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体会到获得感。为政者做到以上四点才可以说是真正领会了“廉政”一词的内涵，这四点在实际工作中同样是缺一不可的[1]。
（二）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
所谓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长期互动而形成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与共同生活相联系的精神活动和产品的总称。廉政本身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和政治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属性的一种体现。廉政在本质上将是一种优秀文化的折射，而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应当加入廉政的内容和要求，廉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将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净化产生极为积极的作用。
首先，廉政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的差异，廉政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各自时代的特性。对于不同社会或地区，廉政文化可能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社会现象，也有可能是一种既成事实，或者对于某些地区而言，廉政文化正处于一个消解的状态。从这种宏观视角中不难看出廉政文化在不同地区和环境下经历着不同的状态，但无论是何种状态，也都是符合发展需要的一种展现。在当前我们国家大力正风反腐的进程中，廉政文化因此而得到了广泛关注，正在经历一个生成并逐渐固化的阶段。这种动态过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种积极的历史选择。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廉政文化的发展历程，廉政文化均是一个后天选择并与时俱进的过程。
其次，廉政文化是一个系统化的立体系统。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社会追求，需要包含“载体”“制度”“意识”等层次的支持力量。其中廉政文化需要“载体”，例如能够产生警示和示范作用的场所、平台、书籍、景点、人物榜样等等，都有助于人民产生积极的心理感知，提升自身精神境界。其次，“制度”对于廉政文化的形成与固化作用更为根本，有利于引导和形成人们正直严谨做人做事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法律体系、教育模式、社会结构、道德规范等。更高层次的“意识”是客观环境长期并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心理感受，只有当廉政文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融入每个人的血液中时，廉政的积极价值才能充分迸发。这种“意识”包含着人们对于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理解，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取舍，对于廉政保障制度与载体的认同理解程度等等，是一种深层次的构建和长期培植的过程。
最后，廉政文化的功能在于构建起正确的选择观。廉政文化像一盏明灯，在远方提醒和引导着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它不仅指出了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而且也清晰地为人们界定了应该和必须履行的责任。一方面，廉政文化清晰地告诉了人们什么是正确的选择，选择的方向对于事情的发展至关重要，廉政文化的制度要求，对选择的范围进行了清晰的标定，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既能保证廉政效果的达成，又能对每个人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廉政文化的构建对每一个从政者来说有了可依托的精神支持。廉政文化所提供的精神支持是一种强有力的价值标准和情怀感，这种情怀为做人做事提供积极的价值引导。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之道
廉政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政之道的基本内涵。
（一）以德养廉思想
道德是在一定時期、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人们共同遵守的生活及其行为准则和规范。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极为发达，其中对于官德的阐述也十分详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治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的为官道德强调通过自觉的行为来律己为政，是一种用相对于法律而言的软约束以保证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方式，这种具有自律性的方式能够深入到人们灵魂的深处，引导着自觉、自愿地追求高尚的情操、高尚的气节。 中国古代道德的内容，许多是为官吏设计的从政的道德原则，即廉德。“廉”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要求为官者清正廉洁，勤于进取，因此廉政是德治中的应有之义，道德是廉政行为的内在约束。中国古代值得借鉴的官德内容有很多，如忠、仁、礼、义、俭、勤等等，其中核心是“廉”德。无论何时，廉是为政之本，是从政的基本标准。
当今的政治生态中依然需要一种“正人先正己”的道德原则，将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作为终生追求；需要一种“平政爱民”的道德原则，将正确认识官民关系、持平不偏私，為民奉献的宗旨意识牢记心间；也需要有“敬节死制”的道德原则，将气节和节操贯穿工作生活方方面面，能有破除一切压力和困难，与腐败行为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总之，古代以德养廉的太多精华都值得我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继承和发扬，将道德软约束的力量真正用起来。
（二）依法促廉思想
中国古代自先秦时代起就有“依法治国”的明确主张，虽然古代的法并不具备现代法的意义和普遍的约束力，但中国古代的治国实践中，历朝历代均在治理腐败方面强调法的作用，将“刑法”之法的价值充分地应用于国家安全稳定的全过程。历代治国者虽始终将“德主刑辅”奉为圭臬，但丝毫不影响在实践中推行法治，从“乱世用重典”“重典惩贪治隶”等描述中不难看出，在惩贪促廉问题上，依法治国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古代的法治思想中，笔者认为有两种法治主张极为关键，值得借鉴。其一，“奉法强则国强，奉法弱则国弱”[2]的法治主张。这一法治主张的立论点与当前我国全面依法治国不谋而合，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需要有严格并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规范和保障，法律缺失的后果是社会的不安定与政治经济的混乱。先秦时期的法家是最早倡导法治的学派，“民一于君，事断于法”[3]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确实在纷繁复杂的利益面前，法既是约束又是保障；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主张以刑辅德，体现了当时对法治的认可和肯定。无论哪个学派、哪个朝代均无法丢弃法治这一利器，而当今社会对法治的高度认可更是我们国家进步的有力说明，用法治的力量保证各项事业的发展仍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三）制度保廉思想
用制度规范从政者的行为，古而有之。制度文明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早在夏商之前就有了关于行政管理制度化的记载，只有“百揆时叙”，百事有定则，才能“无废事业”。毋庸置疑，制度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当前我们国家治理的全过程都高度重视制度规范的作用，将制度建设作为各项建设的基础，不断探索制度建设更加有效的现实路径。
古代在惩治腐败方面，存在着一些独特的制度安排，例如匡正君王失误的朝议、朝会和谏诤制度、择优防腐的选官制度、抑制官吏勾结营私的回避制度、纠弹官吏紊乱的监察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为官者的行为，同时对于决策正确也有很大的价值。以上的制度安排在当前社会也有借鉴意义，就拿监察制度来说，对权力的制约是防止谋私利的最佳选择，古代监察制度能够有效监督官员和地方权力的行使，以便服务于中央集权的需要。
（四）俭朴戒贪思想
俭朴与廉洁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犹如苦口良药，但确是一种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价值选择。贪产生于私欲，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就会不择手段地滥用公共权力。因此，俭朴的生活作风和思想观念能够减少这种欲望的膨胀，从而远离奢侈浪费的价值追求，以达到清正廉洁。俭则不奢，不奢侈则能够满足于现实中的物质状况，不求非分之财，也就能做到不贪，从而达到廉洁为政。
推崇俭朴，反对奢华，在古代思想家的文集中经常被提及，其中最典型的是墨子，墨子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从宏观角度提及廉政与节俭对于国家存亡的关联，值得深思。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清朝康熙大帝一直将节俭视为处事方略，他认为“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指明新的方向，古为今用，探索出最适合当前的方法途径。
三、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5]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人、培养人的作用，塑造中国心、民族魂。”[6]我们传统廉政文化中的许多精华，能够对党员和领导干部修身、为政、做人产生积极的价值引导，意义深远。
（一）注重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官员“官德”修养
古代为官讲求德才兼备、修身、正己，无论是在官员的选拔考核中还是在提拔任免上都注重对德行的考察和评估。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古代传统的廉政思想精华作为开展教育学习的宝库，将廉洁自律教育深深贯穿到思想道德建设的全过程。先秦时期荀子的为官七条标准，将道德这个标准放于首位，他认为：“古之所谓仕士者，厚墩者也，合群者也，乐可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7]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德行》一书中提到：“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8]
古代忠君爱民的官员从政原则，要求官员务必具备清正廉洁、公正无私、勤恳务实、言行谨慎的德行修养。因此，古代对道德教育极为重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入仕前的教育，通过学校教育的手段，从小培养良好的道德意识，为后来的入仕为官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入仕后的道德教育，包括了君王以各种形式发布的官德训诫、制定的保障廉政的制度规范以及相对应的奖惩制度等等。这样的道德教育可以为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指导，例如加强全社会对道德的关注度，学校教育中加强道德引导，将道德建设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共同作为提升国民素质、保障社会安定民心所向的重要途径。同时，对于党员干部来讲，将经常性、常规性的教育培训与日常工作相结合，用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的激励作用，全面提升为官者的道德观念。 （二）坚持群众路线，树立正确群众观
廉政不仅仅是对官员个人而言的单向概念，要将其放到百姓的反馈与满意程度中考察才有意义。我们党历来重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汲取传统廉政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思想，使人民真正收获满足感。
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始終将“民”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这种“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的民本思想，不仅能够促使君王明确其存在的合法性来源，又能够促使为官者真正履行自身职责，对于维持稳定状态意义重大。同样，无论何时何地，正确的群众观都是一个朝代或现代政党走的更远的支柱和基石。古代的民本思想时刻提醒我们将“执政为民“作为发展前进的逻辑起点，通过加强对公务人员的严格监督和及时培训不断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与水平，通过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活动的时时总结反思，来树立起正确的群众观点。
（三）建立廉政体制机制，严格标定权力界限
我国古代是一种以刑辅德式的礼治社会，兼有德治和法治的双重价值。自先秦以来，法律的地位得到君王的认可，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存在着的廉政制度建设方面的安排，是保证当时依法治国思想得以推行的依托。其对于当今社会的制度建设依然有很多可鉴之处。
以我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为例，历经秦汉至隋唐，逐渐形成了不分出身门第通过科举考试进行选拔的科举制度，科举制的选官方式既能保证人才质量与道德情操，又能够保障思想上的统一，便于对官吏的管理。我们当前的选拔考核制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学习借鉴了古代选官的经验，使得德才兼备的官员有机会服务百姓。古代形成于秦汉的纠弹官吏紊失的监察制度是对权力形成制约的必然选择，设立的专职监察御史、监察机构以及监察郡功能集中，有效保障了中央集权和防止官吏腐败。这样的监察结构和监察职能对今天的反腐败工作来说也是一大借鉴。
（四）廉政建设重在实践，拓宽监督评估渠道
廉政建设过程中的众多廉政文化精华是基础，但思想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古往今来的政治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关廉政建设的思想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贪污腐败的事例几乎被所有当政者所厌恶，但历朝历代并没根除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轻视了践履的作用，仅仅从文字上下功夫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古代廉政建设中也存在很多不重视实践而只做表面文章的反面例子，当前我们的廉政建设应当吸取教训，用优秀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将廉政建设的方方面面落到实处，将能够净化心灵、提升境界的廉政载体用起来，发挥该有的作用；将能够规范行为、界定权力的廉政制度实行起来，用严明的制度规矩做保障；将廉政教育培训捡起来，寻求思想转变的内在驱动力。
纵观古代廉政建设方面的努力，古代纵然有较为严格的监察程序，但缺乏对于权力监督的评估机制和渠道，权力监督是防止滥用的有效手段，但是监督的效果是否充分发挥、监督的主体是否尽职尽责、监督的程序是否存在漏洞这些问题不能定期检查，就对监督实效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当前的监督工作要在吸取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确立自身定位、转变职能，打铁还需自身硬，坚决杜绝监督部门灯下黑造成的恶劣影响，将执纪问责监督的职能履行好，为权力行使营造一个最有利的氛围。
廉政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汲取借鉴。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政之道的基本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党风廉政建设迈向深入的进程中，我们更应以史为鉴，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契合当代实践的廉政之道，将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重要内容补给到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中去，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肖杰.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12.
[2]周钟灵.韩非子索引[M].中华书局，1982.
[3]慎子卷-子藏.法学部：第1册[M].北京图书出版社，2015.
[4]孔子.论语[M].中华书局，2016.
[5]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理论视野，2013，（3）：5-8.
[6]习近平.在视察济南军区时强调：深入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N].人民日报，2013-11-30.
[7]荀子.荀子非十二子[M].中华书局，2007.
[8]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M].中华书局，2009.
责任编辑：邓小龙
[关键词]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当代价值；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8-0023-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正风反腐，积极探索消除政治雾霾、重塑政治生态的现实路径。廉政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官员重要德行，同时也是当代党员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在党风廉政建设迈向深入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以史为鉴，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契合当代实践的廉政之道，将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重要内容补给到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中去，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廉政及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
“廉政”一词虽在古籍中鲜见，但从近代以来得到频繁使用，体现出了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与日俱增、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政治透明度的提高，是政治日益现代化的一大标志。廉政文化是一种社会氛围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是保证政治发展有益于人民的必然选择，是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应有之义。
（一）廉政的基本内涵
廉政一词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科学的界定。古籍中的“廉政而长久”“廉政而速亡”是取了“廉正”的意思，意为刚正不阿、方正严谨。笔者认为，当今社会中广泛提及的“廉政”应该主要针对为官之人的政治行为方面，即要求为政不贪大公无私，能够在职权范围内公正合理的行使权力并承担义务。其最起码应当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1）清正。为官要为民办事、正直正派、克己奉公、杜绝“四风”与各种形式的团团伙伙、拉帮结派。（2）廉洁。这是为官者必须守住的底线和红线，不贪污、不腐败，不搞权力寻租和权钱、权权、权色等交易，清清白白做人、为政、服务。（3）勤政。“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民间谚语，深刻地揭示了为官者的责任与应有的担当，为政者要勤于工作、勤于为群众排忧解难，服务意识应常挂心间，在服务群众的实践过程中，做好本职工作、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真正成为人民公仆。（4）务实。立足当地、国情、现实，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发扬下去，求真务实，杜绝各种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将各项工作的实效最大化，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体会到获得感。为政者做到以上四点才可以说是真正领会了“廉政”一词的内涵，这四点在实际工作中同样是缺一不可的[1]。
（二）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
所谓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长期互动而形成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与共同生活相联系的精神活动和产品的总称。廉政本身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和政治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属性的一种体现。廉政在本质上将是一种优秀文化的折射，而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应当加入廉政的内容和要求，廉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将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净化产生极为积极的作用。
首先，廉政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的差异，廉政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各自时代的特性。对于不同社会或地区，廉政文化可能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社会现象，也有可能是一种既成事实，或者对于某些地区而言，廉政文化正处于一个消解的状态。从这种宏观视角中不难看出廉政文化在不同地区和环境下经历着不同的状态，但无论是何种状态，也都是符合发展需要的一种展现。在当前我们国家大力正风反腐的进程中，廉政文化因此而得到了广泛关注，正在经历一个生成并逐渐固化的阶段。这种动态过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种积极的历史选择。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廉政文化的发展历程，廉政文化均是一个后天选择并与时俱进的过程。
其次，廉政文化是一个系统化的立体系统。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社会追求，需要包含“载体”“制度”“意识”等层次的支持力量。其中廉政文化需要“载体”，例如能够产生警示和示范作用的场所、平台、书籍、景点、人物榜样等等，都有助于人民产生积极的心理感知，提升自身精神境界。其次，“制度”对于廉政文化的形成与固化作用更为根本，有利于引导和形成人们正直严谨做人做事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法律体系、教育模式、社会结构、道德规范等。更高层次的“意识”是客观环境长期并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心理感受，只有当廉政文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融入每个人的血液中时，廉政的积极价值才能充分迸发。这种“意识”包含着人们对于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理解，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取舍，对于廉政保障制度与载体的认同理解程度等等，是一种深层次的构建和长期培植的过程。
最后，廉政文化的功能在于构建起正确的选择观。廉政文化像一盏明灯，在远方提醒和引导着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它不仅指出了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而且也清晰地为人们界定了应该和必须履行的责任。一方面，廉政文化清晰地告诉了人们什么是正确的选择，选择的方向对于事情的发展至关重要，廉政文化的制度要求，对选择的范围进行了清晰的标定，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既能保证廉政效果的达成，又能对每个人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廉政文化的构建对每一个从政者来说有了可依托的精神支持。廉政文化所提供的精神支持是一种强有力的价值标准和情怀感，这种情怀为做人做事提供积极的价值引导。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之道
廉政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政之道的基本内涵。
（一）以德养廉思想
道德是在一定時期、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人们共同遵守的生活及其行为准则和规范。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极为发达，其中对于官德的阐述也十分详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治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的为官道德强调通过自觉的行为来律己为政，是一种用相对于法律而言的软约束以保证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方式，这种具有自律性的方式能够深入到人们灵魂的深处，引导着自觉、自愿地追求高尚的情操、高尚的气节。 中国古代道德的内容，许多是为官吏设计的从政的道德原则，即廉德。“廉”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要求为官者清正廉洁，勤于进取，因此廉政是德治中的应有之义，道德是廉政行为的内在约束。中国古代值得借鉴的官德内容有很多，如忠、仁、礼、义、俭、勤等等，其中核心是“廉”德。无论何时，廉是为政之本，是从政的基本标准。
当今的政治生态中依然需要一种“正人先正己”的道德原则，将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作为终生追求；需要一种“平政爱民”的道德原则，将正确认识官民关系、持平不偏私，為民奉献的宗旨意识牢记心间；也需要有“敬节死制”的道德原则，将气节和节操贯穿工作生活方方面面，能有破除一切压力和困难，与腐败行为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总之，古代以德养廉的太多精华都值得我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继承和发扬，将道德软约束的力量真正用起来。
（二）依法促廉思想
中国古代自先秦时代起就有“依法治国”的明确主张，虽然古代的法并不具备现代法的意义和普遍的约束力，但中国古代的治国实践中，历朝历代均在治理腐败方面强调法的作用，将“刑法”之法的价值充分地应用于国家安全稳定的全过程。历代治国者虽始终将“德主刑辅”奉为圭臬，但丝毫不影响在实践中推行法治，从“乱世用重典”“重典惩贪治隶”等描述中不难看出，在惩贪促廉问题上，依法治国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古代的法治思想中，笔者认为有两种法治主张极为关键，值得借鉴。其一，“奉法强则国强，奉法弱则国弱”[2]的法治主张。这一法治主张的立论点与当前我国全面依法治国不谋而合，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需要有严格并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规范和保障，法律缺失的后果是社会的不安定与政治经济的混乱。先秦时期的法家是最早倡导法治的学派，“民一于君，事断于法”[3]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确实在纷繁复杂的利益面前，法既是约束又是保障；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主张以刑辅德，体现了当时对法治的认可和肯定。无论哪个学派、哪个朝代均无法丢弃法治这一利器，而当今社会对法治的高度认可更是我们国家进步的有力说明，用法治的力量保证各项事业的发展仍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三）制度保廉思想
用制度规范从政者的行为，古而有之。制度文明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早在夏商之前就有了关于行政管理制度化的记载，只有“百揆时叙”，百事有定则，才能“无废事业”。毋庸置疑，制度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当前我们国家治理的全过程都高度重视制度规范的作用，将制度建设作为各项建设的基础，不断探索制度建设更加有效的现实路径。
古代在惩治腐败方面，存在着一些独特的制度安排，例如匡正君王失误的朝议、朝会和谏诤制度、择优防腐的选官制度、抑制官吏勾结营私的回避制度、纠弹官吏紊乱的监察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为官者的行为，同时对于决策正确也有很大的价值。以上的制度安排在当前社会也有借鉴意义，就拿监察制度来说，对权力的制约是防止谋私利的最佳选择，古代监察制度能够有效监督官员和地方权力的行使，以便服务于中央集权的需要。
（四）俭朴戒贪思想
俭朴与廉洁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犹如苦口良药，但确是一种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价值选择。贪产生于私欲，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就会不择手段地滥用公共权力。因此，俭朴的生活作风和思想观念能够减少这种欲望的膨胀，从而远离奢侈浪费的价值追求，以达到清正廉洁。俭则不奢，不奢侈则能够满足于现实中的物质状况，不求非分之财，也就能做到不贪，从而达到廉洁为政。
推崇俭朴，反对奢华，在古代思想家的文集中经常被提及，其中最典型的是墨子，墨子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从宏观角度提及廉政与节俭对于国家存亡的关联，值得深思。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清朝康熙大帝一直将节俭视为处事方略，他认为“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指明新的方向，古为今用，探索出最适合当前的方法途径。
三、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5]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人、培养人的作用，塑造中国心、民族魂。”[6]我们传统廉政文化中的许多精华，能够对党员和领导干部修身、为政、做人产生积极的价值引导，意义深远。
（一）注重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官员“官德”修养
古代为官讲求德才兼备、修身、正己，无论是在官员的选拔考核中还是在提拔任免上都注重对德行的考察和评估。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古代传统的廉政思想精华作为开展教育学习的宝库，将廉洁自律教育深深贯穿到思想道德建设的全过程。先秦时期荀子的为官七条标准，将道德这个标准放于首位，他认为：“古之所谓仕士者，厚墩者也，合群者也，乐可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7]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德行》一书中提到：“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8]
古代忠君爱民的官员从政原则，要求官员务必具备清正廉洁、公正无私、勤恳务实、言行谨慎的德行修养。因此，古代对道德教育极为重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入仕前的教育，通过学校教育的手段，从小培养良好的道德意识，为后来的入仕为官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入仕后的道德教育，包括了君王以各种形式发布的官德训诫、制定的保障廉政的制度规范以及相对应的奖惩制度等等。这样的道德教育可以为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指导，例如加强全社会对道德的关注度，学校教育中加强道德引导，将道德建设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共同作为提升国民素质、保障社会安定民心所向的重要途径。同时，对于党员干部来讲，将经常性、常规性的教育培训与日常工作相结合，用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的激励作用，全面提升为官者的道德观念。 （二）坚持群众路线，树立正确群众观
廉政不仅仅是对官员个人而言的单向概念，要将其放到百姓的反馈与满意程度中考察才有意义。我们党历来重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汲取传统廉政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思想，使人民真正收获满足感。
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始終将“民”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这种“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的民本思想，不仅能够促使君王明确其存在的合法性来源，又能够促使为官者真正履行自身职责，对于维持稳定状态意义重大。同样，无论何时何地，正确的群众观都是一个朝代或现代政党走的更远的支柱和基石。古代的民本思想时刻提醒我们将“执政为民“作为发展前进的逻辑起点，通过加强对公务人员的严格监督和及时培训不断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与水平，通过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活动的时时总结反思，来树立起正确的群众观点。
（三）建立廉政体制机制，严格标定权力界限
我国古代是一种以刑辅德式的礼治社会，兼有德治和法治的双重价值。自先秦以来，法律的地位得到君王的认可，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存在着的廉政制度建设方面的安排，是保证当时依法治国思想得以推行的依托。其对于当今社会的制度建设依然有很多可鉴之处。
以我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为例，历经秦汉至隋唐，逐渐形成了不分出身门第通过科举考试进行选拔的科举制度，科举制的选官方式既能保证人才质量与道德情操，又能够保障思想上的统一，便于对官吏的管理。我们当前的选拔考核制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学习借鉴了古代选官的经验，使得德才兼备的官员有机会服务百姓。古代形成于秦汉的纠弹官吏紊失的监察制度是对权力形成制约的必然选择，设立的专职监察御史、监察机构以及监察郡功能集中，有效保障了中央集权和防止官吏腐败。这样的监察结构和监察职能对今天的反腐败工作来说也是一大借鉴。
（四）廉政建设重在实践，拓宽监督评估渠道
廉政建设过程中的众多廉政文化精华是基础，但思想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古往今来的政治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关廉政建设的思想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贪污腐败的事例几乎被所有当政者所厌恶，但历朝历代并没根除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轻视了践履的作用，仅仅从文字上下功夫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古代廉政建设中也存在很多不重视实践而只做表面文章的反面例子，当前我们的廉政建设应当吸取教训，用优秀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将廉政建设的方方面面落到实处，将能够净化心灵、提升境界的廉政载体用起来，发挥该有的作用；将能够规范行为、界定权力的廉政制度实行起来，用严明的制度规矩做保障；将廉政教育培训捡起来，寻求思想转变的内在驱动力。
纵观古代廉政建设方面的努力，古代纵然有较为严格的监察程序，但缺乏对于权力监督的评估机制和渠道，权力监督是防止滥用的有效手段，但是监督的效果是否充分发挥、监督的主体是否尽职尽责、监督的程序是否存在漏洞这些问题不能定期检查，就对监督实效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当前的监督工作要在吸取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确立自身定位、转变职能，打铁还需自身硬，坚决杜绝监督部门灯下黑造成的恶劣影响，将执纪问责监督的职能履行好，为权力行使营造一个最有利的氛围。
廉政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汲取借鉴。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政之道的基本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党风廉政建设迈向深入的进程中，我们更应以史为鉴，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契合当代实践的廉政之道，将以德养廉、依法促廉、制度保廉、俭朴戒贪的重要内容补给到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中去，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肖杰.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12.
[2]周钟灵.韩非子索引[M].中华书局，1982.
[3]慎子卷-子藏.法学部：第1册[M].北京图书出版社，2015.
[4]孔子.论语[M].中华书局，2016.
[5]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理论视野，2013，（3）：5-8.
[6]习近平.在视察济南军区时强调：深入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N].人民日报，2013-11-30.
[7]荀子.荀子非十二子[M].中华书局，2007.
[8]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M].中华书局，2009.
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