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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4年6月，经历了长达5年之久封锁的延安及解放区，迎来了一批外国记者。记者们用笔为这片红色的土地打开一扇窗户，为全世界介绍这里的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顽强抗日、英勇杀敌的动人画卷，真实描述了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为中国的抗战宣传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 中外记者 延安 解放区
1944年春夏之交，一支由新闻记者组成的“参观团”来到已经被封锁达五年之久的延安及解放区，看到了另一半不一样的中国。参观团的记者“在延安住了两三个月至五六个月不等，一部分外国记者并且还到了晋绥解放区。”①记者们用笔为延安和解放区“开了一个窗户”，使外界开始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新闻报道，也为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一、外国记者在延安及解放区的访问活动回顾
1939年开始，国民党以“防止异党”为由开始对华北、华中的敌后根据地进行封锁。当时外国记者们发往各国的新闻稿件，都必须经过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严格审查，尽管记者们认为自己“多半是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在对真相和事实的渴求中，1943年5月，美国记者福尔曼与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成立了“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于当年11月率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并得到了各国记者的积极响应。1944年4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正式表示同意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以下简称参观团）得以成行。
参观团共计21名成员，其中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2名领队及4位工作人员。这6位外国记者是：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时报》、美国《时代》杂志、《同盟劳工新闻》记者），福尔曼（合众社、《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普金科（塔斯社记者）。在这些外国记者当中，爱泼斯坦具有较为明显的左倾思想，福尔曼、斯坦因、普金科都对国共关系保持了公正、客观的立场。而时为国民党宣传部官员的武道，及被委员长安排进参观团的夏南汉神甫，虽然在之前被认为是反共的，但“他们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被亲眼看到的事实所感动。”②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参观团一行的路线为：重庆—西安—晋西北—延安。5月17日参观团从重庆飞抵宝鸡，乘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参观工厂、机关、学校、劳动训练营后，乘汽车经合阳、韩城，在宜川东渡黄河抵达阎锡山防区。5月31日，参观团又从平渡关西渡黄河，踏上了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之后，外国记者又进入晋绥边区八分区，亲历战斗。
二、外国记者为全世界展现“另一个中国”
在搜集整理到的新闻作品中，参观团记者署名文章共6篇，分别登载于印度《政治家》日报、重庆《大美晚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还有2篇是参加晋绥解放区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稿。《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登载的未署名文章有6篇，但从时间和所述内容来看，也可以推断为参观团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爱泼斯坦——《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把真理告诉全世界”》；武道——《我从陕北归来》；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福尔曼——《中国的地下城市》，《“我感觉很荣幸同你们成为盟友”》；《纽约时报》——《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延安群像》等4篇；《泰晤士报》——《中国解放区军民合作目击记》，《敌后见闻》。作品涉及延安的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生活，以及解放区抗日战斗等各个方面。
（一）打破长达五年的封锁，将延安介绍给全世界。在上面列举的12篇作品中，各位记者不仅介绍了敌后共产党区域内的人口（九千万）、地域（从陕北伸展出去，到长城已北，东面到山东半岛的海边，南面到长江），还通过实地考察，从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反映了敌后根据地人民和军队的生活斗争状况。
政治方面。所有的记者都肯定了“三三制”和人民参议会，认为这是在战时最好的民主方式。他们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基本保障。经济生产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边区，人民不再为灾荒发愁（耕二余一）；工业的逐渐兴起，让人民有衣穿有事做；在重重的经济封锁下，边区实现了棉布和糖料的自给自足。这些在外国记者眼中就是奇迹：“陕北的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力，能以恬静的心情来面对灾荒的年份”③；“最动人的事情，就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人口相当稀疏的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北部的人民，已经不再简单地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着不足的苦痛了”④。斯坦因这样描述陕北及解放区的民主制度：“我曾看见，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农民们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们已从古老的封建主义被唤醒了。他们智慧地参加着自治，并在事实上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在起来争取民主了。”⑤
教育医疗方面。尽管边区的教育在外国记者眼中并不算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但这种战时教育形式仍然打动了他们：“全部教育的进行，都是为了加强抗战和帮助农业工业的增产”。他们甚至提出批评意见，让医科大学的学生不再参加耕织，“以便利用拿额外的两个小时，为他们将来的工作做更好的准备。”⑥外国记者也为边区艰苦的医疗条件所震惊和痛心，“全部医药工作都深感缺乏材料，和外科设备不足以及正规的军医不够之苦。……如果他们能够有机会受更多的训练，他们一定能够为受伤的士兵和生病的平民保全更多的生命和肢体。”⑦他们就此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希望能给予边区更多的支持，因为这样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传达到全世界。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谣言和诽谤，外国记者用亲临战场的记录和感受进行了直接的回应。武道说：“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看见了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虏的敌军和伪军谈过话，就在他们刚刚被俘之后的几个小时里。”⑧福尔曼则在《中国的地下城市》一文中，用幽默的语言，向读者讲述了在日军重压下的解放区，老百姓如何同侵略者斗智斗勇，并最终赢得胜利。在外国记者眼中，共产党军队是英勇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是智慧的，军民合作，一定能打垮敌人。在晋绥边区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爱泼斯坦强调，“我们刚从前线回来，我们在前线看见了八路军与游击队、民兵及人民配合作战，这些作战并不是防击的而是进攻的，这些作战是胜利的作战，这些作战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所需要的。”⑨
外国记者对部队战斗之余积极参加生产，为人民减轻负担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这些记者眼中，共产党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我们的八路正规军也许装备得很不好，不过他们却是中国训练最优良纪律最严明的队伍。别的队伍行军时，士兵们都随随便便地背着枪，但这些孩子们却照着检阅的方式背着枪，走在山坡上，并且整天地那样前进着。……（休息时）他们取出了破布片，小心翼翼地擦拭掉他们心爱的日本来福枪上的最细微的灰尘。”⑩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自己供给粮秣，正在开垦荒地。我看见一个整个的旅，不仅自给自足，而且每个月从他们的超额中，得到一大笔赢余。”⑾
外国记者同样赞扬了人民的生产决心和抗日精神。边区人民在用热情同封锁作斗争的同时，也“以同样的热情，谈论着对日作战及将来反攻”。“在延安，人们常常感到一种非常浓烈的政治气氛，但是在晋西北，人们所感触到的就不是政治，而是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子和士兵要和那敌人斗争的强烈的愿望。”⑿面对敌人残酷的“三光”政策，记者们深切感受到“他们（老百姓）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满怀斗志”，而且，“不止一次地，（华北人民）以纯粹乡土的智慧与天才，来跟敌人现代的武器抗衡，他们使他遭受了很大的，可耻的失败。”⒀
（三）揭露了日军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外国记者在颂扬抗日精神的同时，也对日军侵华的种种残酷暴行进行了揭露，强烈谴责了日军罪行。
外国记者的笔下，有这样的文字：
“第八军分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一种几乎彻底的荒凉。强大的日军，一心要消灭本区中接济老百姓和八路军的任何可能来源，贯彻了无数次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在他们，“大东亚新秩序”一定是毁灭了一切，又再开始毁灭的意思吧。”⒁
“在1942年中间，当残酷的“清乡”蹂躏中国土地之时，他们的扫荡战的次数和残暴，达到了最高峰。”“当日寇发觉他们自己不能够把这些保卫者饿死或者用烟熏死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无数次的扫荡战。他们铺设了新的铁路和数千英里的战略公路，用一串串的修得结结实实的碉堡防备着。他们的用心是把乡村分割开来，把他们的对手困在山中，把游击队绞死在平原上。”⒂
“在忻县，日本人在1940年的抢粮战中杀死1384个农民，掠夺6879担粮食和466条牛。以后逐年减少，直到去年，他们只杀死48个老百姓，掠夺208担粮和83条牛。”⒃
“在离开平汉路上的保定三十英里左右的北坦村，日本人下决心要给华北的地道战士们一个教训，截断了半英里暴露了的地道，他们把毒气打入两端。窒息死八百个被坑陷的村民。”⒄
外国记者用不多的笔墨，清晰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残酷暴行，也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对日军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正如福尔曼说过的那样：“纯朴的华北人民就是这样抗战，几乎只用他们光光的双手和他们心中一股深深的仇恨。他们抗拒了日本人同他的‘大东亚新秩序’，跟他挑战，听他去实行他的‘新秩序’吧。”⒅
穿越66年的时空，从外国记者笔下，我们看到1944年的延安和解放区，充满了顽强英勇的抗日精神，充满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深厚感情，充满了向往民主、复兴中华的豪迈情怀。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些勇敢的外国记者，他们穿过重重的封锁到达延安，用记者的责任，把中国，告诉全世界人民。■
参考文献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⒁⒂⒃⒄⒅齐文选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M].历史资料供应社,中华民国三十五年:第2、13、26、37、29、28、31、140、104-105、27、30、129、26、102-103、118、125-126、129页
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134
（作者：马颖，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金少刚，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行政管理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抗日战争 中外记者 延安 解放区
1944年春夏之交，一支由新闻记者组成的“参观团”来到已经被封锁达五年之久的延安及解放区，看到了另一半不一样的中国。参观团的记者“在延安住了两三个月至五六个月不等，一部分外国记者并且还到了晋绥解放区。”①记者们用笔为延安和解放区“开了一个窗户”，使外界开始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新闻报道，也为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一、外国记者在延安及解放区的访问活动回顾
1939年开始，国民党以“防止异党”为由开始对华北、华中的敌后根据地进行封锁。当时外国记者们发往各国的新闻稿件，都必须经过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严格审查，尽管记者们认为自己“多半是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在对真相和事实的渴求中，1943年5月，美国记者福尔曼与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成立了“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于当年11月率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并得到了各国记者的积极响应。1944年4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正式表示同意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以下简称参观团）得以成行。
参观团共计21名成员，其中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2名领队及4位工作人员。这6位外国记者是：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时报》、美国《时代》杂志、《同盟劳工新闻》记者），福尔曼（合众社、《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普金科（塔斯社记者）。在这些外国记者当中，爱泼斯坦具有较为明显的左倾思想，福尔曼、斯坦因、普金科都对国共关系保持了公正、客观的立场。而时为国民党宣传部官员的武道，及被委员长安排进参观团的夏南汉神甫，虽然在之前被认为是反共的，但“他们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被亲眼看到的事实所感动。”②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参观团一行的路线为：重庆—西安—晋西北—延安。5月17日参观团从重庆飞抵宝鸡，乘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参观工厂、机关、学校、劳动训练营后，乘汽车经合阳、韩城，在宜川东渡黄河抵达阎锡山防区。5月31日，参观团又从平渡关西渡黄河，踏上了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之后，外国记者又进入晋绥边区八分区，亲历战斗。
二、外国记者为全世界展现“另一个中国”
在搜集整理到的新闻作品中，参观团记者署名文章共6篇，分别登载于印度《政治家》日报、重庆《大美晚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还有2篇是参加晋绥解放区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稿。《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登载的未署名文章有6篇，但从时间和所述内容来看，也可以推断为参观团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爱泼斯坦——《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把真理告诉全世界”》；武道——《我从陕北归来》；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福尔曼——《中国的地下城市》，《“我感觉很荣幸同你们成为盟友”》；《纽约时报》——《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延安群像》等4篇；《泰晤士报》——《中国解放区军民合作目击记》，《敌后见闻》。作品涉及延安的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生活，以及解放区抗日战斗等各个方面。
（一）打破长达五年的封锁，将延安介绍给全世界。在上面列举的12篇作品中，各位记者不仅介绍了敌后共产党区域内的人口（九千万）、地域（从陕北伸展出去，到长城已北，东面到山东半岛的海边，南面到长江），还通过实地考察，从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反映了敌后根据地人民和军队的生活斗争状况。
政治方面。所有的记者都肯定了“三三制”和人民参议会，认为这是在战时最好的民主方式。他们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基本保障。经济生产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边区，人民不再为灾荒发愁（耕二余一）；工业的逐渐兴起，让人民有衣穿有事做；在重重的经济封锁下，边区实现了棉布和糖料的自给自足。这些在外国记者眼中就是奇迹：“陕北的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力，能以恬静的心情来面对灾荒的年份”③；“最动人的事情，就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人口相当稀疏的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北部的人民，已经不再简单地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着不足的苦痛了”④。斯坦因这样描述陕北及解放区的民主制度：“我曾看见，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农民们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们已从古老的封建主义被唤醒了。他们智慧地参加着自治，并在事实上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在起来争取民主了。”⑤
教育医疗方面。尽管边区的教育在外国记者眼中并不算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但这种战时教育形式仍然打动了他们：“全部教育的进行，都是为了加强抗战和帮助农业工业的增产”。他们甚至提出批评意见，让医科大学的学生不再参加耕织，“以便利用拿额外的两个小时，为他们将来的工作做更好的准备。”⑥外国记者也为边区艰苦的医疗条件所震惊和痛心，“全部医药工作都深感缺乏材料，和外科设备不足以及正规的军医不够之苦。……如果他们能够有机会受更多的训练，他们一定能够为受伤的士兵和生病的平民保全更多的生命和肢体。”⑦他们就此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希望能给予边区更多的支持，因为这样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传达到全世界。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谣言和诽谤，外国记者用亲临战场的记录和感受进行了直接的回应。武道说：“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看见了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虏的敌军和伪军谈过话，就在他们刚刚被俘之后的几个小时里。”⑧福尔曼则在《中国的地下城市》一文中，用幽默的语言，向读者讲述了在日军重压下的解放区，老百姓如何同侵略者斗智斗勇，并最终赢得胜利。在外国记者眼中，共产党军队是英勇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是智慧的，军民合作，一定能打垮敌人。在晋绥边区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爱泼斯坦强调，“我们刚从前线回来，我们在前线看见了八路军与游击队、民兵及人民配合作战，这些作战并不是防击的而是进攻的，这些作战是胜利的作战，这些作战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所需要的。”⑨
外国记者对部队战斗之余积极参加生产，为人民减轻负担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这些记者眼中，共产党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我们的八路正规军也许装备得很不好，不过他们却是中国训练最优良纪律最严明的队伍。别的队伍行军时，士兵们都随随便便地背着枪，但这些孩子们却照着检阅的方式背着枪，走在山坡上，并且整天地那样前进着。……（休息时）他们取出了破布片，小心翼翼地擦拭掉他们心爱的日本来福枪上的最细微的灰尘。”⑩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自己供给粮秣，正在开垦荒地。我看见一个整个的旅，不仅自给自足，而且每个月从他们的超额中，得到一大笔赢余。”⑾
外国记者同样赞扬了人民的生产决心和抗日精神。边区人民在用热情同封锁作斗争的同时，也“以同样的热情，谈论着对日作战及将来反攻”。“在延安，人们常常感到一种非常浓烈的政治气氛，但是在晋西北，人们所感触到的就不是政治，而是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子和士兵要和那敌人斗争的强烈的愿望。”⑿面对敌人残酷的“三光”政策，记者们深切感受到“他们（老百姓）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满怀斗志”，而且，“不止一次地，（华北人民）以纯粹乡土的智慧与天才，来跟敌人现代的武器抗衡，他们使他遭受了很大的，可耻的失败。”⒀
（三）揭露了日军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外国记者在颂扬抗日精神的同时，也对日军侵华的种种残酷暴行进行了揭露，强烈谴责了日军罪行。
外国记者的笔下，有这样的文字：
“第八军分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一种几乎彻底的荒凉。强大的日军，一心要消灭本区中接济老百姓和八路军的任何可能来源，贯彻了无数次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在他们，“大东亚新秩序”一定是毁灭了一切，又再开始毁灭的意思吧。”⒁
“在1942年中间，当残酷的“清乡”蹂躏中国土地之时，他们的扫荡战的次数和残暴，达到了最高峰。”“当日寇发觉他们自己不能够把这些保卫者饿死或者用烟熏死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无数次的扫荡战。他们铺设了新的铁路和数千英里的战略公路，用一串串的修得结结实实的碉堡防备着。他们的用心是把乡村分割开来，把他们的对手困在山中，把游击队绞死在平原上。”⒂
“在忻县，日本人在1940年的抢粮战中杀死1384个农民，掠夺6879担粮食和466条牛。以后逐年减少，直到去年，他们只杀死48个老百姓，掠夺208担粮和83条牛。”⒃
“在离开平汉路上的保定三十英里左右的北坦村，日本人下决心要给华北的地道战士们一个教训，截断了半英里暴露了的地道，他们把毒气打入两端。窒息死八百个被坑陷的村民。”⒄
外国记者用不多的笔墨，清晰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残酷暴行，也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对日军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正如福尔曼说过的那样：“纯朴的华北人民就是这样抗战，几乎只用他们光光的双手和他们心中一股深深的仇恨。他们抗拒了日本人同他的‘大东亚新秩序’，跟他挑战，听他去实行他的‘新秩序’吧。”⒅
穿越66年的时空，从外国记者笔下，我们看到1944年的延安和解放区，充满了顽强英勇的抗日精神，充满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深厚感情，充满了向往民主、复兴中华的豪迈情怀。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些勇敢的外国记者，他们穿过重重的封锁到达延安，用记者的责任，把中国，告诉全世界人民。■
参考文献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⒁⒂⒃⒄⒅齐文选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M].历史资料供应社,中华民国三十五年:第2、13、26、37、29、28、31、140、104-105、27、30、129、26、102-103、118、125-126、129页
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134
（作者：马颖，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金少刚，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行政管理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