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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教授是台湾知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也是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师者，弟子门生多恭称她为“齐先生”。在自传《巨流河》一书中，齐教授用三十多万字的篇幅书写了自己跌宕起伏的大半生生命历程。这是一本优秀的文学作品，作者写亲情，写战争，写人性，写家国情怀，文辞优美、动人心弦；这也是一本厚重的史学作品，作者写军阀混战，写抗日战争，写台湾改革，以小见大，从个人的人生遭遇展现了历史的风云变幻；这更是一本鲜活的教育学作品，作者写父母的教养，写求学的心得，写恩师的指点，其间蕴含着一个时代的教育生态和魅力，展现了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这些对于今天如何改善我们的教育，如何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都有启发意义。
一、母亲的情感教育
母亲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更是一切教育的起点。齐邦媛教授一生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特别是在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同时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翻译推介至西方世界方面有卓越贡献。她的文学启蒙和一生的文学情怀主要来自于小时候母亲的深刻影响。齐邦媛在书中明确说：“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身的启发。”
那些渗透着母亲的爱和深情的故事，确实是人在童年时最好的教科书。不仅丰富了童年的生活、拓宽了幼小孩子的视野，而且在人的心灵深处种下了一颗充满着无限可能的种子。作家梁晓声甚至结合自己的童年经验说，那些饱含着母亲泪水的故事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靈所形成的影响，会对其后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制约。
除了在以上方面得到文学启蒙外，齐邦媛还从母亲身上获得了一种对人生发展非常重要的感性能力，如同情、奉献、善良、友爱等。
母亲是那种恪守妇道、保有中国传统女性典型特征的女人。“她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在齐邦媛的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泣。十年间，父亲只回去过四五次。有一次，父亲为母亲买了樱桃，用长袍兜着从村口走到庄院，这样温暖的场景竟然支撑着这个女人走过九年的孤寂岁月。对于这样的母亲，对于这样的女人，任谁都心生爱怜和同情。作为女儿，齐邦媛自然会生发出无限的悲伤和同情。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变得坚强起来，她全心全意地付出和奉献，并在动荡的局势中和父亲建立了稳固的感情。家庭稳固、夫妻关系和睦，对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利的。难怪齐邦媛说，母亲那种幸福的状态，“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
母亲的善良和友爱也让齐邦媛十分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逐渐被日本人占领，大批东北人开始流亡关内，四处漂泊。这种情况下，谁的生活都不易，谁家过得都不宽裕。可是在南京时，每个星期六中午齐邦媛的哥哥都会带五六个同学来家里吃饭。这些孩子都是从东北流亡来的，对于他们，母亲都视为自己的孩子，关切地照顾。特别是那个叫张大非的孩子，“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母亲这种善良和友爱的本性，自然深深地影响了少年时代的齐邦媛。
什么样的母亲是好母亲？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女性生活月刊》曾对读者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行为是成为好母亲的关键：给孩子讲故事或读书；在公众面前不批评孩子；父母保持一致；学会知足；不抱怨；共享快乐与共同承担痛苦等。据此来看，齐邦媛自小所受的就是一种来自好母亲的教育。
二、父亲的理性教育
“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齐邦媛在书中这句充满感伤的话语很容易让人想到不久前在网络上传播很广的一句话——“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当前社会，很多父亲最大的问题是给孩子的陪伴过少。据调查，每周陪孩子的时间少于5小时的爸爸达50%；每天都能陪孩子的爸爸只有20%；50%的爸爸每周陪孩子平均不足5小时。另外，30%的爸爸们回家以后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看电视、上网、玩手机；只有20%的爸爸下班后回家陪孩子。
研究发现，孩子出生后最初几年不能没有母亲的陪伴，在青少年儿童的成长阶段不能缺少父亲的教育。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父亲教育的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但从父母教育的角度而言，齐邦媛还是非常幸运的。她在生命的早期从没缺少母亲的爱与陪伴，在后来成长的关键阶段也有父亲不时的教育和指导。父亲给予齐邦媛的理性教育也是她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家里的独子，曾经留学德国，接受了救国救民的新思想。虽是翩翩君子式的读书人形象，但齐世英骨子里却充满反抗精神和家国情怀，因此投身革命，一生流亡。迁至台湾后，更是为自由、民主而鞠躬尽瘁。齐世英这种不妥协、不屈服，与命运抗争，为生民奔走的精神和气节深深影响了齐邦媛。另外，父亲在战乱中对教育和文化的坚守，也锻造了齐邦媛后来在编译馆岁月里的坚定意志，她认真而又勇敢地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除了身教之外，父亲也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教导齐邦媛认识社会规矩和做人规范。令齐邦媛印象深刻的是她读小学一年级时的一件事。那年春雪刚融，上学必须穿过一条巷子，地上全是泥泞，只有路边两条干地可以小心行走。她当时好奇，沿路看热闹，不小心踩到泥里，棉鞋陷了进去拔不出来，急得大哭。这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里面正好坐着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只是叫司机把她从泥里拔了出来，然后就开车走了。试想，如果我是这位父亲，多半会顺便送自己的闺女去学校。可是，齐世英并没有这么做。晚上回到家，他说出了理由：“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还有一次是挨父亲的打。齐邦媛回忆：“他用同样的语气告诉六岁的我，这里不是漫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野，‘我打你是要你记得’。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说谎。” 这就是来自父亲的教育，它不像母亲的教育那么温和、柔软，而是通过理性的方式，让一个孩子懂得什么是界限、什么是规矩、什么是不可做的。
三、师者的性灵启发教育
齐邦媛的成长除了有母亲的情感教育和父亲的理性教育之外，更不可少的是那些优秀老师在她求学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于受战乱的影响，齐邦媛辗转过很多学校，如老西开小学、中山中学、周南女中、南开中学、武汉大学等。特别是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的教育，造就了齐邦媛的精神特质和文学素养。
通过那些带着温度的文字，我们不得不感慨：在饱受苦难的岁月里，有一批真正优秀的教育人在创造一种美好的教育。那是一群什么样的教育人呢？齐邦媛的原话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所谓性灵启发，就是关怀学生的心灵世界，注重精神的引导和塑造，同时根据学生的性情和特点实施合适的引导、点拨和激发，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最令人振奋的可能就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对齐邦媛的精神引导。“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苦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伸。”齐邦媛满怀深情地说，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她成长的六年中，留下非常温暖的印象。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所有学生都坚信中国不会亡。在重庆八年，张校长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拍肩、摸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张伯苓校长的伟大精神和对学生的關怀令所有人终生难忘。散居世界各地的数万学生都在各自的领域传播着张校长的薪火，永恒不灭，而齐邦媛就是其中之一。
在学业方面最切近和最具体的影响还是来自那些授课老师。在《忆恩师》一节中，齐邦媛以活泼愉悦的文笔追忆了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师：喝完酒给男生讲“三国”的化学老师郑新亭，外号“鸡蛋糕”的地理老师吴振芝，追求南开校花的数学老师“伉老二”，以及那位“影响我最深的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从初一到高三共十二册，其主编者就是孟志荪先生。正是这位“激情孟夫子”孟志荪老师和他主编的国文教材奠定了齐邦媛的国文功底，使她的文学功底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在课堂外，孟老师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齐邦媛能看的书都借给她看，有时候还让她去家里吃杂酱面。类似这种因良好的师生关系而创造出的学校教育中的亲近感也是造就齐邦媛成为一代文学大家的重要因素。
对齐邦媛影响非常大的还有一位老师，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位老师在大学一年级时给齐邦媛的点拨和建议，中国可能会多一位勉强合格的哲学工作者，而失去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师。这位老师就是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朱光潜先生。
1943年，齐邦媛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大一学期末，齐邦媛的英语统考全校第一。第二天她突然接到教务处的通知，让她去见教务长朱光潜。朱先生当时已经名满天下，齐邦媛不明白为什么会召见她这个普通学生。见面后，朱先生问她为什么不转外文系。齐邦媛说自己不是没考上，而是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武大的外文系。朱先生又问她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哪些哲学书。听完后，他对齐邦媛说：“我已经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暑假里经过仔细考虑，齐邦媛转入了外文系。事实证明了朱光潜的眼光。此后，齐邦媛在台湾的外国文学教育与翻译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就是一位优秀教育家的作风，根据学生的性情和特点进行具体指导，助其成才。也正是有了名满天下的朱光潜先生做导师，齐邦媛才在中外文学方面坚定了志向。朱光潜先生那充满魅力的英诗课，又让齐邦媛在文学方面真正登堂入室。
品读齐邦媛教授这些关于学校教育的文字，那些师者的美丽心灵和崇高品德，以及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让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受老师们精神魅力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在80岁高龄回忆他们时才能依然饱含深情、心怀敬意；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些充满着人文精神的教育，齐邦媛才能成为今天的齐邦媛。
四、社会的挫折教育
《巨流河》的内容横跨整个二十世纪，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个充满各种苦难的世纪。齐邦媛用她敏锐的心和深沉的笔，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个世纪自己所经历的国仇家恨。她的家在战火硝烟中从关内到关外，从巨流河到扬子江再到台湾的哑海口，从童年、少年、青年再到老年，颠沛流离，没有安宁。可是，她始终没有抱怨、没有退缩，怀抱着一颗不屈的心，向死而生，战胜苦难，最终成就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不遭遇任何挫折，甚至可以说我们就是在挫折中慢慢成长的。齐邦媛遭受的苦难，也是一种挫折，只不过是一种来自社会和时代的大挫折。她后来之所以能在自己的人生和学问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她早年在社会大挫折中的锻造，正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教会了她如何面对苦难，如何强大内心。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宁、和平的时代，我们非常有幸，可能不会再遭遇齐邦媛先生小时候所遭遇的那些因战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亡的时代苦难。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个人的挫折与痛苦。
所以，我们除了要考虑如何建构一个更洁净、更健全的社会外，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在教我们的学生有效地获取知识、快捷地发展思维、积极地追求分数、努力地向上攀登的同时，是否考虑过要教导学生如何直面人生的挫折，如何应对人生的痛苦，如何在失败和打击面前保持一颗坚强的心，如何从失望甚至绝望中寻求生命重生的一丝亮光？如果缺乏这种挫折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就很难像齐邦媛们一样成为真正优秀的人。
【余孟孟，《新课程评论》杂志社，编辑】
责任编辑/黄蜀红
一、母亲的情感教育
母亲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更是一切教育的起点。齐邦媛教授一生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特别是在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同时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翻译推介至西方世界方面有卓越贡献。她的文学启蒙和一生的文学情怀主要来自于小时候母亲的深刻影响。齐邦媛在书中明确说：“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身的启发。”
那些渗透着母亲的爱和深情的故事，确实是人在童年时最好的教科书。不仅丰富了童年的生活、拓宽了幼小孩子的视野，而且在人的心灵深处种下了一颗充满着无限可能的种子。作家梁晓声甚至结合自己的童年经验说，那些饱含着母亲泪水的故事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靈所形成的影响，会对其后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制约。
除了在以上方面得到文学启蒙外，齐邦媛还从母亲身上获得了一种对人生发展非常重要的感性能力，如同情、奉献、善良、友爱等。
母亲是那种恪守妇道、保有中国传统女性典型特征的女人。“她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在齐邦媛的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泣。十年间，父亲只回去过四五次。有一次，父亲为母亲买了樱桃，用长袍兜着从村口走到庄院，这样温暖的场景竟然支撑着这个女人走过九年的孤寂岁月。对于这样的母亲，对于这样的女人，任谁都心生爱怜和同情。作为女儿，齐邦媛自然会生发出无限的悲伤和同情。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变得坚强起来，她全心全意地付出和奉献，并在动荡的局势中和父亲建立了稳固的感情。家庭稳固、夫妻关系和睦，对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利的。难怪齐邦媛说，母亲那种幸福的状态，“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
母亲的善良和友爱也让齐邦媛十分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逐渐被日本人占领，大批东北人开始流亡关内，四处漂泊。这种情况下，谁的生活都不易，谁家过得都不宽裕。可是在南京时，每个星期六中午齐邦媛的哥哥都会带五六个同学来家里吃饭。这些孩子都是从东北流亡来的，对于他们，母亲都视为自己的孩子，关切地照顾。特别是那个叫张大非的孩子，“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母亲这种善良和友爱的本性，自然深深地影响了少年时代的齐邦媛。
什么样的母亲是好母亲？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女性生活月刊》曾对读者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行为是成为好母亲的关键：给孩子讲故事或读书；在公众面前不批评孩子；父母保持一致；学会知足；不抱怨；共享快乐与共同承担痛苦等。据此来看，齐邦媛自小所受的就是一种来自好母亲的教育。
二、父亲的理性教育
“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齐邦媛在书中这句充满感伤的话语很容易让人想到不久前在网络上传播很广的一句话——“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当前社会，很多父亲最大的问题是给孩子的陪伴过少。据调查，每周陪孩子的时间少于5小时的爸爸达50%；每天都能陪孩子的爸爸只有20%；50%的爸爸每周陪孩子平均不足5小时。另外，30%的爸爸们回家以后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看电视、上网、玩手机；只有20%的爸爸下班后回家陪孩子。
研究发现，孩子出生后最初几年不能没有母亲的陪伴，在青少年儿童的成长阶段不能缺少父亲的教育。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父亲教育的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但从父母教育的角度而言，齐邦媛还是非常幸运的。她在生命的早期从没缺少母亲的爱与陪伴，在后来成长的关键阶段也有父亲不时的教育和指导。父亲给予齐邦媛的理性教育也是她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家里的独子，曾经留学德国，接受了救国救民的新思想。虽是翩翩君子式的读书人形象，但齐世英骨子里却充满反抗精神和家国情怀，因此投身革命，一生流亡。迁至台湾后，更是为自由、民主而鞠躬尽瘁。齐世英这种不妥协、不屈服，与命运抗争，为生民奔走的精神和气节深深影响了齐邦媛。另外，父亲在战乱中对教育和文化的坚守，也锻造了齐邦媛后来在编译馆岁月里的坚定意志，她认真而又勇敢地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除了身教之外，父亲也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教导齐邦媛认识社会规矩和做人规范。令齐邦媛印象深刻的是她读小学一年级时的一件事。那年春雪刚融，上学必须穿过一条巷子，地上全是泥泞，只有路边两条干地可以小心行走。她当时好奇，沿路看热闹，不小心踩到泥里，棉鞋陷了进去拔不出来，急得大哭。这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里面正好坐着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只是叫司机把她从泥里拔了出来，然后就开车走了。试想，如果我是这位父亲，多半会顺便送自己的闺女去学校。可是，齐世英并没有这么做。晚上回到家，他说出了理由：“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还有一次是挨父亲的打。齐邦媛回忆：“他用同样的语气告诉六岁的我，这里不是漫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野，‘我打你是要你记得’。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说谎。” 这就是来自父亲的教育，它不像母亲的教育那么温和、柔软，而是通过理性的方式，让一个孩子懂得什么是界限、什么是规矩、什么是不可做的。
三、师者的性灵启发教育
齐邦媛的成长除了有母亲的情感教育和父亲的理性教育之外，更不可少的是那些优秀老师在她求学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于受战乱的影响，齐邦媛辗转过很多学校，如老西开小学、中山中学、周南女中、南开中学、武汉大学等。特别是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的教育，造就了齐邦媛的精神特质和文学素养。
通过那些带着温度的文字，我们不得不感慨：在饱受苦难的岁月里，有一批真正优秀的教育人在创造一种美好的教育。那是一群什么样的教育人呢？齐邦媛的原话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所谓性灵启发，就是关怀学生的心灵世界，注重精神的引导和塑造，同时根据学生的性情和特点实施合适的引导、点拨和激发，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最令人振奋的可能就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对齐邦媛的精神引导。“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苦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伸。”齐邦媛满怀深情地说，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她成长的六年中，留下非常温暖的印象。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所有学生都坚信中国不会亡。在重庆八年，张校长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拍肩、摸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张伯苓校长的伟大精神和对学生的關怀令所有人终生难忘。散居世界各地的数万学生都在各自的领域传播着张校长的薪火，永恒不灭，而齐邦媛就是其中之一。
在学业方面最切近和最具体的影响还是来自那些授课老师。在《忆恩师》一节中，齐邦媛以活泼愉悦的文笔追忆了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师：喝完酒给男生讲“三国”的化学老师郑新亭，外号“鸡蛋糕”的地理老师吴振芝，追求南开校花的数学老师“伉老二”，以及那位“影响我最深的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从初一到高三共十二册，其主编者就是孟志荪先生。正是这位“激情孟夫子”孟志荪老师和他主编的国文教材奠定了齐邦媛的国文功底，使她的文学功底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在课堂外，孟老师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齐邦媛能看的书都借给她看，有时候还让她去家里吃杂酱面。类似这种因良好的师生关系而创造出的学校教育中的亲近感也是造就齐邦媛成为一代文学大家的重要因素。
对齐邦媛影响非常大的还有一位老师，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位老师在大学一年级时给齐邦媛的点拨和建议，中国可能会多一位勉强合格的哲学工作者，而失去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师。这位老师就是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朱光潜先生。
1943年，齐邦媛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大一学期末，齐邦媛的英语统考全校第一。第二天她突然接到教务处的通知，让她去见教务长朱光潜。朱先生当时已经名满天下，齐邦媛不明白为什么会召见她这个普通学生。见面后，朱先生问她为什么不转外文系。齐邦媛说自己不是没考上，而是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武大的外文系。朱先生又问她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哪些哲学书。听完后，他对齐邦媛说：“我已经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暑假里经过仔细考虑，齐邦媛转入了外文系。事实证明了朱光潜的眼光。此后，齐邦媛在台湾的外国文学教育与翻译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就是一位优秀教育家的作风，根据学生的性情和特点进行具体指导，助其成才。也正是有了名满天下的朱光潜先生做导师，齐邦媛才在中外文学方面坚定了志向。朱光潜先生那充满魅力的英诗课，又让齐邦媛在文学方面真正登堂入室。
品读齐邦媛教授这些关于学校教育的文字，那些师者的美丽心灵和崇高品德，以及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让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受老师们精神魅力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在80岁高龄回忆他们时才能依然饱含深情、心怀敬意；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些充满着人文精神的教育，齐邦媛才能成为今天的齐邦媛。
四、社会的挫折教育
《巨流河》的内容横跨整个二十世纪，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个充满各种苦难的世纪。齐邦媛用她敏锐的心和深沉的笔，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个世纪自己所经历的国仇家恨。她的家在战火硝烟中从关内到关外，从巨流河到扬子江再到台湾的哑海口，从童年、少年、青年再到老年，颠沛流离，没有安宁。可是，她始终没有抱怨、没有退缩，怀抱着一颗不屈的心，向死而生，战胜苦难，最终成就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不遭遇任何挫折，甚至可以说我们就是在挫折中慢慢成长的。齐邦媛遭受的苦难，也是一种挫折，只不过是一种来自社会和时代的大挫折。她后来之所以能在自己的人生和学问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她早年在社会大挫折中的锻造，正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教会了她如何面对苦难，如何强大内心。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宁、和平的时代，我们非常有幸，可能不会再遭遇齐邦媛先生小时候所遭遇的那些因战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亡的时代苦难。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个人的挫折与痛苦。
所以，我们除了要考虑如何建构一个更洁净、更健全的社会外，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在教我们的学生有效地获取知识、快捷地发展思维、积极地追求分数、努力地向上攀登的同时，是否考虑过要教导学生如何直面人生的挫折，如何应对人生的痛苦，如何在失败和打击面前保持一颗坚强的心，如何从失望甚至绝望中寻求生命重生的一丝亮光？如果缺乏这种挫折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就很难像齐邦媛们一样成为真正优秀的人。
【余孟孟，《新课程评论》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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