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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3日，高宗武精心化装后在万墨林〔1〕的掩护下，从上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潜赴香港，从此，脱离汪伪集团，投身抗战阵营。为了确保高宗武的安全，时居香港任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杜月笙（副主任委员兼书记长为戴笠），亲自上码头接船，并护送高宗武寓居九龙塘某号，周围布置了一批门徒，加以保护。1月7日，高宗武手书一函交杜月笙呈送重庆蒋介石：
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2〕，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5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只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杜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随后，杜月笙即携带高宗武交出的密件去重庆面见蒋介石。由于另一同船归来者陶希圣先生的眷属尚居留在上海，所以高宗武所交《日汪密约》不便立即发表。1月21日，陶氏眷属经杜月笙的总管家万墨林协助安抵香港。次日，香港《大公报》头版用黑体大标题发表《日汪密约》，揭露日本侵华的狰狞面目以及汪精卫降日卖国的无耻行为；又致电汪精卫、陈璧君等汉奸头目们要“悬崖勒马”，一时震惊海内外。南京群奸们惊恨交加，周佛海更是咬牙切齿地说：“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那时，高、陶二人为自身安全和今后出路惶惶不安。不久，杜月笙转交给高宗武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对高宗武弃暗投明的勇敢行为加以褒扬，又表示：
……今后如愿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
高宗武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他一眼便看出了蒋介石那“不过”二字后边的意思，自然是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表示遵命去“美国考察”。为此，重庆方面立汇五千美金给高作为旅费及生活补助费，并许诺高定居美国后当按时汇寄生活补助费。
写至此，想起此事有多种说法，不妨插一段话，用以补正史实。
陶菊隐著《孤岛见闻》说：“高宗武因进行亲日卖国的幕后外交，外面颇有风声，蒋不便摆在身边，就给他美金十万元，叫他出国赴美隐居。”
徐铸成著《杜月笙正传》说：“这两位弃暗投明的爱国志士到港后，杜奉命每人发给他们港币四万元，作为慰问金……高宗武表示不愿立即回渝，杜奉命另拨给他五万美元外汇赴美考察。”
更有趣者，其友程沧波告诉高宗武，有人猜测：“高某在美所以能成百万富翁，正因当年当局厚赠数十万，才能长袖善舞云。”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担任过秘书的周谷先生说：“我在驻美大使馆的旧档案中，见蒋给胡适大使准高前往美国，另发生活费美金五千元”的电报(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十六卷第四期，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
高宗武在香港究竟得到多少“慰问金”，无从确知，但是高宗武每年收到蒋介石特批的生活补助费，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录：
1941年7月2日，“收到中国银行汇票一张，计美金三千五百多元”。
1942年5月29日，“陈布雷发给胡适一电，通知委员长批汇四千美元给我”。
1942年6月16日，胡适转交蒋委员长四千美元汇票，内心感到很愧疚。
1943年5月25日，“收到美元四千，即存入银行。崔〔3〕建议买股票。尽管此款不够我的花费，但我已很满足”。
1944年6月6日，“魏道明〔4〕转交四千八百美元”。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按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大学生的学费一年约八百美元，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一百多美元。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月租不超过一百美元。由此可知，高宗武每年可得特殊津贴五千美金，亦是相当可观了。为此，高宗武曾致函陈布雷，感谢蒋介石的资助：
陈布雷先生勋鉴：
委座汇下之美币四千八百元，业由伯聪大使转到。所嘱要点亦即宗武年来所自期者，其详情当另奉陈。窃思委座日理万机，竟能垂注如此周详，感愧之余良用兴奋，唯宗武才疏资钝，深恐无以付长者期望之殷耳。
宗武叩
插话完了。再说1940年3月8日，高宗武偕夫人沈惟瑜女士乘轮船离开香港，又是杜月笙护送至船舱。3月10日抵马尼拉，停留十七天；28日离开马尼拉，4月1日到新加坡，13日到印度孟买，25日到开罗，5月1日到那不勒斯、罗马。每到一地，中国大使或领事均亲自迎接和款待。他们一路隐名埋姓，冒充一般侨民。在马尼拉游览时，一帮日本青年背后议论他们夫妇，并上前与他们搭话，他们假装不懂，支吾过去。
在马尼拉，高致驻美大使胡适一函：
适之先生：
久未通候，念念!
武顷奉委座命来美暂住，明日由此赴欧转美，将来有许多地方要请阁下帮忙，届时外交部或委座个人当有电报通知阁下，但请此刻代守秘密。
我现在用的姓名是高其昌三字(Kao Chi Chang)，倘有K.C.chang或C.C.Kao的信寄到贵馆时，请饬属代为留下，别的话容于见面时再谈。 敬祝
勋安
宗武敬启 3月24日
5月5日，在意大利高宗武又给胡适发一信：
适之先生勋鉴：
在马尼剌寄上一札，谅达记室。武昨由罗马抵此，本拟乘便赴英法诸邦一游，弟以欧洲局面日形紧张，旅行诸多不便，决计照预定计划先行赴美。大约本月二十左右可达纽约，略住数日即来华府，在华盛顿清静区域做一年或半载之逗留，应住何处，尚祈先生代为考虑是幸。
所称之坐船为Dollar President Adams，所用护照为Official passport(官员护照)，护照上所填之姓名及名义为Kao Chichang，Councillor of Secretariat of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高其昌)。闻蒋先生除托人通知美国驻华使馆外，并嘱外部电告贵馆及纽约领事馆矣。敬请先生与于总领事〔5〕取得联络为盼。在罗马时，徐道邻〔6〕兄面告，意方近来常到使馆打听武之行踪，想受某方之托也。又武在船上用Mr.Chang，此点请接船者特别注意，以免误会。
年来奔走救国，结果几得其反，此次举动，论私交不能如此作，论公则不能不如此作，感情与理智冲突之痛苦，莫可言宣，一切唯有面详耳。匆匆顺颂
勋安
武谨启 5月5日
内人嘱笔请安
高宗武夫妇于1940年5月21日抵达美国纽约，于领事和顾主事接船。胡适于22日即从华盛顿赶到纽约见面。高宗武长期过着紧张颠簸的生活，骤然来到一个新的宁静和平的环境，老友异地重逢，喜出望外，心情格外轻松。在胡适的安排下，29日高宗武去华盛顿，一般均在胡先生处用餐，在胡外出做环美讲演时，均由三秘游建文及其夫人Virginai Cheng照料；游夫人是胡的管家。6月15日，高宗武夫妇迁入康涅狄克花园415号，但两年之后又搬至Kalorama Road 1915号，六十年代初，又迁居Van Ness公寓，过着自谓“在简单中求安定，在苦闷中求清静”的隐居生活。高宗武在华盛顿何以三易其居，原因还是为了隐居。高初到美国时，陈布雷即电胡适大使，转告蒋介石指示：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高宗武心知肚明，这是要大使馆监督自己的行动，所以那时他是谨小慎微的。
注释：
〔1〕万墨林，杜月笙门徒、总管家。抗战初，杜月笙避居香港，命万留守上海，为其代表，联络各界。抗战胜利后，获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奖章。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不久即迁居台湾。晚年信奉基督教。
〔2〕玉笙，即杜月笙之别号。溯初，即黄溯初，名群，浙江温州人；晚清时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参政，加入进步党，选为国会议员，梁启超任财长时聘他为顾问；后弃政经商，与浙人银行家李馥荪(复生)、徐寄庼稔熟；经商失败后移居日本长崎乡间。高宗武随汪精卫赴日和谈时，见日帝侵华野心毕露，遂萌发脱离汪伪集团的思想，便私下去长崎犬滨村拜访了前辈黄溯初，告以自己的思想变化。黄晓以大义，高乃坚定反正信念。之后，高在上海脱离汪伪集团的行动，皆有黄通过徐寄转知杜月笙，继而由杜两次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获可，遂有上海门徒营救的秘密行动。故高宗武对黄、杜二人感恩之情甚深。
〔3〕崔，即崔存璘，时任驻美大使馆秘书。
〔4〕魏道明，字伯聪，继胡适后任驻美大使。
〔5〕于总领事，于焌吉，字谦六，河北文安人。曾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驻古巴公使馆三等秘书、驻哈瓦那总领事。时任驻纽约总领事。
〔6〕徐道邻，安徽莆县人，为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时任驻意大利大使馆代办。
（未完，待续）
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2〕，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5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只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杜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随后，杜月笙即携带高宗武交出的密件去重庆面见蒋介石。由于另一同船归来者陶希圣先生的眷属尚居留在上海，所以高宗武所交《日汪密约》不便立即发表。1月21日，陶氏眷属经杜月笙的总管家万墨林协助安抵香港。次日，香港《大公报》头版用黑体大标题发表《日汪密约》，揭露日本侵华的狰狞面目以及汪精卫降日卖国的无耻行为；又致电汪精卫、陈璧君等汉奸头目们要“悬崖勒马”，一时震惊海内外。南京群奸们惊恨交加，周佛海更是咬牙切齿地说：“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那时，高、陶二人为自身安全和今后出路惶惶不安。不久，杜月笙转交给高宗武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对高宗武弃暗投明的勇敢行为加以褒扬，又表示：
……今后如愿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
高宗武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他一眼便看出了蒋介石那“不过”二字后边的意思，自然是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表示遵命去“美国考察”。为此，重庆方面立汇五千美金给高作为旅费及生活补助费，并许诺高定居美国后当按时汇寄生活补助费。
写至此，想起此事有多种说法，不妨插一段话，用以补正史实。
陶菊隐著《孤岛见闻》说：“高宗武因进行亲日卖国的幕后外交，外面颇有风声，蒋不便摆在身边，就给他美金十万元，叫他出国赴美隐居。”
徐铸成著《杜月笙正传》说：“这两位弃暗投明的爱国志士到港后，杜奉命每人发给他们港币四万元，作为慰问金……高宗武表示不愿立即回渝，杜奉命另拨给他五万美元外汇赴美考察。”
更有趣者，其友程沧波告诉高宗武，有人猜测：“高某在美所以能成百万富翁，正因当年当局厚赠数十万，才能长袖善舞云。”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担任过秘书的周谷先生说：“我在驻美大使馆的旧档案中，见蒋给胡适大使准高前往美国，另发生活费美金五千元”的电报(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十六卷第四期，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
高宗武在香港究竟得到多少“慰问金”，无从确知，但是高宗武每年收到蒋介石特批的生活补助费，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录：
1941年7月2日，“收到中国银行汇票一张，计美金三千五百多元”。
1942年5月29日，“陈布雷发给胡适一电，通知委员长批汇四千美元给我”。
1942年6月16日，胡适转交蒋委员长四千美元汇票，内心感到很愧疚。
1943年5月25日，“收到美元四千，即存入银行。崔〔3〕建议买股票。尽管此款不够我的花费，但我已很满足”。
1944年6月6日，“魏道明〔4〕转交四千八百美元”。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按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大学生的学费一年约八百美元，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一百多美元。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月租不超过一百美元。由此可知，高宗武每年可得特殊津贴五千美金，亦是相当可观了。为此，高宗武曾致函陈布雷，感谢蒋介石的资助：
陈布雷先生勋鉴：
委座汇下之美币四千八百元，业由伯聪大使转到。所嘱要点亦即宗武年来所自期者，其详情当另奉陈。窃思委座日理万机，竟能垂注如此周详，感愧之余良用兴奋，唯宗武才疏资钝，深恐无以付长者期望之殷耳。
宗武叩
插话完了。再说1940年3月8日，高宗武偕夫人沈惟瑜女士乘轮船离开香港，又是杜月笙护送至船舱。3月10日抵马尼拉，停留十七天；28日离开马尼拉，4月1日到新加坡，13日到印度孟买，25日到开罗，5月1日到那不勒斯、罗马。每到一地，中国大使或领事均亲自迎接和款待。他们一路隐名埋姓，冒充一般侨民。在马尼拉游览时，一帮日本青年背后议论他们夫妇，并上前与他们搭话，他们假装不懂，支吾过去。
在马尼拉，高致驻美大使胡适一函：
适之先生：
久未通候，念念!
武顷奉委座命来美暂住，明日由此赴欧转美，将来有许多地方要请阁下帮忙，届时外交部或委座个人当有电报通知阁下，但请此刻代守秘密。
我现在用的姓名是高其昌三字(Kao Chi Chang)，倘有K.C.chang或C.C.Kao的信寄到贵馆时，请饬属代为留下，别的话容于见面时再谈。 敬祝
勋安
宗武敬启 3月24日
5月5日，在意大利高宗武又给胡适发一信：
适之先生勋鉴：
在马尼剌寄上一札，谅达记室。武昨由罗马抵此，本拟乘便赴英法诸邦一游，弟以欧洲局面日形紧张，旅行诸多不便，决计照预定计划先行赴美。大约本月二十左右可达纽约，略住数日即来华府，在华盛顿清静区域做一年或半载之逗留，应住何处，尚祈先生代为考虑是幸。
所称之坐船为Dollar President Adams，所用护照为Official passport(官员护照)，护照上所填之姓名及名义为Kao Chichang，Councillor of Secretariat of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高其昌)。闻蒋先生除托人通知美国驻华使馆外，并嘱外部电告贵馆及纽约领事馆矣。敬请先生与于总领事〔5〕取得联络为盼。在罗马时，徐道邻〔6〕兄面告，意方近来常到使馆打听武之行踪，想受某方之托也。又武在船上用Mr.Chang，此点请接船者特别注意，以免误会。
年来奔走救国，结果几得其反，此次举动，论私交不能如此作，论公则不能不如此作，感情与理智冲突之痛苦，莫可言宣，一切唯有面详耳。匆匆顺颂
勋安
武谨启 5月5日
内人嘱笔请安
高宗武夫妇于1940年5月21日抵达美国纽约，于领事和顾主事接船。胡适于22日即从华盛顿赶到纽约见面。高宗武长期过着紧张颠簸的生活，骤然来到一个新的宁静和平的环境，老友异地重逢，喜出望外，心情格外轻松。在胡适的安排下，29日高宗武去华盛顿，一般均在胡先生处用餐，在胡外出做环美讲演时，均由三秘游建文及其夫人Virginai Cheng照料；游夫人是胡的管家。6月15日，高宗武夫妇迁入康涅狄克花园415号，但两年之后又搬至Kalorama Road 1915号，六十年代初，又迁居Van Ness公寓，过着自谓“在简单中求安定，在苦闷中求清静”的隐居生活。高宗武在华盛顿何以三易其居，原因还是为了隐居。高初到美国时，陈布雷即电胡适大使，转告蒋介石指示：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高宗武心知肚明，这是要大使馆监督自己的行动，所以那时他是谨小慎微的。
注释：
〔1〕万墨林，杜月笙门徒、总管家。抗战初，杜月笙避居香港，命万留守上海，为其代表，联络各界。抗战胜利后，获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奖章。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不久即迁居台湾。晚年信奉基督教。
〔2〕玉笙，即杜月笙之别号。溯初，即黄溯初，名群，浙江温州人；晚清时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参政，加入进步党，选为国会议员，梁启超任财长时聘他为顾问；后弃政经商，与浙人银行家李馥荪(复生)、徐寄庼稔熟；经商失败后移居日本长崎乡间。高宗武随汪精卫赴日和谈时，见日帝侵华野心毕露，遂萌发脱离汪伪集团的思想，便私下去长崎犬滨村拜访了前辈黄溯初，告以自己的思想变化。黄晓以大义，高乃坚定反正信念。之后，高在上海脱离汪伪集团的行动，皆有黄通过徐寄转知杜月笙，继而由杜两次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获可，遂有上海门徒营救的秘密行动。故高宗武对黄、杜二人感恩之情甚深。
〔3〕崔，即崔存璘，时任驻美大使馆秘书。
〔4〕魏道明，字伯聪，继胡适后任驻美大使。
〔5〕于总领事，于焌吉，字谦六，河北文安人。曾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驻古巴公使馆三等秘书、驻哈瓦那总领事。时任驻纽约总领事。
〔6〕徐道邻，安徽莆县人，为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时任驻意大利大使馆代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