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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油价降下去是最慢的，上涨是最快的，我们的银行不合理收费也是无法完全取消的，我们的网速自然是世界上最慢网费却是最贵的。诸如此类，我们每前进一步或从垄断行业手里获取一点点原本属于我们的权利和利益都是相当困难！由此可见，不破除垄断，我们也就只能日复一日地纠结在服务与质量无法与他人平等的情结之中。我们的社会，也就只能在垄断下缓慢的前行。
根据最近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中国宽带用户调查》发现，多数用户办理的固网宽带带宽为2M或4M，而2M带宽下用户平均上网速度为142.2KB每秒，4M则为232.7KB每秒。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假宽带”（即网民使用的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宽带费用方面，全国固网宽带用户上网1M带宽每月费用实际折合13.1美元，调查发现，中国大陆网民实际每月为1Mbps宽带的支出是越南的3倍，美国的4倍，韩国的29倍。
把“名义宽带速率”称为“假带宽”或许值得商榷，但多数用户实际下载速度达不到标准网速，以及网费太贵，却不容忽视。
中国的“蜗牛宽带”
去年1月23日，《财富》杂志援引网络流量公司Akamai的调查结果报道，韩国以14M bps位居榜首，比全球平均网速1.9Mbps快了7倍多。其后是中国香港（9.2Mbps），日本（8.5Mbps），美国则以5Mbps的速度排名第12。
那中国呢？据今年1月19日《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平均互联网平均连接速度为100.9KB/s，也就是0.81M bps，远低于全球平均连接速度230.4K B/s（1.84Mbps）。虽然中国网速这么慢，但中国网民规模却已经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如此庞大的中国网民，因网速慢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相比之下，韩国网速为什么这么快呢？韩国互联网的革命是在1999年因HANARO通讯而开始的。由于国有企业韩国通信牢牢掌握了固定电话市场和ISDN垄断网络接入，虽然无论韩国政府还是竞争对手韩国通信都认为ADSL技术不成熟而无法商用化，但是1999年4月HANARO在全球首次推出的ADSL速度高达1M bps，遥遥领先于当时韩国通信的ISDN方式接入速度128Kbps.随后，HANARO推出包月2.8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70元）低价政策进而轰动了整个韩国，也促使韩国通信放弃ISDN而推出了ADSL服务。韩国互联网革命从此拉开了真正的帷幕，并提供了韩国进入IT强国的基石。
十年以来，韩国互联网接入速度持续加速，至今100M bps已经成为了一般家庭的标准。虽然速度是以前的100倍，但包月价格还是相近于起初价格，即2.75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67元）。今年6月底，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发布《未来互联网发展计划》称，以2010年的100M bps标准，到2012年互联网接入速度拟上升至1Gbps，到2020年上升至10Gbps，也就是10年内加速100倍。
低网速高收费
比服务更令用户关心的是资费问题，《调查》说，内地网民实际每月为1Mbps宽带的支出是香港的469倍，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其反映出的内地网费太贵的现实，却不容忽视。对此，《人民邮电报》表示承认，但又称，香港地域小、人口密，具有推广高速宽带的独特优势。可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同样是地域小、人口密，为何宽带服务差距这么大？
在宽带服务收费上，中国连越南都不如，确实让人汗颜啊！但最令人汗颜还是，目前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宽带用户提供优惠便捷的服务，中国宽带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既然专家主张世界有的，我们也可以有。世界没有了，我们才能没有，可是世界上已经有低收网费，甚至是不收费，中国为什么就没有呢？宽带企业怎么就那么懒得与之接轨了呢？相关专家怎么就不站出来据理力争为民代言了呢？
既慢又贵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的最集中写照。当然，慢和贵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的网速慢和资费贵是建立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和人们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前提之上的，以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来支付数倍于发展国家的上网资费，这显然是网民不可承受之重。
有人会说，我国现在还处在信息化发展的初期，由于各种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持续投入，所以网速慢一点和资费高一点在所难免，以后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这样的愿景或许没错，但问题是，我们的网速慢和资费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人们呼吁也不只一天两天，可这么些年过去了，两大难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有点像油价，我们的成品油质量不见得有多高，但油价却总是向欧美看齐，至于那希望油价下跌的民意，始终没被重视。
我们常常为内需难以扩大而干着急，殊不知，其中原因之一是贫富差距过大削弱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原因之二就是以網费、油价、话费、医疗费为代表的经常性开销瓜分了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收入。民众不是不愿意消费，不是不乐意为扩大内需做点贡献，问题只是收入是既定的，被瓜分得多了，自然就没法再追加消费了。
所以，网费贵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芸芸众问中的一小问。不过，它却抛给我们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网费贵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已经到了和其他民生问题一并解决的时候了，切不可不理不睬，也不可因为丢不下垄断利益而拖办延办。
垄断之下的权利失手
中国网费为什么居高不下，而网速又迟迟提不上去呢？对比韩国电信业的竞争，中国网速慢的最大原因是缺乏有效竞争。中科院教授吕本富称：“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把宽带像自来水一样，变成了公共服务，也就是国家提供基础服务的一部分。而国内由于是大的电信公司在经营，所以还是把它们当成一种资源在经营。”恐怕这才是“假宽带”背后的“真问题”。
我们已迈进互联网时代是不争的事实，网速的快慢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网络宽带的使用就如同自来水、电力、煤气一样必不可少，然而宽带业务的办理却都由极少数企业垄断，缺乏有力统一的规制。对于网速过慢、网络不稳定等种种使用中的问题，网民们投诉无门，只能到提供服务的运营商处诉苦，往往也得不到什么结果，缺少其他机制来保护自身权益。
中国互联网接入市场仍是几乎被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瓜分的，两者分别在南方和北方享受地域垄断优势，中国宽带产业实质上还是处于行政垄断的处境。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及中国联通这三大运营商的高管是经常互相调任的。比如2004年，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王晓初调往中国电信接任总经理；中国联通董事长王建宙调往中国移动接任总经理；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常小兵到中国联通接任董事长；中国网通副总经理冷荣泉调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接替早前常小兵的职位。近日，还有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将重回中国电信任董事长的传闻。在国有通信运营商的高管们互相调任的情况下，高管们似乎没有动力打破寡头垄断的现状。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Dan Breznitz教授，在最近出版的《Run of the Red Queen》一书上，也论证了这一点：高管们在将来可能会调任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动机投入巨资使得现任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如果有关部门成功地遏制企业间恶性竞争的话，由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并不太有利。由于缺乏有效竞争，中国网速还维持在令人不满的低位上。
在国外，电信服务商都远远不止一家两家，它们相互竞争，相互牵制，也就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垄断。而我们则不同，我们的电信市场是绝对的垄断。在这种外来压力的绝对垄断下，想从他们那里获取正当权利和争取合理利益，等于是与虎谋皮。
或许，我们可以粗略算一下“网络堵车成本”。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中国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18.3个小时，日平均上网时长2.6个小时。假设中国网速不是现在的100.9KB/s，而是接近全球平均连接速度230.4KB/s。保守假设每位网民因此每天可以节省15分钟的时间。那这15分钟的价值究竟是多少钱呢？中国很多地方的每小时最低工资都超过9元。若保守地按8元计算，那么15分钟是2元。由于中国网民数量庞大，4.57亿人乘以2元乘以365天，则一年3336亿元。3336亿元是刚开始运行的京沪高铁总投资额2209亿元的1.5倍。换句话说，每年中国“网络堵车成本”相同于一个半的京沪高铁建设成本，并且这只是用保守估算得出来的。
“假宽带”背后的本质就是某些企业的变相垄断，让网民在网络服务运营商的选择上无法用脚投票；是信息的不透明、不公开，让这一本应属于公共服务的领域无法在公众的监督下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是一些领域一贯不解释、不回应弊病的延续。由此使得用户在面对低质服务时，往往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这些问题，无疑需要下大力气改进、治理解决。
如何打破这样一个僵局？一方面，运营商必须一改过去“舍我其谁”的姿态，认真对待并切实改进服务，包括更新硬件；另一方面，通信垄断必须打破，只有在充分的竞争中，运营商才能以用户为本，根据实际成本提高网速、降低资费。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现在却面临着普遍缩水的网络宽带服务，所谓的信息化城市建设令人尴尬。如何推动宽带“打假”，消费者协会不能失声，理应出面替消费者维权；当然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打破宽带运营商的垄断地位，通过市场竞争，驱逐“缺斤短两”的不诚信运营商。发改委仍在进行的宽带接入反垄断调查，能否给公众一丝希望，令人期待……
责任编辑/戴军
根据最近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中国宽带用户调查》发现，多数用户办理的固网宽带带宽为2M或4M，而2M带宽下用户平均上网速度为142.2KB每秒，4M则为232.7KB每秒。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假宽带”（即网民使用的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宽带费用方面，全国固网宽带用户上网1M带宽每月费用实际折合13.1美元，调查发现，中国大陆网民实际每月为1Mbps宽带的支出是越南的3倍，美国的4倍，韩国的29倍。
把“名义宽带速率”称为“假带宽”或许值得商榷，但多数用户实际下载速度达不到标准网速，以及网费太贵，却不容忽视。
中国的“蜗牛宽带”
去年1月23日，《财富》杂志援引网络流量公司Akamai的调查结果报道，韩国以14M bps位居榜首，比全球平均网速1.9Mbps快了7倍多。其后是中国香港（9.2Mbps），日本（8.5Mbps），美国则以5Mbps的速度排名第12。
那中国呢？据今年1月19日《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平均互联网平均连接速度为100.9KB/s，也就是0.81M bps，远低于全球平均连接速度230.4K B/s（1.84Mbps）。虽然中国网速这么慢，但中国网民规模却已经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如此庞大的中国网民，因网速慢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相比之下，韩国网速为什么这么快呢？韩国互联网的革命是在1999年因HANARO通讯而开始的。由于国有企业韩国通信牢牢掌握了固定电话市场和ISDN垄断网络接入，虽然无论韩国政府还是竞争对手韩国通信都认为ADSL技术不成熟而无法商用化，但是1999年4月HANARO在全球首次推出的ADSL速度高达1M bps，遥遥领先于当时韩国通信的ISDN方式接入速度128Kbps.随后，HANARO推出包月2.8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70元）低价政策进而轰动了整个韩国，也促使韩国通信放弃ISDN而推出了ADSL服务。韩国互联网革命从此拉开了真正的帷幕，并提供了韩国进入IT强国的基石。
十年以来，韩国互联网接入速度持续加速，至今100M bps已经成为了一般家庭的标准。虽然速度是以前的100倍，但包月价格还是相近于起初价格，即2.75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67元）。今年6月底，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发布《未来互联网发展计划》称，以2010年的100M bps标准，到2012年互联网接入速度拟上升至1Gbps，到2020年上升至10Gbps，也就是10年内加速100倍。
低网速高收费
比服务更令用户关心的是资费问题，《调查》说，内地网民实际每月为1Mbps宽带的支出是香港的469倍，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其反映出的内地网费太贵的现实，却不容忽视。对此，《人民邮电报》表示承认，但又称，香港地域小、人口密，具有推广高速宽带的独特优势。可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同样是地域小、人口密，为何宽带服务差距这么大？
在宽带服务收费上，中国连越南都不如，确实让人汗颜啊！但最令人汗颜还是，目前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宽带用户提供优惠便捷的服务，中国宽带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既然专家主张世界有的，我们也可以有。世界没有了，我们才能没有，可是世界上已经有低收网费，甚至是不收费，中国为什么就没有呢？宽带企业怎么就那么懒得与之接轨了呢？相关专家怎么就不站出来据理力争为民代言了呢？
既慢又贵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的最集中写照。当然，慢和贵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的网速慢和资费贵是建立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和人们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前提之上的，以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来支付数倍于发展国家的上网资费，这显然是网民不可承受之重。
有人会说，我国现在还处在信息化发展的初期，由于各种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持续投入，所以网速慢一点和资费高一点在所难免，以后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这样的愿景或许没错，但问题是，我们的网速慢和资费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人们呼吁也不只一天两天，可这么些年过去了，两大难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有点像油价，我们的成品油质量不见得有多高，但油价却总是向欧美看齐，至于那希望油价下跌的民意，始终没被重视。
我们常常为内需难以扩大而干着急，殊不知，其中原因之一是贫富差距过大削弱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原因之二就是以網费、油价、话费、医疗费为代表的经常性开销瓜分了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收入。民众不是不愿意消费，不是不乐意为扩大内需做点贡献，问题只是收入是既定的，被瓜分得多了，自然就没法再追加消费了。
所以，网费贵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芸芸众问中的一小问。不过，它却抛给我们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网费贵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已经到了和其他民生问题一并解决的时候了，切不可不理不睬，也不可因为丢不下垄断利益而拖办延办。
垄断之下的权利失手
中国网费为什么居高不下，而网速又迟迟提不上去呢？对比韩国电信业的竞争，中国网速慢的最大原因是缺乏有效竞争。中科院教授吕本富称：“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把宽带像自来水一样，变成了公共服务，也就是国家提供基础服务的一部分。而国内由于是大的电信公司在经营，所以还是把它们当成一种资源在经营。”恐怕这才是“假宽带”背后的“真问题”。
我们已迈进互联网时代是不争的事实，网速的快慢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网络宽带的使用就如同自来水、电力、煤气一样必不可少，然而宽带业务的办理却都由极少数企业垄断，缺乏有力统一的规制。对于网速过慢、网络不稳定等种种使用中的问题，网民们投诉无门，只能到提供服务的运营商处诉苦，往往也得不到什么结果，缺少其他机制来保护自身权益。
中国互联网接入市场仍是几乎被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瓜分的，两者分别在南方和北方享受地域垄断优势，中国宽带产业实质上还是处于行政垄断的处境。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及中国联通这三大运营商的高管是经常互相调任的。比如2004年，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王晓初调往中国电信接任总经理；中国联通董事长王建宙调往中国移动接任总经理；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常小兵到中国联通接任董事长；中国网通副总经理冷荣泉调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接替早前常小兵的职位。近日，还有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将重回中国电信任董事长的传闻。在国有通信运营商的高管们互相调任的情况下，高管们似乎没有动力打破寡头垄断的现状。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Dan Breznitz教授，在最近出版的《Run of the Red Queen》一书上，也论证了这一点：高管们在将来可能会调任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动机投入巨资使得现任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如果有关部门成功地遏制企业间恶性竞争的话，由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并不太有利。由于缺乏有效竞争，中国网速还维持在令人不满的低位上。
在国外，电信服务商都远远不止一家两家，它们相互竞争，相互牵制，也就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垄断。而我们则不同，我们的电信市场是绝对的垄断。在这种外来压力的绝对垄断下，想从他们那里获取正当权利和争取合理利益，等于是与虎谋皮。
或许，我们可以粗略算一下“网络堵车成本”。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中国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18.3个小时，日平均上网时长2.6个小时。假设中国网速不是现在的100.9KB/s，而是接近全球平均连接速度230.4KB/s。保守假设每位网民因此每天可以节省15分钟的时间。那这15分钟的价值究竟是多少钱呢？中国很多地方的每小时最低工资都超过9元。若保守地按8元计算，那么15分钟是2元。由于中国网民数量庞大，4.57亿人乘以2元乘以365天，则一年3336亿元。3336亿元是刚开始运行的京沪高铁总投资额2209亿元的1.5倍。换句话说，每年中国“网络堵车成本”相同于一个半的京沪高铁建设成本，并且这只是用保守估算得出来的。
“假宽带”背后的本质就是某些企业的变相垄断，让网民在网络服务运营商的选择上无法用脚投票；是信息的不透明、不公开，让这一本应属于公共服务的领域无法在公众的监督下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是一些领域一贯不解释、不回应弊病的延续。由此使得用户在面对低质服务时，往往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这些问题，无疑需要下大力气改进、治理解决。
如何打破这样一个僵局？一方面，运营商必须一改过去“舍我其谁”的姿态，认真对待并切实改进服务，包括更新硬件；另一方面，通信垄断必须打破，只有在充分的竞争中，运营商才能以用户为本，根据实际成本提高网速、降低资费。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现在却面临着普遍缩水的网络宽带服务，所谓的信息化城市建设令人尴尬。如何推动宽带“打假”，消费者协会不能失声，理应出面替消费者维权；当然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打破宽带运营商的垄断地位，通过市场竞争，驱逐“缺斤短两”的不诚信运营商。发改委仍在进行的宽带接入反垄断调查，能否给公众一丝希望，令人期待……
责任编辑/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