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蹇先任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中的巾帼英雄，她一生淡泊名利，低调生活，其传奇式的经历鲜为人知。我们虽然没有与她一起参加过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有幸与她短期相处也是一生中的可喜之事，而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她坚定不移的原则性，实事求是的精神，清正廉洁的作风，刚直不阿的气节和对同志的呵护关照，使人永远敬仰钦佩。
先任同志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就参加了革命，1927年入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沧桑，几经磨难，练就了坚韧刚毅的性格。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但却容不得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1946年6、7月间，蹇先任同志任围场县委副书记，我在她领导下的围场城关区委任组织科长。在敌伪统治了十多年的地区开辟工作，困难很多，县、区委的干部整天都在基层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培养骨干力量、减租减息、清算斗争的二作。当时，国民党已开始发动内战，局势很紧张，过往城关区的部队很多。有一次，解放军某部经过城关区，据说这个部队能打仗，战功显赫，但却有个别干部战士做出了影响军民关系的错误行动。这个部队要住宿，等不及地方给他们安排，就将已分给群众还锁着的房门撬开擅自占用。城关区区长与他们讲理，阻止他们的行动，反而被一个战士打了耳光。当地群众告诉我后，我赶到现场，要求部队负责人到县委解决问题。当时先任同志正在县委，部队负责人看见是位女同志，不以为然，仍气势汹汹的。先任同志很生气，狠狠地批评了这位负责人，说：“你懂得党的一元化领导吗?我是代表县委和你谈话，违反纪律、随意侵犯群众利益，还动手打人，这是错上加错!你必须写出书面检查，向群众道歉。”这位部队领导自觉理亏，承认了错误。
先任同志原则性极强，工作有魄力，敢作敢为，但又不失女性的慈爱之心，对女同志尤其关心，不仅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而且在生活上呵护关照，我们都很愿意接近她。1946—1947年，热西地区形势非常严峻，不少县镇处于拉锯状态，今天是解放区，明天就可能落入敌人的手中。国民党正规部队多次大举进攻，还乡团土匪活动猖狂，反水叛变也时有发生，地县党政机关不时受到袭击，斗争十分残酷。而我们只看到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一面，却对这种复杂形势估计不足。围场县即将失守时，我刚刚生了孩子。一天，先任同志来看我，除了问寒问暖外，还特别提醒我：“宇枫同志，现在形势复杂，情况变化得很快，一定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果然不出所料，形势骤然恶化。因敌人进攻，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只呆了几天就出院借民房暂住，县城当天就遭到敌机轰炸。一天凌晨三时许，区委副书记杨德国持枪匆匆跑进屋通知：“敌人已经过了隆化，你立即转移!”我抱着孩子急忙赶到区委，区委设法把我转移到另外一个区的老百姓家中，后又经过许多周折才到了地委，随地委机关的老弱病伤及产妇、幼儿的队伍开始了长途行军，我的丈夫安志藩仍留在围场县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我在途中遇到不少艰难困苦和危急情况，后来给孩子取名叫“铁军”，以纪念这段艰苦岁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为什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带着婴儿闯过来，取得四个月长途跋涉的胜利，这不能不感谢先任同志的思想开导。
我虽然在先任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我们似乎很有缘分。1946年11月，我撤退到内蒙林西时，又碰到了先任同志。那时塞外的天气已经很冷，她却只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我心里很难受，就用手头的一点棉花和布头连夜缝制了一件棉坎肩送给她，她一再推让后才勉强接受。看到她穿上这缝制粗糙的坎肩多少起了点御寒的作用，我的内心感到很欣慰。
1949年，我在张家口第四区(堡子区)区委任组织部长，后又调到张家口市组织部工作。当时我刚刚生了大女儿明明不久，先任同志经过张家口时，打听到我的情况即来看望。将近两年未见，突然又相见，真是令人激动。当时全国解放在即，环境也在好转，我和她谈起1945年日本投降后，延安干部被大批派往全国各地开展新的工作，我们留在延安保育院的男孩安利至今下落不明，对孩子很是思念，希望她帮助打听。先任认真收起了我给康克清(当时主管儿童工作)的信。
不久，我将新生的女儿寄养在张家口市南瓦盆窑一位姓米的老乡家，随同志们南下，到皖南贸易总公司任人事科长。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珍贵的来信，信中写道：“温宇枫同志：6月9日来信收到。你的男孩安利，1946年延安撤退时已由第一保育院转到第二保育院，1947年3月安全到了太行襄垣县，安利体力智力发育都较正常。1948年3月已送去育才小学(即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现住河北行唐高垒村，不久要搬到北平。这个确实消息是我从第二保育院打听来的，从此你可放心了。东北如有同志打听原来送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请转告他们，到今天都全部安全健壮，大的都已送到育才小学。此致 敬礼 康克清，6月14日。”看罢信，得知久别的孩子安利健康安全的消息，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深地感谢先任同志，她是用实际行动在关心同志。当时是战争年代，部队和机关流动性非常大，邮路不畅，信件传递困难，人员查找就更难。但先任同志却急同志之所急，想方设法把我的信转给了康克清大姐，完成了同志的嘱托，为我，也为其他母亲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我也要深深感谢康克清大姐，她虽然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但在收到信几天后就给一位素不相识的在基层工作的普通母亲回信，并解除了许多其他思念孩子的母亲的忧虑(只是因为邮路不通，信收到得较晚)。我更要深深地感谢党组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恶劣的环境下，创造了相对较好的条件，抚育培养了远离亲人的孩子们，使他们茁壮成长。
全国解放后，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即使很熟的同志来往也不多，但在倒霉背运时，老同志之间却互相牵挂惦念。“文革”后期，我们几经周折才打听到蹇先任同志的下落，于是带着她帮助找到的二儿子和她曾见过的三儿子到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去看她。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她热情、健谈，对我的两个孩子说：“现在的好日子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你们要好好珍惜!”当谈到“文革”中的事时，她说，“文革”期间来外调的人很多，调查曾在热西工作过的同志也不少。她告诉外调人员，这些同志当时在热西浴血奋战与敌人拼搏，是好同志，没有他们的斗争，就没有新中国的出现。当谈到还没有平反的贺龙元帅时，她作为贺龙的前妻本来可以有很多话说，但她对个人的事什么也没谈，只是再一次回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关贺龙的一段历史真相，表现出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历史的凛然正气。她说：“他们(指外调人员)知道我对贺龙的那段历史很了解，想从我这儿捞点什么材料以证实对他的诬陷。但是那段历史恰恰证明了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蒋介石重兵围困贺龙，亲自派反动政客、贺龙的早年旧友熊贡卿游说策反。贺龙大怒，对其执行了枪决，并就此专门向中央汇报。外调人员没有捞到他们需要的材料，灰溜溜地走了。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怎么能根据一时的政治需要，颠倒黑白，随意篡改捏造呢!”说到这里，她面有愠色，表现出对编造历史、罗织罪名者的义愤和憎恶。
“文革”后，蹇先任任中纪委委员。有一次因公出差到了太原，我和志藩为又一次能见到她而高兴，总想带点山西的特产送给她。知她不抽烟、不喝酒，于是我们买了两瓶老陈醋带去看她，以表心意，但她说什么也不接受。临别时她从楼上下来送我们，将那微不足道的两瓶醋放在我们的车上，使我们产生了许多的感慨。
1999年，我和志藩一同到北京去看望先任同志，我们两人一个85岁，一个88岁，先任同志比我们大一些，有90出头了。那时她已搬到距全国政协较近的一个大院居住，我们看到她时，她腰间还扎着围裙，和保姆一起做着什么。她的衣着朴素，所住的院内和房间的摆设也如同她人一样朴实无华，全然看不出她是一位有着长征老资格的高级干部，这使我们对她又增加了许多的敬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2004年7月25日，先任同志离我们而去，终年96岁。当我和志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的悲痛无法言表，特撰此文追忆她的爱憎分明、坚持原则、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高贵品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先任同志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就参加了革命，1927年入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沧桑，几经磨难，练就了坚韧刚毅的性格。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但却容不得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1946年6、7月间，蹇先任同志任围场县委副书记，我在她领导下的围场城关区委任组织科长。在敌伪统治了十多年的地区开辟工作，困难很多，县、区委的干部整天都在基层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培养骨干力量、减租减息、清算斗争的二作。当时，国民党已开始发动内战，局势很紧张，过往城关区的部队很多。有一次，解放军某部经过城关区，据说这个部队能打仗，战功显赫，但却有个别干部战士做出了影响军民关系的错误行动。这个部队要住宿，等不及地方给他们安排，就将已分给群众还锁着的房门撬开擅自占用。城关区区长与他们讲理，阻止他们的行动，反而被一个战士打了耳光。当地群众告诉我后，我赶到现场，要求部队负责人到县委解决问题。当时先任同志正在县委，部队负责人看见是位女同志，不以为然，仍气势汹汹的。先任同志很生气，狠狠地批评了这位负责人，说：“你懂得党的一元化领导吗?我是代表县委和你谈话，违反纪律、随意侵犯群众利益，还动手打人，这是错上加错!你必须写出书面检查，向群众道歉。”这位部队领导自觉理亏，承认了错误。
先任同志原则性极强，工作有魄力，敢作敢为，但又不失女性的慈爱之心，对女同志尤其关心，不仅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而且在生活上呵护关照，我们都很愿意接近她。1946—1947年，热西地区形势非常严峻，不少县镇处于拉锯状态，今天是解放区，明天就可能落入敌人的手中。国民党正规部队多次大举进攻，还乡团土匪活动猖狂，反水叛变也时有发生，地县党政机关不时受到袭击，斗争十分残酷。而我们只看到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一面，却对这种复杂形势估计不足。围场县即将失守时，我刚刚生了孩子。一天，先任同志来看我，除了问寒问暖外，还特别提醒我：“宇枫同志，现在形势复杂，情况变化得很快，一定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果然不出所料，形势骤然恶化。因敌人进攻，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只呆了几天就出院借民房暂住，县城当天就遭到敌机轰炸。一天凌晨三时许，区委副书记杨德国持枪匆匆跑进屋通知：“敌人已经过了隆化，你立即转移!”我抱着孩子急忙赶到区委，区委设法把我转移到另外一个区的老百姓家中，后又经过许多周折才到了地委，随地委机关的老弱病伤及产妇、幼儿的队伍开始了长途行军，我的丈夫安志藩仍留在围场县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我在途中遇到不少艰难困苦和危急情况，后来给孩子取名叫“铁军”，以纪念这段艰苦岁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为什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带着婴儿闯过来，取得四个月长途跋涉的胜利，这不能不感谢先任同志的思想开导。
我虽然在先任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我们似乎很有缘分。1946年11月，我撤退到内蒙林西时，又碰到了先任同志。那时塞外的天气已经很冷，她却只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我心里很难受，就用手头的一点棉花和布头连夜缝制了一件棉坎肩送给她，她一再推让后才勉强接受。看到她穿上这缝制粗糙的坎肩多少起了点御寒的作用，我的内心感到很欣慰。
1949年，我在张家口第四区(堡子区)区委任组织部长，后又调到张家口市组织部工作。当时我刚刚生了大女儿明明不久，先任同志经过张家口时，打听到我的情况即来看望。将近两年未见，突然又相见，真是令人激动。当时全国解放在即，环境也在好转，我和她谈起1945年日本投降后，延安干部被大批派往全国各地开展新的工作，我们留在延安保育院的男孩安利至今下落不明，对孩子很是思念，希望她帮助打听。先任认真收起了我给康克清(当时主管儿童工作)的信。
不久，我将新生的女儿寄养在张家口市南瓦盆窑一位姓米的老乡家，随同志们南下，到皖南贸易总公司任人事科长。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珍贵的来信，信中写道：“温宇枫同志：6月9日来信收到。你的男孩安利，1946年延安撤退时已由第一保育院转到第二保育院，1947年3月安全到了太行襄垣县，安利体力智力发育都较正常。1948年3月已送去育才小学(即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现住河北行唐高垒村，不久要搬到北平。这个确实消息是我从第二保育院打听来的，从此你可放心了。东北如有同志打听原来送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请转告他们，到今天都全部安全健壮，大的都已送到育才小学。此致 敬礼 康克清，6月14日。”看罢信，得知久别的孩子安利健康安全的消息，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深地感谢先任同志，她是用实际行动在关心同志。当时是战争年代，部队和机关流动性非常大，邮路不畅，信件传递困难，人员查找就更难。但先任同志却急同志之所急，想方设法把我的信转给了康克清大姐，完成了同志的嘱托，为我，也为其他母亲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我也要深深感谢康克清大姐，她虽然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但在收到信几天后就给一位素不相识的在基层工作的普通母亲回信，并解除了许多其他思念孩子的母亲的忧虑(只是因为邮路不通，信收到得较晚)。我更要深深地感谢党组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恶劣的环境下，创造了相对较好的条件，抚育培养了远离亲人的孩子们，使他们茁壮成长。
全国解放后，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即使很熟的同志来往也不多，但在倒霉背运时，老同志之间却互相牵挂惦念。“文革”后期，我们几经周折才打听到蹇先任同志的下落，于是带着她帮助找到的二儿子和她曾见过的三儿子到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去看她。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她热情、健谈，对我的两个孩子说：“现在的好日子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你们要好好珍惜!”当谈到“文革”中的事时，她说，“文革”期间来外调的人很多，调查曾在热西工作过的同志也不少。她告诉外调人员，这些同志当时在热西浴血奋战与敌人拼搏，是好同志，没有他们的斗争，就没有新中国的出现。当谈到还没有平反的贺龙元帅时，她作为贺龙的前妻本来可以有很多话说，但她对个人的事什么也没谈，只是再一次回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关贺龙的一段历史真相，表现出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历史的凛然正气。她说：“他们(指外调人员)知道我对贺龙的那段历史很了解，想从我这儿捞点什么材料以证实对他的诬陷。但是那段历史恰恰证明了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蒋介石重兵围困贺龙，亲自派反动政客、贺龙的早年旧友熊贡卿游说策反。贺龙大怒，对其执行了枪决，并就此专门向中央汇报。外调人员没有捞到他们需要的材料，灰溜溜地走了。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怎么能根据一时的政治需要，颠倒黑白，随意篡改捏造呢!”说到这里，她面有愠色，表现出对编造历史、罗织罪名者的义愤和憎恶。
“文革”后，蹇先任任中纪委委员。有一次因公出差到了太原，我和志藩为又一次能见到她而高兴，总想带点山西的特产送给她。知她不抽烟、不喝酒，于是我们买了两瓶老陈醋带去看她，以表心意，但她说什么也不接受。临别时她从楼上下来送我们，将那微不足道的两瓶醋放在我们的车上，使我们产生了许多的感慨。
1999年，我和志藩一同到北京去看望先任同志，我们两人一个85岁，一个88岁，先任同志比我们大一些，有90出头了。那时她已搬到距全国政协较近的一个大院居住，我们看到她时，她腰间还扎着围裙，和保姆一起做着什么。她的衣着朴素，所住的院内和房间的摆设也如同她人一样朴实无华，全然看不出她是一位有着长征老资格的高级干部，这使我们对她又增加了许多的敬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2004年7月25日，先任同志离我们而去，终年96岁。当我和志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的悲痛无法言表，特撰此文追忆她的爱憎分明、坚持原则、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高贵品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