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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溪潺潺》（原名Ru）一书卷首，加拿大女作家金翠（Kim Thuy）解释道：Ru这个词在法语中是小溪的意思，而在越南语中它是指摇篮曲。我选择了前一种释译实在是因为，这本薄薄的小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把个人回忆的碎片串联起来，如同小溪淙淙，道出个人、家庭、移民生活中的种种。
二〇一〇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颁奖，我在现场。当身材娇小、长着一双细长眼睛的金翠走上舞台，领取当年“法语小说奖”的时候，台下的媒体似乎并不吃惊，因为在此之前，这本小说已经获得了巴黎书展的大奖，并引起法浯文坛的广泛关注。
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家族史小说，它更像是一部移民的精神自传，而浓缩了的叙述过程也是一种梳理，看清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伤痛与救赎。作家在书中对于语言的精准，对于细节取舍的讲究令人倾心，阅读这本书像是在读一篇长散文，精致，带着特定的韵律和节奏，一气呵成。
一代半移民
在加拿大的越南裔人士，大部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越战结束后逃出来的难民——因为要从越南乘船，穿过暹罗湾，偷渡前往马来西亚的难民营，他们也被称作“船民”。
当时，越共执政，对前政府的人开始残酷的清算，大批前商人、官员、或是反对派开始逃离。据报道，这股逃离潮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期间大约有超过两百万越南人逃离家乡，这些人不仅在顷刻之间失去了金钱和社会地位，还要经历苦海余生的险境，包括海上漂流遇到恶劣天气，缺乏食品饮用水，而更糟糕的是可能遇到海盗或是越南军队劫持
有不少人在逃离的过程中葬身海底。
作为旧政府前省长的家人，金翠的家被抄，被军队占领。金翠的父母瞒天过海，把藏下来的金条首饰从窗户扔到后院瓦砾堆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笔财富，靠着这些，一家人才得以购买昂贵的船票，登上偷渡船，冒着生命危险离开。
金翠的父亲在上船的时候随身带了氢化物，一旦遇到海盗或是越南军队的阻截，就准备全家人一起死掉。金翠在书中写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让我们自己来选择，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她说，“在做了母亲之后，我停止了这个追问”。再后来，她认识的一位医生告诉她，“他把五个孩子，从五岁到十二岁，分别放进了五条船上，以增加存活的几率。”
金翠一家算是幸运的，他们乘坐的木船只在海上漂流了四天，没有食物或是饮用水短缺的状况，没有遇上海盗或越南军人，也没有发生强奸或是谋杀。但是，当木船抵达马来西亚海岸的时候，船上所有人都被恐惧折磨得麻木了，无法感知周围的一切。“我们在恐惧中一动不动，被吓呆了。”
他们一家在马来西亚难民营住了四个月就幸运得到了加拿大的签证——而许多人要在那里呆上好几年。
她描述污水横流拥挤不堪的难民营，原本是为两百难民设计，最终挤进了两千人。亚热带混沌炎热的天气里，几家人白建简陋的帐篷，挤在臭水沟边睡觉。
但难民营也是他们梦想重新开始的地方，金翠的妈妈还开始教孩子们英语；不过，终究她也只学会一句，“我的船号码是KG338”。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加拿大接收了五千六百多名越南船民。很快，加拿大民众中加快接收越南船民的呼吁声浪渐高。一九七九年，加拿大出台了政府与个人“匹配方式”，规定加拿大个人（也包括教会、企业以及公民组织）每资助一名越南船民，加拿大政府也相应资助一名船民。到了一九八五年，总共有十一万越南船民抵达加拿大。
一九六八年出生的金翠和一家人来到魁北克的时候是十岁一
这个年纪足以让她记住曾经历过的巨变、恐惧和无助，但她又是在加拿大接受了完整的教育，经历了一个移民不断“移植”的过程。有人把他们称为一代半移民。
现在这些一代半移民开始写出自己的历史、家族史。另一位有着类似经历的作家是林浩聪（Vincent Lam），他的处女作（《医生那些事》得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欣赏，并获得了“吉勒文学奖”。而在二〇一一年，他出版了描述家族历史的长篇小说《校长的赌注》。
异国、故乡、根
金翠一家是越南华裔，她的曾外祖父从广东移民到越南。他的八个孩子后来分成了两派：一半选择做越南人，从政或是学习科学；而另一半则坚持做中国人，最终成了富有的商人。当然，到了越共执政，他们的命运殊途同归，都要选择逃亡——有统计说，逃离的越南难民中，华裔占了相当大比例。
金翠的外祖父属于前一半，所以，到了金翠这一代，她已经是个完全的越南人了。她说，华裔的身份带给她唯一的影响是，在逃离越南的时候，越共对华裔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行态度——华裔被视为资产阶级，他们只要你留下所有的财富。
“在昏暗的地方住了那么久，这里的景色是如此纯净，这如处女般的洁白只会让我们晕眩，眼前发黑，令我们陶醉。”这是金翠穿着在难民营买到的单薄衣衫进入冬季加拿大的第一印象。她在后来的采访中称，那个雪白的瞬间让她感到重生。
一家人最早定居在魁北克一个小城格兰比（Granby）。金翠描述当地的资助人让他们住进了自己家的地下室，带着他们去跳蚤市场买床垫和家具，热心地替他们讨价还价——在加拿大，这样的素不相识但伸出援手资助越南船民家庭的不在少数，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金翠在书中描述：“格兰比是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年里那个热乎乎的孵着我们的肚子。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我们一个个抚慰过来。”
她和一个名叫乔安娜的女孩成了朋友。“我遇到过许多信上帝的人，但我自己信的是天使。乔安娜是其中之一……我经常感到我们其实没有能力接受这么多赠予、这么多微笑。”
金翠的第一个老师是个胖乎乎的魁北克妇女，而刚刚结束逃难的越南人个个干瘦得几乎分不出性别。“她像一个照料早产儿的母亲那样小心地照料我们。她的腰肢滚圆，胖鼓鼓的臀部走起路来令人安心的缓缓摇摆。我们被她迷住了……我永远感谢她，因为她给了我作为移民的第一个愿望：像她一样屁股上有可以颤动起来的脂肪。” 和所有移民第一代相似，金翠父母那一辈放弃了所有，重新艰难开始。金翠的母亲曾经是大家庭里的长女，养尊处优，每天生活的重心是和大厨商定晚上“吃越南菜还是法国菜”；或是花上一整个下午梳妆打扮，“陪伴我的父亲出席宴会”。而在来到加拿大之后，她的第一份职业是钟点工，“她在三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拿起了拖把，到当地人家中打扫卫生”。一家大小还在家里做圣诞灯饰，按件计费；也要在夏天，到附近农场打黑工赚些小钱。
在这些船民当中，以前的法官、科学家、巴黎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可能成了出租车司机、鞋厂的清洁工或是餐馆的侍应。他们把所有的梦想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而金翠们就是实现这个“美国梦”，或者说“北美梦”的载体。
在加拿大社区，你很少听到越南裔的抱怨声，至少在第一代和一代半中鲜有这样的声音——在经历了怒海漂流的绝望和恐惧之后，一切的困境都可能被视为等闲。
对于这些“一代半”来说，加拿大绝对是故乡。但是对于越南，他们又都怀着复杂的感情。我认识的一位越南裔“一代半”告诉我，她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回去的，内心的记忆太沉重。
而金翠选择“强迫自己回头，记忆过去的生活。那感觉非常非常奇怪，非常伤感”。在越南开放之后，金翠作为律师加入加拿大政府的专家顾问团，在西贡生活了五年——这也是她书中记叙家中后续故事的来源：原来的老房子，越南社会的变迁，留下来的亲人的命运。她写道，尽管自己身材瘦小，一副标准越南小女子长相，当地人还是一眼能把她认出来——她不是“我们中的一个”。
她讲述“因为我们的放逐，我的孩子们永远不再是我的历史的延续。他们看着不像我，他们的头发颜色比我的要浅些，皮肤要白一些，睫毛厚重”，这令“我的母性本能来得很慢”。
也有许多与故土的联系无法解释，比如在怀孕的时候，她“馋一碗在街边买的越南汤粉”。可是，在越南住久了，加拿大又成了她乡愁的目标，她想念Bounce牌子衣服上的味道——“我第一次意识到，Bounce，准确地说，Bounce衬衫上的味道，让我初次体会到乡愁的折磨。”“我的家可以简单地概括在北美日常生活中普通而简单的气味之中。”
那种在故国和异乡间来回往复，找不到根的困境，在这本书里有非常细腻的展现。
加拿大正式建国还不到一百五十年，它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从最早期的欧洲移民开始，法裔和英裔的争执一直持续到现在——金翠所在的魁北克省是加拿大唯一的法语省份，已经举行了两次独立公投，尤其是第二次（1995年），支持票数只少了百分之零点二。
而之后还有华裔、非洲裔、穆斯林等移民。不过，越南社区的整体历史却是最近切而令人震撼的。
个人体验与杜拉斯的影响
金翠目睹一家人乘坐的木船在抵达岸边后不久沉没，也目睹了一名男子试图取回藏在油箱里的金条而一去不返。她写道：“……它提醒我们必须对失去的永不后悔。”
这一记忆刻骨铭心。她说，“对这一幕的记忆足以解释，为什么我离开某个地方的时候，从来只带一个行李箱。只带一本书。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属于我的。”
她甚至说，“我以同样的方式爱男人——并不希望他们属于我”，“他们从来是可以替代的，或是被替换的。如果不是，那我对他们的感觉是可以替代的”。
金翠曾很明确地表示，她无意写一部家族史，她只描述自己的感受——这个独特的视角也把这本书和其他众多描述移民故事的作品区别开来。
在书中，她不曾对历史或个人生活中的经历做价值判断，包括她目睹的战争、死亡、精神崩溃。无论是描述自己患有自闭症的小儿子，还是占领了她家的越共孩子兵，语气中都是带着些感伤——对个人无法主宰命运的无奈。
她把一个家族几十口人上百年的命运以及自己作为一个移民女子的成长浓缩在了这本薄薄的小说中，而作家自身的记忆片断和感受是小说的主线。每个人的命运在讲述中时空不断切换，时时出现回响，还延伸出变奏——仿佛如空谷中的回音。
在纷繁出现的细节中，小说的语言却始终保持着诗意和精致。金翠在采访中提到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对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在语言风格方面。小说出版之后，它震撼的情节以及华丽诗意的语言一下子吸引了评论界。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憾的话，我个人觉得，相对于作者那么丰富的生活细节，书的篇幅短了些，不免显得拥挤。
金翠在书中描述自己从小害羞，不过，她在大学时学习语言学，当过翻译，之后做律师，结婚生子后曾一度是全职妈妈，还开过一家越南餐馆——她瘦小的身躯永远充满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力量。
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抵挡住文字的诱惑，她在四十岁之后拿起了笔，在忙碌的工作生活，甚至是在开车等红灯的几十秒钟里，抽空写下这些记忆的片断——而记忆的闸门打开，文字随之奔涌而出，汇成了这条绵绵小溪。
现在的金翠在魁北克法语媒体上火得很，不仅仅是谈文学，热点访谈、圆桌讨论甚至烹饪节目都可能看到她的身影。
她的第二本小说Man也在二〇一三年出版，描述一位越南女性从卷入越战到蒙特利尔开餐馆的人生际遇，法语评论称其“带着金翠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诗意的语言风格”。
二〇一〇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颁奖，我在现场。当身材娇小、长着一双细长眼睛的金翠走上舞台，领取当年“法语小说奖”的时候，台下的媒体似乎并不吃惊，因为在此之前，这本小说已经获得了巴黎书展的大奖，并引起法浯文坛的广泛关注。
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家族史小说，它更像是一部移民的精神自传，而浓缩了的叙述过程也是一种梳理，看清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伤痛与救赎。作家在书中对于语言的精准，对于细节取舍的讲究令人倾心，阅读这本书像是在读一篇长散文，精致，带着特定的韵律和节奏，一气呵成。
一代半移民
在加拿大的越南裔人士，大部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越战结束后逃出来的难民——因为要从越南乘船，穿过暹罗湾，偷渡前往马来西亚的难民营，他们也被称作“船民”。
当时，越共执政，对前政府的人开始残酷的清算，大批前商人、官员、或是反对派开始逃离。据报道，这股逃离潮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期间大约有超过两百万越南人逃离家乡，这些人不仅在顷刻之间失去了金钱和社会地位，还要经历苦海余生的险境，包括海上漂流遇到恶劣天气，缺乏食品饮用水，而更糟糕的是可能遇到海盗或是越南军队劫持
有不少人在逃离的过程中葬身海底。
作为旧政府前省长的家人，金翠的家被抄，被军队占领。金翠的父母瞒天过海，把藏下来的金条首饰从窗户扔到后院瓦砾堆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笔财富，靠着这些，一家人才得以购买昂贵的船票，登上偷渡船，冒着生命危险离开。
金翠的父亲在上船的时候随身带了氢化物，一旦遇到海盗或是越南军队的阻截，就准备全家人一起死掉。金翠在书中写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让我们自己来选择，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她说，“在做了母亲之后，我停止了这个追问”。再后来，她认识的一位医生告诉她，“他把五个孩子，从五岁到十二岁，分别放进了五条船上，以增加存活的几率。”
金翠一家算是幸运的，他们乘坐的木船只在海上漂流了四天，没有食物或是饮用水短缺的状况，没有遇上海盗或越南军人，也没有发生强奸或是谋杀。但是，当木船抵达马来西亚海岸的时候，船上所有人都被恐惧折磨得麻木了，无法感知周围的一切。“我们在恐惧中一动不动，被吓呆了。”
他们一家在马来西亚难民营住了四个月就幸运得到了加拿大的签证——而许多人要在那里呆上好几年。
她描述污水横流拥挤不堪的难民营，原本是为两百难民设计，最终挤进了两千人。亚热带混沌炎热的天气里，几家人白建简陋的帐篷，挤在臭水沟边睡觉。
但难民营也是他们梦想重新开始的地方，金翠的妈妈还开始教孩子们英语；不过，终究她也只学会一句，“我的船号码是KG338”。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加拿大接收了五千六百多名越南船民。很快，加拿大民众中加快接收越南船民的呼吁声浪渐高。一九七九年，加拿大出台了政府与个人“匹配方式”，规定加拿大个人（也包括教会、企业以及公民组织）每资助一名越南船民，加拿大政府也相应资助一名船民。到了一九八五年，总共有十一万越南船民抵达加拿大。
一九六八年出生的金翠和一家人来到魁北克的时候是十岁一
这个年纪足以让她记住曾经历过的巨变、恐惧和无助，但她又是在加拿大接受了完整的教育，经历了一个移民不断“移植”的过程。有人把他们称为一代半移民。
现在这些一代半移民开始写出自己的历史、家族史。另一位有着类似经历的作家是林浩聪（Vincent Lam），他的处女作（《医生那些事》得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欣赏，并获得了“吉勒文学奖”。而在二〇一一年，他出版了描述家族历史的长篇小说《校长的赌注》。
异国、故乡、根
金翠一家是越南华裔，她的曾外祖父从广东移民到越南。他的八个孩子后来分成了两派：一半选择做越南人，从政或是学习科学；而另一半则坚持做中国人，最终成了富有的商人。当然，到了越共执政，他们的命运殊途同归，都要选择逃亡——有统计说，逃离的越南难民中，华裔占了相当大比例。
金翠的外祖父属于前一半，所以，到了金翠这一代，她已经是个完全的越南人了。她说，华裔的身份带给她唯一的影响是，在逃离越南的时候，越共对华裔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行态度——华裔被视为资产阶级，他们只要你留下所有的财富。
“在昏暗的地方住了那么久，这里的景色是如此纯净，这如处女般的洁白只会让我们晕眩，眼前发黑，令我们陶醉。”这是金翠穿着在难民营买到的单薄衣衫进入冬季加拿大的第一印象。她在后来的采访中称，那个雪白的瞬间让她感到重生。
一家人最早定居在魁北克一个小城格兰比（Granby）。金翠描述当地的资助人让他们住进了自己家的地下室，带着他们去跳蚤市场买床垫和家具，热心地替他们讨价还价——在加拿大，这样的素不相识但伸出援手资助越南船民家庭的不在少数，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金翠在书中描述：“格兰比是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年里那个热乎乎的孵着我们的肚子。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我们一个个抚慰过来。”
她和一个名叫乔安娜的女孩成了朋友。“我遇到过许多信上帝的人，但我自己信的是天使。乔安娜是其中之一……我经常感到我们其实没有能力接受这么多赠予、这么多微笑。”
金翠的第一个老师是个胖乎乎的魁北克妇女，而刚刚结束逃难的越南人个个干瘦得几乎分不出性别。“她像一个照料早产儿的母亲那样小心地照料我们。她的腰肢滚圆，胖鼓鼓的臀部走起路来令人安心的缓缓摇摆。我们被她迷住了……我永远感谢她，因为她给了我作为移民的第一个愿望：像她一样屁股上有可以颤动起来的脂肪。” 和所有移民第一代相似，金翠父母那一辈放弃了所有，重新艰难开始。金翠的母亲曾经是大家庭里的长女，养尊处优，每天生活的重心是和大厨商定晚上“吃越南菜还是法国菜”；或是花上一整个下午梳妆打扮，“陪伴我的父亲出席宴会”。而在来到加拿大之后，她的第一份职业是钟点工，“她在三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拿起了拖把，到当地人家中打扫卫生”。一家大小还在家里做圣诞灯饰，按件计费；也要在夏天，到附近农场打黑工赚些小钱。
在这些船民当中，以前的法官、科学家、巴黎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可能成了出租车司机、鞋厂的清洁工或是餐馆的侍应。他们把所有的梦想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而金翠们就是实现这个“美国梦”，或者说“北美梦”的载体。
在加拿大社区，你很少听到越南裔的抱怨声，至少在第一代和一代半中鲜有这样的声音——在经历了怒海漂流的绝望和恐惧之后，一切的困境都可能被视为等闲。
对于这些“一代半”来说，加拿大绝对是故乡。但是对于越南，他们又都怀着复杂的感情。我认识的一位越南裔“一代半”告诉我，她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回去的，内心的记忆太沉重。
而金翠选择“强迫自己回头，记忆过去的生活。那感觉非常非常奇怪，非常伤感”。在越南开放之后，金翠作为律师加入加拿大政府的专家顾问团，在西贡生活了五年——这也是她书中记叙家中后续故事的来源：原来的老房子，越南社会的变迁，留下来的亲人的命运。她写道，尽管自己身材瘦小，一副标准越南小女子长相，当地人还是一眼能把她认出来——她不是“我们中的一个”。
她讲述“因为我们的放逐，我的孩子们永远不再是我的历史的延续。他们看着不像我，他们的头发颜色比我的要浅些，皮肤要白一些，睫毛厚重”，这令“我的母性本能来得很慢”。
也有许多与故土的联系无法解释，比如在怀孕的时候，她“馋一碗在街边买的越南汤粉”。可是，在越南住久了，加拿大又成了她乡愁的目标，她想念Bounce牌子衣服上的味道——“我第一次意识到，Bounce，准确地说，Bounce衬衫上的味道，让我初次体会到乡愁的折磨。”“我的家可以简单地概括在北美日常生活中普通而简单的气味之中。”
那种在故国和异乡间来回往复，找不到根的困境，在这本书里有非常细腻的展现。
加拿大正式建国还不到一百五十年，它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从最早期的欧洲移民开始，法裔和英裔的争执一直持续到现在——金翠所在的魁北克省是加拿大唯一的法语省份，已经举行了两次独立公投，尤其是第二次（1995年），支持票数只少了百分之零点二。
而之后还有华裔、非洲裔、穆斯林等移民。不过，越南社区的整体历史却是最近切而令人震撼的。
个人体验与杜拉斯的影响
金翠目睹一家人乘坐的木船在抵达岸边后不久沉没，也目睹了一名男子试图取回藏在油箱里的金条而一去不返。她写道：“……它提醒我们必须对失去的永不后悔。”
这一记忆刻骨铭心。她说，“对这一幕的记忆足以解释，为什么我离开某个地方的时候，从来只带一个行李箱。只带一本书。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属于我的。”
她甚至说，“我以同样的方式爱男人——并不希望他们属于我”，“他们从来是可以替代的，或是被替换的。如果不是，那我对他们的感觉是可以替代的”。
金翠曾很明确地表示，她无意写一部家族史，她只描述自己的感受——这个独特的视角也把这本书和其他众多描述移民故事的作品区别开来。
在书中，她不曾对历史或个人生活中的经历做价值判断，包括她目睹的战争、死亡、精神崩溃。无论是描述自己患有自闭症的小儿子，还是占领了她家的越共孩子兵，语气中都是带着些感伤——对个人无法主宰命运的无奈。
她把一个家族几十口人上百年的命运以及自己作为一个移民女子的成长浓缩在了这本薄薄的小说中，而作家自身的记忆片断和感受是小说的主线。每个人的命运在讲述中时空不断切换，时时出现回响，还延伸出变奏——仿佛如空谷中的回音。
在纷繁出现的细节中，小说的语言却始终保持着诗意和精致。金翠在采访中提到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对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在语言风格方面。小说出版之后，它震撼的情节以及华丽诗意的语言一下子吸引了评论界。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憾的话，我个人觉得，相对于作者那么丰富的生活细节，书的篇幅短了些，不免显得拥挤。
金翠在书中描述自己从小害羞，不过，她在大学时学习语言学，当过翻译，之后做律师，结婚生子后曾一度是全职妈妈，还开过一家越南餐馆——她瘦小的身躯永远充满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力量。
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抵挡住文字的诱惑，她在四十岁之后拿起了笔，在忙碌的工作生活，甚至是在开车等红灯的几十秒钟里，抽空写下这些记忆的片断——而记忆的闸门打开，文字随之奔涌而出，汇成了这条绵绵小溪。
现在的金翠在魁北克法语媒体上火得很，不仅仅是谈文学，热点访谈、圆桌讨论甚至烹饪节目都可能看到她的身影。
她的第二本小说Man也在二〇一三年出版，描述一位越南女性从卷入越战到蒙特利尔开餐馆的人生际遇，法语评论称其“带着金翠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诗意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