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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环境污染案件和股民起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对民事诉讼程序的“当事人适格”提出了新的挑战，而这些带有公益诉讼的集团诉讼民事诉讼案件将《民事诉讼的法》的“当事人适格”扩张问题推到了亟待修改的日程。
公益诉讼遭遇集团诉讼当事人不适格的困境
2002年被称为首例中国股民起诉上市公司陈述虚假索赔的大庆联谊案直到2U06年底因为执行难迟迟没有终结。但是，这场声势浩大、诉讼人数创民事诉讼案件之最的民事索赔案给民事诉讼程序的集团诉讼“当事人适格”打开了紧闭的大门。诸如此类人数众多的民事索赔案适用《民事诉讼法》代表人诉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将全国各地的股民集中到一起推举代表人诉讼似乎很不现实。最高人民法院在连续多起相似案件发生后最终做出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股民因对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
2004年，因《乌苏里船歌》侵犯赫哲族著作权案引发了法学界和实务界对公益诉讼中当事人适格问题的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著作权法》并没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给予保护的规定的问题，即便是赫哲族人民享有著作权也不能通过《民事诉讼法》提起诉讼。问题在于这类案件没有适格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2005年发生的中石油化工厂爆炸污染松花江案更是如此，北大法学院教授、研究生代表松花江，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样遭遇到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这些案件非常典型，也非常深刻的向我们警示集团诉讼特别是公益诉讼的确立当事人适格问题已迫在眉睫。
如何确立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集团诉讼的地位特别是公益诉讼的当事人适格是本文重点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与近年来发生的多数人诉讼案件所遇到的当事人不适格问题的困境一样，当事人适格的扩张同样也遇到一些不可克服的困境，例如集团诉讼的团体是否能真正代表团体的利益，在公益诉讼中哪个团体有资格提起诉讼，以及这些团体胜诉或者败诉的后续问题如何处理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雅克盖斯坦、吉勒古博认为当事人适格主要是从两种情形做出规定的：一种是基于所涉及的权利的性质，诉权可以专门授予某些人，另一种是基于所要维护的利益，诉权可以专门授予某些人。至于为何某些民间团体未被授予保护集体利益的诉讼资格，似乎很微妙。首先要区分某一团体是为自己的利益所进行的诉讼还是为更广泛的集体利益而进行的诉讼，如果为社会整体利益诉讼一般是不予受理的。但是那些为维护特定利益(如保护社会公共道德，保护野生动物等)的协会，原则上也没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上述的诉讼有可能涉及到国家或者社会利益，应当由检察院提起诉讼。
虽然我国不认可这些组织参与公益诉讼，但是笔者认为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还是值得商榷。像我国发生的松花江污染案，沿岸居住的群体以及相关团体生活，生产用水受到影响，遭到的损失以及环境污染给沿岸居民的健康带来不确定的影响由谁来赔偿就成了问题。这类案件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为了整个社会利益，但是具体到特定群体的利益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前文提到的赫哲族诉《乌苏里船歌》作者案中涉及到的只是赫哲族人民的利益而这一群体利益由谁来维护就遇到了问题，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或者团体来代表赫哲族人民提起诉讼。那么谁来提起诉讼都会遇到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而像股民索赔的这种人数众多，涉案当事人分布之广的民事案件仅仅以代表人起诉已不能适应这种新型的诉讼请求。
因此必须适当的引入集团诉讼解决像如此类的案件。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有其合理性但是更多的是其弊端，不能适应新型的多数人诉讼的需要。
我国代表人诉讼和美国集团诉讼比较
我国代表人诉讼是适应人数较少的多数人案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随着企业集团的出现，像股民这类人数众多的民事案件已无法仅以代表人诉讼来解决纠纷了。我国代表人诉讼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让权利人到法院登记并选定诉讼代表人会增加诉讼复杂性，特别是小额多数人的情况。第二个难题是由于先行判决对后判决效力的扩张后起诉的当事入难免有搭便车的嫌疑。第三个难题是代表人诉讼中诉讼费用的问题似乎更难解决。而美国的集团诉讼中损害赔偿不是救济的唯一方法，甚至不是主要方法，在提起禁令或者宣示性判决的救济的情况下，确定成员数目，进行明确授权并无多大实益。
美国集团诉讼代理律师一般采胜诉取酬制度，如胜诉，律师可从赔偿额中获取较高的佣金；如败诉，则由律师自担风险。在默示认可代表人的地位时，并不排除其他任一成员向法院提出异议，否决其代理资格的异议权，因为法院对代表人的行为有监督权。
我国确立集团诉讼的必要性
集团诉讼是为解决遭遇集团性侵害造成的小额多数权利救济问题，从我国近年发生的这类案件的情况来看，问题已经很突出，典型的如大庆联谊股民诉讼案、乌苏里船歌案、松花江污染案突出显示了集团诉讼在这类案件的作用。
通过集团诉讼当事人适格以适应人数众多、涉及地域广、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复杂为特点的证券侵权赔偿、环境污染赔偿、房地产纠纷、会员制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在我国日益高发的审判要求。集团诉讼最大的特点在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时的独到之处，它使多数存在的小额受害者也有可能得到救济。因为对于遭受了金额微小损失的消费者来说。由每个人单独就自己所受的损失额提起诉讼将是得不偿失的，可以说在传统的诉讼制度下，这样的权利侵害实际上就不可能得到救济。而承认了集团诉讼，受害者之中不论是谁都可以代表全体受害者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整体上所遭受的损失。这样，诉讼标的金额成为巨额，当事者可以通过胜诉酬金制度聘请优秀的律师作为代理，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进行诉讼，挽回损失。
考察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尚处于起步阶段，维权的热情远不如美国公民高，传统的“中庸”、“厌讼”、“息事宁人”等思想的影响还十分深远，因此面对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或自己所受损失的金额微小的公益案件，更多的人选择隐忍和退让。而集团诉讼的意义并非在于作为审理的事由本身，而是在于其围绕正当程序展开的对正义的声张，在于其实现公共政策目的的现实功能。
所以，国民的法益意识，以及社会个体成员在立法与决策程序中作为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先天性缺陷决定了集团诉讼的形式在我国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另一方面，中国公权力的强大与所辖范围的广泛也是集团诉讼遇到的一个比较大是障碍。
比较法学家盖茨认为，集团诉讼“受到欢迎是不无道理的，它是美国的法律天才们最具特色的成就，使接触到美国法律的众多法律专家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但脱离美国特有的环境将集体诉讼移植到欧洲，不进行相当程度的修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只有与美国一样建立一系列环境：第一，律师不怎么反对诉讼对象拥有管理者似的利害关系；第二，提供优厚的条件，当事人代表胜诉时律师可获得很大的利益；第三，当事人代表败诉时，也并不让律师或集体承担对方律师的费用，才可能使集体诉讼产生与美国同样的效果。”
尽管作者以极其谨慎的措辞避免对美国集团诉讼的批评，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正是美国国内对集团诉讼及其滥用的主要反对意见。而欧洲大陆国家一般法律职业自律严明，法律服务受到国家监控，律师揽讼和广告宣传被严加禁止；律师收费依法明码实价。既不可能允许律师主动出击、寻找当事人启动集团诉讼；也绝不可能听任胜诉酬金玷污司法活动和法律职业的清明。
虽然集团诉讼的法律移植要符合本国的国情，但是还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由于当事人不适格造成大量民事诉讼无法起诉使得众多当事人的损失无法获得救济。因此应当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对我国现行的当事人适格做适当的扩张是有必要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公益诉讼遭遇集团诉讼当事人不适格的困境
2002年被称为首例中国股民起诉上市公司陈述虚假索赔的大庆联谊案直到2U06年底因为执行难迟迟没有终结。但是，这场声势浩大、诉讼人数创民事诉讼案件之最的民事索赔案给民事诉讼程序的集团诉讼“当事人适格”打开了紧闭的大门。诸如此类人数众多的民事索赔案适用《民事诉讼法》代表人诉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将全国各地的股民集中到一起推举代表人诉讼似乎很不现实。最高人民法院在连续多起相似案件发生后最终做出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股民因对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
2004年，因《乌苏里船歌》侵犯赫哲族著作权案引发了法学界和实务界对公益诉讼中当事人适格问题的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著作权法》并没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给予保护的规定的问题，即便是赫哲族人民享有著作权也不能通过《民事诉讼法》提起诉讼。问题在于这类案件没有适格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2005年发生的中石油化工厂爆炸污染松花江案更是如此，北大法学院教授、研究生代表松花江，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样遭遇到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这些案件非常典型，也非常深刻的向我们警示集团诉讼特别是公益诉讼的确立当事人适格问题已迫在眉睫。
如何确立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集团诉讼的地位特别是公益诉讼的当事人适格是本文重点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与近年来发生的多数人诉讼案件所遇到的当事人不适格问题的困境一样，当事人适格的扩张同样也遇到一些不可克服的困境，例如集团诉讼的团体是否能真正代表团体的利益，在公益诉讼中哪个团体有资格提起诉讼，以及这些团体胜诉或者败诉的后续问题如何处理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雅克盖斯坦、吉勒古博认为当事人适格主要是从两种情形做出规定的：一种是基于所涉及的权利的性质，诉权可以专门授予某些人，另一种是基于所要维护的利益，诉权可以专门授予某些人。至于为何某些民间团体未被授予保护集体利益的诉讼资格，似乎很微妙。首先要区分某一团体是为自己的利益所进行的诉讼还是为更广泛的集体利益而进行的诉讼，如果为社会整体利益诉讼一般是不予受理的。但是那些为维护特定利益(如保护社会公共道德，保护野生动物等)的协会，原则上也没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上述的诉讼有可能涉及到国家或者社会利益，应当由检察院提起诉讼。
虽然我国不认可这些组织参与公益诉讼，但是笔者认为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还是值得商榷。像我国发生的松花江污染案，沿岸居住的群体以及相关团体生活，生产用水受到影响，遭到的损失以及环境污染给沿岸居民的健康带来不确定的影响由谁来赔偿就成了问题。这类案件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为了整个社会利益，但是具体到特定群体的利益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前文提到的赫哲族诉《乌苏里船歌》作者案中涉及到的只是赫哲族人民的利益而这一群体利益由谁来维护就遇到了问题，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或者团体来代表赫哲族人民提起诉讼。那么谁来提起诉讼都会遇到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而像股民索赔的这种人数众多，涉案当事人分布之广的民事案件仅仅以代表人起诉已不能适应这种新型的诉讼请求。
因此必须适当的引入集团诉讼解决像如此类的案件。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有其合理性但是更多的是其弊端，不能适应新型的多数人诉讼的需要。
我国代表人诉讼和美国集团诉讼比较
我国代表人诉讼是适应人数较少的多数人案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随着企业集团的出现，像股民这类人数众多的民事案件已无法仅以代表人诉讼来解决纠纷了。我国代表人诉讼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让权利人到法院登记并选定诉讼代表人会增加诉讼复杂性，特别是小额多数人的情况。第二个难题是由于先行判决对后判决效力的扩张后起诉的当事入难免有搭便车的嫌疑。第三个难题是代表人诉讼中诉讼费用的问题似乎更难解决。而美国的集团诉讼中损害赔偿不是救济的唯一方法，甚至不是主要方法，在提起禁令或者宣示性判决的救济的情况下，确定成员数目，进行明确授权并无多大实益。
美国集团诉讼代理律师一般采胜诉取酬制度，如胜诉，律师可从赔偿额中获取较高的佣金；如败诉，则由律师自担风险。在默示认可代表人的地位时，并不排除其他任一成员向法院提出异议，否决其代理资格的异议权，因为法院对代表人的行为有监督权。
我国确立集团诉讼的必要性
集团诉讼是为解决遭遇集团性侵害造成的小额多数权利救济问题，从我国近年发生的这类案件的情况来看，问题已经很突出，典型的如大庆联谊股民诉讼案、乌苏里船歌案、松花江污染案突出显示了集团诉讼在这类案件的作用。
通过集团诉讼当事人适格以适应人数众多、涉及地域广、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复杂为特点的证券侵权赔偿、环境污染赔偿、房地产纠纷、会员制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在我国日益高发的审判要求。集团诉讼最大的特点在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时的独到之处，它使多数存在的小额受害者也有可能得到救济。因为对于遭受了金额微小损失的消费者来说。由每个人单独就自己所受的损失额提起诉讼将是得不偿失的，可以说在传统的诉讼制度下，这样的权利侵害实际上就不可能得到救济。而承认了集团诉讼，受害者之中不论是谁都可以代表全体受害者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整体上所遭受的损失。这样，诉讼标的金额成为巨额，当事者可以通过胜诉酬金制度聘请优秀的律师作为代理，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进行诉讼，挽回损失。
考察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尚处于起步阶段，维权的热情远不如美国公民高，传统的“中庸”、“厌讼”、“息事宁人”等思想的影响还十分深远，因此面对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或自己所受损失的金额微小的公益案件，更多的人选择隐忍和退让。而集团诉讼的意义并非在于作为审理的事由本身，而是在于其围绕正当程序展开的对正义的声张，在于其实现公共政策目的的现实功能。
所以，国民的法益意识，以及社会个体成员在立法与决策程序中作为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先天性缺陷决定了集团诉讼的形式在我国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另一方面，中国公权力的强大与所辖范围的广泛也是集团诉讼遇到的一个比较大是障碍。
比较法学家盖茨认为，集团诉讼“受到欢迎是不无道理的，它是美国的法律天才们最具特色的成就，使接触到美国法律的众多法律专家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但脱离美国特有的环境将集体诉讼移植到欧洲，不进行相当程度的修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只有与美国一样建立一系列环境：第一，律师不怎么反对诉讼对象拥有管理者似的利害关系；第二，提供优厚的条件，当事人代表胜诉时律师可获得很大的利益；第三，当事人代表败诉时，也并不让律师或集体承担对方律师的费用，才可能使集体诉讼产生与美国同样的效果。”
尽管作者以极其谨慎的措辞避免对美国集团诉讼的批评，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正是美国国内对集团诉讼及其滥用的主要反对意见。而欧洲大陆国家一般法律职业自律严明，法律服务受到国家监控，律师揽讼和广告宣传被严加禁止；律师收费依法明码实价。既不可能允许律师主动出击、寻找当事人启动集团诉讼；也绝不可能听任胜诉酬金玷污司法活动和法律职业的清明。
虽然集团诉讼的法律移植要符合本国的国情，但是还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由于当事人不适格造成大量民事诉讼无法起诉使得众多当事人的损失无法获得救济。因此应当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对我国现行的当事人适格做适当的扩张是有必要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