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上海和周帅第一次见面，为他的热情和练达感到意外。在这个时代，以他的年纪而论，我感觉他似乎不应该有如此的成熟和识见。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聊了很长时间，期间主要是我问他的经历和听他谈自己读书的体会。此前，我和周帅有过通讯联系，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分手时，周帅提起，能不能为他将要出版的书写一个序言一类的东西，我当即答应了，因为经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周帅对文史很有兴趣，也有相当的训练和积累，如果以后能有好的机遇，定能做出一些成绩。他本科读书的学校不是很有名，周帅在那里生活得也不是很愉快，但他对学校的校史和掌故也非常熟悉，这也是我判断他对文史确有兴趣的一个原因，因为凡对自己居处历史和变迁有兴趣的人，多数是对历史保有热情，周帅应当是这样的学生。
　　胡适过去说过，“差”学校也出好学生。我相信这个判断，尤其对文史哲一类学生，关键是他们读书的趣味和对学者的理解与判断，至于在何种学校读书，一般来说还并不特别重要。周帅显然符合胡适的这种判断。当然，现代新教育制度下，有新门第观念出现。我个人理解，新门第的合理性并不在学术的承传，主要是在机会的相对容易得到。名校在现代教育制度下的作用，主要是给人面子，而面子在陌生化环境中，是我们判人识物的主要依据。至于学术的承传，现代教育制度下，名校的作用倒不是绝对的。传统教育讲的是师承，学生跟着老师跑，比如当年陆宗达在北大跟黄侃读书，黄侃要到武汉去，陆宗达也立刻从北大退学跟老师走，现在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了。陈平原如果到了武汉大学，我相信北大中文系不大会有喜欢陈平原的学生马上退学，跟他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现代教育制度下，学校比人重要，这有合理性，但也不尽完全合理，特别是对学文史哲的学生来说，我以为还是人比学校重要，但这个看法现在不可行，因为现代教育把面子看得比里子重要。比如以“２１１”和“９８５”来判断学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也不能绝对化。我在山西多年，而山西只有一所“２１１”院校，当年的名额被主事的省委领导给了太原工学院，而百年老校山西大学却与此无缘。后来太原工学院改名为太原理工大学，也办成了综合大学，也开始建立相关的文科。现在要是有一个学生问我，如果同样是历史系和中文系，在太原理工大学和山西大学之间该如何选择？那么我要先问他，如果是对学术有兴趣，想学东西，肯定是山西大学，但如果是为了找饭吃，为了面子，当然就选择太原理工大学，因为现在“２１１”高校，基本成了现行教育制度中判断学生的基本前提，太原理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在一般外行管理人员看来，一定比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要好，其实太原理工大学的历史系才办了几年，而山西大学的历史系已经办了一百年了。但现在是只问学校，不问专业，更不问人的时代，学校的名声高于一切，跟谁学，学什么倒在其次。周帅今年保送研究生，南京大学的董健先生本来要把他招到南大，周帅所在的学校里居然还不想把外推的名额给他。南京大学后来因为周帅所在的学校不是“２１１”学校的原因，最终没能成功将周帅招去。董先生自己都说，这其实毫无道理，但是他也没办法。
　　周帅能写文章，也有见识，但他这本书中的文章，多数还是谈大问题。人在青年时代都喜欢谈大问题，中年以后反而没有勇气再谈，倒是关注小事了，这和阅历相关，也与对学术的理解相关。一般来说，大问题容易谈，而小问题就不很容易；抽象的问题容易，而具体的问题就难，熟问题容易，生问题难。我曾对他说过，希望他以后在关注大问题的同时，也能多谈些小问题，这样对他的帮助可能会大一些。
　　我同时也想，这些大方面的知识，周帅是如何得来？他又是如何判断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我感觉首先是他自己的阅读取向。周帅就读的是中文系，他最喜欢的文学评论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非常著名的李劼。周帅的文章，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出李劼的影响，据周帅自己说，他从文学评论转向研究历史，和李劼的《论晚近历史》有着很大的关系。周帅对历史的兴趣，可以从他随身带着的一本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看出来，他也非常喜欢余英时和张灏的作品，这两位先生都是思想史研究的大家，周帅的文字有向思想史这方面研究靠近的趋势。
　　同时我也有些担心的是，周帅所获得的这些大方面的知识，除了自己努力的阅读外，与网络时代的到来还是有着一些关系，这倒不能简单判断为就是缺点，但对通过网络获得知识的方法，我们也要有所警惕，也就是说不能简单依赖这个获取知识的渠道，还必须建立一个原始阅读的根基，二者结合可能是未来知识来源的一个基本状态。
　　周帅还很年轻，我希望他以后能遇着好的机会，也希望有识见的学者能破除一些制度的障碍，把眼光投向那些出身并不很好，但却对学术真有兴趣也有才能的学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