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面前的是一本饶有趣味的文学研究论著。说它饶有趣味，是因为作者的切入点颇为独特，他抛开了我们常见的文本研究或背景研究而另辟蹊径，从现代文人们相互关系的视角，通过“唱和”与“辩驳”两个角度去“知人论世”，展示出了一幅熟悉却又颇为新奇的中国现代文学景观。它就是耿宝强所著的《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
　　全书从胡适与陈独秀开启新文学革命之门入手，梳理了钱玄同与刘半农、胡适与李大钊、鲁迅与周作人、徐志摩与林徽因等十二个“唱和”事例;又从胡适与梅光迪关于白话新诗的争论开始，还原了周作人与陈独秀、郁达夫与胡适、徐志摩与章士钊、鲁迅与施蛰存、朱光潜与巴金等十二个“辩驳”现场，把现代文学的发展置于这样一种关系互动的氛围之下，并且通过背景的交代、细节的研究以及思想观念的推断，形成了一部全新视角的现代文学史。
　　之所以称之为“现代文学史”，是因为作者没有简单地八卦式图解“唱和”与“辩驳”，而是在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思考之后，以一种虔诚的姿态，在大量的研究资料支撑下剖析这些关系下所诞生的思想和文本，按时间顺序选取的事例本身都围绕一个核心事件、思想或作品，事例之间既自成系统又相互关联，并向与之有关的作家作品延伸扩展，从而以与过去的研究迥异的角度，细节缀连、见微知著地观照这一段文学的历史。
　　最为重要的，应当是本书中对“人格”的关注。既然所有的线索都建立在文人的互动关系之上，那就需要剖开表面的文字呼应与交锋，找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性格特性、观念和动机。关于胡适与陈独秀的“唱和”，作者在列举了各种表面化的观点之后指出：“其实，是他们人格上有较为一致的地方”，并以1925年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对自由态度的认同加以佐证。而在傅雷与张爱玲的“辩驳”中，作者将傅雷对张爱玲的严厉批评，在归结为“人生观”相异的同时，更为深入地分析了傅雷这种“严厉”的真正来由。“由开始对张爱玲文字的欣喜关注，渐而转到了唯恐她会俗套成局的隐忧”，“在写《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案头，铺纸落笔时分，傅雷就把张爱玲看作了自己的孩子。以傅雷对自己孩子教育的严格来说，他实在是爱之弥深，责之弥切”，充满爱心的为人，是可以得到人世间最明白无误的解读的。张爱玲有生之年，如果读到过《傅雷家书》，领略了慈父严教的种种场景，不仅不会再感到丝毫委屈，应该还会感到些温暖的庆幸了”。于是，当年在外人看来那一场剑拔弩张的论战，从人格的角度分析过后，居然成为了一种误解。当然，作者从傅雷的性格、为人、教子方式以及写作文章时的表现等多个方面大跨度地找到了大量符合逻辑的证据，毫不牵强，可见其研究的深入性和系统性。
　　正是诸如此类的解读，让我们感知到现代文学史上那些令人高山仰止巨匠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学观念，以一种毫不妥协的独立精神面对那个中西古今撞击融合、社会动荡思想纷繁的时代，对认同者倾力“唱和”，对异见者大胆“辩驳”，将感情与观点完全剥离，磊落坦荡，毫无保留，形成了一种虽波涛汹涌但清澈见底的良好的论争氛围。
　　他在题为“聆听先贤绝响重建和谐生态”的前言中坦陈了自己写作本书的初衷：面对当今时代“乱象纷呈”的文学批评现状，期望以“闪烁着人类理性和智慧光芒”的现代文人特别是“五四”文人“限定在学术范围”、“胸怀坦荡”、“抛弃任何世俗功利与个人恩怨”的传统，给今人以警示和借鉴，重新建立和谐的文学批评生态。
　　反观论著中的大师们，我们不能不羞愧汗颜。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面世后，李健吾出于对巴金给予他欣赏和照顾的感激，提笔进行评论。但是，“他那耿直的秉性、坦荡的胸怀，自认为超卓的见解，不允许他有任何的偏私。感情归感情，批评自有它独立的尊严”。他在赞赏了巴金作品中的“热情”之后，对其语言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而巴金立即以书信形式作答，李健吾继续做出寸步不让的回应。两人在报纸上你来我往，锋芒毕露。但是，两人并没有因此而撕破脸皮，反而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一位坦荡的作家与一位坦荡的批评家的深厚友谊保持终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耿宝强：《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