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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出版社（下文简称文化社），成立于1955年5月，曾作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后逐渐发展为独立出版社。文化社始终秉承着巴金老人“把心交给读者”的出版理念，在实用生活和大众文化领域辛勤耕耘着。
王刚，现任文化社社长。在1999年正式进入出版界之前，中文系出身的他办过报纸，在研究所里做过研究。后来，广泛的兴趣又将他的事业引向了出版界。从他的口中，我们得以了解文化社曾经的辉煌、现今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希望。
辉煌的过去，是财富，更是动力
有着近60年历史的文化社，凝聚了巴金、郑逸梅、陈从周、张恨水、陈俊愉、陈宗懋、沈从文、黄永玉、王世襄、胡荣华、聂卫平、马晓春等著名作家、艺术家、文体名人的关爱与心血。由他们交付出版的每一部书稿，也成为了万千读者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
“当时的文化社、文艺社和音乐社共同组成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其中面向市场方面，文化社是做得最好的，也是总社中的主体，当时曾经创造过几个奇迹。”说起文化社的辉煌历史，王刚的语气中不无自豪。“当时我们出版了《上海棒针编结花样500种》和《上海钩针花样大全》，一共发行了1470万册。”如此的销售奇迹，被当时的出版业界称为“两根针走天下”的奇观。此外，《家庭日用大全》、《服装裁剪入门》、《家常菜谱》等生活用书，一度风靡全国；《中国实用文体大全》、《中国实用法律大全》等“文化十全”系列，亦曾是中国家庭必备的工具书；以《中国花经》、《中国茶经》领衔的“文化五经”，被视为文化生活领域的经典百科。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打造的“五角丛书”系列，共发行120多个品种，总发行量更是达到了4000多万册。
“文化社还创立并培育了众多期刊，直到现在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故事会》、《文化与生活》、《咬文嚼字》、《旅游天地》、《好·HOW》、《美家》等新老名牌期刊，都曾是这家老出版社旗下的一员，直到现在仍吸引着各个领域的读者。
如此的成绩，为文化社的历史写满了辉煌。但王社长也坦承历史所带来的压力。“以往取得的优异成绩，在让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如今出版社面临着市场化以及数字出版等多重的挑战，老出版社的操作模式和运行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渐渐失去了原先的活力。如何在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保住文化社的金字招牌，这是现在每一个文化社人都在努力的事情。”过去的成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将手中的财富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文化社期待着新变革。
融入市场，重新出发
2004年6月，以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画报出版社、百家出版社为基础的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正式成立。2010年12月，集团将王刚调任至文化社，期望涉猎广泛、视野开阔的他能够为这个老社带来新的生机。
“这一年，首先着力于出版社内部的稳定和经营。毕竟近年来很多老的出版社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因此当务之急是先稳定下来，再寻求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王刚认为，文化社要“融入市场，重新出发”，首先必须实现内部机制的调整。“我们目前致力于出版社的建章立制，把考核要求以及工资体系等标准都进行重新修订，走企业化的形式。只有企业化的机制才能够鼓励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团队的创造力。”
除了在体制上走企业化的道路，在具体的工作中，王刚也主张紧跟市场步伐，这体现在文化社对选题和内容的把握上。“我们在具体的出版事务中，坚持紧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重要的题材，我们会在内部分别对选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层面进行讨论，通过大家共同讨论，集思广益，来不断完善执行方案。”王刚认为，文化社中传统的工作机制相对简约，容易造成工作的过于简单化。改制之后，分工上细化了很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反复核对方案，直到把它做到最完善为止。”在全社的努力下，文化社得以摆脱连续滑坡的境况，预计今年可扭亏为盈。
对传统，要继承，更要创新
实用生活和大众文化是文化社的传统特色。王社长介绍说，文化社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考虑如何给这些传统进行更新，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他说，“再好的东西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一个系列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下去。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进行再润色。”
在传统特色方面，文化社全力发展了茶文化和葡萄酒文化两个方面。茶文化题材的图书是文化社的传统特色之一，也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化五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推出《中国茶经（修订版）》等新的茶文化系列。“历年来，关于茶文化的书籍，我们做了百八十本，因此比较有经验。而且我们的茶文化图书同科技类的图书又不太一样，我们更注重它的文化特色。”
曾经带来无限荣誉的“五角丛书”，是文化社下一步计划重点打造的项目。“这个系列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口碑，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很强的市场价值，就要看如何来打造。”树立起一个品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在已有的金字招牌上增添新的色彩，这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五角丛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品牌，之前的市场号召力太大了，所以如果重新打造，就需慎重研究。不能把这个品牌搞砸了，我们必须采取更稳定的方式，使它能够继续维系下去。”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特色的同时，文化社也立足市场，不断开发新品牌。“现在国内倡导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正是百花齐放的好时机，也适合我们文化社的发展，因为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是出版角度比较宽泛、文化的涵盖面比较广。”今年文化社开始打造中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包括图解及单本等图书，上海系列目前正在制作当中。文化社还与东方早报合作策划，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推出了《中国村支书》，书中实录了100位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村支书，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现状。近期文化社还与作家沈嘉禄策划一本关于上海牌手表的书籍。“这本书跟之前的‘熟上海’系列有点类似，就是将内容集中在生活中一些看似很小的东西上，但这些东西往往能够折射出很深的文化内涵。比如上海牌手表，它一方面是民族工业的代表，另一方面，从设计观念或是实用生活的角度来讲，它也有很多可以深入研究的文化内涵。”
出版内容的多样化，为文化社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上半年出版的《这样吃最安全》，产生了良好的市场反响；《糖尿病人的“自白”》单本书就印了十万多册；《动物的文化》入选2011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在科普图书方面，文化社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参与了今年中国科协主办的“繁荣科普创作资助计划”；《五百罗汉》近日刚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以内容为核心，向多形态发展
在王刚看来，现今出版社面临的挑战是多元化的，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将产业局限于图书形态，发展起来就会比较局促”。对此，王刚提出了“以内容为核心，向多形态发展”的发展理念。“比如图片资料的表达形态，不一定就是图书，明信片也可以，做成其他各种图片的出版和销售。我们现在的考虑是，挖掘出一些具有市场潜质的内容，然后将其以多形态来呈现。作为创意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出版业都有融入其中的迫切需要，并由此扩大其内容产品的边际效应。”
由于从事过艺术研究工作，王刚对影像比较熟悉，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也着力将影像的元素融入到图书中去，将纯粹的文字书和图像相结合，使图书的形态更加生动。《法国人的酒窝》就是文化社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案例。此书在2010年荣获法国巴黎“世界美食家图书大赛”的“世界最佳葡萄酒地图/旅游类图书奖”，是中国及亚洲首次得到的金奖。谈及这本书的成功，王刚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将影像和文字融入在一起，表达形式比较有特色，很吸引外国读者”。
作为一家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出版社，文化社也不忘将自己的成果输出国外。据王社长介绍，今年文化社对外输出的图书品种有10种，内容涉及饮食及茶文化。“通过发展版权输出，我们不但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能实现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输出版权能提高编辑团队的操作能力，使他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成功的版权输出也能增强团队的自信心，产生很大的鞭策作用。”未来，文化社还将考虑英文版的版权输出项目。
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字出版的冲击，文化社也早有动作。“我们一直都有进行内容授权。文艺出版集团也致力于电子图书的打造，并计划跟亚马逊进行合作。这个框架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纸本图书以及电子图书销售方面都会有更大的优势。”
追求多形态的发展，是文化社重拾辉煌的重要途径。但王刚依然反复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市场千变万化，但我个人认为，把内容做好是根本。有了好的内容，再采用最符合市场形势的形态，图书还是可以生存，并且依然有前途。文艺社终究还是要坚持‘内容为王’，内容不好的话，形态做得再五花八门也吸引不了读者。”
同时，要全面地融入市场，文化社还需要尽快从传统的机制中转变过来，尽快地建立和健全企业管理制度。虽然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王刚认为，“有市场就有机会，就应该去争取”，“不管将来书会变成什么形态，阅读的需要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做书需要有定力，只要固守住我们的内容优势，树立好的品牌，就一定能够形成市场号召力，这也是我们文化社需要坚持做的事情。”
王刚，现任文化社社长。在1999年正式进入出版界之前，中文系出身的他办过报纸，在研究所里做过研究。后来，广泛的兴趣又将他的事业引向了出版界。从他的口中，我们得以了解文化社曾经的辉煌、现今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希望。
辉煌的过去，是财富，更是动力
有着近60年历史的文化社，凝聚了巴金、郑逸梅、陈从周、张恨水、陈俊愉、陈宗懋、沈从文、黄永玉、王世襄、胡荣华、聂卫平、马晓春等著名作家、艺术家、文体名人的关爱与心血。由他们交付出版的每一部书稿，也成为了万千读者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
“当时的文化社、文艺社和音乐社共同组成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其中面向市场方面，文化社是做得最好的，也是总社中的主体，当时曾经创造过几个奇迹。”说起文化社的辉煌历史，王刚的语气中不无自豪。“当时我们出版了《上海棒针编结花样500种》和《上海钩针花样大全》，一共发行了1470万册。”如此的销售奇迹，被当时的出版业界称为“两根针走天下”的奇观。此外，《家庭日用大全》、《服装裁剪入门》、《家常菜谱》等生活用书，一度风靡全国；《中国实用文体大全》、《中国实用法律大全》等“文化十全”系列，亦曾是中国家庭必备的工具书；以《中国花经》、《中国茶经》领衔的“文化五经”，被视为文化生活领域的经典百科。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打造的“五角丛书”系列，共发行120多个品种，总发行量更是达到了4000多万册。
“文化社还创立并培育了众多期刊，直到现在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故事会》、《文化与生活》、《咬文嚼字》、《旅游天地》、《好·HOW》、《美家》等新老名牌期刊，都曾是这家老出版社旗下的一员，直到现在仍吸引着各个领域的读者。
如此的成绩，为文化社的历史写满了辉煌。但王社长也坦承历史所带来的压力。“以往取得的优异成绩，在让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如今出版社面临着市场化以及数字出版等多重的挑战，老出版社的操作模式和运行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渐渐失去了原先的活力。如何在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保住文化社的金字招牌，这是现在每一个文化社人都在努力的事情。”过去的成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将手中的财富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文化社期待着新变革。
融入市场，重新出发
2004年6月，以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画报出版社、百家出版社为基础的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正式成立。2010年12月，集团将王刚调任至文化社，期望涉猎广泛、视野开阔的他能够为这个老社带来新的生机。
“这一年，首先着力于出版社内部的稳定和经营。毕竟近年来很多老的出版社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因此当务之急是先稳定下来，再寻求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王刚认为，文化社要“融入市场，重新出发”，首先必须实现内部机制的调整。“我们目前致力于出版社的建章立制，把考核要求以及工资体系等标准都进行重新修订，走企业化的形式。只有企业化的机制才能够鼓励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团队的创造力。”
除了在体制上走企业化的道路，在具体的工作中，王刚也主张紧跟市场步伐，这体现在文化社对选题和内容的把握上。“我们在具体的出版事务中，坚持紧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重要的题材，我们会在内部分别对选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层面进行讨论，通过大家共同讨论，集思广益，来不断完善执行方案。”王刚认为，文化社中传统的工作机制相对简约，容易造成工作的过于简单化。改制之后，分工上细化了很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反复核对方案，直到把它做到最完善为止。”在全社的努力下，文化社得以摆脱连续滑坡的境况，预计今年可扭亏为盈。
对传统，要继承，更要创新
实用生活和大众文化是文化社的传统特色。王社长介绍说，文化社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考虑如何给这些传统进行更新，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他说，“再好的东西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一个系列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下去。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进行再润色。”
在传统特色方面，文化社全力发展了茶文化和葡萄酒文化两个方面。茶文化题材的图书是文化社的传统特色之一，也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化五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推出《中国茶经（修订版）》等新的茶文化系列。“历年来，关于茶文化的书籍，我们做了百八十本，因此比较有经验。而且我们的茶文化图书同科技类的图书又不太一样，我们更注重它的文化特色。”
曾经带来无限荣誉的“五角丛书”，是文化社下一步计划重点打造的项目。“这个系列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口碑，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很强的市场价值，就要看如何来打造。”树立起一个品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在已有的金字招牌上增添新的色彩，这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五角丛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品牌，之前的市场号召力太大了，所以如果重新打造，就需慎重研究。不能把这个品牌搞砸了，我们必须采取更稳定的方式，使它能够继续维系下去。”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特色的同时，文化社也立足市场，不断开发新品牌。“现在国内倡导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正是百花齐放的好时机，也适合我们文化社的发展，因为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是出版角度比较宽泛、文化的涵盖面比较广。”今年文化社开始打造中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包括图解及单本等图书，上海系列目前正在制作当中。文化社还与东方早报合作策划，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推出了《中国村支书》，书中实录了100位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村支书，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现状。近期文化社还与作家沈嘉禄策划一本关于上海牌手表的书籍。“这本书跟之前的‘熟上海’系列有点类似，就是将内容集中在生活中一些看似很小的东西上，但这些东西往往能够折射出很深的文化内涵。比如上海牌手表，它一方面是民族工业的代表，另一方面，从设计观念或是实用生活的角度来讲，它也有很多可以深入研究的文化内涵。”
出版内容的多样化，为文化社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上半年出版的《这样吃最安全》，产生了良好的市场反响；《糖尿病人的“自白”》单本书就印了十万多册；《动物的文化》入选2011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在科普图书方面，文化社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参与了今年中国科协主办的“繁荣科普创作资助计划”；《五百罗汉》近日刚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以内容为核心，向多形态发展
在王刚看来，现今出版社面临的挑战是多元化的，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将产业局限于图书形态，发展起来就会比较局促”。对此，王刚提出了“以内容为核心，向多形态发展”的发展理念。“比如图片资料的表达形态，不一定就是图书，明信片也可以，做成其他各种图片的出版和销售。我们现在的考虑是，挖掘出一些具有市场潜质的内容，然后将其以多形态来呈现。作为创意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出版业都有融入其中的迫切需要，并由此扩大其内容产品的边际效应。”
由于从事过艺术研究工作，王刚对影像比较熟悉，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也着力将影像的元素融入到图书中去，将纯粹的文字书和图像相结合，使图书的形态更加生动。《法国人的酒窝》就是文化社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案例。此书在2010年荣获法国巴黎“世界美食家图书大赛”的“世界最佳葡萄酒地图/旅游类图书奖”，是中国及亚洲首次得到的金奖。谈及这本书的成功，王刚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将影像和文字融入在一起，表达形式比较有特色，很吸引外国读者”。
作为一家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出版社，文化社也不忘将自己的成果输出国外。据王社长介绍，今年文化社对外输出的图书品种有10种，内容涉及饮食及茶文化。“通过发展版权输出，我们不但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能实现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输出版权能提高编辑团队的操作能力，使他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成功的版权输出也能增强团队的自信心，产生很大的鞭策作用。”未来，文化社还将考虑英文版的版权输出项目。
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字出版的冲击，文化社也早有动作。“我们一直都有进行内容授权。文艺出版集团也致力于电子图书的打造，并计划跟亚马逊进行合作。这个框架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纸本图书以及电子图书销售方面都会有更大的优势。”
追求多形态的发展，是文化社重拾辉煌的重要途径。但王刚依然反复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市场千变万化，但我个人认为，把内容做好是根本。有了好的内容，再采用最符合市场形势的形态，图书还是可以生存，并且依然有前途。文艺社终究还是要坚持‘内容为王’，内容不好的话，形态做得再五花八门也吸引不了读者。”
同时，要全面地融入市场，文化社还需要尽快从传统的机制中转变过来，尽快地建立和健全企业管理制度。虽然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王刚认为，“有市场就有机会，就应该去争取”，“不管将来书会变成什么形态，阅读的需要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做书需要有定力，只要固守住我们的内容优势，树立好的品牌，就一定能够形成市场号召力，这也是我们文化社需要坚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