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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读过《哀艳是童年》的人，势必无法忘记里面关于爱的种种辩证，犀利、精准、却又蕴含某种不能妥协的温柔。《界线》里被阶级和权力切割得世故的小女孩，《浮血猫》对于女性、身体、性别议题等既贴切又锋利的描述，《奸细》则揭露了身处社会底层的矛盾与现实。仿佛私密散文，却又拥有小说绝对的戏剧性与虚构能力，架构在现实之上显得力道十足。文体已不再是划分两者的重点，而是在她笔下成为一种新的叙述可能。于是我们记住了这个叙述者的名字，胡淑雯。她在2006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哀艳是童年》，书封洁白如雪，中央隐隐浮现女性内衣抑或是子宫的横切面，多么好的象征。夹带着独特风格的暴烈与温柔，睽违五年，她终于带来长篇新作《太阳的血是黑的》，以理性之眼，书写不正常的现实种种。
任何一个读过《哀艳是童年》的人，势必无法忘记里面关于爱的种种辩证，犀利、精准、却又蕴含某种不能妥协的温柔。《界线》里被阶级和权力切割得世故的小女孩，《浮血猫》对于女性、身体、性别议题等既贴切又锋利的描述，《奸细》则揭露了身处社会底层的矛盾与现实。仿佛私密散文，却又拥有小说绝对的戏剧性与虚构能力，架构在现实之上显得力道十足。文体已不再是划分两者的重点，而是在她笔下成为一种新的叙述可能。于是我们记住了这个叙述者的名字，胡淑雯。她在2006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哀艳是童年》，书封洁白如雪，中央隐隐浮现女性内衣抑或是子宫的横切面，多么好的象征。夹带着独特风格的暴烈与温柔，睽违五年，她终于带来长篇新作《太阳的血是黑的》，以理性之眼，书写不正常的现实种种。
只有文学可以收容不确定
在见到胡淑雯之前，对她的想象全是聪明、机敏且冷酷的，“实在太多人这样和我讲过了。”胡淑雯笑着如此自言，笑声爽朗，作风利落，一头卷发披散在肩上，她说自己根本就是一个傻大姐，爱哭爱笑，与最亲的朋友玩闹时，狂野、爆笑、下流、三八……和她“小说里的形象”根本格格不入：“这表示我还真是个创作者呢。或者说，写作将生命雕塑得更深更立体，将个体带向连自己都不熟悉的自己。”胡淑雯说：“通过写作我才发现，我跟自己好像不太熟。”身边亲密的朋友也说，看到她的照片都认不出那是谁了，相差真大：“很僵硬啊，我不习惯为了宣传而被拍照，照片应该是和喜爱的人们所留下的纪念，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需要去负担的。”是的，她从不称呼自己是作家或小说家，更屡屡纠正别人叫她“老师”，那原本就不属于她的身份：“如果一定要一个称呼的话，好吧，我会叫自己文字工作者。”
在开始专职写作之前（事实上这种说法也不精准，她觉得自己其实是专职鬼混，有点心虚），她搞妇女运动，写充满战斗力的文宣、口号，也当过记者、报纸编辑。“我所做的事情可以称之为，把资讯处理成大家习惯的样子，改变或破坏某些成见。报纸原本就是一件朝生暮死的东西，它所能做的改变其实非常细微，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对我个人而言，就会觉得自己付的代价太高了。”代价是什么？胡淑雯认为，生命里头最珍贵的乃是时间，她并不否认这个工作本身以及对其他同业者的价值：“但我发现我并没有办法在这个价值上，拥有我自己。”在工作了12年之后，她终于作了“不再上班”的决定，想要试试看自己在这个可能性下能活多久。
这样的工作经验对自己的写作有影响吗？胡淑雯坦言其实不太有关连，工作是工作，写作则是另外的事。但在这之中也产生了新的意义，“在妇运团体里，我后来发现自己无法再写那些充满战斗力的口号了，口号需要被人读懂，所以要简化，但当复杂的事情开始被简化之后，它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胡淑雯说，“现实一点都不简单。我不相信有绝对的是、绝对的非，我也对所谓的‘政治正确’感到非常的厌烦，那表示必须要策略性地去说、或者不说某些事情。在这样的状况下，真的只有文学可以收容‘不确定’，那些暧昧不明的、复杂的、歧异的……”
胡淑雯的声调轻柔而缓慢，令我想起那些一再出现在书页暗影中，所谓的失败者，边缘人，那些“不正”的他者，不就是她小说里所不断描述的对象吗？“是的，文学甚至有能力收容‘恶’，这些不属于人间的生命样态。”于是在《太阳的血是黑的》序章，智能障碍的邻居男孩“小光”便摇摆着侵入了女孩李文心的童年之梦，看见她的裸体与自己还没启蒙、却已知道要勃起的性。那样纯真又暴力的场景，为读者拉起了小说的帘幕。
写坏了的那本小说
阶级、身体、孤独、爱以及伤害，这些在前作《哀艳是童年》里已是一再书写的命题，每一篇短篇小说都锋利入骨，直指人心，充满了蛮横的魅力。也正因为那样的“首次出手”太过惊人，忍不住令人好奇她接下来的书写方式，是否都会如此的“用尽全力”？对此胡淑雯自言有点矛盾：“我知道正是因为这种强烈风格让我被记住的，我是那种暴冲的人，想写就写，但接下来我在想，是不是要抛弃这种风格呢？”处于这种矛盾中的她，也曾一度想延续这种方式，想抛弃又想建立，但最后改变她的，却是读者，“我有一些很重要的读者和朋友告诉我，这样的语言给人压迫感太重，好像作者就是要出拳把你撂倒。”因此，胡淑雯尝试改变路数，希望下一本书让读者可以呼吸，“有空间去自行诠释，更有空间去困惑，因此我试图把语言风格放松一些，不要那么紧绷，不要把力气出尽，留一点余地给别人。”
然而，风格绝非一朝一夕就可转变，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就诞生了所谓的“写坏”的第二本书，“我那时就是想放松，却松错了方向。”在《哀艳是童年》之后，花了好长的时间写就，原本已经送上了编辑台，暂名为《台北人》的作品，就这样在临出版前，被胡淑雯一手挡了下来。虽然其中包含了她很在乎、很带感情的主题，她却知道自己真的写坏了：“我不想出版一本在现实面前站不住脚、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小说。”或许任性，但这也是身为一个写作者该有的坚持，该割舍的割舍，才会知道什么该留下，“第二本书的不出版跟废弃，终究是有意义的，花费了时间与力气去发现自己‘怎么错’，或是怎么‘少错一点’，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只有犯错才能给予的经验。”
因此在新书书封上，她大方写上：“2008，写坏了第二本小说，作废。”不否认、不磨灭这本书存在过的事实，这个做法像极了胡淑雯的风格，也老引读者好奇，光是座谈会上就不知被问过几次。“哎呦，我其实只是想表示，我那时没在偷懒，是真的有在写，只是写坏了而已。”她满脸笑意地说着。现实是锚，令她停下来好好思考，才有能力继续在小说的海洋里远渡。
现实一种，废五金似的粗糙感
对于小说，尤其是自己笔下的，胡淑雯有一种对现实的敬意。“写小说，尤其要对现实抱持诚意与敬重，避免剥削现实、剥削角色，以成就小说。有鉴于此，我的笔法倾向节制、再节制。”她从不回避现实，认为有些故事应该被写出来，有些伤口则不该遗忘，或许正如《太阳的血是黑的》扉页所写的引言：“我曾向往遗忘直抵心之消亡，却无法放弃追求，追求记忆带来的自由。”遗忘什么呢？正如胡淑雯在书里借着叙述者李文心之口，拾遗了《欲望街车》电影里被删去的段落：白兰琪的初恋男孩是个同性恋，三人行未果后男孩举枪自尽。这段重要场景在电影里完全没有出现，同性恋成为一种需被删去的名词，被删除的反而最重要，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数算，疯子、变性人、性侵受害者、穷人以及……政治犯。
他们手无寸铁，还没来得及呼救便被贴上标签，惶恐地被时间逐渐遗忘发臭，这些有口难言者都成为胡淑雯笔下最关注的人物，情节不需刻意，只因那些都是真正存在过的。现实如洪水般一波波随记忆涌起，补足了制度底下，那被暴力所刻意掩埋的真相：“正因为对现实保持敬重，我对‘政治正确’没有兴趣，任何标签化的解读，全都是‘反阅读’或‘不阅读’，是一种对小说的轻蔑。”正因为这种对现实的敬意，胡淑雯才能保有自己的风格，真诚地书写他们的孤独及其暗影，也代替那些无法说话的伤口发言。
现实从来不是细致美好的，而是不断以一种粗糙感摩擦着生命，这也是胡淑雯的写作状态。“每个写作者，都应该把握自己的那一分粗糙，并且锻炼这份粗糙，让它发出废五金的光泽。如果有的只是纤细的情绪、浮夸的表演欲，很可能没办法写出真的能撼动人心的作品，每个写作者必须穿梭于高尚与低俗之间，崇高与平庸之间。”胡淑雯说：“像王文兴写《家变》，写的是平庸：体制的庸常、想象力与理念匮乏者身为人的庸碌，他不能‘以平庸书写平庸’，于是创造了一种对抗平庸的、新的文体，破坏力十足，将‘现实’变得陌异而生疏。”
高尚与低俗，崇高与平庸。这两者相依相存，互为表里。于是她写街头的泊车员，有个洋名字查理帕克，生活在台北，却具备了乡下人的粗俗、疲惫、暴躁，每日为了讨生活在街头卖命，却期望女儿能越过界线到达另一边，成为能够给他小费的、不同阶层的人。也写大官的后代，权贵子弟小海从小受精英教育，没事便喝饭店下午茶，手握银制刀叉摇晃酒杯，无数女孩献殷勤，却爱上受害者后代的女孩。李文心的外公，正是让海爷爷在判决书上签了名，送进绿岛一关就是十几年的人。“台北人在沉默中学会遗忘，遗忘大逮捕的恐怖，连监狱都洗去了血污，化身游乐园的大饭店……”台北军法处化作来来饭店，保安处成为西门町，欢乐掩盖了记忆，但胡淑雯不曾遗忘，也不容许她笔下的角色遗忘，而是要他们正正当当、理直气壮活在现实里。
文学，精神上的朋友
胡淑雯不愿意做个失去历史的人，她珍惜自己的记忆，也珍惜自己以外的记忆：“当人受到某些现实的撞击后，会忍不住想对他人诉说。”但在台湾，这样的历史一旦透过政治语言来述说，便会变得剑拔弩张，成为一种工具：“最能收容这些历史记忆的其实是小说，只有小说能够温柔且慎重地面对这些。”胡淑雯如此真心，毫无保留的信奉着文学。
话题一转，她说自己已经在构思下一本书了，可能会写一个彻底的爱情小说，或者在爱欲和反抗间挣扎的故事：“文学对我而言，是我被现实强力摩擦许久之后，才找到的精神上的朋友，到后来变成恋爱的对象。跟文学谈恋爱是很快乐的，他不是一个虚无飘渺的小玩意，在同时接受了现实之后，才发现了对文学扎实的热情，因此我变成一个严肃的读者，再成为一个写作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巨大的爱，让她温容且宽容地，书写那些徘徊在人间的孤独暗影，站在同一条界线悄声说：是的，我同意你们，太阳的血是黑的。
任何一个读过《哀艳是童年》的人，势必无法忘记里面关于爱的种种辩证，犀利、精准、却又蕴含某种不能妥协的温柔。《界线》里被阶级和权力切割得世故的小女孩，《浮血猫》对于女性、身体、性别议题等既贴切又锋利的描述，《奸细》则揭露了身处社会底层的矛盾与现实。仿佛私密散文，却又拥有小说绝对的戏剧性与虚构能力，架构在现实之上显得力道十足。文体已不再是划分两者的重点，而是在她笔下成为一种新的叙述可能。于是我们记住了这个叙述者的名字，胡淑雯。她在2006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哀艳是童年》，书封洁白如雪，中央隐隐浮现女性内衣抑或是子宫的横切面，多么好的象征。夹带着独特风格的暴烈与温柔，睽违五年，她终于带来长篇新作《太阳的血是黑的》，以理性之眼，书写不正常的现实种种。
只有文学可以收容不确定
在见到胡淑雯之前，对她的想象全是聪明、机敏且冷酷的，“实在太多人这样和我讲过了。”胡淑雯笑着如此自言，笑声爽朗，作风利落，一头卷发披散在肩上，她说自己根本就是一个傻大姐，爱哭爱笑，与最亲的朋友玩闹时，狂野、爆笑、下流、三八……和她“小说里的形象”根本格格不入：“这表示我还真是个创作者呢。或者说，写作将生命雕塑得更深更立体，将个体带向连自己都不熟悉的自己。”胡淑雯说：“通过写作我才发现，我跟自己好像不太熟。”身边亲密的朋友也说，看到她的照片都认不出那是谁了，相差真大：“很僵硬啊，我不习惯为了宣传而被拍照，照片应该是和喜爱的人们所留下的纪念，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需要去负担的。”是的，她从不称呼自己是作家或小说家，更屡屡纠正别人叫她“老师”，那原本就不属于她的身份：“如果一定要一个称呼的话，好吧，我会叫自己文字工作者。”
在开始专职写作之前（事实上这种说法也不精准，她觉得自己其实是专职鬼混，有点心虚），她搞妇女运动，写充满战斗力的文宣、口号，也当过记者、报纸编辑。“我所做的事情可以称之为，把资讯处理成大家习惯的样子，改变或破坏某些成见。报纸原本就是一件朝生暮死的东西，它所能做的改变其实非常细微，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对我个人而言，就会觉得自己付的代价太高了。”代价是什么？胡淑雯认为，生命里头最珍贵的乃是时间，她并不否认这个工作本身以及对其他同业者的价值：“但我发现我并没有办法在这个价值上，拥有我自己。”在工作了12年之后，她终于作了“不再上班”的决定，想要试试看自己在这个可能性下能活多久。
这样的工作经验对自己的写作有影响吗？胡淑雯坦言其实不太有关连，工作是工作，写作则是另外的事。但在这之中也产生了新的意义，“在妇运团体里，我后来发现自己无法再写那些充满战斗力的口号了，口号需要被人读懂，所以要简化，但当复杂的事情开始被简化之后，它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胡淑雯说，“现实一点都不简单。我不相信有绝对的是、绝对的非，我也对所谓的‘政治正确’感到非常的厌烦，那表示必须要策略性地去说、或者不说某些事情。在这样的状况下，真的只有文学可以收容‘不确定’，那些暧昧不明的、复杂的、歧异的……”
胡淑雯的声调轻柔而缓慢，令我想起那些一再出现在书页暗影中，所谓的失败者，边缘人，那些“不正”的他者，不就是她小说里所不断描述的对象吗？“是的，文学甚至有能力收容‘恶’，这些不属于人间的生命样态。”于是在《太阳的血是黑的》序章，智能障碍的邻居男孩“小光”便摇摆着侵入了女孩李文心的童年之梦，看见她的裸体与自己还没启蒙、却已知道要勃起的性。那样纯真又暴力的场景，为读者拉起了小说的帘幕。
写坏了的那本小说
阶级、身体、孤独、爱以及伤害，这些在前作《哀艳是童年》里已是一再书写的命题，每一篇短篇小说都锋利入骨，直指人心，充满了蛮横的魅力。也正因为那样的“首次出手”太过惊人，忍不住令人好奇她接下来的书写方式，是否都会如此的“用尽全力”？对此胡淑雯自言有点矛盾：“我知道正是因为这种强烈风格让我被记住的，我是那种暴冲的人，想写就写，但接下来我在想，是不是要抛弃这种风格呢？”处于这种矛盾中的她，也曾一度想延续这种方式，想抛弃又想建立，但最后改变她的，却是读者，“我有一些很重要的读者和朋友告诉我，这样的语言给人压迫感太重，好像作者就是要出拳把你撂倒。”因此，胡淑雯尝试改变路数，希望下一本书让读者可以呼吸，“有空间去自行诠释，更有空间去困惑，因此我试图把语言风格放松一些，不要那么紧绷，不要把力气出尽，留一点余地给别人。”
然而，风格绝非一朝一夕就可转变，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就诞生了所谓的“写坏”的第二本书，“我那时就是想放松，却松错了方向。”在《哀艳是童年》之后，花了好长的时间写就，原本已经送上了编辑台，暂名为《台北人》的作品，就这样在临出版前，被胡淑雯一手挡了下来。虽然其中包含了她很在乎、很带感情的主题，她却知道自己真的写坏了：“我不想出版一本在现实面前站不住脚、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小说。”或许任性，但这也是身为一个写作者该有的坚持，该割舍的割舍，才会知道什么该留下，“第二本书的不出版跟废弃，终究是有意义的，花费了时间与力气去发现自己‘怎么错’，或是怎么‘少错一点’，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只有犯错才能给予的经验。”
因此在新书书封上，她大方写上：“2008，写坏了第二本小说，作废。”不否认、不磨灭这本书存在过的事实，这个做法像极了胡淑雯的风格，也老引读者好奇，光是座谈会上就不知被问过几次。“哎呦，我其实只是想表示，我那时没在偷懒，是真的有在写，只是写坏了而已。”她满脸笑意地说着。现实是锚，令她停下来好好思考，才有能力继续在小说的海洋里远渡。
现实一种，废五金似的粗糙感
对于小说，尤其是自己笔下的，胡淑雯有一种对现实的敬意。“写小说，尤其要对现实抱持诚意与敬重，避免剥削现实、剥削角色，以成就小说。有鉴于此，我的笔法倾向节制、再节制。”她从不回避现实，认为有些故事应该被写出来，有些伤口则不该遗忘，或许正如《太阳的血是黑的》扉页所写的引言：“我曾向往遗忘直抵心之消亡，却无法放弃追求，追求记忆带来的自由。”遗忘什么呢？正如胡淑雯在书里借着叙述者李文心之口，拾遗了《欲望街车》电影里被删去的段落：白兰琪的初恋男孩是个同性恋，三人行未果后男孩举枪自尽。这段重要场景在电影里完全没有出现，同性恋成为一种需被删去的名词，被删除的反而最重要，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数算，疯子、变性人、性侵受害者、穷人以及……政治犯。
他们手无寸铁，还没来得及呼救便被贴上标签，惶恐地被时间逐渐遗忘发臭，这些有口难言者都成为胡淑雯笔下最关注的人物，情节不需刻意，只因那些都是真正存在过的。现实如洪水般一波波随记忆涌起，补足了制度底下，那被暴力所刻意掩埋的真相：“正因为对现实保持敬重，我对‘政治正确’没有兴趣，任何标签化的解读，全都是‘反阅读’或‘不阅读’，是一种对小说的轻蔑。”正因为这种对现实的敬意，胡淑雯才能保有自己的风格，真诚地书写他们的孤独及其暗影，也代替那些无法说话的伤口发言。
现实从来不是细致美好的，而是不断以一种粗糙感摩擦着生命，这也是胡淑雯的写作状态。“每个写作者，都应该把握自己的那一分粗糙，并且锻炼这份粗糙，让它发出废五金的光泽。如果有的只是纤细的情绪、浮夸的表演欲，很可能没办法写出真的能撼动人心的作品，每个写作者必须穿梭于高尚与低俗之间，崇高与平庸之间。”胡淑雯说：“像王文兴写《家变》，写的是平庸：体制的庸常、想象力与理念匮乏者身为人的庸碌，他不能‘以平庸书写平庸’，于是创造了一种对抗平庸的、新的文体，破坏力十足，将‘现实’变得陌异而生疏。”
高尚与低俗，崇高与平庸。这两者相依相存，互为表里。于是她写街头的泊车员，有个洋名字查理帕克，生活在台北，却具备了乡下人的粗俗、疲惫、暴躁，每日为了讨生活在街头卖命，却期望女儿能越过界线到达另一边，成为能够给他小费的、不同阶层的人。也写大官的后代，权贵子弟小海从小受精英教育，没事便喝饭店下午茶，手握银制刀叉摇晃酒杯，无数女孩献殷勤，却爱上受害者后代的女孩。李文心的外公，正是让海爷爷在判决书上签了名，送进绿岛一关就是十几年的人。“台北人在沉默中学会遗忘，遗忘大逮捕的恐怖，连监狱都洗去了血污，化身游乐园的大饭店……”台北军法处化作来来饭店，保安处成为西门町，欢乐掩盖了记忆，但胡淑雯不曾遗忘，也不容许她笔下的角色遗忘，而是要他们正正当当、理直气壮活在现实里。
文学，精神上的朋友
胡淑雯不愿意做个失去历史的人，她珍惜自己的记忆，也珍惜自己以外的记忆：“当人受到某些现实的撞击后，会忍不住想对他人诉说。”但在台湾，这样的历史一旦透过政治语言来述说，便会变得剑拔弩张，成为一种工具：“最能收容这些历史记忆的其实是小说，只有小说能够温柔且慎重地面对这些。”胡淑雯如此真心，毫无保留的信奉着文学。
话题一转，她说自己已经在构思下一本书了，可能会写一个彻底的爱情小说，或者在爱欲和反抗间挣扎的故事：“文学对我而言，是我被现实强力摩擦许久之后，才找到的精神上的朋友，到后来变成恋爱的对象。跟文学谈恋爱是很快乐的，他不是一个虚无飘渺的小玩意，在同时接受了现实之后，才发现了对文学扎实的热情，因此我变成一个严肃的读者，再成为一个写作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巨大的爱，让她温容且宽容地，书写那些徘徊在人间的孤独暗影，站在同一条界线悄声说：是的，我同意你们，太阳的血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