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深秋，一个星期六，我很早就出门了。
　　从地铁站出来，熙熙攘攘的人群，操着东西南北的口音，在天安门拍照留念。
　　我拨开人群，躲开别人的镜头，径直走过。
　　穿过天安门城楼，穿过端午门，直进故宫博物院，我知道，那一件稀世珍品在等我。
　　延禧宫里，静静地躺着，那幅《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太有名了。它出现在一本本高档的、低档的画册上，出现在高中语文课本的封面上，出现在电视剧《水浒传》的片头片尾，甚至是一家家大小食肆的招牌上，但它总是背景。或许是因为它简单的色彩，从不喧宾夺主，它的古朴，却可以渲染出一个温暖而怀旧的氛围。它从不争抢，默默地做它的背景，那一层薄薄的微黄的晕，便成了它的性格。
　　今天，我站在了它的面前。是一幅窄窄长长的手卷。看一眼《清明上河图》，这曾经是多少前辈的先生们毕生的奢望。然而，当我真正面对着它，心里却是如此的平静与安详。这老画，像一杯陈年的普洱已经淡褪了烟火的气息，入口只剩下甘醇。琥珀色的老茶，微黄的老画，阅尽了沧桑，你品饮欣赏着它的时候，它似乎也正在品饮、欣赏着你。那画上的树枝，在对你摇摆；那画上的人，在对你说笑。似能够听到流水的声音，那是画右端一方幽静的田园；似能够听到纷扰的市声，那是画中央一片热闹的集市；似能够听到牧童的短笛吹响耳畔，那是从集市归来，乡村里一曲悠悠然的牧歌。
　　听过一首箫、筝合奏的曲子，就叫做《清明上河图》，起初不明白，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如今，却似乎听懂了它的诠释。它就是《清明上河图》，由平静到忙碌，又由忙碌归于平静。张维良先生那断续的、朦胧的箫声，如流水般滑过耳际，仿佛一个古老的梦境，轻轻铺展在面前。曲终梦醒，一切尽是回忆。
　　猛然想起，这曲子是被林谷芳先生收在他编的一套CD里，叫做《茶与乐的对话》。《清明上河图》正是收在《普洱》这张碟上。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性灵交汇的必然。茶与乐对话，乐与画对话，文化相通。站在《清明上河图》的面前，突然体会了陈年的普洱，那洗尽铅华的朴素，突然听懂了那箫的朦胧，筝的从容。《清明上河图》，已不是一幅单纯的画作，它有着太多的负载，它负载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了千年的灵魂；它是一张网，网罗着一段历史，一段情感，一种挥之不去的共同记忆，它已成了中华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
　　那天，台北飘着雨，台湾女作家张晓风独自一人，撑着伞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怀着一样虔敬的心情，来看《清明上河图》。张晓风的文字很干净，或者说，很淡。淡淡的，却总是漾着那么一点点忧郁。她写《清明上河图》，依旧是淡淡的：“一片完好的汴梁旧风物”。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一句，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就像面前的《清明上河图》。只是读着读着，张晓风式的忧郁仿佛又席卷而来，细碎的雨声中，她一个女子，在海峡对岸的一隅，凝视着这幅中原的古画，心里，是孤独，是苦涩，还是伤感?她笔下涓涓淌过的那篇《清明上河图》，似乎，还带着淡淡的泪痕。
　　《清明上河图》仍是背景，是一种文化情结的背景。那窄窄长长的画卷，已经成了一种剪不断的文化情感的维系。那微微的黄晕里，大画家张择端望着我们，画中人定格在一个个瞬间，晓风残泪未干，箫声渐行渐远，口中只留下老普洱若隐若现的余韵，一丝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