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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是无奈的抗争，还是理想的归航？从负重前行到安身立命，一群坚韧的创造者从一张火车票启程，开始了自己的奋斗之路，精彩与否，冷暖自知。
逃离“北上广”，抑或回归“北上广”，这一话题甫一问世，就吸引各方关注，让徘徊在都市中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刚刚进入社会的高学历年轻群体如何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中抉择，并寻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之所？
当梦想遭遇现实
“当时的想法很懵懂，就想着留北京闯荡一下，学这个专业就当个职业经理人。”桌子对面的陈辉，轻描淡写地说着当年的理想。
陈辉，安徽庐江人，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金融专业。三年间，他曾分别就职于民企、国企、上市公司。从一个“不会用传真机”的职场菜鸟成长为别人眼中的“高级白领”，职位也从月薪几百元的实习生转变为三千元的销售部总监。
然而，风光的工作并没有让他生活得更体面。“一直和人拼租，住在一个城中村的平房区。第一年冬天，怕中毒，不敢用北京的火炉子，就裹着棉被冻着。”
说到这，陈辉笑了，疲惫的脸上闪过一丝自嘲。每晚钢筋水泥、破土动工的声音，几年来让他处在严重缺觉的状态下。
如大部分在“北上广”寻梦的年轻人一样，他每个月的收入，除去房租、交通费、交际费、服装费和偶尔给女朋友制造个惊喜外，就所剩无几了。
“每天在一号线地铁里，被挤成‘压缩饼干’，连呼吸都费劲。我想这个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父母也曾提出帮他买房，但孝顺的他拒绝了。北京高处不胜寒的房价，是远在家乡的父母不能理解的。拥堵的交通、稀薄的空气、高涨的物价，还有已渐飘渺的梦想，似乎一切都在催促他回到庐江，那个安逸的小城，他的家乡。
陈辉是北京700多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也是北京每年20万高校毕业生之一。他是蚁族，是月光族，是没有脱产的啃老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还会成为裸婚、蜗居的一员。
陈辉所置身的这个庞大的群体，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直辖市与经济发达地区，根据目前官方统计数据，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总人数约为300万人，并逐年上升。
负重前行
家在湖南益阳的蔡静是一个性格腼腆而又内心倔强的女孩，和许多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她前往广州工作。五年中，她很少回家，“不是不想，只是怕看见爸妈就忍不住哭。”
所学的通信专业，在湖南没有对口的就业市场，是蔡静和她的同学们奔向“北上广”的根本原因。
更多的就业机遇、更高的发展空间、更完善的保障体系、更好的生活水平，大城市就像强力的磁场吸引着年轻人趋之若鹜。
同时，“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尴尬身份，从未让蔡静在广州找到归属感，她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自己为之奋斗的城市，不能把她当自己人。在效力5年的单位，因为户籍问题，她没有考事业编制的资格，现在还是别人眼中的“临时工”。
对于28岁还单身的女儿，父母只能干着急。“实在不行，就回来吧。托人找个工作，在爸妈身边比什么都强。”
面对父母一次次的劝说，蔡静犹豫了。早已习惯大城市生活的她，总是问自己是否还能适应家乡的生活。蔡静的家乡，是一个在小圈子里打转，一个没有话剧院，甚至没有图书馆的小城市。
“家乡的生活成本低些，我会过得舒服点；家乡的人际关系简单点，我不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可我的一生就这样了吗？读了这么多年书，就为了这些吗？”
电话中，蔡静告诉记者，现在她不愿意想太遥远的事情，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而她也准备给自己最后一年时间，如果事业再无起色，就收拾行囊……
绕不出的“怪圈”
没有数据能够显示，折回“北上广”的趋势有多么强烈。但不可否认，在教育产业化的推波助澜下，涌入一线城市的高学历年轻群体从未减少，甚至越聚越多。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社会科学院城市所研究员赵继敏认为，城市间的差异是人口定向流动的自然驱动力。
从城市的区别看，“北上广”属于我国的门户城市，与国际接轨更为密切，能吸引有实力的外资企业入驻，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产业结构类型看，大城市以三产为主，尤其是高端行业，比如文化、金融、商务等，更符合高校人才的对口择业。而在中小城市则是以制造业为主。“特别是像浙江等省，他们更需要的是产业工人。”
自己的家乡因为工业技术薄弱，产业化水平落后，导致大学生没有用武之地，而一线城市却人才济济，承受压力日渐饱和。
这似乎是一个绕不出的“怪圈”。这群以“80后”为主的年轻奋斗者，在中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的交织下，面临着他们的父辈不曾遭遇的困境。
“‘北上广’的资源稀缺，年轻人扎堆过来打拼，自身压力大，对社会的发展也没有效率。如果大学生学成之后建设家乡，才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赵继敏坦言。
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平衡各种资源配备，吸引人才回归建设家乡，成为当今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最适合的地方
一线城市有着令人艳羡的高端平台、更为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用青春赌明天的战场。当然，居高不下的房价、似有若无的距离感，让他们难以扎下根来。而宜居的中小城市，有着熟悉的亲属圈子、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但城市间的巨大落差，也绝非完美的世外桃源。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难处，小城市有小城市的烦恼。有人在和高昂房价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也有人在现实中负重前行。梦想和现实的交锋中，选择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让人很难评说其中的复杂和苦涩。
在记者探访的“寻梦者”中，郭军的想法更为实在，“在上海奋斗几年，不为房子、车子、票子，就为能力、人脉、资源。在这里就业长本事，是为更好地回家创业。”
郭军把自己的奋斗之路，定出了几个“三年计划”，同时利用大都市信息更替快的优势，寻找创业的金点子；在工作中，广结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为自主创业打下团队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松林建议，年轻人应该考虑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慎重做出决定。毕竟，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优缺点，什么是幸福，只有自己才能判定。
“一定得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年轻人不能在这个城市里永远处于徘徊状态，而应该一直向前冲。我对我所有的学生都是激励的，你可以走，可以再回来，只是不要停留。”李松林教授如是说。
逃离“北上广”，抑或回归“北上广”，这一话题甫一问世，就吸引各方关注，让徘徊在都市中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刚刚进入社会的高学历年轻群体如何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中抉择，并寻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之所？
当梦想遭遇现实
“当时的想法很懵懂，就想着留北京闯荡一下，学这个专业就当个职业经理人。”桌子对面的陈辉，轻描淡写地说着当年的理想。
陈辉，安徽庐江人，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金融专业。三年间，他曾分别就职于民企、国企、上市公司。从一个“不会用传真机”的职场菜鸟成长为别人眼中的“高级白领”，职位也从月薪几百元的实习生转变为三千元的销售部总监。
然而，风光的工作并没有让他生活得更体面。“一直和人拼租，住在一个城中村的平房区。第一年冬天，怕中毒，不敢用北京的火炉子，就裹着棉被冻着。”
说到这，陈辉笑了，疲惫的脸上闪过一丝自嘲。每晚钢筋水泥、破土动工的声音，几年来让他处在严重缺觉的状态下。
如大部分在“北上广”寻梦的年轻人一样，他每个月的收入，除去房租、交通费、交际费、服装费和偶尔给女朋友制造个惊喜外，就所剩无几了。
“每天在一号线地铁里，被挤成‘压缩饼干’，连呼吸都费劲。我想这个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父母也曾提出帮他买房，但孝顺的他拒绝了。北京高处不胜寒的房价，是远在家乡的父母不能理解的。拥堵的交通、稀薄的空气、高涨的物价，还有已渐飘渺的梦想，似乎一切都在催促他回到庐江，那个安逸的小城，他的家乡。
陈辉是北京700多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也是北京每年20万高校毕业生之一。他是蚁族，是月光族，是没有脱产的啃老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还会成为裸婚、蜗居的一员。
陈辉所置身的这个庞大的群体，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直辖市与经济发达地区，根据目前官方统计数据，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总人数约为300万人，并逐年上升。
负重前行
家在湖南益阳的蔡静是一个性格腼腆而又内心倔强的女孩，和许多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她前往广州工作。五年中，她很少回家，“不是不想，只是怕看见爸妈就忍不住哭。”
所学的通信专业，在湖南没有对口的就业市场，是蔡静和她的同学们奔向“北上广”的根本原因。
更多的就业机遇、更高的发展空间、更完善的保障体系、更好的生活水平，大城市就像强力的磁场吸引着年轻人趋之若鹜。
同时，“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尴尬身份，从未让蔡静在广州找到归属感，她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自己为之奋斗的城市，不能把她当自己人。在效力5年的单位，因为户籍问题，她没有考事业编制的资格，现在还是别人眼中的“临时工”。
对于28岁还单身的女儿，父母只能干着急。“实在不行，就回来吧。托人找个工作，在爸妈身边比什么都强。”
面对父母一次次的劝说，蔡静犹豫了。早已习惯大城市生活的她，总是问自己是否还能适应家乡的生活。蔡静的家乡，是一个在小圈子里打转，一个没有话剧院，甚至没有图书馆的小城市。
“家乡的生活成本低些，我会过得舒服点；家乡的人际关系简单点，我不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可我的一生就这样了吗？读了这么多年书，就为了这些吗？”
电话中，蔡静告诉记者，现在她不愿意想太遥远的事情，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而她也准备给自己最后一年时间，如果事业再无起色，就收拾行囊……
绕不出的“怪圈”
没有数据能够显示，折回“北上广”的趋势有多么强烈。但不可否认，在教育产业化的推波助澜下，涌入一线城市的高学历年轻群体从未减少，甚至越聚越多。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社会科学院城市所研究员赵继敏认为，城市间的差异是人口定向流动的自然驱动力。
从城市的区别看，“北上广”属于我国的门户城市，与国际接轨更为密切，能吸引有实力的外资企业入驻，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产业结构类型看，大城市以三产为主，尤其是高端行业，比如文化、金融、商务等，更符合高校人才的对口择业。而在中小城市则是以制造业为主。“特别是像浙江等省，他们更需要的是产业工人。”
自己的家乡因为工业技术薄弱，产业化水平落后，导致大学生没有用武之地，而一线城市却人才济济，承受压力日渐饱和。
这似乎是一个绕不出的“怪圈”。这群以“80后”为主的年轻奋斗者，在中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的交织下，面临着他们的父辈不曾遭遇的困境。
“‘北上广’的资源稀缺，年轻人扎堆过来打拼，自身压力大，对社会的发展也没有效率。如果大学生学成之后建设家乡，才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赵继敏坦言。
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平衡各种资源配备，吸引人才回归建设家乡，成为当今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最适合的地方
一线城市有着令人艳羡的高端平台、更为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用青春赌明天的战场。当然，居高不下的房价、似有若无的距离感，让他们难以扎下根来。而宜居的中小城市，有着熟悉的亲属圈子、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但城市间的巨大落差，也绝非完美的世外桃源。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难处，小城市有小城市的烦恼。有人在和高昂房价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也有人在现实中负重前行。梦想和现实的交锋中，选择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让人很难评说其中的复杂和苦涩。
在记者探访的“寻梦者”中，郭军的想法更为实在，“在上海奋斗几年，不为房子、车子、票子，就为能力、人脉、资源。在这里就业长本事，是为更好地回家创业。”
郭军把自己的奋斗之路，定出了几个“三年计划”，同时利用大都市信息更替快的优势，寻找创业的金点子；在工作中，广结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为自主创业打下团队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松林建议，年轻人应该考虑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慎重做出决定。毕竟，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优缺点，什么是幸福，只有自己才能判定。
“一定得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年轻人不能在这个城市里永远处于徘徊状态，而应该一直向前冲。我对我所有的学生都是激励的，你可以走，可以再回来，只是不要停留。”李松林教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