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为生，原是形容读书人为稻粱谋的艰难辛酸：穷徒四壁，别无长物，唱罢《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需面对现实重整河山，于是斜倚黄卷青灯，万般无奈地施展雕虫小技换取一瓢饮……
　　几年前我以外省诗人的身份客居京华，在某家出版社谋得个类似刀笔小吏的差使——白天坐在办公桌前对如山的来稿大动干戈，晚上则退隐斗室，纸上谈兵，把云蒸霞蔚的灵感从天花板上采撷下来。文人嘛，干不了别的，只有和文字打交道了。我面壁磨剑，卧薪尝胆，寄希望于把手头的活儿练得更加圆润，便可以纵横天下，仰天大笑出门去。
　　据说某大音乐家也有过落魄维也纳街头的经历，他踱进醇酒美食的餐馆而深恨囊中羞涩，索性向老板借来羽毛笔，在油迹斑斑的菜单空白处写了一段曲子以代账单，识货的老板果然为之摆出丰盛的宴席。而那支来历不凡的曲子，几十年后仍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唱片或磁带里。这件事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艺术不应该逊色于金钱。而杰出的艺术品甚至比货币的流通拥有更为深远的市场。但艺术的高贵在现实中又常常不堪一击———如果那位老板不懂得艺术的价值，必将把饥寒交迫的音乐家当作疯子驱逐出铁面无情的柜台。总之听说了这支世界名曲诞生的故事，我的心忧伤地战栗。
　　艺术家忍痛出卖惨淡经营的作品，是无奈，而不可耻——因为这一举动蕴藉着高尚的用意，它牵涉到艺术生命艰难而执著的延续。贫困潦倒的凡高如果侥幸卖掉一幅画，他必定会用两块铜板抢购告馨的锡管颜料与画布，再用仅剩下的一块铜板换取廉价的黑面包，这样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一星期的自由：这一星期既不用担心饿死，又不至于弹尽粮绝地中断呕心沥血的创作。
　　卖文为生，对于任重道远的文人们来说应该算件悲壮的事，谁也逃避不了人间烟火，但有限的付出，是为了无限的索取——对艺术境界的贪婪是伟大的，为艺术而贡献的代价亦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长铗归去兮，食无鱼，出无车……”我跻身铁打营盘的京城，深深体会到创业艰难与谋生不易。两袖清风而又不名一文，走在直通青天的长安街上，我觉得自己很渺小，简直可以混淆于一粒尘沙。一枚落叶。忍将龙泉换酒资，多少次在低矮昏暗的末流餐馆里弹铗而歌，顾影自怜，为束之高阁的宏图无法舒展而不平则鸣。单位里的薪水很菲薄——顶多相当于陶渊明的五斗米吧，聊以糊口：而大街上的豪富名流无以计数。李白“吾辈岂是蓬蒿人”的酒后狂言，时常冲撞着我驿动的心，百折不挠，我是不习惯对生活服输的——甚至打个平手我都很难满意，而当时对于一切从零开始的我来说，面临层出不穷的困境，冷酷无情的实际生活简直是以钢铁车轮的形态挤压着我。我知道该到了和生活掰手腕的时候了，我首先要保证自己握惯了笔的右手不至于被压倒在桌面上。
　　这是一个物质无敌的时代。单位住房紧缺，我在近郊的麦子店一带租了间破败不堪的民房，苦苦支撑起一架贫寒的行军床，大雪之夜蜷缩在床头就一盏台灯读书或写作，颇有点马背吟诗的气氛。在不生火的平房里，我文思泉涌，对生活唯一的祈祷就是：千万别把我的墨水瓶冻住了，请允许我把头脑中的这首诗写完，死而无憾!而那几年里，生活是以房东的面目出现的，天天如影随形地催逼着我交纳本月昂贵的房租。一位诗人为面包而烦恼的情景，注定是一个时代中无人过问的悲怆的喜剧。要想为艺术而献身，首先要学会为面包而奋斗——这就是物质规律凌驾一切的时代对艺术家们的教育。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常有远道而来约稿的外省编辑，敲开我麦子店寓所的柴扉，大吃一惊：“老兄的文章遍地开花，想不到都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里诞生的!”我环顾四周笑答：“飞机大炮还不是在车间里制造出来的吗?”多少年之后，我会感谢这落后的文字作坊中最初的铁锤与炉火，它锻打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我。
　　永远铭记着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故事，一位首饰作坊里打扫战场的老雇工，长年累月地清扫着地板上散落的尘土，并且小心翼翼保存在一个大布袋里，终于有一天，经过精心筛选、提炼，他用混杂在尘土中的金沙银屑，打制出一朵单薄别致的金蔷薇。这个故事以《珍贵的尘土》命名。尘土是低贱的，但里面混杂的至真至美的颗粒却是昂贵无价的；生活是实际而琐碎的，但对生活的抵抗与超越则接近于审美。我终于赢得在高楼上吟诗，在落地玻璃窗前看风景的资格，但麦子店时期低矮破败的我的文字作坊啊，令人怀念，因为那里面潜藏着我无数次心灵抗争的弹片——而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它们已构成性格中坚强而不可或缺的零件
　　
　　编　辑　胡莉莉